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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迷信、婚姻、家庭、宗族、商业、金融……为何生产率不能完全解释文明进化逻辑？如何衡量文明是进步还是倒退？如何正确理解我们当下面临的一些社会现象？……
知名经济学者陈志武教授耗十数年研究并倾力撰写，挑战经济学“唯生产率论”，引入理解文明的另一把尺子——“风险应对力”，用风险与博弈重新阐述文明与进化，系统解读人类社会的各种形态。
一部具有宏大视野和学术突破性的著作。清华大学钱颖一教授、北京大学周黎安教授、复旦大学张军教授联袂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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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用经济学视角解释社会进化，用风险与博弈重新理解人类文明。
一部具有宏大视野和学术突破性的著作。
迷信、婚姻、家庭、宗族、商业、金融……为何生产率不能完全解释文明进化逻辑？如何衡量文明是进步还是倒退？如何正确理解我们当下面临的一些社会现象？……
生产率和风险应对力是判断人类进步的两个关键维度，前者解决正常情况下的生活，而后者决定非常条件下的生存。在《文明的逻辑》一书中，作者以“人类与风险的博弈”历程为线索，使用数据量化分析和文献研究分析，通过人们所熟悉的创新、商业、金融等现象与历史，用翔实的数据与资料分析探讨文明演进背后的内在逻辑，创新性地提出衡量文明的新标尺——“风险应对力”（即应对风险的能力），以此来帮助我们更完整地解读人类文明化进程，为认识、发展人类社会文明提供独特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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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陈志武，知名经济学家，香港大学冯氏基金讲席教授与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耶鲁大学原金融学终身教授，默顿·米勒奖得主。专业领域为金融理论、股票、期货和期权市场以及宏观经济与经济史。他担任学术总顾问的纪录片系列《华尔街》与《货币》，对中国金融文化的发展影响巨大。
著有“金融的逻辑”系列、“财富的逻辑”系列、《24堂财富课：与女儿谈创业与创富》《陈志武金融投资课》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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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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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册
章 风险惹的祸：为什么古代人崇尚暴力？
古代暴力的多种表现
文明化趋势
暴力起因：清朝、汉朝与罗马帝国的故事
风险催生暴力：一般规律
结语
第二章 风险催生定居农耕与技术创新
早期智人的技术探索
生产率无法解释农业革命
农业因气候风险而发明
新世界作物的保险价值
结语
第三章 迷信的起源与价值
从康熙灾政看国家的起源
民间迷信
迷信在其他社会
迷信的作用
迷信、负面情感与理性决策
结语
第四章 婚姻起源与变迁的逻辑
夫妻双双把家还
婚姻的起源与变迁
定居农耕带来婚姻变革
婚姻真的帮助避险吗?
婚姻规则与伦理
结语
第五章 礼制与家秩序的兴起
家秩序解决什么问题
周朝启动礼制建设
周朝礼制事无巨细
儒家名分等级秩序
从思想到实践：礼制的平民化
礼制基本要件：宗祠、族谱、义庄与祭祖礼仪
家秩序的经济逻辑
儒家秩序的历史功效
“养儿防老”的实证绩效
印度种姓制度
结语
第六章 宗教兴起与避险逻辑
宗教的化险绩效
宗教与信任网络
宗教与家秩序的竞争
不同宗教间的竞争
结语：宗教与宗教之外
第七章 基督教排斥金融和反犹的历史
宗教排斥金融
犹太人的前世今生
新教改革与金融解放
新教国家与天主教国家的长久对比
为什么新教国家发展更好？
结语
附录.计量经济学术语解释
注释
下册
第八章 商业市场与文明化
从齐内曼人的经历谈起
商贸市场的避险作用与“永久和平”
大运河及其备灾价值
交易与美德
结语
第九章 海上丝路与全球化的兴起
海上丝路之初
海上丝路兴盛与阿拉伯商人的到来
阿拉伯商人何以主导海上丝路
宋元海上贸易与蒲寿庚世家的兴起
明朝禁海与海盗袭击
大航海时代与现代跨国贸易体系
海上丝路历史的启示
结语
第十章 金融市场与文明化发展
金融的救急与扶贫价值
金融缺失导致农民卖地
从金融缺失看旧社会鬻妻卖女
如何发展金融市场以降低借贷成本？
金融在西方的兴起
美国的金融革命
现代金融来到中国
从资本化体制看中西大分流
结语
第十一章 风险、福利与国家的起源
国家因应对风险而产生
治灾之道：“一国兴亡之所系”
工业化催生福利国家
国家与宗教间的张力
结语
第十二章 文明化进程走向何方
人类婚姻的未来走向
公司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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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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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金融学中回报与风险的得失互换原理，劳动生产率与风险应对力的得失互换原理是贯穿《文明的逻辑》全书的分析视角。加之以量化历史的研究方法，本书给出了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各种形态——从古代的习俗、婚姻、家庭和宗教，到现代的市场、国家、中央银行和福利社会——一个新的系统性解读。它展示了经济学分析视角和研究方法对理解人类文明演变历史的穿透力量。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钱颖一
从婚姻、家庭到宗族、宗教，从商业发展到国家兴衰，处处是惊心动魄的人类抗衡风险的历史。陈志武教授从风险应对的视角挑战了经济学的“唯生产率论”，对人类文明的演进史提供了全新而深刻的诠释，值得一读。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 周黎安
建立一个能追溯人类五彩缤纷的习俗、文化、宗教乃至国家和文明的诞生与演化的理论框架，是一个足以让社会科学家望而却步的工程，但金融经济学出身的陈志武教授却巧妙地看到了文明的“金融”本性。一旦如此构想，逻辑上便势如破竹，行云流水般的分析框架便清晰可现，大量历史文献和考古证据也得以焕发光芒。这是数十年来我读到的关于人类制度演进的少有的佳作。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张军
引言
数万年前的原始人，看到古怪又混乱的人类，怎么也不会想到人类社会某一天会有秩序。可是，我们身处 21世纪，这一天就在眼前，所体验和看到的人类社会已井井有条，秩序在战胜混乱，文明在战胜野蛮。疑问可能也在于此：这个文明真实吗？看到古怪混乱的人类已被和平造化，如今有规有矩、协作互助，这足以表明一代代从前的人类肯定做对了什么创举。只是那些“什么”究竟是什么，仍然充满争议、有待回答。
在尝试评估文明变迁史的时候，我们总需要先做一个选择，就是如何度量“进步”和“倒退”：什么情况下文明可被称为“进步”，何时又“倒退”了？也就是说，需要一把评估尺子。一旦选好尺子，就可度量不同文明的进程，也可判断具体文明中每一创新的价值：有的创新带来增值，即“进步”；有的造成减值，即“倒退”。在现有文献中，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惯用的尺子是“生产率”（productivity），甚至只有“生产率”，其他指标都不重要。劳动生产率就是“生产率”的一种：一个人一年劳动下来，能有多少产出、多少收入。一种创举再好，如果不能提升“生产率”、没有抬高每年“人均产出”，即便能改进人类应对风险的能力、使人活得更安心，那也被看成无用之举、非进步之举。“唯生产率”准则应用到当今国家，就是“唯 GDP”论，成为只追求 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政策的学理基础；而应用到历史分析中，在“唯生产率”史观下，人类发展通常被划分为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等阶段。本书的贡献是要纠正这种传统史观和文明观，也就是除了“生产率”，我们还要增加一把尺子—人类“风险应对力”（即应对风险的能力），使我们能更完整地解读人类文明化进程。从本书中我们会看到，文明主要是对两种挑战 —生产率低、风险应对力差 —的反应，在人类历史长河中，风险甚至是文明更重要的催化剂。
“生产率”这把尺子够用吗？
传统的“唯生产率”史观带出了一些著名悖论。在 2013年笔者与清华大学同人举办的届量化历史讲习班上，著名经济史学者格里高利·克拉克（ Gregory Clark）教授称：“人类史上其实只发生了一件事，即 1800年前开始的工业革命。只有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和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之分，所以，人类历史只有工业革命这一件事值得研究，其他都是不太重要的细节。 ”1此言一出，让在场老师和同学为之一震。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如图 1所示，从公元前 1000年直到公元 1800年的近三千年里，世界上每年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变动，其间虽然出现过上下波动，但并没改变劳动生产率长久不变之趋势。历史学家安格斯 ·麦迪森（Angus Maddison）教授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对全球人均收入的估算，结论也一致：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两千年里，劳动生产率基本不变。克拉克强调，人类在 19世纪前的几万年里，一直没能走出“马尔萨斯陷阱”：即使生产率偶尔上升，致使人口增加，结果也会是新增的物质产出按人均一分配，就又回到人均收入的原点；或者，由于自然灾害或人为战争导致人口减少，在总产出不变的情况下，人均收入会增加，接下来生育率就会上升，可是人口增长后人均收入再次减少，劳动生产率还是回到原点。就这样，人类社会围绕同一生产率原点，无聊地重复波动着，没能走出陷阱。直到 1800年左右工业革命发生后，英国、美国、西欧国家率先走出马尔萨斯陷阱，生产率不断上升，而其他国家则要么继续在马尔萨斯陷阱中挣扎，要么就走向持续衰败，西方和世界其他社会之间的大分流开启。
把“唯生产率”史观应用到中国，得出的结论基本一样：根据麦迪森的估算，汉朝时中国人均收入大约为 450美元（以 1990年美元算），到清朝道光时的 1820年，大约为 600美元，至 19世纪末期回到 530美元，1950年落回原点—439美元！ 4也就是说，依据劳动生产率这把尺子，至少从秦汉以来的 2000多年里，中国没进步过，甚至还有些许下降。虽然儒家秩序在其间不断完善巩固，深深影响中国人的生老病死等方方面面，但那些努力没有对劳动生产率产生实质影响，因此是无用功！至于其间一个时段叫“汉朝”，另一些叫“隋朝”“唐朝”“宋朝”“元朝”“明朝”“清朝”，整个时段是一年还是 2000年之久，这些细节都意义不大，因为这些朝代不管叫什么，都没从根本上改变劳动生产率，不值一提。当然，这些判断很难让人接受，尤其是其间儒家文化的推进、宗族的细化完善、商业市场的扩展，甚至还有科举考试的普及等，即使这些创新与变迁没有提升生产率，那只能说明“生产率”不应该是评估人类创举之价值的标准，不是判断文明进步的准则，因为这些创举要么对文明化进程发挥过长久作用，要么还沿袭至今，长久的存在必有其合理性。这种片面的分析框架必须改变。
以“生产率”研究文明发展史的另一个经典例子，是围绕人类为什么放弃狩猎采集的原始生活、选择定居农耕的问题。历史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 Jared Diamond）的著述很多，其中《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获得美国普利策奖和英国科普图书奖，影响甚广。他在 1987年的一篇文章中断言：“农业的发明是自从有人类以来所犯的错误，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没从这错误中走出来！ ”5为什么会有如此“狂言”？其逻辑还是在于“生产率”这一度量人类进步的单一尺子！
在 1.1万多年前，美索不达米亚一带（今天的伊拉克、叙利亚等地）首先放弃原始游猎生存方式，选择定居一地，通过驯化植物与动物年复一年重复耕种、饲养，即发明了农业。大约两千年后（距今 9000年前），中国的黄河与长江中下游地区也分别独立地发明了定居农耕。在之后的 5000年里，墨西哥、秘鲁、北美东北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等 5个地方，也分别独立地发明了定居农耕。我们现代人会觉得定居农耕肯定优于原始狩猎采集生活，可是这个结论在当时未必能看到，包括今天世界上还有一些部落族群不放弃游猎生活，仍然认为原始狩猎是上策！
戴蒙德谈道，许多考古证据表明，定居农耕后人均身高明显下降，游猎时期女性平均身高为 1.68米，定居农耕后反倒降为 1.53米！男人原来平均 1.75米，之后平均不到 1.65米！这说明人均物质消费，即收入下降了（原始社会时期，消费基本等于收入）。6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劳动强度增加了，原来只需要把自然生长的果子野菜摘下、把野生动物游猎到手，一周只需工作 18~20小时，即可满足消费。但定居农耕者要先花时间把土地整理好，播上种子，长苗后还要一直关照，浇水施肥、防范害虫，然后才收割，一年到头天天忙碌。所以，农耕者的劳动投入远高于原始狩猎者，工作强度大，这当然对身高不利。第二，单位劳动时间的人均产出，即劳动生产率，也在下降。农耕人虽然劳动时间增多，但几千年来都没能走出温饱挑战，一直到工业革命后才解决了温饱问题。这说明，那些多增加的劳动时间和强度并没提升人均产出，额外劳动似乎“白费了”，于是，身高不增反降！第三，营养结构变得单调，这也不利于长身高。道理在于，自然界能够被驯化的植物和动物远比自然生长的少，就像今天农业种植的粮食不外乎水稻、小麦、玉米、大豆等，家养动物也就是牛羊、鸡鸭、猪狗等，比大自然能供应的少很多，因此农耕社会的营养结构变得单调，身高潜力难以完全发挥。比如，今天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在食物种类和食物量因收入增长而增加后，新一代的身高明显高于前辈们，就佐证了这个道理！
所以，单纯从生产率判断，定居农耕的发明似乎真的像戴蒙德所说，是人类犯下的错误，至今还没醒悟 —可是，这是片面分析方法导致的片面结论。
在现有历史研究中，也是出于“唯生产率”视角，学者将知识分为“有用”和“无用”， 7进而延伸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人力资本。8其中，那些对产出（生产率）有帮助的知识才“有用”，具备这种知识技能的人力资本才是“生产性”的。比如，科技、医疗、商业、法律等是有用知识，选修这些专业是获得生产性人力资本，而人文历史、儒家经典、宗教教义等由于不能提升生产率，所以是无用知识，学生不应选修这些专业，公司也不要雇用这些专业的员工。著名经济史学家乔尔 ·莫基尔（ Joel Mokyr）在解释为什么中西方从 18世纪末开始经济大分流时谈道： 9中国在汉朝选择“独尊儒术”，尤其从宋代拓广基于儒家经典的科举体系，激发草根学子将才华花在儒家经典这些“无用知识”上，得到的是“非生产性人力资本 ”，所以从宋代到晚清洋务运动之前，中国不能出现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技术创新；相比之下，西欧从 12世纪开始兴办大学，先是培养律师，获得保障商业契约、改善行政管理的有用知识， 10后来引导青年走上提升生产率的科技探索之路，让欧洲不断积累生产性人力资本，到 18世纪末爆发工业革命。单纯基于生产率这把尺子，对有用知识和生产性人力资本的定义当然会如此；但人文知识、儒家经典、宗教教义就真的“无用”，与其相关联的人力资本就无价值吗？
为节省篇幅，这里就不列举更多悖论了。人类为什么在过去 1万多年里，逐渐放弃狩猎采集、转为定居农耕，而且至今还保持定居生活？再者，人类过去几千年真的像克拉克教授说的那样，都是在浪费时间，只有工业革命才是带来人类进步的创新？如果只从生产率评估人类创新的价值，就无法解释过去做过的很多创举：迷信、婚姻、家庭、文化、宗教、国家等 —这些创举构成本书要谈的“文明”内涵。在随后的章节中，我们会逐步看到，这些发明可能当时并没提升生产率，或者只对生产率的增加有些许贡献，但它们对改进人类的风险应对力、降低暴力频率、促进文明化，都有过显著贡献。
是文明了，还是野蛮了？
首先，人身安全、免于暴力的程度是个体生存福利的基础性指标，也是度量文明化进程的通俗尺子，反面指标则是个体受暴力威胁的程度。如果一个社会的个体始终担心自己被偷、被抢甚至被暴力杀害，惶惶不可终日，即使人均收入极高，也难以想象他们会生活得幸福愉悦。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平克（ Steven Pinker）系统汇集了众多历史学家关于暴力史的研究， 11以大量数据展示出一幅与生产率变迁完全不同的图景：人类从原始社会到农耕社会、工业社会，再到当代，暴力频率和暴力死亡率都大幅下降，文明一直在渐渐战胜野蛮。图 2给出一般暴力（不包括战争）命案率的大致变化过程，其中，在还没建立国家形态的原始社会，每年每 10万人中平均有 600人死于凶杀， 12也就是 0.6%的命案率。曼努埃尔 ·艾斯内尔（ Manuel Eisner）发现，到农业社会后期，命案率已经下降了很多，比如到 1300年的西欧，命案率下降到每 10万人有 31人死于凶杀；到 20世纪，每 10万人有 0.8人死于凶杀。 13在 18世纪的清朝中国，普通人命案率为每 10万人有 1.5个左右死于暴力。 14也就是说，过去几千年里，人类的一般暴力命案率下降了 99.87%！如果命案只是各种一般暴力的结果，并且每百次暴力事件以命案结束的概率分布基本不变，那么我们大致可以把命案率的下降解读为一般暴力水平的总体下降，命案率低反映的是一般暴力水平低。据此，虽然工业革命前的劳动生产率没有多少变化，但一般暴力显著下降了，说明人类文明显然在进步，否则，现代人可能还会担心身后是否有人要攻击或谋杀自己。
其次，在有组织的暴力—战争和大屠杀—方面，历史数据也显示明显的下降趋势。在 2007年的一份综述报道中，《经济学人》杂志谈道，在原始社会时期，一年中 90%以上男人至少外出打仗一次， 25%~30%男人的生命会终于战争或其他暴力，而不是正常死亡。 16平克总结道，虽然早期战争缺乏系统数据，但在过去几百年，战争频率在显著下降： 17 16世纪时，差不多年年都有两个或几个国家在相互作战，一年平均有 1.5场战争；到 18世纪， 80%的年份都有国与国在打仗，每年平均 0.7场战争； 19世纪和 20世纪中，只有不到 20%的年份有主要国家在打仗，平均每年有 0.4场战争。从战争死亡率看， 18原始社会时期，一年里每 10万人中大约有 524人死于战争；到 16世纪，这一数据降到 250人；到 20世纪，下降到 60人；而到 21世纪的前 8年，更是降至 0.3人。也就是说，从原始社会到今天，战争死亡率下降了 99.94%！另外，大屠杀数据也呈直线下降。人类有组织的暴力显然是长期持续减少的。
再次，灾害风险造成的死亡率也在下降。这方面的远古数据很难找到，根据学者对近代数据的整理， 19 19世纪 70年代时，全球每年每 10万人中有 142人死于饥荒；到 20世纪 20年代，这一数据降到 82人；20世纪 70年代，降到 8.4人；2010—2016年，每年每 10万人中只有 0.5人死于饥荒。也就是说，在一个半世纪里，人类饥荒死亡率下降 99.65%！如果把旱灾、水灾、火山、地震、泥石流、温度等自然灾害加在一起统计，那么 1900年，全球有 127万人死于各种灾害，其中 126万死于旱灾， 6000人死于异常气候等；而到 2019年，全球 1.17万人死于各种灾害，不到 1900年灾害死亡人数的 1%，其中只有 77人死于旱灾。 20当然，这些数据反映的都是工业革命之后的历史进程，但从中也可看到，用其他尺子度量人类进程之后，所反映的变迁跟单纯基于生产率的图景是多么的不同，而且这些死亡率指标更贴切地代表了普通人的生存状况。
后，可以从统治者面对的生命安全看文明化进展。一方面，对于 1000年前或更早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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