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不应该为了享受复杂而使事情复杂化，但也永远不要在根本不存在简单性的情况下一味追求或故意简化事情。如果事情很简单，只言片语就能解决。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在费伦茨·桑多（Ferenczi Sandor）活着时，费伦茨·莫尔纳（Ferenc Molnar）的小说诞生于布达佩斯1906年时的文化背景下，并被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看作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尤其是它借隐喻讽刺地刻画了欧洲的民族主义，并相当准确地预言了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本书叫《保罗街的男孩》（Paul Street Boys），围绕一群流浪儿童热心捍卫操场，反对另一帮孩子入侵其“领土”展开。保罗街的这群流浪儿童因一起轮流嚼一块叫吉特（gitt）的口香糖闻名，吉特其实是窗户上的黏胶。在美国，我们小时候会习惯性称之为“嚼后（ABC，already been chewed）”口香糖。只有青少年才知道这种流行一时的街头文化，他们会悄悄地收集这种固定窗户用的黏胶，把它当作便利店货架上售卖的口香糖。这一块口香糖使“吉特人（即咀嚼同一块口香糖的男孩们）”团结在一起—这种凝聚力远比它固定窗户的黏性强。这块口香糖会从一个男孩那儿传递给下一个男孩，每个人都有“品尝美味”的机会，同时又保持了黏胶的湿润和嚼劲。在我看来，在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圈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理论及其变体取代了小说中的黏胶。除了少数几个明显的例外，我们在许多方面也享受着“传递同一块口香糖”的乐趣。这块口香糖把我们团结在一起，让我们在把它传递给下一个人之前花费大量的时间留下自己的“齿痕”。本书会不会又是一块熟悉的口香糖，抑或是一块新刮下来的黏胶，只能待读者定夺。对我来说，它确实味道新鲜，但免不了到头来还是一团黏胶。不过，如果你能享受地嚼它一会儿，我便颇有成就感了。
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思想实验。我邀请你尝试一些非常革命性的观点，把自己沉浸在一个全新的世界观中，然后静观其变。我非常乐意宣称这些都是我个人的观点，但事实上它们并不属于任何人。不是哪一个具体的人发明了复杂性理论，而是在20世纪由数学家、生物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气象学家、经济学家以及其他对微观群体研究着迷的学者们在各自独立的理论中逐渐发展而成的，并在之后进入了计算机科学和艺术领域。从广义上讲，复杂性理论反映了来自不同专业和文化背景的众多个体持之以恒的思考和想象。
一段时间后，人们开始意识到，虽然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和探索者各自独立进行研究—不论对象是分子、细胞、人体、家庭、文化，还是太阳系等—但都不可思议地发展出了相似的观点。随着时间流逝，出现了一系列涉及既定且充满活力的开放系统的行为及其特征的知识。事实证明，分子系统、气象系统、生物系统、经济系统、神经系统和菌群系统相互之间有很多共同点。这一知识本身就表现出它所关注的一个特征：生成性。因此，在过去四十年左右，非线性动力系统理论（或简称为复杂性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动力：研究所有同类非线性的、动态的、复杂的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讲，复杂性理论除了被认为是多学科、跨学科的领域，还被认为是学科间的领域（Krakauer，2009），其目的是研究范围广泛、丰富多彩、相互贯通的系统，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些系统的产物?如果说复杂性理论家们这些年没有新的发现，那么他们至少已经了解到，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事物，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彼此关联。对解答“我们是谁”以及“世界如何运作”等问题，这开启了一种相当革命性的，甚至令人不安的看法。
20世纪40年代，家庭治疗理论引入了各种各样的系统理论（Bateson，1942； Mead，1942；von Foerster，1981；Wiener，1948），但其中许多观点仍包含着更为传统的客观主义世界观要素（例如内稳态概念，或者认为人们可以跳出系统之外进行观察）。从当代复杂性理论来看，这些概念和观点已不再站得住脚。例如，现在人们更容易将内稳态的出现理解为许多潜在的吸引子状态 简而言之，吸引子状态是系统在给定时间点对一种特定的、可辨别的构成排列的偏好。—译者注的表现之一，或系统元素潜在的、可识别的表现。而且，为了观察而跳出系统是不可能的，我们永远不能脱离始终嵌入其中的系统（von Foerster，1981）。至20世纪70年代，动态系统理论家已经积累了更多有关开放系统工作方式的假设，一些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师也开始将动态系统理论应用于各自的领域。在精神分析中，Robert Galatzer-Levy（1978）发表了开创性文章“从量变到质变：与精神分析有关的数学突变理论”（Qualitative Change from Quantitative Change: Mathematical Catastrophe Theory in Relation to Psychoanalysis）。然而，也许是因为该文章高度数学化，因而难以理解，也难以应用到临床实践中。在此之后，几位同样对动态系统理论感兴趣的精神分析家们也投身于20世纪90年代末有关复杂性理论的争论中，其中包括Hinshelwood（1982），Moran（1991），Sander（1988），Sashin和Callahan（1990），Spruiell（1993），Seligman和Shanok（1995），Thelen和Smith（1994）等人。尤其在Thelen和 Smith（1994）有关非线性动力系统理论在发展心理学中的应用的开创性著作出版之后，动力系统理论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他们对人类早期发展的研究发现，推翻了许多关于早期生命的渐成说和目的论假设。我们及所居住的世界似乎不再稳定可测，不再一成不变、能够诠释。这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
在阅读了罗伯特·斯托洛罗（Robert Stolorow）1997年发表的影响非凡的“动态、二元及主体间系统：一种不断发展的精神分析范式”（Dynamic，dyadic，intersubjective systems: An evolving paradigm for psychoanalysis）一文后，我对复杂性理论的热情被激发了。我已经相当深入地研究了主体间系统理论，以及激进的现象学情境主义观点（Stolorow，Atwood & Orange，1998，2002），发现这种全新的复杂性敏感力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我之前在主体间系统理论中有幸发现的情境主义精神。正是在1997年，我预感进一步探索复杂性理论可能对概念化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过程具有潜在作用，顿时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玩沙盘的孩子，面前摆满了很多很棒的玩具，而突然一个崭新的、功能更强大的玩具进入了我的视野。是的，随后主导我努力将复杂性理论推广到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中的动力正是如此：抱着游戏的态度。而且，尽管独自致力于此，我并不孤单。层出不穷的理论家们投身其中，发挥作用。其中许多理论家就来自我所在的研究所，即洛杉矶当代精神分析研究所。这确实是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期！
正如稍后将详细讨论的，复杂性理论的目的主要是试图理解和诠释人类系统潜在的流动性、动态性和不可预测性，试图了解事物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它实质上是一种描述性的、回顾性诠释的工具—“为什么那个病人在特定时期发生了改变？”为了理解情感生活和生成意义，为了把握人类体验所具有的强烈的情境化性质，复杂性理论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诠释框架，但随之而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这种敏感力可能以何种方式前瞻性地影响我们对患者的理解？又为我们现在和将来与患者的工作带来了哪些启发？本书只解决这一问题的开始阶段，并借助考察在临床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内隐和外显态度来反映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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