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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著名学者白馥兰作品！
从技术史角度了解晚期帝制时代的中国！
在技术方面，中国曾经有过创造力丰富的繁荣阶段，中国文明有着世界上*精湛的技术。然而，在1400年前后，中国却开始步入到一个技术上止步不前并日趋衰落的时代。在另外一种历史叙事中我们却能看到，明、清帝国这位技术上萎靡不振的巨人却生气勃勃，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中华帝国的富裕、强盛至少持续到18世纪末。这两种表面上互为矛盾的历史叙事，到底说明了什么？本书让我们矛盾性之下的相容性。
本书关注了从耕织到绘图、建房、开药方或者写文章等不同技术，对于日常生活中宏观与微观政治之间的交互作用、晚期帝制中的治理手段都提供非常丰富的深刻见解。这些研究让我们看到，性别原则被编织进整个帝国的经纬脉络当中：上至宇宙观以及统治理念，下至国家建制的物质基础以及家庭环境中的日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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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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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从性别、技术、历史的角度，重新对帝制中国的大转型这一宏阔主题进行了细微的探索，独具慧眼，分析透彻，给人启发。书中提供了关于晚期帝制中国的个案研究，它包含了众多的理论背景、思路梳理，有分析方法的引入，也有极为开阔宏大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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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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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馥兰（Francesca Bray），英国皇家学术院院士、国际技术史学会主席，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组成员。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系列《中国农业史》（上下两卷）作者。主要研究领域有科学、技术及医学人类学，性别研究以及中国和东亚研究。现任英国爱丁堡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荣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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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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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列表 1
致谢 1
版权许可说明 1
导论:技术的权与力 1
第一部分 道德秩序的物质基础
第一章 生活机器:中国晚期帝制时代的居家建筑与社会秩序的打造 49
生活机器 50
在晚期帝制中国打造新型社会秩序 54
物质上与道德上的模糊性 64
技术作为文化 68
第二章 教化与养民的景观:晚期帝制中国的自然资源、人与国家 69
后稷之国 72
鱼米之乡 78
农业国家的天命授权 85
养民与教化的景观 88
一半满、一半空的杯子 101
第二部分 女子之术:锻造女性的美德懿行
第三章 女性的工作与女性的位置:纺织物与社会性别 109
女德与社会秩序 117
妇女的劳作与家庭地位 127
关联与隔离:织物与域界隔离 133
女性工作与男权制 139
第四章 支撑感觉的构架:礼教、愿望以及一个自己的地方 143
房屋与现代存在:意义并行的构筑学 145
对现代空间的理论阐释 153
中国式“在房屋中存在”的构筑学 157
礼教空间与展示正统的建筑 159
风水空间:自私的愿望? 164
审美的空间:与道德无关的美与慧 167
家庭和顺的空间 172
居家空间与通往现代性之路 179
第五章 生育力的故事:医案中的生殖叙事 184
晚期帝制中国的医案 187
女性的健康 190
结语 200
第三部分 男子之术:毛笔、耕犁以及技术知识的本质
第六章 科学·技能·技术———物事与知识之间的通道:以帝制中国的农业为例 205
科学、技能和技术 209
晚期帝制中国:农学作为国家的科学 216
结语 228
第七章 君子之务:精熟地驾驭耕作知识 233
私修农书 235
徐光启:脚踏两种传统 245
治家的才德 253
第八章 农事图像:是技术蓝图，还是顶礼的圣像? 255
《耕织图》及其传统:帝国秩序的标记 258
王祯的《农器图谱》:木版印刷与诗画相配 272
再迈出一步? 282
结语 288
参考文献 291
译后记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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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技术的权与力
时至16世纪末，随着印刷成本趋于低廉这一势头日渐增强、富裕繁荣程度日渐扩展，当时中国的每一社会阶层都谙熟大量的视觉主题和图像。其内容有宗教性质的，也有世俗性质的；有些出于娱乐目的，而有些则出于教化的动机。Clunas（1997）； Brook（1998）； Brokaw & Chow（2005）.在这些印刷品当中有一份家喻户晓的作品，那便是一组与日用技术使用相关的图像，描绘了种植水稻和织布的工作。人们可能会在玉质笔架上看到这些栩栩如生、精雕细刻的画面；也可能在家庭常用的陶瓷器皿上看到对同样题材粗略的走笔勾划；它们也可能出现在印制精美的画册中，或者在日用类书当中，甚至在廉价的黄历里。皇帝搜集过历代出色画家们绘制的各种版本，而农民家庭则把那些粗犷却充满活力的木版刻印画贴在墙上当做年画（见本书的封面以及图0.1）。
图0.1浇田，《耕织图》，1467年版。
这些图像源自于12世纪30年代的几个画轴，这是在北宋覆亡（1126年）后不久由一位名为楼璹的官员绘制的。楼璹是江南人，那是长江下游的一片肥沃土地，以精耕细作的水稻种植以及出产质量上好的丝绸而闻名。楼璹曾经在多地担任官职，现在回到离老家不远的于潜县做知县，这里离江南地区的心脏、南宋的都城临安（今杭州）不远。这里涉及到的资料来源以及其他参考文献都在第八章中列出。
楼璹的第一幅画轴描绘了水稻种植的21个最为重要的技术步骤，展示了犁、耙、辊子、灌溉水车和米舂的使用。这些劳动图景中的大部分劳动者——尽管不是全部——都是男性。第二幅画轴绘制了养蚕需要的24个步骤，包括称量和分拣蚕卵、摘桑叶、喂蚕和浴蚕、使用轈丝车和织机等。在这些画面上，劳动者大多是女性。每幅画上都有题诗，与画面相配。楼璹将他的大作题名为《耕织图》。这一名称似乎是对主题内容直截了当的描写，然而这里的用词别有更深层的含义——后面我还会回到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1154年前后，在一名宫廷遣使的举荐下——楼璹曾经向这位遣使出示过自己的作品——楼璹得以叩见宋高宗并呈上《耕织图》画轴。高宗是这个刚刚建立起来、仍然多方受困的南宋王朝的第一位皇帝。这幅画作给宋高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楼璹的献礼倍感喜悦欣慰。按照楼璹侄子的说法，宋高宗盛赞并表彰了楼璹，让人复制这些图画贴在内廷，并在上面题写上楼璹的名字。这是一种彰显性的荣誉。楼璹的作品很快就在统治精英当中变得赫赫有名，被视为“劝农”的完美手段，而“劝农”又是帝国及其各阶层官员们最优先看重的政务。时值宋王朝刚刚被敌人从北方地区逐出，只能在南方偏安一隅，这一话题就变得更具有特殊的紧迫性。
贯穿整个南宋、元、明、清时代，《耕织图》为宫廷画家所复制，地方官员散发和传播其木版印制品，同时它也被收进钦定编辑的《永乐大典》中。不过，《耕织图》的流行范围并不仅限于政府官员当中。1550年以后，随着通俗印刷文化的蓬勃发展，不同版本的画与诗进入到农作指南、启蒙读物、家用类书当中。匠人们更早已不声不响地接受了楼璹对人们熟悉的场景的描绘。我们发现，自宋代末年开始，《耕织图》中的图像就出现在瓷瓶、陶枕、漆器、年画和扇面上。在它的启发下，日本和朝鲜也出现了生动的本土样式；甚至17、18世纪在强劲的“中国风”吹拂之下的欧洲人，对这些图像也并不陌生，因为当时的中国匠人也乐于选择这些图像来装饰出口产品，如瓷器、科罗曼德漆器屏风科罗曼德漆器屏风（Coromandel lacquer screen）是明代末年开始出现的一种漆器作品，在18世纪的欧洲上流社会深受欢迎。此种漆器以雕花著称，并镶嵌螺钿、黄金等材质做装饰。其名称得自印度东南部的科罗曼德海岸，那里曾经是中国运往欧洲货物的集散地。——译者注以及印制的墙壁纸。《耕织图》的辉煌时期在清代早期，当时至少有三位皇帝（康熙、雍正、乾隆）收集和研究古代版本，题写新组诗，重印那些已经下发到全国官员手中的木版雕刻品，或者采用石印。不过，所有这些新版本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尽管《耕织图》被认为是推进帝国“劝农”政策的潜在工具，然而就其中描绘的技术而言，这些版本却没有画出自楼璹时代以来耕织技术的任何改进与提升。
是什么让《耕织图》一经问世就大获成功并能持续地保持流行的态势？它给读者或者观看者传递了哪些不同的含义？它描绘了我们今天称之为技术的内容，但是在何种意义上它是一种技术文献？在不同的时代和空间里，或者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它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在重新思考“在历史上技术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一论点上，《耕织图》这一个案给我们提供了哪些可能性？一位12世纪的官员对农村技术所做的细致观察和精当描绘，历经几个世纪变成整个社会共享的视图标尺。这篇导论在开篇和结尾处都要提及《耕织图》，因为它清晰地勾勒了我在本书中提出的三个主要论点。
我的第一个论点是：技术在中国历史上至关重要，其产生影响的方式极其引人入胜，又极其复杂，我们不过刚刚开始对其进行全方位探讨。如果我们采取人类学的视角，认识到技术同时具有象征性、社会性以及物质性功效，那么我们就可以重新审视其重要性。我尤其想强调的一点是，关于日常生活的宏观政治与微观政治间的交互作用、以技术为介质的治理运作与治理的表征等问题，我们都可以从晚期帝制中国的材料中获得丰富的启发；第二个论点是，当我们以这种方式来聚焦那些福柯称之为“自我的技术”（techniques of the self）和“主体的技术”（technologies of the subject）时，我们就有机会形成对性别问题的新洞见，包括当性别制权（gender regimes）转化为物质活动时所显示出来的动力形态；同时，这也能够让我们看到，性别原则是如何交织在帝国关键性的构造经纬当中。
我的第三个论点涉及到时间、历史、叙事以及在“分流讨论”（divergence debates）中技术所占据的一席之地。技术史也经常会出现与比较历史学或者社会学类似的情形，即它们被打上欧洲中心主义的目的论印记：这些学科动用“技术”来阐释历史变迁。参见Staudemaier（1985）关于技术史的宏大叙事特征，以及Goldstone（2000）关于比较历史学的目的论及其在“分流”讨论中所处的位置。他们采用一种关于“进步”的叙事来度量欧洲以外的社会，而且将西方的过去作为衡量标准。变迁的模式是线性的：一个社会或者沿着既定的线路去进步，或者与进步背离分流，或者停滞不动。大量关于中国技术史（和科学史）的研究一直都在试图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延续一条与欧洲相同的路径？什么时候中国曾经领先？如何领先的？什么时候中国的领先地位被取代了？为什么被取代了？其结果便是，在许多研究晚期帝制中国的历史学家眼里，“技术”一词变得污浊不堪：不光因为这一词语与西方的强权关联在一起，因此遭到鄙视并带来误解；另外一个原因是，“技术”这一词语所提出的问题，对于他们所关注的要点来说显得无关紧要甚至疏离。
不过，如果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解析的话，我们原本无由将进步或者失败的叙事强加到技术上。某种特定技术或者社会—技术体系的功效可能不体现在戏剧性的突破上，而是在其他方面，比如体现在复杂的长期稳固效果当中。这种更为细密的切入方法，为把“技术”重新整合到历史描写的洪流中做了道路铺垫：技术是一种行动方式。正如卜正民（Timothy Brook）曾经指出的那样，关于晚期帝制中国的历史学所面对的核心挑战之一便是去重新构想国家—社会关系的节点、机制和动力。Brook（2005b）.我认为，技术为史学提供了一个功效强大的透镜来检验帝国治理的根基和运行。物质性的外围环境和实践——福柯称之为“配置”（dispositifs）——以多种方式型塑了日常经验，参与了主体性的构成以及权力关系的编织，而本书的各章探讨的只是这诸多方式中为数不多的几种。
那么，当我们在讨论“技术”时，我们谈的到底是什么呢？
正如列奥·马克思（Leo Marx）提醒我们的那样，“技术”是一个“险象环生的概念”Marx（2010）.，一个用现代主义的推测和纲领装备起来的布满陷阱的词语。从历史学家的视角来看，它不是一个行动主体的范畴，当然在前现代中国也没有一个与之相当对等的词语。在汉语中有一些词语（它们并非总是被系统性地应用）用来指技术知识、技艺和方法、技艺工作、机械设施或者机器的总类（第六章将对此深入讨论）。非常清楚的是，这些词语当中没有哪一个是现代概念“技术”（technology）的对等词语。当代使用的“技术”一词是在12世纪从日本传入中国的。不过我们也应该记住的是，直到19世纪晚期，欧洲语言当中也没有能与之对等的词语，人们在提到这些内容时会用“技艺”（crafts）、“机械艺术”（mechanical arts）或者“工艺”（arts et métiers）等词语。然而，我并不以为因此就应该拒绝把它作为一个解决问题的工具。
从人类学的角度看，一切社会都有技术。这是说，一切社会都保有带技能含量的物质性实践和物品，它们被用来生产食物、修建房屋、制作服饰，用来沟通、掌控、敬奉、征战或者贸易。此外，他们在如下方面也有自身独特的理念：动用不同类别的技术活动能带来怎样的力量，如何使用技术、是否应该使用技术、使用或者不使用技术要达到怎样的最终目的，技术效果的本质，技术的权重（significance）。这些都是STS可以被认为是“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或者是“科学与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领域中学者们对于他们方便地称为“技术文化”（technological cultures）的理解，这个概念差不多能与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早年提出的“术”（technics）对等。参见Mumford（1934）关于technics，以及Bijker（2007，2010）关于技术文化。尽管Bijker认为技术文化是特定针对现代社会而言，在这样的社会里技术被明确地构想为强有力的人之行动模式。在我看来，对于历史上的社会而言，技术也可以构成一个有效的工具（参见Bray 1999：163）。正如乔治·巴萨拉（George Basalla）所指出的那样，人的技术是对“男人和女人们在漫长岁月中选择去界定和谋求生存所采取的不同方式给出的物质性展现”Basalla（1988：15）。关于动物的技术与人的技术之间的区别所进行的讨论，参见Aunger（2010）。。构成任何技术实践的物质和技艺——比如烹饪、建造桥梁、将人从家里运送到工作地点——都是在社会关联中实行的，其含义被分置在被生成的对象上以及作为生成者的人上。在这一定义下的技术是一个社会所特有的，是该社会关于世界的设想以及力争维护社会秩序的体现。在这个意义上，技术所承担的最重要的工作便是产出人以及构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类学家感兴趣的问题是，其他社会如何看待他们的世界以及人在其中的位置？他们的愿望和需求是什么？他们发展出来的技术是如何来满足这些愿望和需求的？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技术——无论是过去的还是当下的——是一个由对象、活动、知识和意义构成的网络，它包含着如下的因素：要达到的目标、需要完成的任务、为这些目的而制作的物品、赋予物品的用途（物质的、社会的或者象征的）、物品被制造出来以及达到待用状态所需要的资源和过程，在这些过程中调动起来的技能、感知、知识和组织，包括仪式、巫术、艺术和社会技能以及在操纵生理有机体材料——实际上是人体——方面的技艺。正如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的观察所见，我们的身体既是一个工具，也是技术行动的对象。Mauss（1950）.获知并实施技术技能，训练了我们的肌肉和感知，帮助我们去定义自身为谁以及我们如何看待世界。与这些附带的效果并行而来的是，我们有意地设计了无数个技艺和工具来重新安排身体，来对它们塑型、来保持或改变它们，其跨度从行为举止或者服饰到武器、整容以及生殖技术不一而足，在古代和现代都是如此。无论从哪一个视角出发——卡尔·马克思、涂尔干也好，福柯也好——在今天的技术研究当中，身体作为对象和工具这一出发点已经开始占据中心位置。有关卡尔·马克思在技术的原则、具象化、技能丧失、主体化方面的思想遗产以及他本人提出的“技术代码”这一相关概念，参见Feenberg（1999，2010）。关于莫斯涂尔干的文化技术理论传统的谱系，以及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见Warnier（2009）。Warnier（2009）和Naji & Douny（2009）都讨论了从涂尔干意义上的“人”（person）转换到福柯意义上的“主体”（subject）以及将“主体的技术”融入到最近的技术人类学当中所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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