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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2021年亚洲图书奖（the Asia Book Awards 2021）得主力作
★ 一部全新的现代世界诞生史：是商贸秩序催生了现代民主，而非现代民主决定了商贸秩序
突破既往“政治发展史就是民主进步史”解释框架，以“正增长秩序”为核心概念，重新解释现代世界的诞生。
王图霸业，千古英雄，都不过是暴力游戏的反复；人类步入现代社会，端赖商贸带来“正增长秩序”。
★ 本书道出了一个“不体面的真理”：现代社会诞生的基础，是有钱。这其中，商贸制度中蕴含的“正增长秩序”，则是根本。
古代社会重要的资源就是暴力，现代社会的精髓则是约束暴力。约束暴力的基础，则是有钱。
3000年前，有一批投身挣钱的商业民族认为，交易比打仗好，金钱比暴力好，增长比归零好，因此他们发展出了约束暴力的制度。现代社会的源头，其实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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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商人与商贸活动，是形塑现代社会的重要力量之一。然而，既往的关于现代社会如何诞生的叙述，基本是以“政治发展史就是民主进步史”为解释框架的。
本书则突破既往叙事体系，创造了“零增长秩序”和“正增长秩序”这一对范畴，用以描述农耕文明和商贸文明，并且以这一对范畴透视世界几千年的文明史，指出王图霸业、千古英雄都不过是暴力游戏的反复，人类步入现代社会，端赖商贸带来“正增长秩序”。
本书认为，是商贸活动创造和蕴含的“正增长秩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改变了历史的走向，也改变了人类的命运。
为此，本书纵贯3000年，以商贸集团与暴力集团的互相斗争、制约与利用为主线，重述了从腓尼基人出现到迦太基崛起，从罗马的崩溃到威尼斯的繁荣，从汉萨同盟到粟特商人，从热那亚商人远赴伊比利亚半岛，到荷兰商人对抗西班牙帝国，再到威廉三世渡海使得荷兰商贸秩序与英国国家力量结盟，这一波澜壮阔的捍卫正增长秩序的大历史，从而勾勒出现代文明中基础原则的奠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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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张笑宇，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赴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攻读博士。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研究员，兼任腾讯腾云智库成员，关注政治哲学、政治史、技术与社会关系等主题。
著有《技术与文明》，译有《剑桥阿伦特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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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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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一 走出历史的隧道......i
推荐序二 一本好书的样子......xi
引 言 现代社会从何而来？......1
从“超级事实”开始的思考 / 1 阿尔萨斯的小城 / 8
两种秩序模型 / 12 零增长社会 / 18 正增长社会 / 25
现代社会的诞生 / 30 捍卫正增长秩序的伟大斗争 / 34
第一章 三千年前的“现代社会萌芽”......41
正增长秩序的始祖 / 41 迦太基的崛起 / 47 地中海双雄争霸 / 51
商业共和国与军事共和国 / 61 军事共和国的崩溃 / 68
商业社会的繁荣 / 74 奴隶肩上的正增长社会 / 80
总结：商贸秩序与暴力秩序 / 87
第二章 中世纪的商贸共和国......97
古代城邦的残余与新生 / 97 威尼斯的建立 / 100 瞎老头 / 109
攻占君士坦丁堡 / 117 威尼斯与中世纪共和主义思想 / 125
中世纪行会与共和国 / 134 告别威尼斯 / 147
总结：特定条件下的互信关系 / 152
第三章 去中心化的“汉萨同盟”......159
“汉萨”这个名字 / 159 商人同盟的诞生 / 162 去找汉萨 / 169
汉萨的敌人 / 173 宪章城市 / 179
“基础性利商制度”的开源协议 / 186 汉萨同盟的衰落 / 192
“两个德意志”问题 / 197 总结：跨越国境的商贸秩序 / 202
第四章 远东的商人集团......209
粟特商人：中亚的“犹太人” / 210 粟特人与中国 / 216
中亚火药桶 / 221 安史之乱 / 227 蒲寿庚家族 / 233
亦思巴奚兵乱 / 243 公司与海盗 / 247 航海王郑芝龙 / 252
海上立国 / 260 中原的诱惑 / 266 总结：商人秩序的悲剧 / 274
第五章 国家与商人的结盟......281
正增长社会的拓展 / 281 高级金融 / 286 古代宪章 / 291
火枪与现代国家 / 297 远航而来的热那亚商人 / 301
资本与帝国 / 306 商人—国家联盟的次失败 / 311
一个家族的独立战争 / 321 商人—国家联盟的第二次失败 / 330
海洋领土 / 340 国王爱财，取之有术 / 345
宗教问题与英国内战 / 350 缔结联盟 / 360
信用的伟力 / 365 全新的世界观 / 370
总结：商贸秩序与暴力秩序的联盟 / 379
第六章 产业革命之后......389
思维方式的转变 / 389 技术与历史 / 393
被扭曲的正增长逻辑 / 402 巨大的不平等 / 406
国家间战争的化 / 415 自动化夺取工作机会 / 419
人口危机 / 422 金融霸权 / 427 旧解释框架的失效 / 433
总结：产业时代的全新课题 / 438
结 语 如何在当下捍卫正增长秩序？......445
停滞的真相 / 445 投资新兴国家的产业化 / 452
中国：出色的投资标的 / 455 中国并不特殊 / 463
自动化技术 / 465 人口危机 / 466 资产价格过高 / 468
正增长动力何在 / 471 传递产业化薪火 / 476
再度奏起的旋律 / 485 结语：循环还是突破？ / 489
参考文献......493
致 谢......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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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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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萨斯的小城
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其实是受到一次私人经验的启发。
2018年的9月，我与新婚妻子正在法国科尔马（Colmar）度蜜月。知道科尔马这座城的中国人并不是很多。但是，说起科尔马所在的阿尔萨斯地区，那名气可就大多了。
从1920年开始，有一篇文章在中国语文课本里雷打不动地存在了100年，这就是法国作家阿尔丰斯·都德的《后一课》。中国人对这篇课文的后一段可谓耳熟能详：
他转身朝着黑板，拿起一支粉笔，使出全身的力量，写了两个大字：
“法兰西万岁！”
然后他呆在那儿，头靠着墙壁，话也不说，只向我们做了一个手势：“散学了，──你们走吧。”
《后一课》的场景就发生在阿尔萨斯。1871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利后，阿尔萨斯的大部分地区和洛林的摩泽尔省被划归德国，德国人禁止当地学校教授法语，这是史实。50年后，日本入侵中国，在占领区禁止当地学校教中文，恰好应了小说的场景。中国人的爱国热情被激发起来，这篇小说也因此奠定了其在小学语文课本中的地位。
然而，我们来到科尔马，眼前的景象却有点让人吃惊。
不熟悉这个地方的朋友也许不了解，科尔马虽是一座人口只有7万的小城，老城区非常狭小，走一圈只需半天多时间，但是在这老城里，遍布有着六七百年历史的老房子，繁花似锦，甚是美丽。我后来专门查阅了资料，科尔马的主座教堂圣马丁合议会堂（St. Martin Collegiate Church）建于1234—1365年间，它对面的阿道夫之家（Adolf House）建于1350年，右手边的老护卫之屋（Building of Old Body Guard）建于1575年，老海关楼（Kofihus）建于1480年，商人之路上的许多私宅，也都有三四百年的历史。若你傍晚走到此间，灯火璀璨，游人徜徉，孩童嬉戏，真是一片安静祥和。
阿尔萨斯在历史上可是法德之间的兵家必争之地呀，这座小城是如何在战火侵扰之下完好地保存至今的？
要说阿尔萨斯没有兵荒马乱的战乱年代，那完全不符合我们掌握的近代史；可要说阿尔萨斯在法德两三百年恩怨史里受祸匪浅，眼下所见的一切又挑战了我们的认知。
恰好，我们在科尔马住的爱彼迎（Airbnb）公寓主人是一位法国老太太，我专门向她请教了这个问题。她睁大双眼，想了想，答道：“是呀，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有点奇怪。想一想，大概是因为我们足够聪明吧。我们这个地方历史上比较有钱，不管是法国人还是德国人，无论哪边的军队过来，我们交钱给他们买平安就好了。他们拿了我们的钱，自然可以壮大实力，又为什么一定要把我们毁掉呢？”
老太太这句话说来随意，我听来却如平地惊雷，电光火石之间想明白了一连串事情。
一些地区为什么会比其他地区富裕？除了自然资源好、地理位置重要、抓住了关键产业崛起的时机，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财富的稳定传承。这一点既是我们运用常识和社会经验很容易想到的，也是可以得到计量历史学佐证的。一项关于佛罗伦萨社会财富分布的研究证明，历经700年的岁月，祖辈收入和财富，与后辈收入和财富之间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3在不同社会之间，哪个社会能够更稳定地实现财富传递，当然也会显著影响不同社会间的财富差异。普林斯顿大学的斯考特和卡勒斯通过一项研究表明，在1200年城市化和经济水平越高的地区，在1800年的城市化和经济水平也越高。4
这真是个很简单的道理，但因为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太剧烈的社会动荡，很多人过去意识不到这一点。而且，这种剧烈动荡不只发生在20世纪，而是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朝代每更迭一次，就出现一次。
更进一步说，甚至中国人对社会动荡的“底层理解”，跟这位老太太代表的“底层理解”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对战争的理解是“伏尸百万，流血漂橹”，是“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是“忆惜荒城破，白刃散如雨。杀人十昼夜，尸积不可数”。我们习惯于认为战争必然导致千里荒野，十室九空，自然也会中断财富传承。然而，如果像科尔马这种地方的人在战争444爆发期间同样也能维护甚至传承财富，那此地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底层算法”就是完全不一样的。经过千百年的积累，一点点量变也能引发巨大的质变。
老太太说的是事实吗？根据我读到的历史资料，像两次世界大战这样激烈的战争，对人口和财富的破坏之强是史所罕见的，“花钱买平安”这种事，应该很难实现。但是，20世纪的人类已经掌握了发达的知识和技术，战争可以消灭士兵，却未必能够大范围消灭产业工人的经验与知识专利，所以战争结束后的重建过程可以很快。
那么，如果我们讨论古代战争，尤其是中世纪欧洲，“花钱买平安”的逻辑是否成立呢？为此，我先是专门查阅了科尔马的历史。
1226年，科尔马被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1194—1250）赋予“帝国自由城市”（Freie und Reichsst.dte）头衔。这个头衔是什么概念呢？意思就是，在神圣罗马帝国体系内，科尔马直属皇帝管辖，而且在帝国议会中有自己的代表。换句话说，这个城市有着法定的、能够跟皇帝谈判的能力。
为什么一个城市可以跟皇帝讨价还价，并且这种地位还能得到法律保障呢？这是因为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名义上是个帝国，实际只不过是一个由各邦国和领主构成的松散的庞大政治实体，各地对皇帝的效忠多半只是名义上的，只要不背叛皇帝，几乎做什么都可以。
具体到腓特烈二世本人，他出生在西西里，早的王位头衔是西西里国王，西西里是他统治的基本盘，他的主要政治对手是位于意大利的罗马教宗和意大利南方的反皇帝城市联盟。科尔马位于德意志地区，一来他鞭长莫及，二来与其强硬地对待这些城市以展示他的君威，不如谈一笔交易，赋予当地一定的地位，从而换取一笔政治献金。所以这笔交易，还真的代表了科尔马花钱买到了“平安”的地位。
类似的例子不仅发生在科尔马，在欧洲其他城市也很常见。我们熟悉的“永恒之城”罗马，在410年被阿拉里克攻陷之前，就已经数次支付赎金给蛮族来确保安全，只是后一次，它未能在蛮族面前保卫自己的荣耀。罗马毕竟太有名，容易成为众矢之的，那些比不上罗马的城市则有更多机会不为盛名所累。1494年，法王查理八世带兵进入意大利。意大利城市无力阻挡强大王国的入侵，只好“花钱买平安”，代价是12万金盾一年。只是，随后查理八世被威尼斯与阿拉贡的联军打败，佛罗伦萨的赎金也就不了了之。在意大利战争中，关于城市在战败后支付赎金的记载数不胜数。像切萨雷·波吉亚这样的雇佣兵头目在战胜对手后，甚至会要求对方支付自己高额年薪作为赎金的一部分，也就是逼迫对手花大价钱把敌人变成自己的佣兵队长。5事实上，游览许多城市的博物馆或研究当地地方史，我们会发现这种记载非常常见。被史学家大书特书的往往是那些城市被摧毁和劫掠的重大事件，但其实，这种事发生的频率远比“花钱买平安”的频率要低得多。
所以，法国老太太所说的“花钱买平安”，在西欧历史上的确是成立的。
两种秩序模型
尽管对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贸然进行直接对比可能会漏掉很多事实，也会造成过分简化，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还是无法抑制自己想把科尔马的例子与一座中国城市进行对比。这座城市就是扬州。
唐宋以来，扬州繁华，举世闻名，号称“天下之盛，扬为首”，其富庶繁华绝不是科尔马或阿尔萨斯地区任何一座欧洲城市能相媲美的。但是，明清交替之际，扬州大屠杀的惨状，遍览史册也难寻匹敌。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与计六奇的《明季南略》均记载，扬州城被清军屠杀约80万人。吴嘉纪的《李家娘》中写到，“城中山白死人骨，城外水赤死人血。杀人一百四十万，新城旧城内有几人活？妻方对镜，夫已堕首；腥刀入鞘，红颜随走”。
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我难免会想，如果富庶的扬州人能像科尔马市民那样有“花钱买平安”的可能，那么史书字里行间被掩盖的斑斑血迹，是不是可以少一些？
当然，也许历史上的扬州，或者其他中国城市在面对战争时，也有过花钱买平安的经历。毕竟人性是相通的，并不存在某个应对方式只属于某个民族或者某个文明的道理。但是，如果只是把“花钱买平安”和“花钱买不了平安”这两种历史经验抽象成两类社会治理模型，那么我的确认为，这两个模型之间不仅是可以比较的，而且具备相当的历史价值。
战国时代有个学派叫墨家，曾深度参与诸侯国之间的攻伐，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墨家典籍《墨子》中有一篇《备城门》，是当时关于守城作战的实用手册。这篇手册要求，守备城墙的兵员要 “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计之五十步四十人”。《号令篇》则云，“诸男女有守于城上者，什六弩、四兵。丁女子、老少，人一矛”。请注意，“丁女”“丁女子”和“老少”等词背后血淋淋的事实是，当时的战争已经不再是正规军之间的礼仪性战争，而是需要动员全民参与的生死之战。
可以佐证其全民动员性质的，还有如下一段：
敌人卒而至，严令吏民，无敢喧嚣、三、并行、相视、坐泣流涕，若视、举手相探、相指、相呼、相麾、相踵、相投、相击、相靡以身及衣，讼驳言语及非令也而视敌动移者，斩。伍人不得，斩；得之，除。伍人逾城归敌，伍人不得，斩；与伯归敌，队吏斩；与吏归敌，队将斩。归敌者，父母、妻子、同产皆车裂。先觉之，除。当术需敌离地，斩。伍人不得，斩；得之，除。（《墨子·号令篇》）
这大致是说，战时状态，官吏与平民不能有任何轻举妄动，连“相探、相指、相呼”都不可以，违令者斩。后续的一系列“伍人”，则涉及中国历史上一种重要的管理制度，所谓“什伍”（五人为一伍，十人为一什）。墨家运用这种制度，是为了在战时对动员起来的民众进行精细化与个体化的管理。如果你被编入一个“伍”中，同伴中有犯了上述罪行的，你若不举报，就要被连坐斩首。同样，如果伍中有人投敌，或临阵脱逃，不仅本人要被处斩，父母、妻子、儿女和兄弟也要被车裂。
这一“什伍连坐”的制度倒不是墨家首创的，早在《尉缭子》中，就有“夫什伍相结，上下相联，无有不得之奸，无有不揭之罪”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原先只是限制在正规军中，是墨家次将严苛的兵家制度用于全民动员作战，而这种机制后来又被商鞅继承，进一步发展为和平时期的民事管理制度。也就是说，在和平时期，你也要被“什伍连坐”管理起来，一家有罪，其余四家若不举报，就会被连坐。一家没有交税赋，没有服徭役，破坏了治安，都在这个连坐法的管辖范围之内。中国有个俗语是“街坊四邻”，为什么是四邻？就是五人为一伍，除去你自己，邻居正好是四家。这是“什伍制度”绵延千年，在汉语口语中残留的痕迹。
可以想象，这样的全民动员机制下，进攻者一方肯定要对平民实施极为残酷的屠戮，因为如果城池易帜，城中的平民就会转变为敌人的兵力。反过来，防守一方也没有任何必要爱惜民力，而是要不遗余力地榨尽平民的军事化潜力，不管贫富贵贱，都拉来做守城的炮灰才有意义。在这种逻辑下，当然没有“花钱买平安”的空间。
我曾在《技术与文明》中提出“弩机猜想”：因弩这种武器易于训练，能够把大量的普通百姓迅速转化为士兵，从而大大扩张了军事人员的数量基础，由此引发的后果是，古代中国政府必须发展出一套高度集权、渗透力超强、防备心态超严密的政治控制与动员机制，这是古代中国“大一统”与中央集权之文明底色的由来。这个猜想中关于“弩机”的部分或许还缺少进一步的证据链条，但是关于军事化和集权制度之间的关系，我可以有把握地说，距离真相是八九不离十的。6
由这个思路，联系我在阿尔萨斯地区的经验和启发，我先尝试提出两种相对简单甚或粗糙的社会治理模型。
种模型的基本逻辑，是把平民当作“兵源”，也就是从墨家到商鞅一以贯之的，力求对民众实施全面动员和全面控制的模型。我们姑且称之为“要命”模型。
这种模型的“底层算法”，是把战争思维当作底线思维，把平民的生命视作战争时期的动员资源。尽管它也有和平时期的运作逻辑，但和平时期的民众一样被相应的管控措施动员起来，以满足政权获取税赋和徭役服务的需求。换句话说，这种和平时期的治理措施，其实是战时状态的延续。尽管和平时期有可能延续很长时间，给民众造成某种错觉，以为自己可以长期生活于盛世，然而一旦战争爆发，民众会被迅速转化为战时资源，甚至“军粮储备”。
尽管我也觉得“军粮储备”这种玩笑不甚妥当，不幸的是，史实就是如此。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开元盛世”与“安史之乱”之间不过隔了14年，然“安史之乱”时，睢阳守将张巡将自己的爱妾杀了分给将士来吃，岂不恍如隔世；7黄巢之乱，反叛军用磨把俘虏磨碎了当粮食，“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8靖康年间，金国入侵宋朝，“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老瘦男人叫作“饶把火”，意思是多烧点火才煮的烂，少妇叫作“不羡羊”，意思是羊肉都比不上，小儿呼为“和骨烂”，意思就是字面意思，所有这些当作紧急储备粮的人又有个通称，叫作“两脚羊”。9这其实是整个人群都被军事化为作战资源后导致的秩序崩溃，在这种情形下，“花钱买平安”当然是不可能的。
第二种模型的基本逻辑，是把平民当作“税源”，也就是科尔马所代表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型。我们姑且称之为“要钱”模型。
当然，正常情况下，没有哪个政权不向民众收税。但是，如果某种政权是把“平民创造财富”当作一种“底层算法”，而不是把“平民可以当炮灰”当作底层算法，那么其运作逻辑与思维就会大为不同。这种政权承认，只要付的钱足够多，你就可以享受一些额外的政治权利。这些权利平时看起来可能只是噱头，但是一旦冲突爆发，那就是生死之间的差异。
比如，在伊斯兰教中有一个概念，叫“吉兹亚”（Jizya），意思是向非穆斯林收取的人头税。可不要小瞧了这个“吉兹亚”，虽然它比穆斯林要交的“天课”繁重得多，但是在中古时代，能交钱保命，是一种奢侈。在宗教冲突极为惨烈、信仰战争屡次爆发的年代，没有吉兹亚的社会，很可能是一个因为你的信仰不同就要驱逐你、剥夺你所有财产甚至把你烧死的社会。交了吉兹亚就能免除麻烦的社会，总比前一种要好得多。11—13世纪的两三百年里，伊斯兰文明控制的不少地区，诸如大马士革、开罗、巴格达和格拉纳达，城市繁荣，商贸发达，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吉兹亚”这种“拿钱买命”或者“拿钱买安全”的逻辑，庇护了不少来自其他文明的长途货运商人。能够“花钱买安全”，如我之前所说，就可以在动荡时代保护当地人的财富传承下去，终也就有益于社会的整体财富积累。
这两个模型究竟孰优孰劣，我思考了很久，终答案只能是：很难讲。
“要命”模型社会中的个体是很不幸福的，但是这样的社会拥有超强的渗透能力与动员能力，在面对战争或大规模危机时的应对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这种社会会有两个问题：一是它在和平时期也很容易延续自己的高压政策，其细致到个体的管控和严刑峻法可能将平民所创造财富的一点点剩余都压榨走；二是它在战争时期会引发对平民残酷的屠戮，让财富积累和传承全面归零。
“要钱”模型社会中的个体往往更幸福一点，当然这并不是因为“要钱”模型社会更道德或更公平，而是它对有钱人相对友好，有钱人多的地方，社会经济水平往往要高一些。但是，这种社会应对大规模危机时的意志与动员能力，显然比“要命”模型社会要差不少。
将两种模型的社会放在同一时空下竞争，孰胜孰负，其实是很难预料的。我们可以结合历史上的一些案例，把这两种模型社会做一个或许不甚准确的类比：“要钱”的威尼斯曾经战胜过“要命”的拜占庭帝国，但是在实力更强大的“要命”的奥斯曼面前，败下阵来；“要命”的法国曾经战胜过“要钱”的荷兰，但是在实力更强大的“要钱”的英国面前，败下阵来。而且，“要钱”与“要命”，并不是完全互相排斥的。毕竟有些国家在和平年代能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在战争年代也能做超强规模的动员，因此，单纯说这两者谁优谁劣，恐怕很难评价。
但是，如果把时间因素也纳入考虑范畴，“要钱”就比“要命”多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优势：它能够使得财富在长时段内得以缓慢积累，因而可以酝酿进步，让量变渐渐积累出质变；反过来，“要命”模型的社会往往会导致社会“归零”重启，积累速度和效率比不上“要钱”模型的社会。
本书一个重要的观察和结论就是：我们整个人类的现代史，是被“要钱”模型而不是被“要命”模型的社会开启的。
零增长社会
古今中外，每个社会都有很多人怀念美好的田园时代，男耕女织，山清水秀，没有化肥也没有催熟剂，没有那么多人工的东西，一切都很美好。然而，这只是生活在温室里的当代人对古典时代的美好想象。如此温文尔雅的美好生活，只在古典时代极少数的文人和士大夫阶级一生中极少数的时光里存在过。
古代社会的主流，是贫穷、暴力、愚昧和互相伤害。
我这么说不是一种对古代社会的道德谴责，而是基于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史研究而得出的一些结论和共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曾指出，现代经济总体增长有三个重要特征，首先是人均产值的高速增长，其次是高速增长能够持续较长时间，再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增长差异很大。这三个特征均与前现代社会有着本质区别。10具体到人均产值这一点，虽然在库兹涅茨的年代还缺乏足够数据，但通过倒推算法很容易得出，前现代社会的人均产值增长处于长期停滞状态。11
计量经济史学家一直以来都试图统计古代社会的人均GDP指标。毕竟，客观、中立的数字相比文人浮夸繁华的辞藻，可能更加倾向于事实。当然，“GDP”这个指标的现代统计概念是西蒙·库兹涅茨在1934年才提出的，此前自然不可能存在相关数据统计与文献资料，也不存在科学合理的计算方法。但是，学者们可以利用历史文献中统计到的商品产量来尽可能地估算，以GDP这一指标尽量还原古代人的生活状况。
拿中国来说，经济史学家李稻葵教授及其团队对980—1840年（从北宋到清代）的GDP重构研究表明：从北宋到明代，人均GDP几乎是在水平线上波动，也就是说，到1620年，人均GDP还和980年的水平相差不大；但清代人均GDP则出现了显著下降，以每年0.34%的速度衰退，到1840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下降到980年的70%左右。12刘逖教授（2010年）对1600—1840年间的中国GDP重估的研究表明，这240年间，中国人均实际GDP下降了25%，年均增长率为-0.12%。13
计量史学的这个成果，与我们的常识和逻辑基本相符。很明显，前现代农耕社会中，在技术没有根本性突破的条件下，农业社会的财富生产有一个自然为我们设定的天花板。意思是说，就算你是一个男性壮年劳动力，你能从土地里获得的收入，基本上是被土地的肥力、粮作物的自然产量和你的劳动能力限定的。你的土地可以无限扩张吗？小麦或水稻的产量可以无限增长吗？你每天劳作的时间和工作量可以无限增加吗？都不可以。
所以，前现代社会人均GDP增长的停滞甚至倒退这个宏观事实，反映到每个具体个人的微观层面上，就是一种经过千百年生活经验确认过的常识：明年不会比今年更美好，甚至可能更糟。所以，即便你生活在丰年，也要为荒年做准备。这种微观层面上的意识，会导致一系列经济后果：你对改变生活的态度是十分保守的，你不会考虑投资某个新产业，因为生活经验告诉你，在一个长期人均增长率为零的社会，投资是没有意义的。没有投资，也就意味着你积累的财富（不管是金钱、丝绸还是瓷器）不会转化为“资本”，它只是纯粹的物质财富，主要目的是用于消费。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有价值的资产就是土地，因为土地出产你的吃穿用度。那些给你带来快乐的商品，比如绫罗绸缎，精食细脍之属，基本都来自土地。赛珍珠在《大地》里描写的中国人那种骨子里对土地与生俱来的执着和热爱，其本源实则在此。
既然土地是有投资价值的实物资产，人们自然想要控制土地。古往今来，对土地有效的控制方式是什么？答案是暴力。这是自然条件限制下的解。我称其为“暴力回报”。
人类的劳动行为，是一个摄入食物获取能量，然后利用生物能做功的活动。在种种做功活动中，耕作是长期消耗，暴力杀戮却是短期消耗。你春种秋收打下粮食需要一年，运用暴力手段杀死邻居夺取土地却只需要一天，只是风险较高而已。毕竟，杀人者往往被人杀之，凝视深渊的人，深渊也在凝视你。
深渊虽可怕，却可控：如果你持之以恒地锻炼身体，磨炼杀戮技巧，成为职业性的暴力使用者，甚或采取了成建制的、组织性的杀戮手段，也就是建立了军队，那么你就可以大大降低自己所面临的风险。如果你用土地的产出来养活这样一支军队，不断夺取其他土地，就可以形成一个正循环机制，造就一个自然意义上的庞大帝国，直到你触及古代社会对人口和土地进行有效统治、管理和征税的技术极限。
这就是漫长农业社会中绝大多数古代帝国的产生逻辑。无论希腊、罗马、波斯、西周、印度还是日本，之所以绝大多数古代帝国的统治阶级是武士阶级，其原因就在于此。
在人类历史上，“暴力回报”规律发挥作用的程度几乎是没有底线的，如果说稍有那么一点儿底线的话，底线就是人类这个物种的再生产。
我们举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吧。根据经济史学家宁可的估计，西汉一家自耕农一般有五口人，其中主要劳动力一般有两个，每个劳动力耕作的土地面积大约合今天的14.4亩；根据土壤条件的不同，14.4亩的产量折合成小麦大概在1，450—2，900斤。与此同时，汉代人口平均每年消费的粮食大约是480斤，按每个劳动力负责养2.5人计算，所需口粮大约1，200斤。14乍看起来，即便是条件较差的土地，也有100斤左右的余粮。但是，这个数字既没有考虑荒年、歉收，也没有计算税赋和徭役。仅就田税而言，汉初的税收比例是“十五税一”，按较低的1，450斤计算，刚刚好把余粮收走；如果遇上灾年，这家人就要揭不开锅。后来，汉景帝把这个比例改作“三十税一”，实际上也就是给较差状况的农民每年多留出了50多斤余粮。单就这一条，已经足够让汉景帝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两千年的“贤帝”美名。
然而，田税并不是西汉农民要承担的负担，西汉农民还需承担人头税（成年人每年约一百二十钱）、财产税（每万钱家资征收一百二十钱，即1.2%的税率）和徭役（每个成年男子每年向国家提供一个月的劳动力，一生中还要额外有两年为国家义务劳动）。此外，即便这些都纳入进去，这里计算的还只是自耕农的状况。如果考虑到佃农，也就是向富户租种土地进行耕种的农民，地租比例在1/3左右，而像这样的收租比例，佃农连自己吃饱饭都困难，被迫典身为奴是非常常见的现象。
汉代只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缩影。15根据气候学家的估计，汉代在中国历史上属于温暖期，粮食产量水平还算比较高。但即便是在这些年代，根据我们的税赋负担统计，农民也只是勉强能够温饱，一遇天灾人祸，就要卖身为奴隶，罔论安居乐业。
而且，“十五税一”的负担刚好把农民生产的剩余财富压榨殆尽，让其维持在生存线上下，这可能不是偶然，而是在漫长的零增长社会博弈中，统治阶层自发摸索到了对农民极限压榨水平的结果。也就是说，在正常年份下，武士集团对农民的统治刚刚好达到了没有官逼民反的程度。如果遇到天灾减产，大规模起义就无法避免。
当然，“暴力回报”这一规律并不仅仅在武士集团与农民之间发挥作用，在农民内部，这一规律同样也在发挥作用。
当大量财富被武士集团夺走，农民为了生存，也会以暴力伤害处在同一经济水平的底层人士。从宏观层面上讲，李稻葵（2017）指出，中国古代长时期处在总经济规模增长，但人均水平几乎没有变化的状态，这表明中国古代经济是典型的马尔萨斯经济，也就是人口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导致饥荒、内乱和战争的爆发，从而抵消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从微观层面上讲，每一个农民家庭都害怕邻家的伤害能力超过自身，进而在诸如田地、水源纠纷等方面占了自家的便宜，因而每家必须靠多生孩子来获得尽可能多的男性劳动力，以壮大自己家族的暴力能力，获取更优回报。一旦冲突爆发，农民之间互相伤害的程度，可能并不亚于战争。
我在这里仅举一例予以说明。明代崇祯年间的《义乌县志》曾记载，明嘉靖三十七年，浙江永康盐商施文六某次经过义乌，发现八宝山麓一代出产矿产，于是纠集九十余人开矿采掘，被义乌当地的大姓豪族陈大成等发现，聚集乡民殴斗后，抓捕十四人递解到县衙。县太爷把人释放后，施文六又组织了千余人占领矿坑。此举激怒了当地郡侯李公，李公放出话来说杀死者不论，于是，“乌人奉是檄也以往，则无不控拳砺刃愿为上用者”。后，陈大成靠数百义乌人，击溃了施文六千余人。施文六被击败后，附近的处州人又纠集了三千余人强占矿产，再被陈大成率三千人击败。这些斗殴规模之大，连当时的抗倭名将戚继光都知道了，以至于他专门写了《练义乌兵议》上书胡宗宪：“闻义乌露金穴括徒，递陈兵于疆邑，人奋荆棘御之，暴骨盈野，其气敌忾，其习慓而自轻，其俗力本无他，宜可鼓舞。及今简练训习，即一旅可当三军，何患无兵？”16
6，000人“暴骨盈野”的民间斗殴是什么概念？嘉靖三十七年是1558年，再往前追溯130年，西欧正处于英法百年战争期间，其中的帕提战役总参与人数大概就是6，500人。这是法国骑士次战胜英国长弓兵的战役，也是圣女贞德发起的卢瓦尔河战役中的关键之战。它的规模在贞德参加过的战争中不算大的，但至少也是一场重要战役。义乌发生的，只不过是一场民间械斗，不会进入战争研究者的法眼，如果不是戚继光的记录，我们甚至都不会发现，一个民族的和平状态有可能近似于另一个民族的战争状态。
这种械斗，在中国民间并不罕见。如清中叶前后，南方地区的福建、广东、广西、江西、安徽、浙江等省，普遍发生了大规模的乡族械斗。咸丰年间，厦门、同安、龙溪一代的乡族武装与小刀会结盟，酿成大案。当时承办此案的官员感慨：“百余里间，大小数十百乡，民心无不变动……若仅恃一二公亲，岂能尽安反侧？若极我兵威，又岂能将此数十百乡，尽诛其人而赭其地？”甚至有学者认为这是清朝由盛入衰的重要标志之一。17故而，我们不能将这些现象当作一时一地的个案，而须认清古代社会的真相是：即便在和平年代，生民处境也可能像战争状态一样动荡不安。
利用“暴力回报”理论，可以为这种现象给出的历史解释是：在绝大多数剩余价值已经被暴力垄断者攫取的前提下，单个家庭追求“暴力回报”的努力，反而会造成整个社会的“囚徒困境”—人口越是增加，土地资源越是稀缺，生存竞争就越发激烈。
近年国内舆论界一个很火的词，是“内卷”。这个术语早是康德的发明，后来被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用来解释印尼爪哇岛农民在水稻种植中极尽雕琢、对农田无休止地增加细节上的装饰性，却不能增加产量的现象。再后来又被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拿来解释中国农业持续增加劳动投入却没有发展的现象。
其实，大规模械斗就是“内卷”理论没有说出的另一面：古代农民不断投入大量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上，却不能增加产出。多余的劳动固然可以转变为无休止的精耕细作，但多余的人口要怎么养活？由此得出的必然推演，就是以血缘、宗族或信仰为纽带形成小规模的暴力组织，相互争夺极为有限的生活资源。这会令社会陷入持续的互相伤害状态。
讲到这里，我认为已经可以在“要命”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更完整的社会模型：零增长社会。
所谓零增长社会，就是指完全没有实现库兹涅茨提出的两项指标的社会。这一社会会因为人们缺乏对未来的积极预期而体现出一系列特征，这些特征包括个体投资决策的保守、土地资产价值的至高地位，以及暴力在社会资源分配中笼罩一切的决定性作用。
我进一步把零增长社会的这种生活经验与知识积累造成的认知方式和权力结构称为“零增长秩序”。其认可暴力在社会资源分配中笼罩一切，并认为这个社会应该以这样的逻辑运行。
大体而言，这种秩序的认同者持有三个信念：
，暴力是一个社会中对资源进行分配的重要也根本的方式，因此，暴力是社会核心控制集团值得发展的能力。
第二，为了化自己的暴力能力、小化其他暴力集团对自己的挑战，有必要以当时的技术条件建立起针对个体的精细化、细致的管控制度。
第三，和平时期只是为暴力状态（或危机/战争状态）进行准备的时期，而美好生活将在危机/战争结束后自然而然地到来。
如果一个社会的成员都有这种共识，那么，一个将暴力凌驾于其他社会分配方式之上的权力结构，就可以很稳固地持续存在。很明显，我们前文讲述的“要命逻辑”，就是“零增长秩序”思维的一种体现。
梳理整个逻辑后，我们会发现，零增长社会是一个完美的逻辑闭环：因为零增长，所以土地是有价值的资产；因为土地有价值，所以能够效率夺取土地的暴力就是整个社会重要的资源分配方式；因为暴力是回报的解，所以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均追求暴力能力的化；因为大家都追求暴力能力的化，所以社会有极大概率陷入持续的互相伤害状态。社会陷入持续的相互伤害状态，终导致的结果又是零增长。
回到本节开始的那句话，古代社会的主流，是贫穷、暴力、愚昧和互相伤害。这一点，东西方绝大多数地区都不例外。多少帝王诸侯的盛衰兴亡，都不过是这样一个闭环逻辑周而复始地以不同方式一遍遍重演而已。
正增长社会
但是，我们只要把其中一个变量简单地调节一下，整个系统的运行逻辑就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比如，我们把人均GDP的年度增长率调节为0.1%，也就是说，假设一个社会只有小麦种植这一个产业，由于某种神秘的力量，过去你每年收成的1，500斤小麦会增加1.5斤。这个数字看起来非常非常少，以至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过100年，这个社会的人均GDP会变成原先的1.1倍；过300年，这个数字会变成1.35倍，1，500斤小麦会变成2，025斤小麦，注意，是人均。
这是什么概念呢？中国每个朝代的平均寿命大约就是300年，如果有任何一个朝代能实现人均GDP每年0.1%的增长，同时保持“十五税一”的税率，那么，300年后，每个老百姓家里每年就可以有1，000多斤余粮。真要有哪个朝代实现了这样的成就，它都很难灭亡，不会出现马尔萨斯陷阱，也不会有三国乱世、五胡乱华、黄巢之乱、靖康之变，不会有闯王、献忠，不会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
更重要的是，暴力的收益固然极高，但风险也很大。如果一个社会真的能够实现稳定增长，那么暴力的价值就会逐渐降低，而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加速衰减。
在古代社会，国王或皇帝死于疆场的状况不少见：波斯王子居鲁士礼贤下士、雄才大略，却在起兵反抗长兄的战斗中被一名护卫一枪戳在脸上；后唐庄宗李存勖一世英雄，却死于身边人的谋逆；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励精图治，却在“三十年战争”中被流弹打死，一生心血付诸流水。国王尚且如此，更不用说普通人了。
死亡这件事情，对正常人来讲，负收益无穷大。只有在零增长社会中，明天不会比今天更好，一个人才会拿自己的命不当回事。这是已经为经济学中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所证实的简单选择模型：人们在收益面前厌恶风险，而在损失面前偏好风险。如果一个社会能实现正增长，人们认为“未来”是有价值的，生命因而也就有了价值，那么，人们采取暴力手段的意愿就会大大降低，社会秩序也就有了普遍的心理支撑。
一旦秩序得以建立，正增长社会就会产生加速效应。我们前面设定的0.1%，也许很快会变成1%。为什么？因为“利率”这个宇宙间伟大的力量之一开始发挥作用了。
一旦利率为正，“钱”就开始值钱了，只要假以时日，投资必定会得到正回报。因此，土地不再是的可以投资的标的和对象，人们可以投资产业，投资技术研发，投资长途贸易。人类社会的平等和不平等，是以一种非常纠结的状态同时存在于社会之中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天才，但天才却有可能出现在每个角落。理想状态下，资本的任务就是发现角落里的天才，再将金钱代表的社会资源投给他，并从他的成功中分取回报，而社会也将因为受益于这位天才而取得进步。
那么，正增长社会中是否存在暴力现象呢？当然存在，暴力本身根植于人性之中，它是人追逐权力的本质手段之一，因而也是社会资源分配中无法被抹消的根本手段。但是，正如我们之前指出过的，暴力手段的问题是它的风险太高：哪怕你是万人之上的帝王，在暴力游戏中，也可能被对手运用投毒、刺杀等手段夺走生命。如果你预期只要活着你的财富就可以持续增长，那么你可能会更愿意用非暴力手段解决问题，把生死问题转变成买卖问题。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暴力可以服务于交易，而非排斥交易。这与零增长社会对待暴力的“底层思维”是完全不同的。
也正因如此，“花钱买平安”的逻辑，只有在正增长社会中才是行得通的，因为无论是暴力施予者还是承受者，都知道一时的暴力行为只不过是为了争夺财产的所有权，一旦财产归属确定下来，大家还是要赚钱的。既然如此，何妨交易？
当然，这种“花钱买平安”的逻辑，未必就是一个理想社会的完美运行逻辑。因为，在一个以交易为要务的社会中，可供交易的东西未必只有金钱，还可能有自由、权利、尊严和身体。切萨雷·波吉亚在弗利之战结束后俘虏了亲自挥舞战刀守城的绝世美人卡特琳娜·斯福尔扎，将其带回私室一天一夜闭门不出。舆论哗然，以为这是对失去自由的高贵女性的侮辱行为。然而，卡特琳娜的生命和弗利人民的财产终究是得以保全了。因此，正增长社会当然可以是一个罪恶的社会，只是其罪恶比起暴力和伤害无处不在的零增长社会要小许多而已。
现在，我把这种能够持续实现人均经济产值增长的社会，称为“正增长社会”，而这个社会认为人本质上是创造财富的源泉，为了确保这一点，一切皆可交易的认知方式与权力结构所缔造的，就是“正增长秩序”。
更具体地说，生活在正增长社会中的人，因为亲身受到个人财富可以长期持续增长这一现实的耳濡目染，所以可以坚定这样几个信念：
，和平比暴力更有价值，所以暴力的运用好是有限的，它的主要目的是服务于合理的交易。
第二，我们可以对未来持有高于现在的预期，所以投资新产业和技术是有利可图的。为了从不确定性中保护这种预期，“信用”和“承诺”是非常重要的基石。
第三，长期利益比短期利益重要，这里的“长期”甚至可能超过一个人的寿命。
第四，个人的潜力是创造财富的源泉，因此相信并保护个人的这种潜力非常重要。这也构成个体尊严的基础—尽管是一种功利主义取向。
那么，讲到这里，你也许会同意人类社会如果能从充斥着暴力的“零增长社会”变成允许交易的“正增长社会”，这已经算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了；但你可能仍会质疑：古代社会的技术条件下有可能存在正增长社会吗？它们如何存在？
首先，让我们仍旧援引计量史学的研究成果，先来确定一下是或不是，再问为什么。
布劳德博瑞（Broadberry）、凡·赞登（van Zanden）与凡·鲁汶（van Leeuwen）等学者，利用与研究中国古代GDP类似的重构法给出了英国与荷兰的历史GDP数据。该研究表明，1270—1690年间，英国人均GDP的平均年增长率为0.17%，1700—1860年间的增长率则达到了0.48%，荷兰人均GDP在1347—1807年间则以每年0.19%的速度增长。18
如此看来，正增长状态就是一个社会的良性循环状态。那么，真正重要的问题来了：一个社会如何才能从零增长变成正增长呢？
答案是，商贸。
商贸的本质是人类社会交易纽带对自然界资源分布不均衡状态的调整。东方出产丝绸，南洋出产珍珠，中亚生有骏马，西亚能造玻璃、香料橄榄、胡椒茶叶，这些商品在各自的产地都没有什么稀奇，但是经由商人转运，便可以在异地获得高昂利润。在这一过程中，商人承担了远洋航行中对抗盗匪和水土不服等风险，借此赚到的高额利润，可以被视为这些风险的折价。所以，即便是在未发生技术突破的古代社会，正增长秩序也可以在少数商贾云集的地区存在，例如沿海贸易港口。
在中国，是杭州、扬州、泉州、广州这些通商口岸；在印度，有锡兰、卡利卡特以及甘地和莫迪的老家古吉拉特；在波斯湾，传说中水手辛巴达的故乡苏哈尔是伊斯兰世界的三大财富中心之一；在两河流域，巴格达、大马士革、开罗是远近闻名的商贸中心；在地中海北岸，威尼斯、热那亚、米兰、锡耶纳等意大利城邦是11世纪前后欧洲发达和富饶之地；在阿尔卑斯山以北，从香槟地区到莱茵河流域，再到佛兰德斯周边，商贸城市星罗棋布，上文提及的科尔马正是其中之一。
在农耕文明的大背景之下，这些星星点点的商贸城市，就是零增长社会汪洋之中难得的正增长孤岛。很多港口城市对外来商人采取友好政策，有的甚至允许外来民族在当地建立自治社区，或当选本地官员；有些城市制定特殊的法律仲裁制度，便利外界商人在当地的活动；有些城市对异教徒实行包容政策，借机吸引其投资。这些古代城市的开放性与活力，有时会让我们这些现代人也叹为观止。但是，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拗不过农耕时代占据主导的零增长逻辑的，一旦王朝周期走到终点，它们的繁荣兴盛，也往往会走到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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