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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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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欧阳修综合研究的力作。作者洪本健教授是欧阳修研究大家，曾任全国欧阳修研究会会长，对欧阳修及宋代文学有极深的研究。本书虽名“十讲”，看似通俗读物，实是专精研究之作，意图对欧阳修做综合性研究，建立“欧学”。基于欧学的学术目标，本书不仅仅研究欧阳修的诗文，更是广论欧阳修在史学、经学等方面的成就。全书视域独特，采用他人视角、比较鉴赏等具有创新性的表达方式，广征博引，写作严守学术规范，十分扎实，可视为欧学的奠基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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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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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本健，教授，博士生导师。1945年生，1962年毕业于福建师院附中，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1967年毕业，任教于上海的中学。1980年回华东师大中文系攻读研究生，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2010年于华东师大退休。曾任国家教委中文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主任，华东师大文学与艺术学院院长、华东师大出版社社长、中国古代散文学会副会长、中国欧阳修研究会会长，为韩国启明大学、台湾中央大学客座教授。著、编有《醉翁的世界：欧阳修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宋文六大家活动编年》（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欧阳修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5），《唐宋散文要义》（《中国文化经典要义全书》之一种，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宋代散文评点》（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解题汇评古文观止》（与人合编，华东师大出版社，2002），《王安石散文选集》（注釋，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新见欧阳修九十六篇书简笺注》（＜日＞东英寿考校、洪本健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欧阳修和他的散文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欧阳修集＞解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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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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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序熊礼汇
讲宋仁宗朝的君臣关系和欧阳修的文学事业
第二讲欧阳修入主文坛的天时、地利与人和
第三讲苏轼对欧阳修人格魅力的解读与接受
第四讲欧阳修自编《居士集》的选文考量
第五讲欧阳修承前启后引领营建记演变的贡献
第六讲欧阳修的“以诗为文”与“以文为诗”
第七讲欧阳修、刘敞的交往与他们的崇高品格
第八讲从古人评说看欧阳修史学的成就与不足
第九讲欧阳修的《春秋》说和他的碑志文创作
第十讲欧阳修《诗本义》历代评说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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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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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熊礼汇
三年前（2017），洪本健教授出版了《欧阳修和他的散文世界》；今年，《一代文宗欧阳修十讲》又将送交出版社。两本书都以欧阳修为研究对象，但一专论欧文，一综论欧学，论题各有重点，研究方法、表述形式亦自有特色。同样令人赞赏的，是文章立论的平实、稳当和论述的严密、资料的翔实。
几十年来，我和本健教授在古代散文研究中相互切磋，获益良多。我由衷佩服他治学的勤奋、踏实和执着，艳羡其学术眼光的敏锐和视野的开阔。细读《一代文宗欧阳修十讲》，这一感受更加强烈、更加深入吾心。本健不愧为当代欧阳修研究专家，不愧为担任过多年欧阳修研究会会长的学者。他曾在学会提出“欧学”概念，认为欧公学问广博，可谓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学者应该从多方面入手弄清他在多个学科领域的建树，研究其特色，探讨其成因。从《欧阳修和他的散文世界》到《一代文宗欧阳修十讲》（以下简称《十讲》），我们分明看到了他带头践行其倡议的治学轨迹。《十讲》的出现，不仅是他个人研究课题的转换，也可以说是对仅将欧公作为散文家研究常态的一大突破。
所谓“欧学”，主要指欧阳修关于文学、史学、经学、目录学、考古学、谱牒学等诸多学科的学术见解、理论主张。其存在形式：一是表现在单一的理论阐述（如《正统论》《六一诗话》、书牍、序跋及其他文献）中；二是体现在文学创作、史书撰写、经书专论及相关领域专著（如《居士集》《集古录》、族谱等）的编撰中。欧阳修博学有为，能在诸多领域，成为北宋特色显著、贡献巨大、社会影响深远的文学家、史学家、经学家、目录学家等等，固然离不开他的天赋和勤奋，但也与他所处的时代，尤其是大的政治、文化背景和个人的人生际遇密不可分。有鉴于此，《十讲》首篇即说“宋仁宗朝的君臣关系和欧阳修的文学事业”。文章介绍仁宗朝特别是仁宗为人为政（包括文化艺术主张）特点及其长期倡导推动文化、文学改革的活动，似乎只是叙说欧阳修文学事业应时而兴的时代背景，其实也说出了“欧学”得以成立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书既以“欧学”为研究对象，自应将阐述“欧学”特点及其对相关学科发展的贡献作为中心内容；而“欧学”涉及学科较多、覆盖领域较广，不能一一论及，故书中特从文学、史学、经学入手，以道欧公在这几个学科领域的建树和贡献。而文学、史学、经学，正是支撑“欧学”架构的几个重要学科，从三科切入，自能使读者对“欧学”之大概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于此也可见出作者在课题总体设计、分类选题方面，用心之深邃，布局之缜密。尤为难得的是，书中不但论及三者的文字较多，所占分量较重，而且所持之论往往能引人深思，书写策略和表述方式，有创新性，能给人以启发。
先看论文学者。欧阳修无疑是北宋诗文革新的领军人物，对北宋诗文发展贡献极大。作者认为，欧公能创造如此伟大的成就，有多种原因，而主要得益于天时、地利和人和。“天时”，指北宋初年优待文士，比较开明、进步，锐意进取的政治背景，和北宋前期一批又一批文士不断用复古创新的办法涤荡五代文风，经过众人（包括几代君主）努力，基本形成的文学复古局面。“地利”，指欧公生平寄居、宦游、退休之地如随州、洛阳、夷陵、滁州、汴京、颍州等地的自然景观、风土人情，以及足以彰显地方传统文化特色的历史人物、传说、故事，和现实中有利于他健康成长、磨砺意志、增长学识、施展为政为文之才干，在政坛、文坛名声大振的条件。“人和”，指与欧公交往的众多人士对其文学创作成就、文学复古主张、文学革新活动的认可和支持。欧公为政为文，交往者众，其中有政界元老、重臣，文坛巨子、新秀，难得的是无论前辈、平辈、晚辈，还是上司、故人、门生，绝大多数都由衷地支持和拥护欧公的诗文鼎革之举。作者说欧公入主文坛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助，实际上是从时代因素（旁及社会文化因素）和个人因素两方面，具体论述欧阳修能成为北宋一代文宗的原因。由此可见，欧公入主北宋文坛，既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而必然性似乎远大于偶然性。
说到欧公的文学成就，当然为杰出的是古文之学。其古文之学，造诣极深、建树极多、成就极高、影响极为久远。他不但在当时就有“当代韩愈”之称，被学者奉为一代文宗，成为北宋倡导古文、振兴古文、终使“天下之文一变”（范仲淹语）的关键人物，也是唐宋以降继韩愈之后对历代古文发展走向影响力强的古文家。他既是北宋古文之学的奠基人，也是古文之学新局面的开拓者，在多方面获得巨大成功。当然，值得称道的是他的古文创作。欧阳修入仕前就仰慕韩愈为文，于韩文有矜式之心。入仕初为古文，于韩几乎无文不学，但很快就自辟蹊径，变韩愈之奇崛为平易，将宋代古文发展引入前途无量的康庄大道。韩愈“独得雄直气，发为古文章”（张籍《祭退之》），为文气盛言宜，句挺字立，内容海涵地负，蕴藏着无往不至的穿透力，纵然“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苏洵《上欧阳内翰书》）。韩文虽然也有平易自然、文从字顺的一面，终以此为其文风之主导倾向。欧阳修则尽舍其险奥、倔强、怪怪奇奇而不为，独于平易自然处，锦上添花，酌取《骚》《史》美感特质及其艺术手法，创造出迥异于韩文的古文美。苏洵《上欧阳内翰书》，就拿孟子、韩愈、欧阳修三家比较作论，说欧公古文的自成一家，云：“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唯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长，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让，有执事之态；陆贽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当，有执事之实。”“盖执事之文，非孟子、韩子之文，而欧阳子之文也。”其说欧公古文艺术风貌及行文手法之特点，可谓形象、生动，令人过目难忘。难得的是，他还借李翱之文为喻，隐约说到欧公之文“其味黯然而长，其光油然而幽”之美感特征，与其表现手法“俯仰揖让”的关系。后来，王安石赞扬欧公古文之美，也注意到“清音幽韵”的存在方式（《祭欧阳文忠公文》）。方孝孺则将这种美感特质的产生与其委曲平和的文风联系在一起，谓“永叔厚重渊洁，故其文委曲平和，不为斩绝诡怪之状，而穆穆有余韵”（《张彦辉文集序》）。刘熙载虽谓欧公“幽情雅韵，得骚人之指趣为多”，但也说“昌黎文意思来得硬直，欧、曾文来得柔婉”（《艺概·文概》），表明他也感觉到欧文“幽情雅韵”美感特质的生成，还离不开其文“来得柔婉”的表现艺术。事实上，正是出于对古文自然平易文风的追求，欧公养成了行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和俯仰揖让、吞吐抑扬、反复咏叹的习好，以至成为一种艺术趣味。而行文的宛转、柔婉，不但使其古文具有韩文少有的幽情雅韵，还产生了特有的风神美。后人津津乐道的“六一风神”，即为其在古文创作中，应用抑扬唱叹、宛转言之的表现艺术所造就的一种“欧阳子之文”的标志性的美感特质。至于欧公多用先设烟波而缓缓引至主题的写法处理通俗题材，而被明清学者讥为“宋体”“宋世格调”，实乃未将其追求平易文风而“于小题目做出大文字”（林云铭语）的艺术创新，和后人跟风学步、袭为格套区别开来。
本健讨论欧公各体古文的论文很多（见其《欧阳修和他的散文世界》），本书特别说到欧公对中唐以来“营建记”（属古文杂记类）作法变化的贡献。说欧公作记，“充分淡化或略化营建记中的建筑元素，人事元素则得到不断强化”，“重视营建物周围自然环境及周边景色，让环境与建筑、自然与人文相互交融，相映生辉，以增强文章的生动性和艺术感染力”，“时或议论与叙事、抒情交融为一体，一唱三叹，摇曳多姿，韵味无尽，风神展现”。杂记和赠序、书牍是唐宋古文家创新特色为突出的三个文类，创新的着眼点，几乎都集中在如何增强其文学性上。说欧公对中唐以来营造记写法的突破，前承韩、柳，后启曾、苏，诚为的当之论。书中另一个讨论欧公文学的重要议题，是欧公“自编《居士集》对选篇的考量”。叶梦得云：“欧阳文忠公晚年取平生所为文，自为编次。今所谓《居士集》者，往往一篇阅至数十过，有累日去取未决者。”《通考》亦赞欧公曰：“则其选择为审矣”。欧公文集，多有名篇不入《居士集》而被周必大收入《居士外集》者，个中原因复杂。其中很重要一点，是与欧公晚年的古文观念，特别是文风取向、审美要求有关。书中说“深受选家青睐的欧文大多出自《居士集》”，说《居士集》选篇多为欧公古文中的序、记和志铭，说其选篇“早期从严，后期从宽；书信从严，祭文从宽”，都立论有据，能从多方面道出“其选择为审矣”的内在依据。而说“《居士集》的选文和欧阳修的文学观念”，言及选篇和欧公擅长写作之文体的关系，实已论及欧公选篇以有无欧阳子文学意味为去取标准的问题，可惜未能纲举目张，明言细言以尽其义。
欧公文学造诣之深，还表现在诗歌创作上。作者从“行文一唱三叹，回环往复”“句式长短灵活，整饬有序”“节奏跌宕有致，起伏不平”“声韵前后照应，和谐自然”四方面说欧公的“以诗为文”；从“谋篇布局”“句式处理”“虚词安排”“手法运用”四方面说他的“以文为诗”，而谓其“以文为诗”，主要受李、杜、韩愈的影响，在古体诗中表现为充分（韩、欧古文风格不同，二人“以文为诗”之诗风亦有异），皆持论有据。欧公和杜甫、韩愈、苏轼同为诗歌史上以文为诗的典范，前人总结他们成功的经验，认为重要的因素是他们（特别是韩、欧、苏）擅长古文写作，不单把古文伸缩离合的章法以及句法、字法用到古诗中，还将古文多种基层文体（如书、序、记、传等）特有的表现手法用到古诗中。欧公于古诗写作确有独到体会（如古诗忌用律句，但欧公却说古诗中时用偶句为妙），诗中不乏佳作，亦有瑕瑜互见者，后人评说不一。书中既引袁宏道语，云：“欧公文之佳无论，其诗如倾江倒海，直欲伯仲少陵。宇宙间自有此一种奇观，但恨今人为先入恶诗所障难，不能虚心尽读耳。”（《与李龙湖》）又引贺裳语，曰：“欧公古诗苦无兴比，惟工赋体耳。”“所惜意随言尽，无复余音绕梁之意。又篇中曲折变化处亦少。公喜学韩，韩本诗之别派，其佳处又非学可到，故公诗常有浅直之恨。”（《载酒园诗话》卷一）袁、贺说长道短，本健作论兼用其言，有利于全面介绍欧公“以诗为文”的特色，还能显出作者评说态度的公允。
再看论史学者。欧阳修贬谪夷陵前，就留心史学，约尹洙一道修史。突出贡献是撰写《新唐书》的《纪》《表》《志》和独撰《新五代史》。欧阳发《先公事迹》云：“其作本纪，用《春秋》之法，虽司马迁、班固皆不及也。其于《唐书·礼乐志》，发明礼乐之本，言前世治出于一，而后世礼乐为空名。《五行志》不书事应，悉破汉儒灾异附会之说。皆出前人之所未至。其于《五代史》，尤所留心，褒贬善恶，为法精密，发论必以‘呜呼’，曰：‘此乱世之书也。’其论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此其志也。书成，减旧史之半，而事迹添数倍，文省而事备。其所辨正前史之失甚多。”作者虽系欧公之子，所言大体符合事实。苏辙《欧阳文忠公神道碑》亦云：“二书本纪，法严而辞约，多取《春秋》遗意。其《表》《状》《志》《考》，与迁、固相上下。”概括地说，欧公修史，既有“以治法而正乱君”之志，又有关注现实政治、社会民生，意在警世、救世的淑世情怀。而持论往往“出前人之所未至”，如他并不笃信“五德终始”的君权神授说；论人论事看重人的因素，有谓“虽曰天命，岂非人事”；说礼乐，谓“前世治出于一，而后世礼乐为空名”；又不信汉儒灾异附会之说，叙《志》“不书事应”；而其《正统论》，谓“惟今天下于一者为正统”，称有统一天下（即“合天下之不一”）之事功者为正统，并不以道德层面的“正天下之不正”为条件；不赞成“五行之运有休王”的说法，直言“谓帝王之兴必乘五运者，谬妄之说也”。这些都显出欧阳修史学观的进步性。大抵欧公修史，特别是修《新五代史》，“褒贬祖《春秋》，故义例谨严；叙述祖《史记》，故文章高简，而事实则不甚经意”（《四库全书提要》）。
探讨欧公史学，应该注意他所修史书的文风问题，注意他的古文写作和史书写人记事、感慨作论的关系。拿欧公的相关古文和史书中纪、传及纪、传序、论文字作比较，我们会发现两者艺术表现方式及其美感特质有惊人的相似处。考虑到他步入史学领域之前，已从事古文写作多年的事实，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即欧公古文写作和史书撰写在表现艺术和美感特质方面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欧公学《春秋》《史记》修史，不但使其史书“义例谨严”“文章高简”，也使其古文具有“谨严”“高简”特色。周必大云：“昔公尝自云喜传人事，尤爱司马迁善传奇伟，使人喜读，欲学其作。厥后著《五代史》，辞气遂与迁相上下。”（《平园续稿·彭孝子墓表》）茅坤评论《新五代史·死节传》，有谓“欧阳公点缀情事，当为千古绝调，即如《史记》《汉书》，恐多不逮”。其实欧公所“学”司马迁这种“喜传人事”“善传奇伟”，即借助典型细节描写显现人物风神、个性的手法，也常被欧公用来写作叙事写人的古文。也就是说，其史传和叙事写人古文的书写方法，在“点缀情事”显现传主（或墓主）风神方面，是相通的。而“人言欧公《五代史》其间议论多感叹，又多设疑，盖感叹则动人，设疑则意广，此作文之法也”（张镃《仕学规范》），欧公诸多赠序、诗文集序、杂记以及墓志，又何尝不用“此作文之法”呢？因此，我们可以说，其《新五代史》传记“喜传人事”，是从《史记》学来的本事，也可以说是受其古文表现艺术的影响；可以说，其纪、传之论、序，“发论必以呜呼”（欧阳发语）抒怀，抑扬往复，感慨无限，是源于《史记》论、赞（太史公曰）的表现艺术；其美感特质“六一风神”，系《史记》论、赞中的“史迁风神”华丽转身所致；也可以说，其表现艺术和美感特质皆自其古文中来。当然，若有人说欧公古文“点缀情事”“喜传人事”的表现艺术，及其抑扬吞吐、反复慨叹、宛转达意的抒情手法所带来的美感特质，是因撰写史书而生，也不无道理。比较周全的说法，应是两者同源，彼此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得益彰，而各自艺术特色的由来，都可溯源到作为史家绝唱和古文不祧之祖的《史记》的书写艺术。
本书论述欧公史学，除介绍和分析其史学观念和所修史书的特点外，还通过记述“历代评说和影响”，使人了解到北宋以迄近代众多学者对欧公史学理论、所修史书的看法。“评说”涉及范围甚广，课题甚多，而事勿论巨细、评不分褒贬，皆详言之。这应是一种书写策略，正是借助历代学者的口，道出了欧公史学内容的方方面面，道出了欧公史书写作和古文创作的关系，道出了《新唐书》《新五代史》史学层面、文学层面的长处和短处，道出了《正统论》的进步性和历史局限性，道出了欧公史学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积极贡献和负面影响。评说中既有充满智慧的思辨方法开人心窍，又有巧妙的说辞引人入胜，更有闪烁如星的思想亮点，烛照读者思路。像上述欧公古文和史书传、纪、论、赞艺术手法相通、文学意味相近、美感特质相同的观念，评说亦多有论及。而前人评说及作者分析，持论超拔而言说精彩者，不胜枚举。
后说论经学。欧阳修的经学研究，涉及科目及相关著述亦多，如属《易》学者有《易童子问》《易或问》等；属《诗》学者有《诗本义》《诗解统序》《二南为正风解》等；属《春秋》学者，有《春秋论》《春秋或问》《石鹢论》《辨左氏》等。本书则专设两章，分别论述其《春秋学》及《诗本义》。欧公《诗本义》，“有以开百世之惑，曾不轻议二家（指毛、郑）之短长，而能指其不然，以深持诗人之义”（楼钥语）。“毛、郑之说已善者，因之不改。至于质诸先圣则悖理，考于人情则不可行，然后易之，故所得比诸儒多”（晁公武语）。本书说《诗本义》，用的是“历代评说述略”的方式，通过概述后人接受情况，介绍其探寻《诗》本义的基本方法（如谓“古今人情一也，求诗义者，以人情求之，则不远矣”云云）、对若干《诗》作“本义”的看法，以及欧公研究方法和具体看法对后人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述略”虽着眼于历代学者评说欧公《诗本义》者多，却不时带出作者本人的学术见解。
书中论述欧公的《春秋》学，则既讲他治《春秋》学的特点，又说到治《春秋》学对其碑志文写作的影响。讲治《春秋》学特点，特别指出欧公因孙复而接受中唐啖助、赵匡、陆淳新《春秋》学派的学术理念，秉持“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的精神而治《春秋》，开宋代以义解经之先河。他要求实事求是地解经，反对于经书作过度的解释，尝谓“经不待传而通者十七八，因传而惑者十五六”（《春秋或问》）。因而主张“舍君子而从圣人（即舍传而从经）”（《春秋论上》）。又谓“若乃上揆之天意，下质诸人情，推至隐以探万事之元，垂将来以立一王之法者，莫近于《春秋》矣”（《石鹢论》）。又谓“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此《春秋》之所以作也”。“《春秋》辞有同异，尤谨严而简约，所以别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于是非善恶难明之际圣人所尽心也”（《春秋论中》）。又谓“孔子之文章，《易》《春秋》是已。其言愈简，其义愈深”（《易童子问》）。又谓“简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经，惟《春秋》可当之。其他经非孔子自作文章，故虽有法而不简也”（《论尹师鲁墓志》）。在欧公看来，《春秋》“别是非，明善恶”，“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在于孔子能坚持“褒贬”原则，“笔则笔，削则削”（《史记·孔子世家》）。而其断事论人正是采用了“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责实”的思维方法。而其“笔削”则显得“辞有同异，尤谨严而简约”，或谓“简而有法”，“其言愈简，其义愈深”。显然，本书论欧公《春秋》学，除概述其基本观点外，还有意叙说欧公关于《春秋》思维方式、表达艺术之类的看法，是为论述其碑志写作如何受到《春秋》这方面的影响预作铺垫。
论古代经典对唐宋古文发展影响之深，自以六经为，而六经中又以《春秋》居前。古文家既视其为“取道之原”（柳宗元语），又将其列为艺术创作之“上规”者（韩愈语，意谓之效法对象）。故学者讨论《春秋》学对唐宋古文家创作之影响，多循思想观念影响和思维方式、表现艺术影响两种路径进入。如同是研究中唐新《春秋》学派对柳宗元古文创作的影响，王基伦《〈春秋〉与柳宗元古文表现风格之关系析论》（台北里仁书局2001年版），就说到柳子古文写作“辩明《春秋》经义”“效法《春秋》笔法”“发挥断事论理精神”三个要点。谢琰《新〈春秋〉学与柳宗元古文的论辩艺术》（《文学遗产》2021年第2期），则说到柳子为文多取用新《春秋》学派的术语、概念，如“生人”“尧舜”“大中”“名”“实”等，认为“柳文常以‘生人’为论辩立场，以‘去名求实’为论辩技巧，皆从新《春秋》学的思维方式（指‘去文求实’）转化而来”。本书讲欧公《春秋》学对其碑志写作之影响，亦从思维方式、表现艺术角度入手。前说“正名定分”“求情责实”，自是讲欧公碑志写作如何将中唐新《春秋》学派的思维方式转化为表现手段，末言“简而有法”，则直说《春秋》“书法”特色对欧公碑志写作的影响。由于欧公既讲“简而有法”，又说“言愈简，义愈深”，人们很容易把它与“辞令”“褒贬”、用意特深联系在一起，误以为其仅为论辩文之写作要求，可能对说欧公碑志受到《春秋》“简而有法”的影响有点疑问。本来，作史意在劝善惩恶，作碑志意在称美德善功烈，两者虽都记事写人，而用途、取材、书法有异。但事实上，古文家接受“简而有法”的艺术传统，却将其用到了多种文体的写作中，只是文章“言简”各有所指，“有法”则变化无穷。像柳宗元、尹洙、王安石的论辩文字以及杂记、碑志之作，即“简而有法”者多。而欧阳修为文追求“简而有法”，正是受尹洙为学长于《春秋》而作记“简而有法”的启迪。因而他作碑志力求“简而有法”，亦在情理之中。
除重点论述欧公的文学、史学、经学理论和评价其古文创作、史书撰写成就外，作者还特别写到了作为政治家、贤士大夫的欧阳修为学、为人、为政的特点。写法则一从“苏轼对欧公人格魅力的解读和接受”的角度说出，谓其具有“以通经学古为高的深厚涵养”“以救时行道为贤的无私担当”“以犯颜纳说为忠的刚正品格”和“以养育多士为功的责任意识”；二从论述欧公与刘敞同有之人格美的角度说出，谓其具有正直士大夫所有的“清正廉明的德性”“体恤民瘼的情怀”“直言极谏的品格”“广博精深的学术”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前者不但言及欧公为人、为政之特点，还能见出其对门生苏轼的巨大影响；后者虽重在用欧、刘相互映衬的手法说欧公为政、为学的特点，也颇能见出其交友之道（志同道合而同声相应）的格调之高。总之，两者皆非闲篇，都有助于读者从多方面了解欧公作为一代学人之外的种种高贵品质。
《一代文宗欧阳修十讲》从研究“欧学”入手，介绍欧公其人其学，与《欧阳修和他的散文世界》从研究散文入手，介绍欧公其人其文，书写策略大体相同。二书都有持论平实而言说清楚的特点，相继推出，当会持续不断地引发读者对欧公其人、其文、其学的广泛关注，产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传播效应。只是如前所言，欧公其人、其文、其学涉及的学术层面、知识领域实在太多，远非二书所能穷尽。读者自有理由出自不同的期待视野，向研究欧阳修的专家们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以满足其深入、全面认知欧公的愿望。本健教授可谓“欧学”研究的宿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撰写、出版有关欧阳修的著述达六种之多。如今虽然年过古稀，却神朗气清，文思敏捷，且长年耽于学术，笔耕不辍，以有所发明为乐。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本健教授还会有研究欧阳修的撰述问世，读者诸君的期待一定不会落空。
熊礼汇2020年10月22日于巽寮湾
（序文作者为中国古代散文学会前会长，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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