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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情感是什么？谁可以有情感？
☆情感是与生俱来的，还是一种社会建构？
☆情感到底有没有历史，它们是否是人类学的常量？
☆情感史是当前争论异常激烈的领域之一，本书是一本介绍此领域的集大成之作，不仅总结了现有的研究成果，也对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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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快乐、愤怒、厌恶、恐惧、悲哀和惊讶，跨越了文化隔阂，是所有人都有的情感。从古希腊到中世纪，从启蒙运动到大众传媒时代，从拿破仑写给约瑟芬的情书到奥巴马写给女儿们的信，从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到斯皮尔伯格的《人工智能》、梦工厂的《怪物史莱克》，情感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着催化作用，不同文化在不同时期对情感的处理方式亦存在差异，但关于情感这个古老而又新鲜的研究领域其实已有近一百年的历史……
目前对情感史的研究有两大派别，其中一派是普遍主义派，认为情感是一种内在、跨越历史文化的东西，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文化背景下，表露的方式不同。另一派是社会建构主义派，认为每一种情感都是由时代文化而定，而且会反过来对个体的自我感受发生影响，因此有自己的历史。围绕着这两个观点形成两大阵营，争论十分激烈，持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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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扬?普兰佩尔（Jan Plamper）
英国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历史学教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专攻情感史、感官史、移民史和俄罗斯史。已经出版的专著有《人类的情感：认知与历史》（GeschichteundGefühl:GrundlagenderEmotionsgeschichte，2012）、《新德国人与移民：德国人的另一段历史》（DasneueWir.WarumMigration dazugeh?rt:EineandereGeschichtederDeutschen，2019）等。此外，还与人合作主编了情感史研究论著《俄罗斯人的情感领域：情感文化史的研究》（Inthe RealmofRussianFeelings:ApproachestotheCulturalHistoryofEmotions，2010）和《恐惧：跨学科的研究》（Fear:AcrosstheDisciplines，2012）。
《人类的情感：认知与历史》一书已被译为英语、日语、俄语、意大利语等多个语种。
译者
马百亮
上海交通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硕士，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上海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曾两次荣获韩素音国际翻译奖，汉译英二等奖（一等奖空缺）一次，英译汉优秀奖一次。已经翻译出版中文译著二十余部，其中包括《统治史》、《古典欧洲的的诞生》、《罗马的复辟：帝国陨落之后的欧洲》、《酒：一部文化史》、《流感大历史》、《战争的面目：阿金库尔、滑铁卢与索姆河战役》、《希腊艺术导论》、《欧洲的黄昏》和《我们为什么不说话：以自闭症之奥秘解码动物行为之谜》等。汉译英作品有韵体英译《九州天籁：古诗歌曲欣赏100首（英汉对照）》和张文宏教授主编的《病菌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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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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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导言：历史与情感
章 情感史的历史
第二章 社会建构主义：人类学
第三章 普遍主义：生命科学
第四章 情感史的视角
结语
术语表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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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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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历史与情感（节选）
一个只有葡萄干大小的黑色椭圆形阴影组织，与大脑中其他颜色较浅的物质混合在一起，甚至不能把它单独分离开来，这就是杏仁核。它不像肝脏或肾脏那样是一个器官。你可以把肝脏或肾脏从人体躯干的塑料模型上取下来，然后再放回去，这很简单。有人给我看了一个大脑切片中的杏仁核，这些切片看起来就像切开的花椰菜。一名学生检查了许多装有福尔马林的桶，直到她找到一个大脑切片，她仔细地将切片分开给我看，杏仁核才清晰可见。
那是2009年12月的一个清晨，在欧洲的大学医院柏林夏里特医院解剖研究所的鲁道菲解剖学教室里。在此之前，我给他们发了邮件，告诉他们我正在研究“一战”时俄国士兵的恐惧，想看看杏仁核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它控制着人类对恐惧的反应，而且我在神经科学著作中也经常看到它的身影。我很快就收到了回复：下周一我可以去参加医学院的解剖学课程，届时会看到杏仁核。在见到讲师前，我把自己的兴趣告诉了这些大学第四学期的学生，他们都穿着白大褂。当他们从塑料桶里找出一个又一个滴着福尔马林的脑组织，寻找合适的那一个时，我瞥了一眼旁边的桌子，两个女学生正把一个装尸体的袋子抬到桌子上。她们取下蓝色的塑料覆盖物，接着取下包裹头部的纱布，把已经去除皮肤的尸体翻过来，用一块木块支撑头部，取下已经锯开的头骨顶部，开始用钳子和手术刀在脑腔深处寻找。我突然想到，这两个学生深入大脑皮层以下认知区域的路径和我本人研究历史的路径是一样的。这些学生在某一时刻会遇到掌管着恐惧的杏仁核，这是重要的情感要害意义的地方。
在英语里，杏仁核是“amygdala”，是希腊语中“αμυ?γδλο”（“杏仁”）的音译，因为它形如杏仁。这个词出现于1819年，创造者是杏仁核的发现者、德国解剖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布达赫（Karl Friedrich Burdach，1776—1847）。到了20世纪30年代，动物实验和对病人的研究表明，这是大脑中所有由威胁引起和对威胁（例如毒蛇）做出反应的神经过程发生的区域。这些过程可以把神经系统从放松状态中激活（增强肌肉张力，加速脉搏跳动，总之包括逃离毒蛇所需要做的一切），通常被归类为“恐惧”或“焦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与计算机断层扫描相关的新成像程序强化了这一观点。我问在刺眼的灯光下忙于解剖的学生关于杏仁核功能的主流观点是什么，他们一致回答说杏仁核负责“负面情绪，尤其是恐惧”。
人们对杏仁核重要性的普遍认识可能要归功于纽约神经科学家约瑟夫·勒杜（Joseph LeDoux）的畅销书《情感大脑：情感生活的神秘基础》（The Emotional Brain: The Mysterious Underpinnings of Emotional Life，1996），该书已被译成多种语言。勒杜及其实验室的其他成员组建了一支名为“杏仁核”（The Amygdaloids）的乐队，他本人演奏“重精神”（Heavy Mental，这个词是对表示“重金属”的“Heavy Metal”一词的戏仿）电吉他。勒杜指出了通往恐惧的两条路径：一条是通过杏仁核的快速通道，另一条是通过大脑皮层的慢速通道。根据他的说法，当一种威胁（蛇）被发现时，这一信息只需要12毫秒就能到达杏仁核，杏仁核为神经系统准备好进行一种基于进化生物学的“战斗或逃跑”反应。这种快速反应可以决定人的生死，让身体准备好逃离威胁，或者奋起反击。在两倍于此的时间里，同样的信息被传递到大脑皮层，大脑皮层会盘算：那真的是一条蛇吗？会不会是一块看起来像蛇的木头？如果真的是一条蛇，是活的还是死的？如果是活的，是有毒的还是无毒的？如果没有真正的危险，大脑皮层就会向杏仁核发出信号，神经系统就会平静下来。勒杜书中对这一过程的描述具有很强的启发性。自1996年以来，它在研究恐惧的作品中被援引的次数比其他任何作品都要多（图 1）。
从那以后，杏仁核就变得为大众所熟知，几乎每次我提到自己关于士兵恐惧的历史研究时，都会被问到。很少有像士兵的恐惧这样的情感被自动套用一个人类学的常量（今天它穿上了神经生物学术语的外衣）。这背后有这样一种认识，即从实验室老鼠到智人，所有的动物都会感到恐惧，而这种恐惧有坚实的神经生物学内核，即杏仁核。这是自 19 世纪以来情感研究的个，即认为情感固定不变，具有文化上的普遍性，涵盖了所有物种，超越了时间；它既是生物学的概念，也是生理学的概念；它是本质主义的，与生俱来的。杏仁核在大脑中处于核心位置，仅这一点就说明了一切，而这里也正是那些学习解剖的学生准备去探索的地方。
但是杏仁核究竟是什么呢？它是在大脑的特定操作（情感就是其中之一）中被激活的一组神经细胞，至少大多数研究人员仍然认同这一点。然而，一旦有人问哪些神经细胞属于杏仁核，争论就开始了。因为杏仁核邻近的区域也是由神经细胞组成的，其中一些也被认为与情感有关。我次看到杏仁核时的印象是，大脑的黑色区域和周围不那么黑的区域之间是逐渐过渡的，而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要清楚地界定它并不容易。关于杏仁核的功能也存在认识上的分歧。认为它只负责负面情绪的观点现在普遍被认为已经过时。今天，杏仁核被认为和其他组织器官一起负责嗅觉和视觉，例如它们让爵士乐师能够区分按照乐谱演奏的音乐和即兴演奏的音乐。此外，人类杏仁核中神经细胞的组织和连接方式与啮齿类动物是不同的，但大多数实验的对象是啮齿类动物，而得出的结论则用在人身上。后，严格意义上说，谈论单数的“杏仁核”是有误导性的，因为左右半脑中各有一个杏仁核。它们是如何产生联系的？是否执行不同的任务呢？如果是，目前神经生物学家激烈讨论的到底是哪一个呢？
我离开教室，再次置身于柏林冬日微弱的阳光下，这一切都在我的脑海中闪过。在阅读有关恐惧的人类学研究著作时，我曾经遇到过完全不同的情况。人类学并不是在寻找一种具有特定神经解剖学位点的普遍又独特的恐惧机制，而是关注不同文化在不同时期对恐惧的处理方式上的差异。士兵的恐惧更是如此，例如在19世纪中期被英国人征服之前，新西兰的毛利人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如果一个毛利战士的身体在战斗前表现出恐惧的迹象，比如发抖，人们就会说他被“阿图阿”（atua）附体了。一旦违反被称为“塔普”（tapu）的社会规范，这位神就会被激怒。为了摆脱这种被附体的状态，需要举行一种仪式：战士必须从一位地位较高的毛利妇女的胯下爬过去。因为这位妇女的性器官（尤其是阴道）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可以让这位战士摆脱被“阿图阿”附体的状态。如果这位战士在妇女的胯下爬过时不再发抖，这就意味着他摆脱了被附体的状态，可以毫无畏惧地投入战斗。但是如果他还在发抖，那么这个净化仪式就宣告失败，他可以待在家里而不受惩罚。显然，没有人认为在战争中会有人被“阿图阿”附体，所以我们可以假定战场上的毛利战士根本不会感到害怕。因此，毛利战士的恐惧是外在的，不是来自他的“灵魂”“心灵”或“大脑”，而是来自一个超验的“塔普”规范和更高级的存在。
这个例子极大地改变了关于士兵恐惧的普遍认识。现在我们来看看所有情感研究的第二个：情感是灵活的，反本质主义的，反决定论的，社会建构主义的，具有文化相对性和独特性。晚从19世纪中期开始，关于情感的学术讨论就一直围绕着这两个展开：固定与灵活，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决定论与反决定论，普遍性与文化相对性。与这两个有关的概念之间并不互补。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它们是如何、何时、何地出现的？是什么把两者区分开来？怎样才能把两者精确地描绘出来？这些都不清楚，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在21世纪的前十年里，任何参加过有神经科学家和人文学科专家参与的多学科会议的人（这里没有必要讨论跨学科性），都知道这是多么敏感的问题。围绕这两个的讨论很快就会形成势不两立的两个对立阵营。普遍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之间的两极化经常被注意到。芭芭拉·罗森宛恩写道：“一些学者认为情感是与生俱来的，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它是一种‘社会建构’。”在英格丽德·卡斯滕（Ingrid Kasten）看来，问题是“在哪里以及如何在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划分界限”。彼得·N. 斯特恩斯（Peter N. Stearns）和卡罗尔·Z. 斯特恩斯（Carol Z. Stearns）谈到了将“持久的（动物性）与短暂的（文化性）”区分开来的挑战。据吕迪格·施内尔（Rüdiger Schnell）说：“今天对情感的历史研究涉及两种基本的、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人类的情感几千年来一直保持不变（只是表达情感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而另一种观点认为，每一种情感都有自己的历史，由一般的历史变迁所决定。”他还认为“普遍主义者和进化论者”属于一个阵营，“建构主义者属于另一个阵营”。阿明·京特（Armin Günther）问道：“情感到底有没有历史，它们是否是人类学的常量？”后，凯瑟琳·卢茨（Catherine Lutz）和杰弗里·怀特（Geoffrey White）得出结论：“关于情感的文献中有许多经典的理论或认识论张力，其中包括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之间的张力。”人们通常认为即使在社会建构主义和普遍主义之间没有发生二元对立的情况下，依然有必要明确指出，这个对立并没有被采用。例如一部与医学民族学有关的文集中提到，“这些论文没有把重点放在特定情感的普遍性或文化独特性之上”。
同样，有人指出，普遍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之间的这种划分对思想的发展没有什么帮助。只要快速浏览一下18—19世纪的著作，就会发现这种划分并非自然存在的，而是人为造成的。它来自另一个二分法，即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二分。在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对欧洲思想家来说，“自然”仍然是一个开放的范畴，它常常是神话的主题（如黛安娜女神），广受崇拜（在自然的神殿里）。它会发生变化，灵活地朝着一个目标前进，而不是固定不变、简单地存在着。自然是“一个从未在现实中完全实现的意图”。它“仍然被理解为一种灵活的可能性，而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现实”。自然是可以塑造、可以改变的。
启蒙运动改变了这一切。在18世纪初期，自然与文化的对立愈见明晰。从此，大自然不再具有变化性，而是具有了新的特征。首先，对于像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这样的政治理论家来说，“自然状态”是国家出现之前的时期；对于约翰·洛克（John Locke）和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来说，“自然状态”则是社会存在之前的时期。其次，自然被定义为“原始的”，这是对异域的、非欧洲民族的描述。第三，启蒙思想家开始将自然等同于人类的身体，尤其是其内在的、不易改变的方面，包括本能，就像在朱利安·奥弗雷·拉·美特利（Julien Offray de La Mettrie）和其他“机械论”哲学家的著作中那样。第四，也是后一点，自然的语义与一般环境相融合，使动植物成为“自然”。后两种意义——作为身体的自然和作为环境的自然——成为宗教出现以前合法性的一种形式。然后是这样一个过程，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可以称之为“世俗化”，但是要加上很多限定，它们成为一个独特的、的合法化的例子。自然被转变成一个坚实的基础，具有新的终极确定性。在19世纪，这一过程与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思想的传播及其作为“优生学”的庸俗化有关，也与现代自然科学的专业化和制度化联系在一起。自然与文化的对立也体现在对科学方法的讨论中。例如，1894年，在担任斯特拉斯堡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讲中，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威廉·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对理论研究和具体研究进行了区分：通则式的自然科学寻求普遍有效的规律，并倾向于还原主义的实验方法，而具体的人文科学追求的不是普遍规律，而是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一区分一直沿用至今。
科学史家洛林·达斯顿（Lorraine Daston）认为，自然与文化之间、普遍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之间的对立根深蒂固，任何超越这种两极化的尝试都需要对所有科学学科进行集体治疗。只有在精神科医生的沙发上，19世纪意识形态的遗产才能得到“妥善安置”。在这本书中，我一次又一次试图从沙发上站起来，打开窗户，揭示一个新的视角，一次对情感的后治疗研究，一种超越普遍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二分法的情感研究。
本书有两个目标。首先是对情感史的介绍，因此也是对这门学科现状的整合。这样的介绍很不容易，因为目前情感史正在朝各个方向发展。打个比方，这就像用照片记录火箭从发射台发射后加速的每一个瞬间。我认为对于情感的历史来说，这仍然是可行的，但是对于情感的心理学、民族学和哲学来说，就已经太晚了。到目前为止，在情感史领域已经发表的东西还可以收集起来，但我们终会走到无法回头的地步，到那时，知识总量会达到一个临界状态，超过这个临界点，没有一个人能够将其全部吸收。作为一部概括性的作品，本书会进行总结和整理，关于近研究的误解将会被澄清，并且会有大量的直接引用。这样，读者在书写自己的情感史作品时，就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就像在其他任何此类概述中一样，概述只是概述，我们建议所有的读者继续阅读我提到的文献，这样他们就可以获得对细节的把握，而不是粗略的梗概。
尽管如此，本书又不仅仅是一个概述，它也是对一个快速发展的研究领域的干预。这一点在每一章中都显示得很清楚。我在总结材料时力求保持中立，同时使自己的意见尽可能透明，尤其是在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主要涉及文学、图像研究，也包括政治科学的研究）随意借用神经科学知识的做法进行批判性评估时。这种借用通常就像是一场狂饮，但紧接着将是可怕的宿醉，我亦有同感。这里我要强调的是随意的借用，因为在原则上这种借用可以带来重要创新。借用者需要对神经科学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这样在他借用时才能了解其出处。本书试图促进这样的了解，在第三章中，概述和干预这两个目标是不可分割的。一边是对整个领域做出公允的评估，一边是全身心地投入这一领域，其他的作者向我展示了如何在两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甚至可以很优雅地做到这一点，如果没有这样的榜样，我可能永远也不会开始写这本书。
本书分为四章。章从19世纪末情感史的发端开始讲起，对情感研究进行了历史梳理。这一发展过程被置于特定的社会和政治事件的背景之下，同时也被置于对情感史产生影响的其他学科的背景之下。我用这种方式表明情感史也有其历史。第二章是社会建构主义关于情感的探讨，讨论的是在不同文化对情感的不同处理方面，对我们的理解做出贡献的学科，那就是人类学。第三章将注意力转移到另一端，即本质主义，对 19 世纪末以来实验心理学对情感的研究进行了概述，特别是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在这里我必须澄清一点：我用“生命科学”这个术语来指代心理学、生理学、医学、神经科学和相关学科。这个术语早出现于 20 世纪 80 年代，是“生物学”一词的延伸，指的是认知心理学、大脑研究或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神经学研究等领域。“生命科学”一词表明这些独立学科之间存在流动性。第四章对情感史研究中那些可能具有前景的领域进行了展望。第二章专门探讨社会建构主义，第三章专门探讨普遍主义，这的确保留了当前盛行的二元对立结构。这种结构对所有关于感觉和情感的作品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为一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试图整合这些作品的著作，本书不可能完全摆脱这种结构。但是，如果本书能够对这两大阵营提出质疑，并终促成两者之间的和解，那将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然而，本书关注的是情感史所提出的基本的问题，即什么是情感？谁有情感？情感有历史吗？假如有的话，历史学科是怎样对其进行处理的？回答这些问题的任何方法都需要探索许多科学领域，尤其是拥有长达2 500年历史的哲学。首先，这是因为哲学研究的影响特别大，因此构成了本书的必要框架。其次，因为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人类学和生命科学的研究使其黯然失色。第三，因为哲学研究经常专注于主题和二分法，而不是普遍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对立，从而展示了超越这一在近的情感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区分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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