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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不懂宋朝，无以真正读懂中国历史；不读辽夏金史，只能读懂四分之一的宋史。
如果能穿越，你想回到哪个朝代？许多人也许会选择宋朝。然而，宋朝却是中国历有争议的朝代，它既是中国繁盛的朝代，又“积贫积弱”。
与宋朝同时期的政权，有辽、西夏、金、大理、吐蕃等，它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都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10—13世纪的大时代风云变幻，也为后人留下了想象和探索空间：金庸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就是以那段历史为背景写就的。
1.《简说辽宋夏金》是一部概览性的历史学入门读物
如今历史研究愈加精细深入，研究作品大多基于新理论或者视角，简明介绍某个时代基本情况的作品反而成了稀缺品。《简说辽宋夏金》开篇便全方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介绍了辽、宋、西夏、金、大理、吐蕃等政权的基本情况，使读者对10—13世纪中国那段错综复杂的历史有了个全局性的印象，“对宋史小白入门很友好”。
2.《简说辽宋夏金》是史学大家的简论之作
王曾瑜先生是研究宋史的大家，学术功底相当深厚，大量宋代历史典故和引文信手拈来，运用自如。《简说辽宋夏金》中处处透露出他的学识和智慧，比如，关于宋代的冗官问题，在传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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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10—13世纪，在中国境内交织并存着辽、宋、夏、金、回鹘、吐蕃、大理等多个民族政权，这个时期因此也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南北朝”。
知名辽宋金史专家王曾瑜以高远的历史格局勾勒出辽、宋、夏、金四个并存继逝王朝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以及相互间冲突交融的概况。
《简说辽宋夏金》中亦不乏对历史事件的深入探讨，诸如辽朝具备浓郁的游牧民族政治特色，荫补制是造成宋代冗官的主要原因，西夏建国乃是利用了西北沙化优势，女真高度汉化后又迅速腐化，农业复种制和西北沙化是导致经济重心南移和政治中心东移的重要原因，等等。
《简说辽宋夏金》中对历史人物的臧否点评也极有特点，直言不讳而又充满温情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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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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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曾瑜，当代知名辽宋金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师从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中国宋史研究泰斗邓广铭先生。著有《岳飞新传：尽忠报国》《宋高宗：荒淫无道》《宋朝军制初探》《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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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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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10—13世纪的中国
一 ◆ 辽宋夏金政治
辽朝/13 宋朝/16 西夏/21
金朝/22 回鹘/25 于阗/27
喀喇汗/27 吐蕃/28 大理/29
二 ◆ 辽宋夏金社会经济
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33
辽宋西夏金人口和社会/39
三 ◆ 辽宋夏金教育科技文化
四 ◆ 辽宋夏金宗教风俗
下篇 辽宋夏金的兴亡
一 ◆ 政治军事与制度
契丹游牧民族的政治特色/57
辽与北宋元丰前官制的异同/59
宋太祖的秘密誓约和政治文明/67
先王之政与祖宗之法/70
保守的文官政治/77
守内虚外/86
发达的台鉴政治/89
荫补制的泛滥成灾/98
多元化士风的主流/102
北宋从腐败走向灭亡/109
开封的劫难和衰落/115
康王出使和救援开封的真相/122
国难当头时的腐败和行乐/125
南宋初年的抗金斗争/129
狼狈为奸据庙堂，贪饕成风是官场——宋高宗和秦桧的“中兴”“盛世”之一/135
文丐奔竞颂降金，祥瑞纷至掩灾疫——宋高宗和秦桧的“中兴”“盛世”之二/140
捕风捉影文字狱，株连蔓引瘴海行——宋高宗和秦桧的“中兴”“盛世”之三/146
两次使用火药兵器的重要海战/150
西夏立国与西北沙化/154
女真族的汉化与腐化/161
金朝官制对后世的影响/165
蒙古族兴起的曲折/167
二 ◆社会经济
经济重心的南移与政治中心的东移/187
宋代的绿色革命/189
传统衣料的变化/193
石炭、石油和天然气/197
宋代农民的五大公害/203
世界上早的纸币发行/206
海上贸易大国/207
三 ◆ 教科文与风俗
经学、教育和科举三位一体的确立/213
标准语的变化——北京话开始取代洛阳话/216
席地跪坐的改变/218
四◆两宋名人
范仲淹的两句名言/227
宗泽——大呼过河身已僵/228
李纲——谋身性虽拙，许国心独苦/232
李清照和秦桧、王继先/234
岳飞的高风亮节点滴/237
“莫须有”千古奇冤/240
文天祥——时穷节乃见/244
附录 治史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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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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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史心得
本人治史，根底浅薄，先天不足，又兼之以后天失调，与前辈优秀学者确实存在着不可弥补的学问差距，所以必须声明，自己不必谬充“大家”之列，做人应有自知之明。但如今回顾起来，个人也有两条幸运之处：一是接触和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对史识大有裨益；二是正逢研究手段革命的开端，即古籍的电子化、数字化。本人原先只治宋史，在20世纪80年代，因工作关系，由辽史的外行和金史的半内行转为内行。90年代以来，既以批判中华古代专制主义、专制腐败政治为主攻方向，又得益于古籍的电子化、数字化，故个人的研究，由辽宋金断代史逐渐走向通史，自秦汉至明代都写有专文，对秦汉以下的各代，已非全外行。另外也兼写小说与杂文。
归纳个人的论著，一些重要的论点可列举如下：
◎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治史极为重要。治史能力，大致是宏观的掌控能力和微观的渗透能力。宏观上不能准确掌控，就会产生方向性、全局性的偏差，甚至一错百错，极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就微观的考证而论，当然是史学家必须具备的基本功，其要领无非是去伪求真，由表（现象）入里（本质），自此及彼，分清主次。考证固然需要逻辑推理，但至少在某些场合下，欲由表入里，分清主次，就更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和运用。
◎治史不应单纯为古人算账。理解过去，透视现在，指点未来，这是一个现代爱国史家对祖国和中华民族应尽的一份义务。研究历史，在不少场合，史识是位的，发表出人意表、发人深思、令人回味的史论，很不容易。史识本质上是科学性的问题，是追求真理，却不能不与追求民主的态度息息相关。古今一揆，知今有助于识古，究古有助于察今。治史应当古今一体化，有条件者，也应中外一体化。在某种意义上，史识可说是对历史和现实的综合洞察力。
史学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歌颂正义，批判邪恶。客观而公正的历史记载和研究，是维系社会良知和正义的重要舆论力量。
以上两条功能非其他学科所能取代。
◎由于中华历史悠久，古籍浩繁，即使在古籍开始电子化、数字化的今天，史家的基本训练不可丢，治中华古史打基础，还是应当认真通读前四史和《资治通鉴》。断代史的观念仍不可废，治中华古史必须从断代史入门，方有深入的可能。但可以设想，将来史学学术竞争的主战场将不是在断代史方面，而是在通史方面，谁拥有的通史知识更多更深更广，谁的研究就会更精湛。高明的史学家的作品将会以千万字为统计单位。尽管今后古籍数字化、信息化水平会不断提高，而由断代史走向通史，仍将是一条正确的、高明的治史之道。
◎有的学者提出，要将制度史写成活的制度史，这是很对的。马克思主义对等级授职制的批判，就研究中国制度史而论，应有更高层次上的指导意义。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下，制度的运作，不可能离开人治和人事腐败。如若不从这个理论的制高点去俯瞰和研究制度史，制度史就有可能成为死的制度史。
◎中国古代卖官鬻爵的出现和发展，至少有三个普遍性的条件：一是商品经济某种程度的发展，使官爵可以成为商品；二是官爵成为肥缺，方得有买官的可能；三是自秦汉以来，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各种形式的官员等级授职制，方有卖官的可能。一个时代的卖官，总是与政治的昏暗和腐败程度成正比，总是成为一个时代政治昏暗和腐败程度的重要标尺。依据古代的儒家舆论，腐恶的卖官现象，也与中国自古相传的各种可怕而可憎的政治遗传基因一样，是作为反面事物而受谴责的，处于无理地位。但另一方面，卖官现象仍是滋生不息，且有变本加厉之势。其故非他，卖官现象有丰厚的滋生沃土，就决不可能做到正本清源式的根治。
……
一 、 辽宋夏金政治
从公元10世纪到13世纪，在今天中国境内，曾并列存在着辽、宋、西夏、金、回鹘、于阗、喀喇汗、吐蕃、大理、蒙古（后定国号元）等政权，这其实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分裂的南北朝时期。辽朝辖有今东北和内蒙大部，南至北京、大同等地。西辽辖有今新疆和中亚部分地区。北宋辖有今华北大部，西起兰州、四川，直至南方。南宋丧失约三分之一的土地，退至今宝鸡南部的大散关至淮水一线以南。西夏辖有今宁夏、甘肃河西走廊和内蒙小部。金朝辖有今东北、华北和内蒙大部。西州回鹘和于阗辖有今新疆的一部分。喀喇汗辖有今新疆南部和中亚部分地区。吐蕃辖有今西藏与青海。大理辖有今云南。辽朝和金朝先后是东亚的军事强国，西辽也曾一度称雄于中亚，而宋朝在经济文化上是当时世界上为先进的国家。西夏、回鹘、于阗、喀喇汗、吐蕃、大理等也对本地区和民族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现将各国的政治概况分述于下。
辽朝
契丹族可能于神册元年（公元916年）建国，其国号汉语称辽。从传世的契丹文看来，或使用“哈剌契丹”双国号，“哈剌”之契丹语义为“辽”。在辽朝的全盛期，其统治区包括今东北、内蒙、外蒙和华北的北京、大同一带以至新疆东北等地。
在中国古史上，辽朝是一个相当特殊的皇朝，其政治和典章制度适应并表现了对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兼容。辽朝有许多民族，人数多的当属契丹人、奚人、汉人（时称汉儿）和渤海人。契丹人统治着整个国家，皇族耶律氏和后族萧氏两大族系在辽国国家体制中居于的统治地位。“契丹与奚言语相通，实一国也”，早在辽朝建国前，就已征服了奚人。辽朝将奚人作为一大部族，并与后族同称萧姓。辽朝于天显元年（公元926年）灭渤海国，于会同元年（公元938年）得到后晋割让的燕雲十六州，又先后将大量的渤海人和汉人收归其统治。
辽朝当然也存在民族歧视和压迫。但是，允许汉人、渤海人等保留农耕民族的生产方式，以至发型、服饰等习俗，显得比较宽松，这与后来金朝强迫汉人剃头辫发，清朝入关后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适成鲜明对照。至于韩、刘、马、赵诸族为首的幽蓟汉人地主阶级，在辽国政权构成中，其地位仅次于契丹人，居第二位。渤海人与契丹人的民族矛盾较深，不但曾发动叛乱，在金朝兴起后，很多渤海人又归金反辽。
辽朝的契丹人虽然“嗜学”汉文明，却长期保留着游牧民族的习俗。辽朝先后建立了五京，即上京临潢府（治今内蒙巴林左旗南波罗城）、东京辽阳府（治今辽宁辽阳市）、中京大定府（治今内蒙古宁城县西南大明城）、南京析津府（又称燕京，治今北京市）和西京大同府（治今山西大同市）。其中上京作为契丹人发祥和兴起之地，地位尤其重要。但是，辽朝皇帝却有相当一段时间不住在京城宫殿中，而是在露居野营的宫帐中处置国务。宫帐又是一年四季迁徙不定。从政治地位而论，宫帐反重于五京，这与中原皇朝的皇帝常住京都的宫殿颇异。
辽朝实行北面、南面两套官制，北面官负责处置契丹等各游牧民族事务，南面官负责处置汉、渤海等各农耕民族事务。“辽俗东向而尚左，御帐东向”，这与中原汉族皇帝面南而治不同。北面官即是左，南面官即是右，北面官重于南面官。在地方行政管理系统上，辽朝对游牧民族实行部族制，而对汉人、渤海人等实行州县制，分别由中央的北面、南面官僚机构管理。此外，辽朝前后共有九帝、二后、一个皇太弟和一个改契丹姓的汉族大臣，置有十三个斡鲁朵，汉语称“十二宫一府”。斡鲁朵设有宫户等，也分别设置了统治游牧和农耕民族的北面、南面官僚机构，成为辽朝单独的行政和经济实体，乃是不受辽廷管辖的国中之国。
与斡鲁朵类似的是头下军州。头下军州主要是在契丹统治的腹心地区，环绕上京、中京建立起来的，可说是契丹贵族的领地。头下军州与斡鲁朵、由辽廷直接统治的行政区鼎足而三，在契丹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契丹族不同于汉族，妇女地位较高，故皇后与皇太后掌政的时间不短，而臣僚们也并不像汉人那样，将此视为不正常的情况。在人事方面，辽朝主要实行贵族世选制，科举制居次要地位。“风俗贵亲，率以近亲为名王将相，以治国事，以掌兵柄，而信任焉。”契丹人既长期保持游牧风俗，故辽军以骑兵为主力，但比较散漫。
辽朝东南与高丽接壤，南方先后与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宋朝为邻，西南又与西夏、回鹘等相连，彼此都曾发生战争，但主要对手还是中原皇朝。辽军曾南下灭后晋，后周则发兵收回三关之地。辽宋之间有二十六年战争，辽军虽占上风，但因不善攻城战，无力深入宋朝内地，故对宋朝经济破坏不大。此后则有长达一百一十八年的和平，这在中华古史上还是仅有的。辽宋之间建立了比较平等的外交关系，但辽朝还是力图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利用西夏牵制和消耗宋朝的力量。
在辽朝中后期，西北的阻卜，即后来的蒙古成为辽朝的主要边患。辽朝并不重视对东北生女真的防范，而生女真建立金朝（公元1115年），前后经过十二年战争，于保大五年（公元1125年）灭亡辽朝。
契丹族的一支则迁徙到中亚和今新疆地区，以虎思斡鲁朵（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附近）为中心，重新建国，史称西辽。西辽收服原来的高昌、喀喇汗等国，适应了中亚和新疆的地理和人文环境，对辽朝的政治体制有因有革。西辽于天禧三十四年（公元1211年），被乃蛮的屈出律篡位。1218年，亡于蒙古。
宋朝
在五代十国分裂之际，经过周世宗的经营，中原地区出现了重新统一的转机。建隆元年（公元960年），武将赵匡胤沿用五代“帅强则叛上”的武夫政治故伎，发动兵变，夺取政权，建立宋朝，后庙号太祖，史称新皇朝为北宋。北宋定都于东京开封府（今属河南），渐次削平各割据政权，完成了从中原到南方大部分汉族聚居区的重新统一。
宋朝吸取五代弊政的教训，专注于免蹈覆辙，堵塞各种政治上的漏洞，而并不追求规模一新。宋朝强调“祖宗之法”，其基本精神是“事为之防，曲为之制”，“专务以矫失为得”。其流弊则是矫枉过正，在第二代皇帝宋太宗时已发展到“守内虚外”，甚至“斥地与敌”。北宋的弊政大都可追溯到宋太宗时。
北宋政治军事和典章制度的利弊得失是十分鲜明的，大致可以概括如下：
，按照皇帝集权、臣僚分权和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的原则，北宋各种政治制度的设计和操作，还是有效地维护了政治稳定，消弭了各种内讧，有利于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第二，自宋太宗始，以兴盛的科举制造就了发达的文官政治。从重视门第到重视出身，是唐宋时期官场的一大转变。宋朝“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官场中只讲究出身，科举入仕者算是“有出身”，其他门径入仕者都是“无出身”。宋朝所谓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其实就是与“有出身”者治天下。文官政治，即“以儒立国”，对政治稳定和文化发展是有正面影响的。
第三，在人类历史上，政争是不可避免的，而在专制时代，政争又往往是十分残酷的。宋太祖立下了秘密誓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故北宋的政争少有诛杀，较为文明。即使在北宋后期有三次大规模贬窜士大夫的运动，一般也不开杀戒。宋人称“古者士大夫多被诛夷，小亦鞭笞。太祖皇帝以来，始礼待士大夫，终始有恩矣”。赵宋一代在强调皇帝大权独揽的同时，又兼顾对臣僚的体貌宽柔，在中华古史上是的。
第四，北宋除后期外，将“异论相搅”作为“祖宗之法”，其初意是使臣僚“各不敢为非”。在较为宽松的政治和舆论环境下，宋朝台谏政治的发达，超越前朝后代。在人治条件下，台谏政治固然有各种流弊。但按照儒家理论，台谏官作为政治上的反对派，行使监督权，发表异论，对于“扶直道”，维系一个时代的正派士风，有一定意义。
第五，文官政治并不意味着就是保守，但宋朝文官政治的特点在总体上说却是保守。正如王安石讥评说，“因循苟且”，“侥幸一时”，不求振作有为，但求勉强维持，得过且过。“因循苟且”和“守内虚外”互为表里，都是“祖宗之法”的重要方面。
第六，宋政多“繁缛之文”，缺乏行政效率。长期稳定的政治局面，造成“无意外仓卒之变，惟无意外之变，所以都不为意外之防”。北宋从政治体制到决策都缺乏应变能力。这在金军南侵、北宋亡国时，表现得尤其明显。正如朱熹说：“今看著徽宗朝事，更无一著下得是。古之大国之君犹有一二著下得是，而大势不可支吾，那时更无一小著下得是。”
第七，北宋的荫补制，即官僚世袭制盛行，超迈汉唐，这是严重的倒退，却是贯彻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精神。除北宋初期外，宋朝大约在十分之九的时间里冗官为患，冗官的中心问题就是荫补制。冗官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严重的社会痼疾，又严重影响官僚机构的行政效率。
第八，由于宋太祖以武将“黄袍加身”的来历，宋朝“守内”的要旨就是猜忌和防范武将。宋朝维持着超越前代的大规模常备军，冗兵给财政造成了沉重的负担，成为严重的社会痼疾，而其军制却是以束缚武将才能，降低武将地位和素质，牺牲军事效能为特征。在崇文抑武、以文驭武的方针指导下，整个时代的尚武精神沦落。北宋逐步实行文臣统兵和宦官统兵，降至北宋末，举国竟无折冲御侮之将。
第九，人们常说，宋朝积贫积弱。其实，北宋的人力超过唐朝，物力和财力、政府财政收入更大大多于唐朝。但丰厚的财政收入难以负荷冗兵、冗官等支出，而横征暴敛又加重了民贫，这就是积贫。宋朝的综合国力无疑强于辽朝、西夏、金朝等，但因“守内虚外”、崇文抑武等因素，实力的运用水平很差，这就是积弱。
第十，一般说来，腐败与专制是一对双生子，专制必然滋生腐败，腐败必然依赖专制。但宋朝的腐败还有其突出的表现。金元时代评论，认为宋政失之于“宽柔”。“宽柔”表现为对误国败事者有罪不罚，罚不当罪，罪废复用，所谓“赏重于罚，威不逮恩”。宋朝的上层官员，大多治国救国无方，而在钩心斗角、玩弄机谋权术时，却又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发展到顶点，则是不管国家存亡、百姓死活，自己不能治国和救国，却必须破坏他人治国和救国。
总的说来，北宋的专制政治有开明的成分、保守的成分、拙劣和荒唐可笑的成分，互相交织着。
北宋于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亡于金朝。宋高宗又于当年重建宋朝，史称南宋，后定都于临安府（治今浙江杭州）。南宋保存了北宋约三分之二的统治区，并且基本继承了北宋的政治军事传统和典章制度。但南宋也有若干不同于北宋的特点：
，“守内虚外”的方针发展到了极点。在宋军愈战愈强的形势下，南宋当政者却宁愿杀害抗金名将，与金朝订立极其屈辱的和约，这在中华古史上是的。宋金的不平等外交前后持续了八十七年。
第二，相权的扩张。南宋也有重视皇权压制相权的时期，但四个权臣专擅的时间共计七十年，不仅占据了南宋一百五十三年的近一半时间，还促成了南宋的灭亡。
第三，南宋在大半时间放弃了“异论相搅”的“祖宗之法”，特别是在南宋前期，为保证能对金屈辱媾和，不但实施严厉的迫害和文禁，甚至还制造文字狱。南宋在大半时间内，政治和舆论环境并不宽松，台谏官“扶直道”的功能下降。
第四，南宋先后面临金朝和蒙古的军事威胁，依托江淮和西部山地，总的说来，还是沿用“祖宗之法”，维持了内部的稳定，并且表现出了顽强的自卫能力。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军，唯有在进攻南宋时，遭遇到顽强的抵抗。宋元战争持续长达四十六年。
南宋后在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亡于元朝。但对元朝混一天下不宜估计过高，即使在元世祖时，对国家也治理得并不好，此后更是每况愈下。
西夏
西夏原是在夏州（治今内蒙古自治区与陕西靖边县北交界处）地方割据政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于天授礼法延祚元年（公元1038年）正式建国，或自称白上国、大夏国，但人们习惯依辽人和金人等称呼其为西夏。其统治区包括今宁夏全部、甘肃大部和陕西、青海、内蒙的小部分，其国都为兴庆府（治今宁夏银川市），后改名中兴府。
西夏是多民族国家，党项人为统治民族，但又联合汉人、吐蕃人、回鹘人等的上层，可称是蕃汉联合政治。西夏立国依靠的是党项族的强宗大族，夏景宗开国后，也杂用汉臣“主谋议”，但“主兵马”者看来大多是党项人，对宋战争前，须与“诸豪歃血”。皇族嵬名氏（兼用汉姓李）注意与党项的大姓通婚，后族“贵宠用事”，而皇权与后权、皇族与强宗大族之间也不时发生冲突。但西夏看来没有建立像辽朝那样的两套官制，大体是效仿宋制，设立中央官制和地方的州县制。
夏景宗建国时，对境内各族下秃发令，创制西夏文，规定统一服饰，以求境内各族党项化。但西夏各族的逐渐汉化还是势不可免的。西夏在后期的八十一年间，正式实行科举制，基本以科举取士选拔官吏，不论宗室贵族、平民百姓，也不论党项族、汉族或者其他民族，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是正当的途径。这意味着加强中央集权，至少是削弱了强宗大族的政治地位，削弱了贵族世选制。
西夏巧妙地利用了辽朝与北宋的矛盾，争取自身的独立和生存，但主要的敌手是北宋，双方进行了长期的战争。西夏初处于攻势，并且成为胜者。西夏军以骑兵为主力，但显然不善于攻城战，故对宋朝只限于边境杀掠。后来又不断地被北宋攻城略地，被动挨打，却仍努力支撑困境。直到北宋末南宋初，西夏利用金军攻宋的机遇，夺取若干被占之地。此后与南宋隔绝，而与金朝基本维持和平。到夏金晚期，双方都处在蒙古的威胁下，但彼此仍有战争。西夏于宝义二年（公元1227年）亡于蒙古。
金朝
生活在东北白山黑水之间的生女真族，于辽天庆四年（公治区大致包括原辽朝的辖区，以及南至淮水的广大地域。金朝的国都初设在生女真的发祥地上京会宁府（治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子），后迁至中都永安府?改名大兴府（治今北京市）。
金朝是多民族国家，女真人始终占统治地位。金朝初年，事实上存在着女真人、渤海人、契丹人和奚人、汉儿（原辽统治区汉人）和南人（原宋统治区汉人）五个民族等级。后来汉儿与南人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金朝存在着很强的民族歧视，特别是在金朝初期，金人强迫汉人剃头辫发，又大量驱掳汉人当奴隶，激起以汉人为主体的各民族的强烈武装反抗。金朝为了据守夺得的中原之地，将女真等大量落后民族迁入燕山以南，大量掠夺汉人的耕地，并将统治中心也转移至华北。女真人相当快地汉化，其汉化程度高于契丹人和蒙古人，同时又相当快地腐化，经历类似清朝八旗子弟的命运遭遇。国内的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直到金朝后期，仍爆发汉人的武装反抗。刘祁说，“大抵金国之政”，“分别蕃、汉人，且不变家政”，“偏私族类，疏外汉人”，“此所以不能长久”。
金朝政制与辽朝不同，初保留了原始社会部落联盟制的若干特点，后由辽宋降金的汉人制订了中央集权制，逐步撤销东、西枢密院、行台尚书省等对广大中原地区的单独管辖，并将隋唐以来的中央三省制合并为尚书省。金朝对地方管辖主要实行路州县制，但南迁的女真族等的猛安、谋克又成为与州县平行的行政单位，而对北方游牧民族也另外设置部族、乣等行政单位。行台尚书省虽在前朝与金初已设，而在金朝晚期，为军事需要临时设置的行尚书省制，实为元明清逐步建立省一级行政区划之嚆矢。
金朝初年，女真完颜皇族掌握军政大权，用人方面以贵族世选制为主。此后经历了残酷的政争，完颜皇族的势力不断削弱。但总的说来，女真强宗大族仍在金朝政权构成中唱主角，女真人入仕的主要途径有三：荫补、世选和军功，后来考试也成为女真入仕的一条重要途径。金朝对于考试制度的重视，远超辽朝和元朝。但金朝总的说来是以武立国，汉人文士通过科举入仕，仅居次等地位。
金朝初年，“文移极少”，行政效率颇高。“及其中叶，鄙辽俭朴，袭宋繁缛之文；惩宋宽柔，加辽操切之政。是弃二国之所长，而并用其所短也。”金朝不时爆发残酷的政争，唐宋制度里的政治冲突和妥协，并没有与女真原有的民主因素合流。相反，两种制度里的专制和野蛮的成分结合在一起，促成了政治过程的残暴化。金朝一反宋朝优礼臣僚的传统，实行“杖责”，“上自宰执公卿”，“亦不能免杖”，金帝的杖责有“御断”和“监断”两种，“有因而致死者”。
自金朝中期以降，近侍的权势就愈来愈膨胀。因外廷大臣不受信任，参与决策者经常只是皇帝身边的近侍。此外，金朝吏的地位远高于宋朝，重用吏，以吏排挤士大夫，也是金朝政治生活的一大特点。
金初武力，以女真骑兵为基干，有顽强的战斗力，胜过辽与西夏骑兵，又能进行大规模的攻城战，故能深入中原。但随着移居中原的女真人的腐化，“狃于宴安，习成骄惰”，由北方游牧民族组成的乣军成为金军的精锐。
金朝取代辽朝之后，也接收了辽朝的边患，对漠北地区的统治已大为减弱。北方的鞑靼，即蒙古，始终是大患。即使在金朝强盛时期，实际上也努力避免南北同时用兵。金章宗时对宋战争，表面上金朝勉强成为胜利者，实则两败俱伤。蒙古旋即兴兵攻金，而乣军又背叛金朝，于是金朝只能弃地南逃，迁都开封，退守黄河以南，却又与宋、西夏、蒙古三方同时交兵。金朝后于天兴三年（公元1234年），被宋蒙联军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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