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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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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人们能够做的，恐怕只有接受这就是一个消费社会，但始终警觉，才有反抗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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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在生产者和普遍就业的社会中，贫穷是一回事。在消费者社会中，穷人是另一回事。在后者社会中，生活项目围绕消费者的选择而建立，而不是围绕工作、专业技能而建立。“贫穷”曾经与失业联系在一起，如今，它主要指向有缺陷消费者的困境。这种差异改变了贫穷的体验方式，对于拯救苦难产生重大影响。著名社会学家和思想家鲍曼的这部作品，对于消费者社会及其影响进行了反思和论述。在本书中，鲍曼书追溯现代历史上发生的这种变化，对其社会后果进行盘点，并考虑了与贫困作斗争和减轻困苦的各种方式的有效性。
社会学、政治学和社会政策学的研究者会发现，这是关于含义不断变化的一个持久社会问题的一本无价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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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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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年11月19日－2017年1月9日），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与思想家。出生于波兰，曾任华沙大学社会系教授、英国利兹大学终身教授。著作等身，目前已出版的中译本有《现代性与大屠杀》《社会学之思》《立法与阐释者》《流动的现代性》《现代性与矛盾性》《共同体: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安全》《全球化:人类的后果》《流动的时代:生活于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流动的生活》《个体化社会》《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的道德》《后现代伦理学》《门口的陌生人:欧洲难民危机》《后现代性及其缺憾》《流动的恐惧》《怀旧的乌托邦》《寻找政治》等二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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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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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工作的意义：创造工作伦理
驱使人们去工作
要么工作，要么死亡
制造生产者
从“更好”到“更多”
第二章 从工作伦理到消费美学
制造消费者
由美学评判的工作
使命是一种特权
消费者社会的穷人
第三章 福利国家的兴衰
服务大众，还是服务特定人群
福利国家的衰败
心满意足的大多数？
招致毁灭的成功
第四章 工作伦理和新穷人
定居者与游牧者/86
从“失业”到“过剩”
“底层阶级”的浮现
用于底层阶级的工作伦理
贫穷即犯罪
逐出道德义务的世界
第五章 全球化之下的工作与过剩
殖民主义，还是剩余劳动力输出
解决本土问题的全球化策略之兴衰
工作和贫穷问题的全球化新维度
社会问题转为法律和秩序问题
从社会国家到“安全国家”
第六章 新穷人的前景
失去位置的穷人
没有位置，没有道德义务
工作伦理，还是生活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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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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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社会都存在穷人，这是一种社会常识。但是，常识没有告诉我们的是，穷人究竟如何而来？是什么导致了他们的贫穷？社会大众（我们这些既不富裕也不贫穷的大多数）的生活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制造出了贫穷？
这种疏漏有些令人遗憾。不仅因为穷人需要并值得我们更多的关注，也因为穷人的形象中总隐藏着我们自身的恐惧和焦虑，仔细探究个中缘由，能够让我们发现这个时代的一些重要的东西。因此，本书试图回答这些“如何”（how）的问题，期望揭示当代贫穷叙事之下被忽视、被刻意掩盖的部分。这个试图找到答案的过程，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我们自己。
穷人将永远与我们同在，但贫穷的含义取决于与他们同在的“我们”。每一个成年成员都需要从事生产劳动的社会中的贫穷，与完成了数百年劳动积累，无需大量成员参与就能生产一切所需的社会中的贫穷，是不同的。在全民就业的生产者社会，贫穷是一回事；在生活围绕消费者选择建立（而非围绕工作、专业技能或岗位建立）的消费者社会里，贫穷是另一回事。如果说“贫穷”曾经来自失业，那么今天它主要来自有缺陷的消费者的困境。这个区别改变了人们对贫困生活的体验方式，也改变了摆脱贫困的机会和前景。
本书试图追溯现代历史上发生的这种变化，并对其后果进行盘点。在这个过程中，本书还试图考虑，那些被人们熟知并经受住考验的对抗不断加剧的贫困并减轻其苦难的手段，在多大程度上适合（或不适合，视情况而定）把握和解决目前的贫困问题。
章回顾了工作伦理的起源。从现代开始，人们就希望它能一举多得：吸引穷人到正规的工厂工作，消除贫困并保证社会安宁。实际上，它的作用是训练和约束人们，向他们灌输新的工厂制度发挥作用所必需的服从性。
第二章讲述的是现代社会渐进又不可阻挡的过程：从“生产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相应地从工作伦理指导的社会到消费审美统治的社会。在消费者社会中，大规模的生产不再需要大规模劳动，于是，曾经作为“劳动力后备军”的穷人被重铸为“有缺陷的消费者”。这使他们失去了有用的社会功能（实际的或潜在的），这对穷人的社会地位和改善机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章追溯了福利国家的兴衰。它展示了前一章所述的转变——突然出现的以集体责任对抗个体不幸的公众共识与目前同样突然出现的反对这个原则的公众共识——之间的密切联系。
第四章是关于所有这些的后果：以一种新的方式，穷人在社会上产生、并在文化上被定义。近流行的“底层阶级”的概念被仔细研究，并发现它主要是作为一种“助力”工具，把各种不同形式和原因的贫困浓缩成一个低等人的形象。他们都有共同的缺点，因此呈现为一个“社会问题”。
最后，我们考虑了穷人和贫困问题可能的未来，以及是否有可能赋予工作伦理新的意义，使其更适用于发达社会的现状。是否可以借助传统的手段——那些为一个不复存在的昔日社会量身定制的手段——对抗和征服贫困？还是应该寻求新的解决办法，比如“脱钩”生存权与出卖劳动力，把社会认可的工作概念扩大到劳动力市场认可的范围之外？以及，我们面对这些问题，追寻切实可行的答案的努力，究竟有多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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