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前言/武雅士（Arthur P. Wolf）1
引言/武雅士（Arthur P. Wolf）1
论中国宗教的社会学研究/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20
鹿港的宗教和仪式/戴德安（Donald R. DeGlopper）47
一个台湾城镇历史中的宗教组织/王世庆（Wang Shihching）76
香港的乡庙/约翰·A. 布里姆 （John A. Brim）98
台湾的家庭和公共祭拜/王斯福109
神、鬼和祖先/武雅士(Arthur P. Wolf)137
台湾的建筑与超自然/王崧兴（Wang Sunghsing）186
当鬼成神/郝瑞（C. Steven Harrell）196
广东的萨满信仰/波特（Jack M. Potter）212
宇宙的对立：“母亲—孩童”的症候群/托培理（Marjorie Topley）237
祖先崇拜和丧葬实践/纳尔逊（H. G. H. Nelson）256
姻亲和亲属仪式/芮马丁（Emily M. Ahern）284
道教仪式中的疏文/施舟人（Kristofer M. Schipper）313
道教仪式的正统与异端/苏海涵（Michael Saso）330
后记/史密斯（Robert J. Smith）341
翻译对照表/353
索引/367
內容試閱：
前言
武雅士（Arthur P. Wolf）
1971年10月11至15日，由“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下属“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the 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之“中国社会研究附属委员会”（the Subcommittee on Research on Chinese Society）所筹办的六届大会中的第五届在加州帕西菲克格罗夫市（Pacific Grove， California）艾丝洛玛海滩（Asilomar State Beach）的“艾丝洛玛会场”（Asilomar Conference Grounds）里举行。本书所录诸文章正是此次会议的成果。先前的几次会议则产生了前页所列的四本文集，此外，尚有两本文集——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编著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和卢蕙馨（Margery Wolf）与罗克珊·维特克（Roxane Witke）所编的《中国社会中的女性》（Women in Chinese Society）——即将面世。上述六本书均包含与中国宗教研究相关的材料，而其中四本甚至收录了若干专门探讨宗教或仪式某些方面的文章：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所著《中国亲属和婚姻的仪式方面》（Ritual Aspects of Chinese Kinship and Marriage）；武雅士（Arthur P. Wolf）所著，关涉中国社会的家庭和亲属两个方面的《中国的亲属关系和丧葬礼服》（Chinese Kinship and Mourning Dress）；《两个世界间的中国城市》（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所录、王斯福的《三种政权下的台北城市庙宇》（City Temples in Taipei Under Three Regimes）；《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王斯福所著《学庙与城隍》（SchoolTemple and City God）及施舟人所著《传统台南的宗教组织》（Religious Organization in Traditional Tainan）的两篇文章；以及《中国社会中的女性》里由芮马丁（Emily M. Ahern）所著的《中国妇女的力量与玷污》（The Power and Pollution of Chinese Women）。在此，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宗教与仪式——以及相关对于亲属关系城市和信仰、价值的研究——乃是中国社会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在艾丝洛玛会议上原本展示了七篇论文。但因为种种原因，其中由布里姆（John A. Brim）、孔迈隆（Myron L. Cohen）、焦大卫（David K. Jordan）、苏海涵（Michael Saso）、托培理（Marjorie Topley）和我自己所作的六篇并未出现在本书当中——布里姆教授、苏海涵教授、托培理博士和我的这些文章由新论文所取代。此外，与会的还有作为讨论人员出席的谭拜亚（S. J. Tambiah）、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以及罗伯特·史密斯（Robert J. Smith）。他们为本场会议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智慧与幽默。我们尤其要对史密斯教授为本书撰写的后记表示感谢；也同样要感谢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作为本次会议行政人员的约翰·坎贝尔（John Creighton Campbell）为我们所提供的各种便利；后还要感谢贝尔（Muriel Bell），他以娴熟的编辑能力为这些文章增添了几分优雅色彩。
在弗里德曼为本系列书籍所撰写的前言里，他写道：“在中国工作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队伍太小，并且其在完全意义上讨论‘中国’一词的关键研究仍然受到‘无法进入的’人民共和国（the Peoples Republic）的阻碍。”在弗氏此语道出后的五年，我们的队伍已经招募到了许多新成员，并且人民共和国也开始允许我们进行一些短期的非研究性访问。个变化体现在本卷文集中有七位作者在次会议时均还是学生。第二个变化则并无特别深刻的影响；书中的论文，如弗里德曼教授那本书里的一样，基本上所关注的也都是香港和台湾：如果明年再开一场大会的话，这一情况可能也不会改变。
我们为何要在广袤的复杂社会领域中的如此一小部分里浪费这么多精力，其意义何在？我认为，这要看我们想要完成的是什么了。我们的目标是去形成关于“中国”的一般性概念，还是去解释“中国人”的信仰和实践？种目标所要求的调查需要覆盖整个中国大地上的每座县市、每个行省。而第二种所要求的则不是广度而是深度，即它所要求的是对中国的某些片段进行细致、长期的研究。虽然我们出于可行性不得不选择了第二种目标，但于我而言，该目标却似乎更是一个合理的策略：它的合理性也充分地在本书中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中得到了证实。
一直以来，如何在英文出版物中好地表述中国词汇都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在本书中，这个问题更是因“调查对象”讲的是广东话或者闽南语而非普通话变得尤为严重。比如，试想如何转述一个闽南语社区庙宇中的铭文这一复杂问题。有些作者会使用普通话正字法（Mandarin orthography），依照惯例，这种办法乃是在汉字之后附加普通话的拼音。而另一些作者则认为，因为该社区乃是一个闽南语社区，是故，应该用闽南语正字法加以转述，以免普通话社区中类似习俗和概念的所指与事实有所出入。在那些偏向于闽南语正字法的人中，有些会希望用口语白话（colloquial speech）的形式来表现这些汉字，另一些则认为应该使用更为正式的“书面语”，因为此类铭文的文人作者在构思过程中使用的就是正式的书面语。当然，我允许这些论文的作者们自行选择在他们看来为合适的正字方法，我的要求就是，所有的普通话词语都必须要用“韦氏拼音”（WadeGiles）表示。想要知道“yang”（普通话）、“yeung”（粤语）、“iong”（闽南语）或其他词语汉字写法的读者请参考本书所附录的“汉字列表”（Character List）。
后，我将采纳庄士敦（R. F. Johnston）在《狮龙共舞》（Lion and Dragon in Northern China）——研究中国的书籍里的一本——一书中的观点来总结向读者提供的一般性建议。在对认为中国人迷信（相信诸如“鬼魂”的存在）的传教士和其他人的回应中，庄氏写道：“我承认，中国人（与许多欧洲人一样）确实相信一些奇怪荒谬的事物，然而，必须要强调的是，许多中国人（与许多欧洲人一样）虽然表面上相信，但实际付诸行动的却很少：那些看上去积极的信仰常常却不过是对传统的一个消极默从（passive acquiescence）。”我们不应该将他们对到访人类学家的言说与其真正的信仰等同起来；其中有些人的话可以，有些人的则不行。大多数人都会相信某些事物而对其他持怀疑态度。我回想起曾经问过我的一位为深思熟虑的调查对象，他为何厌恶向鬼魂献祭。他咧嘴笑着答道，“试想你正盘算着要翻过一座大山，此时有两条路可以选择。如果有人告诉你其中一条路上有强盗，那么你会选择哪条路？”
武雅士（A. P.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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