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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如果茨威格的《昨日世界》直面了欧洲黄金年代的消逝，
那么，达姆罗施的《重返昨日世界》则呈现出人类迈向现代世界的灿烂图景。
《纽约时报》年度十大好书，《柯克斯书评》《出版人周刊》年度图书
文学批评大师哈罗德·布鲁姆挚爱推荐——“刺激而美妙”。
引人入胜的八卦，复活一群以笑声为成就的机智的灵魂
大量珍贵的黑白或彩色插画，还原18世纪英国的社会百态
※文学先父们的史诗：他们不仅使英国获得英国性，更塑造了现代世界
英国之为英国，不仅因为莎士比亚，更因为塞缪尔·约翰逊、亚当·斯密、埃德蒙·柏克、爱德华·吉本……
他们组成的俱乐部，是历史的夜空中至为耀眼的“星丛”之一。
没有他们在各自领域立法者般的成就，英国会是一个只听得到机器声的“世界工场”。
※天才们的精神病历：伟大只是他们在与虚无为敌时的副产品
我们往往容易把伟大的人物神话化和偶像化，怀着仰望的目光，而在本书中，达姆罗施利用历史资料，结合精神分析学，呈现那些耀眼的名字在人性上的真实。
天才为何成群而来？因为天才也害怕，甚至更害怕孤独。但他们善于用工作和笑声抵抗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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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是对创建于18世纪伦敦的“文学俱乐部”所立的传记，重心放在以大文豪塞缪尔·约翰逊为核心的那个时期。
所谓“文学”在18世纪的英语中，并非单指想象文学，而是指所有需要经过智力训练所能掌握的高雅学识。在“俱乐部”成立的前二十年，成员还包括政治哲学家埃德蒙·柏克、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以及传记作家鲍斯威尔、画家雷诺兹、剧作家谢里丹和哥尔德斯密斯、戏剧演员加里克等活跃于18世纪中后期英国文坛和政坛的重要人物。
这些人成功引领了同时代的文艺创作、历史书写、文化思想和实践、政治经济理论，不仅使英国获得了英国性，更是塑造了后来的现代世界。
作者以各个人物的生平为时光通道，把当代读者引向乔治王朝时期宏阔的社会图景，展现了那个时代绅士的生活做派和婚姻伦理，法国大革命前夕英国政坛的喧嚣，英国与爱尔兰、印度、北美等殖民地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英国国内关于奴隶制的争论，女性的生存困境及其文艺创作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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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利奥·达姆罗施（Leo Damrosch，1941— ）
哈佛大学恩斯特·伯恩鲍姆文学名誉教授，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得主，著有《乔纳森·斯威夫特：他的生平和世界》等。
译者｜叶丽贤
北京大学英美文学博士，译有《饥渴的想象：塞缪尔·约翰逊散文作品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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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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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第一章 遇见鲍斯威尔前的约翰逊：挣扎的岁月
第二章 遇见鲍斯威尔前的约翰逊：迟来的名声
第三章 遇见约翰逊前的鲍斯威尔：向广阔的世界进发
第四章 遇见约翰逊前的鲍斯威尔：寻找自我
第五章 决定性的会面
第六章 鲍斯威尔在国外
第七章 “俱乐部”的诞生
第八章 约书亚·雷诺兹爵士
第九章 埃德蒙·柏克
第十章 大卫·加里克
第十一章 欢乐的精神
第十二章 斯特雷特姆的新生活
第十三章 在苏格兰和斯特拉福德的鲍斯威尔
第十四章 在遥远的赫布里底群岛之间
第十五章 拓宽的河流
第十六章 帝国
第十七章 亚当·斯密
第十八章 爱德华·吉本
第十九章 不信教者和信教者
第二十章 约翰逊大限将至
第二十一章 鲍斯威尔在走下坡路
尾 声
附 录 “俱乐部”前二十年的会员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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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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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斯特·思雷尔听说约翰逊只希望三本书能写得更长一些：《鲁滨孙漂流记》《天路历程》和《堂吉诃德》。沃尔特·杰克逊·贝特对此评论道：“他觉得这三个流浪者——被弃者、朝圣者、无望的探寻者——是自己人生的原型。”
一位精神病医生考察完这个证据后，认为约翰逊经常毫不留情地批评自我，可能是因为他童年时感受不到爱。这里面的逻辑是：如果我被爱的程度达不到自己的需要，那一定是因为我不可爱，不值得爱；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克制自己，不要对那些应当爱我的人发怒，否则他们会比现在更不爱我。
约翰逊学到的一个教训是：应对焦虑的方法是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不去想它们，不与它们搏斗。“反思自己的焦虑，”他对鲍斯威尔说，“会让人疯癫。”他一生都在严厉责备自己“怠惰”；所谓“怠惰”，不只是指通常意义上的拖延，还指总体上的松懈，这会让他的心魔出现。约翰逊的朋友亚瑟·墨菲对他的解说可谓一语中的：“怠惰是危险的时刻；每当此时，他的精神不再专注于外部世界，而是带着敌意转向内部，与自己对抗。”
鲍斯威尔并不反对教育，但他显然觉得人生在世是为了寻欢作乐。他学会了饮酒，只是没到酗酒的地步，与朋友往来相交的时间不可胜数。他总是忍不住卖弄自己。“我有一个吓人的毛病，”他年轻时曾写道，“就是为了逗人发笑，几乎什么都可以牺牲，连我自己也不例外。”
在格拉斯哥待了六个月后，鲍斯威尔做了一件大胆的事。他从大学潜逃出来，纵马向伦敦飞奔，走了整整三百英里。他用了两天半的时间，一路从卡莱尔骑行到伦敦，这实在是了不得的壮举。当鲍斯威尔把这件事说给几位技艺精湛的骑手听时，他们不禁叫道：“什么，先生，马匹没换过吗？”“各位先生，”他答道，“这算不得什么大本事。我告诉你们更厉害的：连屁股都没换过！”
在这个时期的西方文化中，关于自我呈现的型式存在一个重大分歧，表现得非常突出。从古典修辞学借鉴一组对立表述来解释，这可以说是“求真者”（homo seriosus）与“修辞者”（homo rhetoricus）之间的冲突。求真的男人和求真的女人一样，都有一个核心，即本真的自我，他们用语言传达真理。“修辞者”则来往于社交圈，从社交圈获取修饰自己的颜色，他们认识自己，不是通过内省， 而是通过他人的反馈。语言变成了一种游戏，使用者很不严肃地用它来取悦或说服他人，而不是用它来表达“真理”（在他们看来，“真理”甚至是不存在的）。
早在1790年，柏克就发表了他的伟大著作《法国大革命反思录》；在这本书中，他高明地预言道，即使有善意的革命也可能会引发大屠杀，并导致卡里斯玛型的独裁者横空出世。“有位将军受人爱戴， 懂得安抚士兵之道，深谙指挥艺术的精髓，将会把所有目光都成功吸引到自己身上。就在这个瞬间，这个能有效指挥军队的人就成为你们的主人了。”
在这个发生在法国的重大事件推动下，“revolution”一词的含义出现了变化。约翰逊在《英语词典》里把它定义为“任何事物返回它的运动起点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旋转。在政治语境中，它的意思是“一个政府或国家状态的改变”。这很可能只是一位统治者取代另一位统治者，而整个社会结构没有出现任何重大改变。柏克的作用是赋予了“revolution”现代意义，即剧烈的、全盘的变化。
单一国家的观念经过了几代人的时间才被完全接受，但纵观整个18世纪，“不列颠性”这个观念稳步发展。国王乔治三世的祖父乔治一世刚登基时，还不会说英语；但乔治三世则会以这样的宣言来取悦臣民：“我出生和受教育都在这个国家，我以自己是不列颠人为荣。”
传统观点认为，人民是国家的财富，的前提是他们有生产能力。那些努力工作但仅能维持生计的人绝不会被视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所以被打上了“穷人”的可耻烙印。尽管从宗教角度来看， 他们理应得到慈善布施，但就经济而言，他们被视为寄生虫。一群被称为重农主义者（这个词来自希腊语，原意为“自然治理”）的法国思想家倡导一种与此不同但同样传统的观点。在他们看来，代表国家财富的是土地，而不是人，这意味着政府应该积极促进农业发展。斯密在巴黎待了一段时间，结识了重农主义者，特别是弗朗索瓦·魁奈和安妮-罗伯特-雅克·杜尔哥。
斯密驳斥了这两种立场。正如鲍斯威尔所预期的，他采用了突破性的研究方法，即聚焦于商业问题。此外，他还关注刺激生产力和提升工资的各种方法。如果每个工人都能为提高生产力作出贡献， 也许“穷人”就不需要成为地位不可更易的下层阶级。
吉本不只是在书写经常见诸报端的话题；他的著述更是一种新型史书。以伏尔泰为榜样的启蒙运动哲学家相信自己在史学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他们不同于按照单调的年代顺序编撰事实的史家，宣称要透过表面，找出促使事物得以出现的根本力量。这就是所谓的“哲学史”。
吉本当然想透过事物的表面，但他明白，没有事实的理论是空洞的。出于这个原因，他为《罗马帝国衰亡史》提供了大约八千条脚注，其中一些非常详细，这样读者就可以确定他的信息来源，考虑他的阐释是否令人信服。这种做法虽然在今天看来不足为奇，但在当时却是前所未有的。伏尔泰从未想过要写一条脚注。“当他书写一个遥远的时代时，”吉本这么评说伏尔泰，“他并不是那种会去翻阅陈腐的僧侣式作家、向他们求教的人。他会对材料加以汇编，用自己的奇妙风格润色它，就这样写出了极其有趣、极为肤浅、极不准确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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