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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德军将领为你现身说法
伦德施泰特、古德里安、哈尔德、施图登特……
多位德军高层当事人亲笔回忆 纽伦堡审判一线审讯记录，带你视角重返历史现场！
2.二十世纪军事理论的源头
德国装甲部队横扫欧陆的理论源头，美国、以色列、澳大利亚等多国国防战略的思想指导！
本书不仅是一本二战史经典，更是一部军事战略思想巨著！
3.全新版式 精编精校
新增多处注释，修正上百处错误，程度还原历史真相！
4.独特视角与经典战略理论的结合
“大战略”理论分析二战战略与战术得失
横扫欧陆的纳粹德国为何瞬间就一败涂地？——军事的胜利根本掩盖不了大战略的失败。
5.不只是军迷的盛宴
“间接路线”思想不只是军事思想，更是商战一大基本原则
无论是想了解二战史的军迷还是升级管理战略的企业高管，本书都是你的不二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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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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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败者：德军将领眼中的二战决策内幕》从二战德军将领视角出发，结合作者在纽伦堡审批期间获得的手审讯记录和德军高层亲历者的亲笔回忆，对自纳粹上台到垮台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二战德军做出的重大决策得失进行全面复盘思考，同时结合作者独到的军事理论思想对各大战役进行批判研究，不仅是一部珍贵的二战史学经典，更是一部军事战略理论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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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李德·哈特，英国军事战略家、史学家。
曾任英国陆军上尉、英国陆军部长顾问等职务。
他提出了“间接路线”“大战略”等军事理论，倡导闪击战和机械化战争，对一战后重建中的德国国防军产生了极大影响。
战后，美国、以色列、澳大利亚等国均将他的理论引为战略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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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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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希特勒的将领们
章 自我毁灭式分裂 / 002
第二章 塞克特锻造的德军体系 / 009
第三章 布隆伯格和弗里奇时代 / 019
第四章 布劳希奇—哈尔德时代 / 031
第五章 古德里安——初期胜利的缔造者 / 045
第六章 “太阳下的战士”——隆美尔 / 059
第七章 阴影下的军人 / 069
第八章 “老卫兵”——伦德施泰特 / 086
第二部分 战争前的初步行动
第九章 希特勒的崛起 / 094
第十章 装甲部队雄起 / 102
第三部分 德军将领眼中的战争
第十一章 希特勒如何击溃法国、拯救英国 / 122
第十二章 敦刻尔克的“暂停进军” / 169
第十三章 法国战役的终结和德军首次败北 / 184
第十四章 地中海战役的失败 / 210
第十五章 希特勒入侵苏联 / 224
第十六章 兵败莫斯科的原因 / 237
第十七章 兵败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 / 262
第十八章 兵败斯大林格勒之后 / 289
第十九章 苏联红军 / 301
第二十章 盟军进攻意大利 / 312
第二十一章 诺曼底失守 / 351
第二十二章 西线指挥部视角中的刺杀希特勒密谋 / 394
第二十三章 希特勒孤注一掷——第二次阿登战役 / 408
第二十四章 希特勒——一位年轻将领的见解 / 429
结论 /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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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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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本书的版是根据五年前，我在德国将军被俘后不久与他们讨论时收集到的资料编写的。从那时开始，我收集了大量的新材料，其中许多材料来自我在1945年时没有机会见到的将军们，同时我也得以通过参考文献记录来核对这些证据。
在本书的第二和第三部分中，将领们的证词是用他们自己的话来阐述的，大部分章节都被扩大和修订了，同时还增加了三章新内容。在部分，即我自己对事件和人物的总结中，修改的内容并不多，但增加了一章新内容——关于古德里安，虽然他在1940年不过是个下级指挥官，但他对德国当年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即使是在更完整的形式下，本书也不是在努力“书写历史”。现在编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还为时过早——应该等到证据更加完备的时候再说。在本书中，我所关心的是收集并以一种可理解的形式向公众展示历史必需材料的重要部分。作为撰写一场大战历史的准备，没有什么比从对立面收集证据更重要的了。因为只从自己“山的这一边”去观察一场战争，必然会产生片面的观点。
在我早先研究次世界大战历史的过程中，这一教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仅就军事领域而言，我发现，任何战役或事件的记载，除非是在了解敌人的意图、决定、资源和行动的情况下写出来的，否则都必然会产生偏差。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我就立刻抓住机会，借亲自审讯德国将领的机会，在他们对事件的记忆还没有消失，在他们的印象还没有受到战后知识或趋势的影响之前，探寻“山的另一边”。
毫无疑问，德军将领终将出版自己的回忆录和叙述，许多盟军将领已经这样做了。就前者而言，由于战后的长期监禁和对自由的各种限制，回忆录的写作被推迟了，还有一些人的回忆录的写作仍在推迟。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这种延迟——或者说，历史材料出版的任何延迟都是令人遗憾的。另外，必须认识到，自传的作者通常更关心自己的利益和名誉，而不是为历史服务。任何国家的政治家和将领，在以自己的时机和方式编纂自己的回忆时，都会对自己的行动的记录进行精心的构思——没有什么比这更具有误导性了。对他们质疑，再加上逐步探索其他资料来源以提供对照检查，才有更好的机会获得真相。
我的这本书，通过收集他们对许多不同问题的答复，尽可能客观地介绍了他们回答的精华内容。如果把材料“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不仅会让本书篇幅太过庞大，而且会让读者感到困惑——更何况，在探寻真相的过程中，穿透“防线”的好办法就是改变切入的方式。任何一个有经验的审问者都知道，让审问断断续续、声东击西，就更有可能引出一些本来可能被掩盖的事实。平心而论，我必须说，在面对那些难以处理的问题时，这个办法被多次证明有效，这也让我在很大程度上修改了我原来的看法——特别是他们的证据常常被缴获的文件所证实时。
他们的证据的准确性和诚实度因人而异。但根据我的经验，我发现德国人在讨论专业问题，比如军事行动的过程时（这是本书探究的主题），他们往往比大多数人更客观。此外，他们中的许多人热衷于事实的精确性，尽管他们的结论可能像啤酒上的泡沫那样浅薄。这种对事实精确性和对详细记录事情的热衷，导致许多与1944年反对希特勒的密谋有关的人被发现并被绞死。 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热衷是一笔财富。
同时，我还尽可能地从其他来源核实这些将领的陈述和回答。本书中使用的大多数陈述都经过了这种交叉检查，例外情况也在文中得到了注明，特别是在证据有分歧的地方。
自然，将军们倾向于为自己在希特勒侵略中的角色开脱——但他们并非在狡辩。在这一点上，我对战前的情况比纽伦堡的检察官们更熟悉，因此在我开始战后的调查前，我就已经意识到他们的哪些观点是错误的。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作为军事记者，我的工作要求我密切关注欧洲的发展。我总是设法了解德国的形势变化。由于我自己的军事书籍被德国的很多人阅读，一些主要的军人甚至亲自将我的书翻译成德语，这让我有更多的机会与他们取得联系。
大多数曾关注过我战前著作的人都知道，我曾警告过纳粹将带来的威胁，也坚定反对“绥靖”政策。甚至在希特勒上台之前，我就指出了危险的迹象。同时我也清楚地看到，与德皇时期相比，德国总参谋部对希特勒的影响很小，对希特勒的侵略计划来说，它们的作用与其说是推动，倒不如说是抑制。
缴获档案中的文件充分证实了这一事实，戈培尔的日记更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那里面充满了对将领们的痛斥，因为他们总是反对希特勒和纳粹的信条。
德军将领们大多是急于为国效力的爱国者，但一方面盟军要求他们无条件投降，另一方面希特勒对国防军有着惊人的控制力（在暴君的警察和特务系统的支持下），这令他们处于两难境地。我曾在书中批评他们“视而不见”，但我也怀疑其他国家的将领们如果处于类似的情况下，是否还会为推翻这样一个政权去做更多的事情呢？
比起将领们对希特勒的屈服，他们在军队中设法保持的军人的体面更令人瞩目——虽然这种体面与纳粹准则总是发生冲突。许多盟军战俘都曾证明这一点。此外，战后我在访问法国、比利时和荷兰时，经常有坚定的反法西斯战士坦率地告诉我，德军在当地的占领军的行为（党卫军除外），比前来解放他们的盟军的行为要得体。对于这一点，必须对将军们，特别是对伦德施泰特给予应有的赞誉。
德国将领们应该受到的公正批评是，他们往往对纳粹的胡作非为置若罔闻，而且在面对自己不愿做的坏事时，他们往往缺乏抗争的勇气——当然也有一些例外。然而，很多研究都可以证明，如果不是指挥官们默默地无视或偷偷修改了希特勒的残暴命令，希特勒的暴行以及被占领国家的苦难将会变得更沉重。
并非所有军队都有抗争的勇气。我见过许多盟军方面的将军，他们私下里对盟军轰炸政策的不人道性表示遗憾，因为这种政策的主要目的是恐吓平民，但我不知道有谁敢就此提出公开或正式抗议。同样，他们对盟军其他“野蛮”的事例也往往视而不见。然而，即使他们进行抗争，至多也只是仕途受挫，而不是像德国将领们那样要冒生命风险。
伍尔沃顿公园
白金汉郡
1950年6月
初版序言
英国政治家、文学评论家和作家约翰·威尔逊·克罗克在其《书信与日记》中曾叙述过这样一件事：他曾与因在滑铁卢击败了拿破仑而声名远扬的威灵顿公爵一同旅行。在旅途中，他们通过猜测路上每座山的另一边的国家是什么样来打发时间。威灵顿公爵的猜测总是精准得出奇，这令克罗克大为惊讶，对此威灵顿公爵却回答说：“你不必为此惊奇。为了猜测山的那一边的情况，我已付出了毕生的精力。”
此后，威灵顿公爵的这句话被引申到军事上，用于阐释“指挥作战”所必需的对敌情的推测能力，广义上，则指揣度“山的那一边”——敌对阵营后方形势以及敌人头脑中的计划。同时，这也成为军事情报的代名词。
在1944年到1945年，战争即将结束之际，我有幸抢先一步，抓住探寻“山的那一边”的良机。在英国海军部工作的职务便利，使我长期拥有与德国将军和英国海军将领们频繁联络的机会。多次的交谈使我有机会及时收集与战事相关的证据，以免它们因记忆衰退而逐渐消散，或因事后的顾虑而偏离真相。
研究这些德国将领的经历，倾听他们的叙述，有助于了解“二战”的全貌。在他们之中，只有少数人是符合人们印象中“严苛、冰冷”的普鲁士军官形象的，伦德施泰特略有接近，但他风度翩翩，还不失幽默感，与人们的刻板印象大相径庭。即使身处困境，他也能保持着贵族风范，在条件恶劣时依旧神态自若，毫无怨言，在英军对战俘的待遇颇不值得称道的情况下也能如此。这令曾与其有过接触的英国军官无不肃然起敬。与之对比鲜明的是，一些凭借纳粹的恩惠飞黄腾达的德军年轻将领则是咄咄逼人，粗野无礼。
但大多数人均与这两类人不同，他们从不颐指气使，而像是本应出现在会议桌前的银行经理或土木工程师。他们本质上是技术人员，专注于自己的专业领域，对外界的复杂一无所知。在他们身上不难看出，希特勒曾经操纵他们、蒙蔽他们，将他们视为便利的工具。
了解战前的军事形势，有助于理清这些将领的证词，这不仅可以节省时间，而且可以避免那些在战后仍然流传的许多误解。比方说，有观点认为，德军总参谋部在侵略过程中像“一战”中那样发挥了主导作用。纽伦堡审判就深受此观点影响，德国有军事支持的反纳粹地下运动更是深受此害：他们一直在谋划推翻希特勒的独裁统治，受此观点影响的英美政府却没能及时有效地支持他们。其实，那些曾长期追踪德军运作的人早已清楚，总参谋部的影响力已大不如前。但传言总是无法消除，谬见根深蒂固，终造成了不幸的负面影响——希特勒的倒台被延误了。直到今天，欧洲才开始意识到：本来，战争是可以提前几个月甚至几年就结束的。
在我开始探究“二战”的战事时，有不少人曾经帮助过我，他们富有历史的探求精神，我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F.S.金斯顿上尉精通德语，善于团队协作，为我与德军将领的讨论做出了巨大贡献。此外，在我编著本书的过程中，许多“山的那一边”的德军军官也对我热心相助，并且在事件的讨论中也展现了客观的态度，帮助我完成了这项历史研究，我对此深表感激。后，我要感谢少将珀西·霍巴特爵士，切斯特·威尔莫特，G. R. 阿特金森和德斯蒙德·弗劳尔在这本书的筹备过程中给予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B.H. 李德·哈特
蒂尔福特寓所
蒂尔福特
1948年1月
更改防御策略
1943 年，由于资源有限，德军不得不一再修改防御策略，以应对可能的登陆作战。法国原本被当作部队的“疗养院”，在东线打的精疲力竭的部队被调到这里进行休整和重建。对于这样的做法，布鲁门特里特说：“到1943 年，法国曾有50 到60 个师，不断有东线上损兵折将的师被撤回法国轮换休整。这种频繁轮换对海岸防御体系的稳定性十分有害，因此，我们成立了长期性的海防部队，以一个专门的组织来管理这个特殊的战区。这个组织的优点是能确保每支部队对防守的区域足够熟悉，而且让西线有限的武器装备得到了有效的利用。但它也有不可避免的弱点，比如官兵年龄结构偏大，装备也比一线主力部队要差。他们装备了不少缴获的法国、波兰和南斯拉夫的武器，这些武器弹药规格各不相同，在紧要关头他们的物资更容易耗尽。这里的师往往只有两个步兵团，两个炮兵连，共24 门大炮。一个中型炮兵连有12 门大炮，大炮需要用马车运输，机动性极差。“除了这些海防师，还有海岸炮兵。但无论海军还是陆军，都归海军司令部指挥——他们总是和陆军司令部意见不一。”
年底，隆美尔来到西线视察后，又出现了新的复杂情况。此前，他曾短暂指挥意大利北部的德军；11 月，他被希特勒委派，去视察并改善从丹麦到西班牙边境的海防。圣诞节前夕，他结束了丹麦之行，搬到了法国，那里正由伦德施泰特统辖。作为希特勒特别委派的将领，他和伦德施泰特的关系没有任何精确的界定，两人很快就发生了争执，而两人相悖的观点更让他们的矛盾不断加剧。
布鲁门特里特评论说：“不久，军队就弄不明白他们到底是归伦德施泰特还是隆美尔指挥了。隆美尔希望他关于海岸防御的想法能够得到贯彻，为了解决问题，伦德施泰特建议隆美尔接管英吉利海峡沿线重要的前线地区——从荷德边境到卢瓦尔，而从卢瓦尔到阿尔卑斯山的南部前线将委托给布拉斯科维茨，两人均隶属于伦德施泰特。隆美尔的B 集团军群驻扎在荷兰，其中第15 集团军防守荷兰到塞纳河一线，第7 集团军防守塞纳河到卢瓦尔河一线；布拉斯科维茨的G 集团军群的第1 集团军负责比斯开湾和比利牛斯山脉，第19 集团军负责地中海沿岸。”
据隆美尔的幕僚所言，这个提议出自他之手：“这是迅速将其想法付诸实施的途径”。无论如何，这一安排在隆美尔到达后大约一个月内就得到了批准，并缓解了当时的局势——尽管伦德施泰特和隆美尔的观点分歧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此外，新的安排还产生了新的内部争议。所有装甲部队都归盖尔·冯·施韦彭堡指挥，当时他刚刚被任命为“西线装甲集群”的指挥官，他自然希望把部队全部纳入他的指挥之下。重新部署不仅削弱了他的权威，还引起了不同战术观念之间的冲突。隆美尔赞成将装甲师分散部署，而这与装甲战的早期领军人物盖尔的基本理念相悖。古德里安也支持盖尔，那时他正担任装甲部队的总监。隆美尔虽然认同集中兵力的原则，但他认为此时的形势，尤其是盟军掌握制空权的现实迫使他在实践中修正这些原则。
装甲战专家之间的这种观点冲突使伦德施泰特陷入了两难境地。直觉上，他倾向于盖尔和古德里安所坚持的原则；但在具体的战术方针上，他也必须承认，隆美尔是根据与盟军作战的经验说话的，他们拥有极大的空中优势，而盖尔和古德里安只有东线的经验，在那里，空军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虽然大多数关于冲突的记载都把它描绘成伦德施泰特和隆美尔之间的矛盾，但在具体的方针上，隆美尔和得到古德里安支持的盖尔的分歧更为严重，伦德施泰特不过是一个仲裁者——还要受希特勒以及战况的制约。
在跟我谈到隆美尔时，伦德施泰特说：“他英勇无畏，善于指挥小型战斗，但他不是真正的帅才。”( 这种观点虽然在高级将领中普遍存在，但我也发现，在隆美尔手下作战的大多数指挥官，以及先后担任他参谋长的精明强干的总参谋部军官都十分反对这种观点。) 不过他并不质疑隆美尔的忠诚：“当我下达命令时，隆美尔总是无条件地服从。”
此外，那些并不赞同部署计划的人，开始抱怨伦德施泰特，批评他明明有着不同的意见，而隆美尔的观点又会严重影响到他的决策时，他却迟迟不愿推翻隆美尔的观点。有人认为，伦德施泰特太过谨慎，不愿意干涉他认为下属应有的正当职责。盖尔则更直截了当地说：“伦德施泰特太软弱，不能坚持自己的观点。在各种观点的冲突中，他总是保持中立。因此，一旦出现争议，我们很难从他那里得到明确的决定。我们坐在一艘没有舵手的船上，随波逐流。”盖尔还说：“伦德施泰特是一位绅士，聪明而理智，但他也是我一生中在军界见过的懒惰的军人。他讨厌我‘无事生非’的性格，到1944 年，他已经是垂垂老矣。他的身体不健康，心理上又不甘心毫无成就，作为指挥难免会显得慵懒。”
盖尔的这些叙述，实际上可能低估了伦德施泰特受隆美尔据理力争影响的程度。隆美尔的参谋长斯佩德尔将军告诉我，伦德施泰特后来同意了隆美尔的观点，盖尔也承认这一点，不过他只是将这看成是伦德施泰特缺乏“为他自己所坚信的信念而斗争”的意志的证据。纵观所有的记录，可以看出，伦德施泰特已经身心俱疲，还受不少烦恼困扰。这种状态可以解释不少问题。但是，一个已经如此精疲力竭的老人，还能保持着那么多为他服务的人的尊敬，让他们承认他是不可替代的，这显然表明他具有一种特殊的人格魅力。战争结束后，他沦为战俘，此时他的这种人格魅力却又更加强烈地闪耀起来，并让他以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经受住了考验。
在这里，我想说明的是，随着我与伦德施泰特的往来越来越多，他给我留下的印象越好，很多事情都能直接或者间接证明这一点。他资历不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他的德高望重；但哪怕是与他一同被囚禁的人，也都能与他产生深厚感情。他的思想十分正统，且不仅表现军事领域。他机敏干练，心细如发，这让他显得如此卓越。他的外表威严肃穆，但却经常露出微笑，他的幽默感更让他不会让人感到难以接近。一次，我们和他一起走回狭窄的囚室，穿过布满铁丝网的大门，进入里面的院子，来到前门。我示意他先进去，他却笑着做手势说：“哦，不，这可是我的居所。”
在哪里登陆？
1944 年来临时，大量美军被陆续运往英国。很明显，这里将发动主要的登陆作战。但登陆的地点还是难以确定。“从英国传来的可靠消息很少，” 布鲁门特里特告诉我，“情报部门归希特勒的统帅部指挥，党卫队的国家安全部负责执行，军方完全无法插手他们的工作，只能依赖他们来获得情报。”
“他们向我们报告了盟军在英格兰南部分别集结的地点。他们通过在英国屈指可数的特工，以无线电报告他们刺探出的情报。但除此之外，他们并没有什么收获。我们的空军很弱，在英国上空的侦察很有限；不过，到登陆开始当天，夜间侦察机报告说大量盟军正在被运往西南海岸，他们根据夜间的车灯发现了这一情况。（这些部队估计是美军，因为美军在英格兰南部的西半边。）此外，我们还截获了来自英国海军的一条无线电信息，信息显示英吉利海峡即将发生重要事件。
“另一个迹象来自法国‘抵抗’组织活动的增加。我们查获了数百个无线电台，并破译了他们与英国的通信代码的含义。信息含糊其词，但内容显而易见。
“但所有这些内容都没有告诉我们：盟军到底在哪登陆。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判断。”
布鲁门特里特接着说：“德国海军参谋人员坚持认为盟军会选择一个大港口登陆。他们预计勒阿弗尔会是登陆地点，因为它不仅有港口的价值，更是我军的小型潜艇基地。但陆军不同意他的观点，指出盟军可能并不会攻击这么一个戒备森严的地方。我们还得到情报，声称英格兰南部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演习，演习的内容是军队在开阔的海岸线上登陆。”
“由此，我们推测，盟军一开始不会试图攻击港口。但我们既不知道，也没有任何报告称你们正在开发‘桑树’人工港口。我们认为你们可能打算将船并排横放，形成一座浮桥，将装备运往登陆的海滩。”
伦德施泰特坦言：“我以为入侵会越过海峡较窄的部分，在勒阿弗尔和加莱之间，而不是卡昂和瑟堡当中。我预计登陆会发生在索姆河河口的两边。我认为次登陆可能发生在西侧，在特雷波特和勒阿弗尔之间，然后扩大到索姆河和加莱之间。”
我问伦德施泰特这样推测的理由。他回答说：“从盟军角度来看，索姆河到加莱的地区在战略上对我们具有战略意义，因为那里离德国要近得多，我估计你们从这里前往莱茵河只要四天就可到达。”
很显然，他的推测被先入为主的观点支配了——他们认为盟军将采取理论上的路线，而不衡量实际困难。我对他说，出于同样的原因，这条路线可能防卫严密，因此盟军也可能因此而回避这条防线。
他承认了这一点，但又说：“德军防卫力量被高估到荒谬的程度。根本就没有所谓‘大西洋壁垒’，那只不过是宣传机构虚构出来，欺骗德国人民和盟军的。当我读到关于关于防御工事是如何坚不可摧的报道时，我会火冒三丈，因为那里根本没有什么‘壁垒’。希特勒从来没来这里视察过，甚至在整个战争中，他只来过一次英吉利海峡，那还是在1940 年，有一次他来到了格里内角。”我问：“他就像拿破仑一样，望着对面的英国海岸？”伦德施泰特点了点头，脸上带着讽刺的微笑。
他说，他预计登陆将发生在索姆河到加莱一带的另一个理由是，为了拯救伦敦免受破坏，盟军不得不尽早攻击V 型火箭所部署的地区。他听说，这种武器拥有超乎想象的强大力量。希特勒对这种武器也给予了过高的希望，这影响到了后来的战略部署。
但是，猜中真正登陆地点是诺曼底的人正是希特勒，布鲁门特里特透露了这一点。“三月底，统帅部发布指令，希特勒预计诺曼底会遭到攻击。从那时起，我们就收到了多次警告，开头总是‘元首担心……’，我不知道他是根据什么而得出这个结论的，但事实上，第91 空降师和一些坦克中队被调到那里，预备队则驻扎在瑟堡后面卡朗唐附近。”
隆美尔的幕僚告诉我，他同样预计我们将在诺曼底登陆，这与伦德施泰特的观点不同。我问过伦德施泰特和布鲁门特里特，他们说确有此事。春季，隆美尔开始逐渐接受这一观点。但他们不知道这到底是隆美尔自己的判断，还是受到了希特勒“注意诺曼底”的警告的影响。
希特勒的“直觉”一贯备受嘲讽，但这次他似乎比秀的将领们更接近正确答案。将领们太受正统战略理论的影响，他们坚信盟军也会按照这一理论行动，却忽视了“攻敌不备”的取胜之道。
伦德施泰特还透露了一个重要情况：“如果盟军在法国西部靠近卢瓦尔河的地方登陆，很容易就能构筑一个足够大的桥头堡，然后向内陆推进。我连一个师的兵力都没法调到那里去进行阻击。”布鲁门特里特补充说：“在那里，盟军的登陆将不会受到任何实质性的抵御。只有三个师驻守在卢瓦尔以南300 英里远的海岸，其中两个是由新兵组成的训练师。连长不得不整天驾驶摩托车巡视他所在连队的战区。我们认为卢瓦尔地区距离英格兰太远，无法提供空中支援，而盟军司令部总是会依赖于空中掩护，因此我们断定盟军不太可能在那里登陆。”（我非常在意他所描述的情况，而且我曾在1944 年1 月写过一份报告，建议盟军将卢瓦尔河附近的西海岸作为登陆地点，让整个登陆做到“出其不意”，打乱敌人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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