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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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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名著《史记》为二十四史之首，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备骚》”，是中国人人的一部国学根砥书。由于“史记》部头大，内容多，载三千年历史，阅读全书有许多困扰，因此历代以来产生了许多《史记》选本。本书《史记讲义》就是一个《史记》选本，有三大特点：其一、五体皆备，是《史记》全歌的一个缩影。历代以来的选本，只选《史记》纪传名著迄今独有本书选目五体皆备。其二、篇幅适中，《史记》原书一百三十篇本书选目四十二篇，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反映了《史记》内容的系统性，全面的体现司马迁的历史观。其三、微观注释与宏观讲析相结合，有很强的特代性。每篇的题、注释、歌意是微观解读 ，书前“本论”与每篇讲析是宏观解读全书还插有地图，这都是首创。本书原是作者在上世纪执教兰州大学时的高校讲义，有很强的学术性，流畅的解读又具有普及性，即既可作高校教材，又可供广大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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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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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史记〉讲义》共选《史记》一百三十篇中的四十二篇，其中六篇为节选，占《史记》总量的四分之一强。选文五体皆备，计本纪六篇，表四篇（只选序文，表略），书四篇，世家六篇，以上共二十篇为上册；列传选文二十二篇为下册。上、下两册总计约八十万字。解读内容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每篇选文做“题解”“注释”“段意”三项，为传统的微观解读，着重在字面意义，疏解文字阻碍，以助读者欣赏原书韵味。书前“序论”与每篇“讲析”，这两项则是宏观阐释思想内涵，系“解读”作者的一家之言，助读者思维。本书初系作者在20世纪80年代在兰州大学历史系开设《史记》专书课讲义，积淀数十年教学体悟，可作为高校开设《史记》专书课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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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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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可 1940年出生，重庆市人。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曾任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中文系副主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现任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在中国历史文献学、秦汉三国史两个学术领域发表学术论文近二百篇，尤长于“三国史”与《史记》的研究，在学术界独树一帜，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个出版《三国史研究》与《史记研究》个人论文专集的学者。2011年获中国《史记》研究会学术成就奖。出版学术论著十余种，主要有《三国史研究》《三国史》《史记研究》《司马迁评传》《史记论赞辑释》《史记文献研究》《史记精言妙语》《史记通解》《中国文献学》等。主编《中国历史文献学》《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历史人物评传丛书》《资治通鉴新注》等二十余种著作，其中《中国历史文献学》《中国历史文选》为高校教材。有六种学术论著获省部级优秀图书奖，《中国历史文选》2008年获*高教司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奖。201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张大可文集》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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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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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上册）序论——司马迁和《史记》评介
十二本纪（选六篇）
十二本纪简介·
五帝本纪
秦始皇本纪
项羽本纪
高祖本纪
吕太后本纪
孝文本纪
十表（选四篇表序）
十表简介·
十二诸侯年表序
六国年表序
秦楚之际月表序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八书（选四篇）
八书简介·
律书序（节选自《律书》）
天官书论（节选自《天官书》）
河渠书
平准书
三十世家（选六篇）
三十世家简介·
孔子世家
陈涉世家
外戚世家
萧相国世家
曹相国世家
留侯世家
（下册）七十列传（选二十二篇）
七十列传简介·
伯夷列传
管晏列传
孙子吴起列传
伍子胥列传（节选）
子贡列传（节选自《仲尼弟子列传》）
商君列传
甘罗列传（节选自《樗里子甘茂列传》）
魏公子列传
廉颇蔺相如列传
鲁仲连邹阳列传
屈原贾生列传
荆轲列传（节选自《刺客列传》）
李斯列传
淮阴侯列传
张释之冯唐列传
魏其武安侯列传
李将军列传
匈奴列传
司马相如列传（节选）
游侠列传
货殖列传
太史公自序
附录（三篇）
附录一报任安书
附录二史圣颂
附录三司马迁年谱（附司马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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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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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史名著《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中国人人的一部国学根柢书。由于《史记》部头大，内容多，初学者难以阅读全书。节选《史记》一部分独立成书，这就是《史记》选本。东汉校书郎杨终奉汉章帝之命，节选《史记》十余万字，相当于原书四分之一的篇幅，作为皇家子弟的读本，这是我们已知的早的选本。历代以来，不知有多少选本，让一代又一代人受惠。新中国成立以来，半个多世纪中，前后有数十种选本流传，以王伯祥的《史记选》、郑权中的《史记选讲》为有名。王伯祥的《史记选》初版于20世纪50年代，至今仍在重印，流传了半个多世纪仍有生命力。由此可知，一部好的《史记》选本，造福于广大读者是多么的有意义。但以往众多的《史记》选本，都偏重于文学性强的人物传记，不能全面地反映司马迁的思想体系和《史记》的五体结构。因此本书选讲，题名“《史记》讲义”，要求吸收学术成果，编选一本全面反映司马迁思想以及体现《史记》百科全书内容风貌的新选本，做到学术性与通俗性结合，雅俗共赏，既可作为中学文史教师以及广大知识青年自修提高的读物，又可作为高校中文、历史两系的专业教学参考书。若要实现这一目标，编选者必须在选目与解读体例两个方面都要有所创新，这也是本文所要说明的亮点。下面就从“选目”与解读“体例”两个方面略作说明，是为前言。
一、选目
本书编选的宗旨和目的，就是要在文史并重的基础上，把司马迁之所以为司马迁的人格风格全貌反映出来。选目原则有四点：
1要完整地反映《史记》内容的系统性，全面体现司马迁的历史观，并突出《史记》作为通史之“通”的优点。
2要反映《史记》体大思精的特点。体大是指《史记》内容的全面性、丰富性和五体编纂形式；思精是指《史记》思想的深刻性。为此，本书选目，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皆备。本书选讲，全书八十余万字，分上下两册出版。上册包括本纪、表、书、世家；下册全为列传，后附录相关内容三篇。
3《史记》以人物为中心述史，创造了传记文学的典范，是一部文学名著。因此，《史记》名篇要系统选入，而人物传记仍是重点。
4司马迁在《史记》中运用的述史的理论和方法，如述史断限、详今略古、详变略渐、互见对比、纵横比较等，均要通过选目反映出来。例如，秦始皇、李斯两篇大传入选，全面反映了秦统一王朝兴亡的历史与全过程；项羽、刘邦两篇本纪均入选，含对比见义之例；孝文帝本纪与张释之、冯唐两人合传入选，反映文景之治开明政治局面的构架。秦汉时期篇目入选比较多，以反映详今略古。又如，《史记》首卷《五帝本纪》和末卷《太史公自序》以及各年表序，贯穿了司马迁的思想脉络，包含了《史记》的述史断限理论，本书系统选入，这是一般选本所没有的。
按上述原则，本书从《史记》中共选文四十二篇，约十三万字，占《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余字的四分之一篇幅，计：本纪六篇，表序四篇，书四篇，世家六篇，列传二十二篇，五体皆备。 精选名篇，也是本书的主题之一。梁启超评《史记》十大名篇：《项羽本纪》《魏公子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淮阴侯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货殖列传》《太史公自序》，本书悉数入选。其中《匈奴列传》是民族史传。此外，《管晏列传》《屈原贾生列传》《荆轲列传》《游侠列传》亦俱为千古名篇。在所选二十二篇列传中，伍子胥、子贡、甘罗、司马相如四位，是司马迁“传奇人于千秋”的经典杰作，本书只节选其“传奇”片断，以展示人物的智慧、执着与敢闯精神。司马迁笔下人物的人格魅力为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积淀为民族魂。《史记》的民族凝聚力与爱国主义思想源泉，就是这样产生的。
选目详今略古，详变略渐，展现通史特点与太史公司马迁的历史观。
选文的文本以中华书局点校本为依据，对段落、标点重新审示，有所改动。凡通用的通假字、异体字、繁简字，一律改为标准简化字，特此说明。
选文之后三篇附录，一为《报任安书》，司马迁留下的一封极为重要的书信，班固作《汉书》收入《司马迁传》，可视为《太史公自序》的补充，是探究《史记》主题升华的重要资料；二为《史圣颂》，是2016年立于陕西韩城市司马迁文史公园广场上的碑文，代表当今学术界对司马迁全面的评价；三为《司马迁年谱》，是司马迁一生的简历，以及创作《史记》的经历。这三篇文献对读《史记》具有重要的指引意义，故附录于本书。
二、体例
本书解读力求以阐明司马迁的一家之言为旨归，为此创设了相应的体例形式，包括序论、五体说明、题解、段意、注释、讲析六个部分。“序论”系统而扼要地评价司马迁和《史记》。“五体说明”对《史记》五体特点以及篇目系统做了简明的概说，写在每体选目之前。单篇解读各有“题解”“段意”“注释”“讲析”四个部分。解读要求反映新见解、新成果，行文深入浅出，形成本书独具的风格。
单篇解读四个方面的内容，说明如下。
1题解。题解内容为解题与提要相结合，包括四个基本项：（1）释题篇；（2）介绍传主；（3）提示篇旨；（4）作者意向。“题解”与“讲析”两项有联系，而非重复。“题解”着重指出司马迁的创造精神，反映《史记》编纂特色；“讲析”具体分析正文内容。
2段意。段意是对段落结构内容的概括，具有点题、剖析、归纳的作用。“太史公曰”是作者的赞论，单独作段意。
3注释。注释内容包括为难字注音，解词，串译，释人名、地名、职官、掌故等。注释要求具有通俗性，用白话注释，一般不作引证，歧说只注一说。人名注释，凡重要历史人物正史中有传者，均注出传名，供读者备查；《史记》中的历史人物，只注传名，一律省略书名；见于本书者的，则注明本书所选。地名注释，凡行政地区只注治所在今天的准确方位，一律不注沿革；对于指称人名的地名如“条侯”“绛侯”“临汝侯”等中的“条”“绛”“临汝”等地名，也一律不注，但传主除外。官名注释，只简注其品位、职掌，不详注其秩禄。各篇之间的注释自成单元，重出条目不注互见，以省读者翻检之劳。重出条目行文有具体的语言环境，详略不必求同，但释义不能有抵牾。本书注文插入地图，也是一个创新。
4讲析。讲析内容紧扣正文，分析其思想内容、历史过程、艺术风格，评价其史料价值等。“讲析”力求学术性，反映新见解。“讲析”不进行争鸣讨论，而是扣紧正文做具体分析。
《史记》是一部文史兼长的名著，它应该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占有、所享受的知识宝库和艺术珍品，而不能只是文人学士的案头物。因此对《史记》这部名著应当进行多层次的整理。所谓多层次的整理是指学术研究与普及相结合，编著或整理适应不同年龄和不同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的多种读本。本书是一种大型的选本，适应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所以不附译文以省篇幅。在古籍整理中如何做到学术性与普及性相结合，本书所采用的解读形式是一个尝试。
本书有四篇讲析是引用的成稿。其中《李斯列传》《荆轲列传》《游侠列传》三篇讲析，征得著名《史记》研究专家韩兆琦教授的同意，引自韩兆琦教授的名著《史记评议赏析》（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五帝本纪》讲析为江南大学徐兴海教授撰写。此外，本书有若干幅地图插入注文，为友人南京三江学院许盘清先生所绘。以上借本书出版之际予以说明，并致感谢。
本书所选《史记》正文一律采用规范简体字，部分常用通假字改用正字简体字。本书引文出处采用页下注，出处皆为常用古籍，只注书名及篇名，仅供备查指引，一般不详注作者、出版社、页码，特此说明。
选编者2021年6月于北京
《史记》 讲义（上册）
序论——司马迁和史记评介
序论
——司马迁和《史记》评介
《史记》是我国部纪传体通史，西汉司马迁撰。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在今陕西省韩城芝川镇)人，是我国伟大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有着崇高的人格、坚强的毅力、卓越的创新精神与史才，在两千多年前就写出了《史记》这样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历史学和文学巨著，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观。两千多年来有不可胜计的中外学者在阅读它和研究它，给予它崇高的评价。对于这样一份遗产，在阅读和欣赏它之前，我们对司马迁的品格和创新精神，对《史记》产生的历史条件、其体例内容和思想价值、它的史论体系，以及司马迁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有一个整体轮廓的了解是十分必要的。
一、司马迁的崇高人格和创新精神
司马迁的崇高人格和创新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忍辱负重，发愤著书，实现了“成一家之言”的理想；二是勇于探索和创新，创作了划时代的纪传体通史；三是严格地忠实于信实可靠的历史，不与圣人同是非。这种精神和品格，都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
司马迁在青年时期，就是其父司马谈发凡起例修撰通史的得力助手。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司马谈临终时，拉着司马迁的手垂泣嘱教，希望司马迁完成他的未竟事业。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这使他有机会阅读皇家图书馆的藏书，有了修史的便利条件。司马迁为太史令的第五年，汉武帝改官制，颁布了新历，即太初历，改元太初。改历象征着西汉王朝的鼎盛。司马迁主持了太初历的制定，并加紧了《史记》的撰述。七年后，即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司马迁由于李陵案牵连下狱，惨遭腐刑，蒙受了极大的屈辱，痛不欲生，但每当此念萌生，他耳边就响起了父亲临终的遗教，眼前就展现了一幅幅古人发愤著述的画面：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遭放逐赋《离骚》，左丘失明著《国语》，孙子膑脚论《兵法》，《诗》三百篇，大多是圣贤发泄愤懑的作品。自古以来，权贵富人生时显赫，死而名灭，多到不可胜记，只有那些具有坚强毅力、崇高品格而做出了一番事业的人才能名垂后世。这就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里一唱三叹、反复申说的“发愤著书”说。他从个人的悲怨中解脱出来，忍辱著书，把自己的愤懑和不平倾注在《史记》中，成为“一家之言”，爱憎鲜明；他同情人民的苦难，揭露专制统治的黑暗，留下了宝贵的实录作品，这种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脊梁，是值得我们敬仰的。
司马迁的伟大，还体现在他创作实践中的不断创新。司马迁非常尊敬他的父亲，也十分推崇孔子，但是，他并不墨守父训和死抱经文。他的创新精神突破了父亲的规划和圣人的遗则。如《史记》的断限，“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这是司马谈效法孔子编《尚书》祖述尧舜，修《春秋》绝笔获麟的程式。而司马迁延伸上限，“起于黄帝”，宣扬大一统的历史观；延伸下限“至太初而讫”，实录西汉鼎盛的历史。
创新既是司马迁品格的集中反映，也是《史记》的成功。《史记》之所以是一部划时代的伟大著作，简以言之，就是这部巨著从内容到形式是划时代的创新：
1首创纪传体，形象地照映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序列；
2首创贯通古今的通史，建立了历史发展断限理论的年代学；
3首创“太史公曰”的史论形式，提出了系统的史学理论；
4首创经济史传，发展了古代朴素的唯物史观，意识到经济发展状况对社会历史起决定性的作用；
5首创军事史传，系统地总结了古代的战争理论，详尽地叙述了战史内容；
6首创学术史传，辨章学术源流；
7首创民族史传，提出了民族一统的思想；
8首创各色人物的类传，全面地反映社会生活；
9首创语译古文，使艰深古奥的语言通俗化；
10首创历史文学，使历史人物的实录成为生动的典型形象。
其他还包括如首创礼、乐、历、星等各种专题的文化史传，扩大了历史记叙的范围；首创《大宛列传》，载述外国史事；等等。
司马迁的创新，概括地说就是司马迁创造了“纪传体通史”，这是史学发展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创新，从此奠定了史学的独立地位。在司马迁以前，史学只是经学的附庸。《春秋》是六经之一，它别嫌疑，明是非，寓褒贬，以当一王之法，司马谈和司马迁都十分推崇《春秋》，并把自己的著作看成是继《春秋》的事业；但《春秋》仅仅是记载了一些历史事件的标题，且以一字寄寓褒贬，因而读之如读无字天书，算不上一部真正的历史书。《左传》是解经述史，虽然详载历史事件，但记载的范围和时间都是有局限的，它的内容也只是偏重于春秋各国间的会盟和征伐，而很少有社会各阶层代表人物的活动，也缺乏制度沿革和经济、地理、天文、历法等知识的系统叙述。《国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资料汇编，远不及《左传》有深度。《战国策》记载了战国时期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内容，而重点却是记录纵横家的说辞，既不是系统的战国史，也不完全是信史。至于其他先秦典籍，除《尚书》外，更说不上是历史书。《史记》次综合古今典籍成一书，汇总百科知识成一体系，是一部体大思精的历史著作。所谓体大，是指它的五体形式；所谓思精，是指它内容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史记》五体，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分开来看，各自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首尾完备，贯通历史发展的线索，各有不同的侧面和重心；合起来看，又是组织严密互相交融的一部著作，自成一家之言。正因为它体例完备，才能容纳丰富的历史素材，在有限的篇幅内使政治、经济、文化、学术、民族、社会以及自然界的星象、历法、地理等无所不包。晋人张辅说，司马迁作史，“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晋书》卷六○《张辅传》。。清赵翼称它为“全史”，并说：“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廿二史劄记》卷一。
司马迁所以能够创新，在于他立意高远，能够坚持实录的写作精神。西汉一代大儒都推崇《史记》为实录。班固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坚持实录是司马迁的崇高史德，为他高远的述史理想服务。司马迁的述史理想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安书》，载《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以独到见解来回答历史是怎样变化发展的，所以他不与圣人同是非，突破了旧的思想传统和官方哲学的框架。这种创新思想，集中地表现在赞扬道家以及为商人、游侠立传等方面。班固评价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赞》。班固所批评的司马迁的“蔽”，恰恰是司马迁思想中光彩夺目之“长”。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是肯定文景之治的升平而否定汉武帝的多欲所造成的衰败；述货殖为商人立传，是肯定商人促进生产发展，对社会经济的繁荣所作的贡献；颂游侠是肯定这一类人能够牺牲自己、救人之急的道德。事实上，司马迁通过颂黄老、商人、游侠来表达他对开明政治的向往，对人民求实利和反强暴的肯定。这些思想正体现了《史记》褒贬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尺度不是受统治阶级“正统思想”的约束，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从被压迫人民的利益来立论的，这无疑是那个时代进步的思想。
二、《史记》成书的历史条件
司马迁的生卒年，学术界争论很大，有五六种观点，迄今无定论。据王国维的考证，他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约卒于昭帝之初(公元前86年)，享年约六十岁。司马迁一生恰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相始终，适值西汉鼎盛时期，这是中国封建制度确立以后的个盛世，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都出现了空前蓬勃的发展局面。司马迁降生在这个盛世，完成了空前的历史巨著，正是应运而生。
其一，如何巩固西汉王朝的统治，需要总结历史的经验，作出学术的综合。早在高帝之初，即让陆贾总结“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史记》卷九七《郦生陆贾列传》。的历史经验，寻求长治久安之术。陆贾总结亡秦的教训是：秦“事愈烦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奸愈炽，兵马益设而敌人愈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新语·无为》。。这一套治国理论，刘邦“称善”，左右呼“万岁”，确立了汉初的无为政治。孝惠皇帝和高后继续执行这一治国方针，“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天下晏然，“民务稼穡，衣食滋殖”《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赞》。。到武帝即位时，民则人给家足，而府库余货财，农业技术提高了，手工业发展了，城市兴起，商业发达，全国一片欣欣向荣。可是，一百年前，在秦汉之际，“三十年之间，兵相骀藉”，“死人如乱麻”《史记》卷二七《天官书》。。陈涉发难，项羽灭秦，刘邦兴起，“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史记》卷一六《秦楚之际月表·序》。。翻天覆地的历史变化是怎样发生和发展的?这需要对学术做出综合的研究来回答。与司马谈同时而与司马迁相及的淮南王刘安，就纠集学者编集了一部“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淮南子》卷二一《要略》。的《淮南子》，进行学术综合的工作。董仲舒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治《公羊春秋》，宣扬大一统，也是做学术综合的工作。司马谈、司马迁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追溯到春秋战国之世。《十二诸侯年表·序》云：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这段议论把学术总结与现实的政治紧密相连，表明了司马谈、司马迁的学术思想，效《春秋》拨乱反正，综合学术为治政服务，司马谈临终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又说：“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也说：“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以下引文凡未注者即出自《太史公自序》。历史使命感，使司马谈、司马迁父子自觉地肩负起述史的任务，并且确定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的述史原则，探究历史之变，回溯以往，推察未来，用以回答汉朝之所以兴以及如何巩固、发展的问题。清代学者钱大昕说，《史记》的“微旨”有三：“一曰抑秦，二曰尊汉，三曰纪实”《潜研堂文集》卷三四《与梁耀北论史记书》。。这正是司马迁所处时代的精神和时代的使命。
其二，西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修史条件。司马迁修纂《史记》，是“长期的历史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参见白寿彝：《史记新论》，求实出版社1981年版。。如果没有《春秋》《尚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等史书的先后问世，就不可能凭空冒出《史记》这样的巨著来，司马迁能够运用这些典籍，是西汉的文化发展提供的条件。秦汉时期，书籍的传布，主要用简策书写，得书十分困难，昂贵的缣帛书更非一般人所能得。秦始皇焚灭诗、书、史记，以愚黔首，还不准民间读书、藏书，又制造了人为的困难。《汉书叙传》云：“(班)斿以选受诏进读群书，上器其能，赐以秘书之副。时书不布，自东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诸子书，大将军白不许，语在《东平王传》。”成帝之时，尚且如此，何况武帝之世？但司马迁却能“史记石室金匮之书”，这些图书是西汉王朝长期收聚起来的。班固说：“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颜注引刘歆《七略》云：“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汉书》卷三○《艺文志》及注。早在惠帝四年，汉朝就废除了挟书律，奖励献书，提倡讲学。汉文帝曾派晁错到济南记录整理九十余岁老人、故秦博士伏生口授之《尚书》。汉武帝即位之初，就“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汉武帝还下令：“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如淳说引卫宏《汉仪注》。所谓“序事如古春秋”，就是进行年月日的编纂整理，使天下计书皆为有用史料。汉成帝时刘向校书，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汉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实际上就是进行典籍整理。这个工作由太史令主持。司马迁说：“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司马谈、司马迁相继主持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得以阅读秘籍图书。《史记》虽为司马迁私撰，实际上动用了整个太史府的力量。太史府等于是国家给司马迁设立的书局。
其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宏阔昂扬的时代，是《史记》成书的直接背景。汉武帝击胡攘越，开拓疆土，内兴功作，改革了上层建筑，加强了大一统的皇权统治，造成了西汉王朝的博大气象。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原本是汉武帝身边的亲信，积极参与了汉武帝事业的兴作。司马谈对封禅制礼有重要作用。司马迁从巡武帝，目睹各种盛大的典礼、阅兵仪式，领受了宏阔昂扬的时代精神。司马迁还奉命出使西南夷设郡置吏。《报任安书》说：“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这是青年时期司马迁思想的真实记录。“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司马迁充分肯定了汉武帝的事业。他在答壶遂问中说：“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司马谈计划述史至于麟止，就是这一思想倾向的鲜明体现。司马迁继承这一思想，认为“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史记》载武帝一朝史事，篇目和字数均占四分之一，许多篇章都有司马迁活动的足迹。《史记》的体大思精是和司马迁直接参与汉武帝宏伟事业的实践分不开的。也就是说，武帝一朝的宏伟气象是《史记》成书的直接背景。
其四，汉武帝后期阶级矛盾尖锐化，为司马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方法论提供了现实的依据。“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是司马迁研究历史的一条重要理论原则。司马迁用这样的方法，认识到汉朝对秦的继承和发展，肯定了秦朝的统一之功。同时，从分析秦朝覆亡的原因，又看到了当时政治的危机，在《平准书》中就指出汉武帝步秦始皇的后尘，“竭天下之资财”以恣其欲，并不以为怪。因为皇帝视天下“子民”为一人之私产，毫无节制地挥霍，把天下人民推入了火坑，其源头盖出于皇帝高度集权之弊。“事势之流”，就是指汉武帝效秦始皇专制纵欲，导致了社会危机。他从各个方面揭露了当时社会矛盾，得出“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史记》卷三○《平准书》。的结论。当汉武帝和臣僚们正在庆贺丰功伟绩的时候，司马迁却看出了汉王朝统治的危机，在《酷吏列传》中直言不讳地批评严刑峻法激起了农民起义，实属卓识。可以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具有辩证法的思想光辉。司马迁既尊汉而又批判，既看到它的兴盛而又看到它的弊病。两千年前的司马迁有如此不凡的卓见，源于他对现实社会演变的深刻观察。西汉社会在“文景之治”的升平时期，就已隐伏着对立的阶级矛盾。贾谊、晁错在政论中就发出了呼喊。到武帝之世，矛盾有了进一步的激化。“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史记》卷三○《平准书》。到了汉武帝后期，由于汉武帝过度使用民力，造成了“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汉书》卷七《昭帝纪·赞》。的残破局面，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各地爆发了农民起义，动摇了汉王朝的根基。司马迁目睹这一时势的变化，不能不对“天命论”产生怀疑，不能不对“今上圣明”的述史主题进行修正。所以《史记》内容呈现出尊汉与批判的矛盾，正是司马迁所处时代剧变的反映。
其五，文景之治开明政治的流风余韵，启迪了司马迁自成“一家之言”的思想。汉文帝即位，开始对秦王朝暴政的批判，吸取“雍蔽之伤国也”贾谊：《过秦论》。的历史教训，鼓励臣民直言极谏，并定为举贤良方正的基本条件。汉武帝专制有别于秦始皇的根本之点，就是还能容忍臣下直言，故有晚年悔征伐之事。汲黯在廷对时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史记》卷一二○《汲郑列传》。汉武帝怒而不降罪。在汉武帝时代，虽罢黜百家，而文网未密，臣工士庶，尚能直言议政。故司马迁述史，汉武帝未予干涉。卫宏记载了武帝削除景纪、今上纪的流言，但汉武帝未禁司马迁著书。在这一环境下，司马迁才敢于直言，实录史事，虽有忌讳之词，而能终成一家之言。
以上各点，是为《史记》成书的客观条件。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西汉著名的学者和历史学家，曾任太史令。他首先提出并构思创作一部融会百家学说、贯通古今的历史巨著。《太史公自序》载“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就是司马谈发凡起例的规划。从这一述史断限，可知司马谈作史起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
司马谈用司马氏祖先“世典周史”的光荣家谱教育司马迁，启发他肩负历史使命，成长为一个自觉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没有辜负父亲的厚望。他少小立志，要和父亲一道来完成这一旷世大典。司马迁勤奋攻读，十岁时就能阅读古文书籍，如《春秋》《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等。司马迁为了熟悉社会，了解民情，网罗天下放失旧闻，二十岁时就广游祖国名山大川，搜奇访古。事在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重点在南方，故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自述为“二十而南游江淮”。二十壮游让司马迁深切地感受到汉王朝盛大的时代气息，领略了山川的豪气，开阔了视野，拓展了胸怀，增长了见识和才干。同时他也接触了下层社会，不仅吸收了民间的语言，而且了解到人民的疾苦。当他后来受李陵案株连遭迫害时，自然也会联想到下层人民生活的悲惨景况，从而对残酷暴虐的统治者发出控诉。
司马迁壮游回到长安。接着他又向当时著名的大儒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成为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汉武帝征求文学材力之士，司马迁做了郎中。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司马谈病死。这时司马迁三十六岁。司马谈临终嘱咐司马迁继承自己的事业，一定要完成通史著作。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独立担当起了修史任务。至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基本完成。这一年司马迁写《报任安书》，透露了他写作《史记》的情况，因李陵案而亲身体验了专制暴政的荼毒，升华了《史记》的主题。
《报任安书》是研究司马迁思想和其写作《史记》直接的资料。《文选》所载《报任安书》，论及《史记》五体序列为表、本纪、书、世家、列传，与《太史公自序》不合。《太史公自序》所载五体序列即今本《史记》序列，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此可证司马迁写《报任安书》时，《史记》还没有后编订。其写作顺序，十表先完成，作为纲目，是在全书定稿后才将本纪提前的。
《史记》记事上起黄帝，下迄太初，重大事件如李陵、贰师之降匈奴，征和二年巫蛊案，武帝封禅巡游等讫于天汉征和之际。征和之后，《史记》仍在删订改削，有记事讫于后元二年者。《史记》中有十五篇涉及太初以后记事尽武帝之末，从天汉元年至后元二年(公元前100—前87年)，前后十四年，总计一千三百六十六字，这只是司马迁对历史变迁“综其终始”的简略附记，与作为时代断限的太初并不矛盾。《史记》各体所记史事大势，断限均在太初，故太初之后名臣显宦，概不作传。《史记》断限太初，正说明司马迁从太初元年起正式定稿《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列诸侯王事至太初四年而讫，此为下限太初元年之发展，也是“至太初而讫”的极限。
司马迁作史分为三个阶段。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司马谈发凡起例。从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到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司马迁壮游、受学，协助父亲司马谈修史，前后十八年，是为助手阶段。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其间十六年，是为司马迁发愤著书阶段。这期间时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汉王朝由盛而衰，司马迁受李陵之祸，这都激发着他发愤著书。征和之后至武帝之末六年为第三阶段，司马迁后编订《史记》，继续删订改削，补苴罅漏，死而后已。司马谈发凡起例，司马迁铸就辉煌，父子两代共同写作了三十多年。《史记》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人心血的结晶。
唐刘知幾论良史必须具备才、学、识三长，清章学诚又加之以德。才、学、识、德四大要素，司马迁可谓兼备一身。司马迁聪颖勤奋，十岁诵古文，养育了他的才。得天独厚的家学渊源和师承，培植了他的学。壮游与受祸锤炼了他的识。史官世家的血统和气质，司马谈尽忠尽孝的教育，临终遗言的嘱托，涵育了他的德。这些就是《史记》成书的主观条件。
总之，《史记》之所以成为一部不朽的名著，乃是主客观条件的统一。西汉的大一统和文化高涨，汉初的无为政治与言论开放，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及其宏伟事业，这是大一统社会形成后的历史必然。《史记》中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就是对这一历史必然的描述。司马谈领会了时代的要求，立下述史壮志；司马迁以他的超群识见通古今之变，在创作过程中不断追寻历史之变，升华述史主题。在司马迁手中，《史记》主题有了两次飞跃式的升华。一为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修改《史记》断限，增强现代史内容，以“见盛观衰”；二为司马迁受李陵之祸发愤著书，扩展了《史记》的社会内容，面向下层社会，吐发不平际遇，形成了“是非颇谬于圣人”的异端思想，使《史记》熔铸了人民性的成分。虽然我们无法考证司马迁作史的先后篇目，对《史记》主题思想的升华过程也不能做出具体的描绘，但其发展脉络有如上述，具有清晰的轮廓。
三、史记的体制内容及其价值
《太史公自序》概括《史记》的创作宗旨有四点：（1）“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即总结古今一切人间社会史事，考治乱之源。（2）究“天人之际，承敝通变”，即探讨天道与人事的关系，展现历史的变化和发展。汉代流行天人感应学说，自然要给司马
（下册）
七十列传
（选二十二篇
附录三篇）
【说明】《史记》七十列传内容丰富，重点记载了除帝王诸侯外的其他各方面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迹，并开创了少数民族史传体例，而西域《大宛列传》，更是放眼世界，突显了司马迁的进步历史观。
《史记》 讲义（下册）
七十列传（选二十二篇）
司马贞曰：“列传者，谓序列人臣事迹，令可传于后世，故曰列传。”(《伯夷列传·索隐》)。张守节曰：“其人行迹可序列，故云列传。”(《伯夷列传·正义》)
列者，陈也。列传，即众多人物之传。传，本为注经之名，司马迁借以传人，记功臣贤人死义之士的言行以注“本纪”，表示人臣拱卫主上。《太史公自序》云：“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所以刘知幾以《史》《汉》之纪传比于《春秋》之经传，议论是很精辟的。
《史记》七十列传分为四个类型：(1)个人专传；(2)二人以上合传；(3)不以人物命篇的类传；(4)附传。其列正传人物一百三十九人，附传人物九十二人七十列传附传人物实多于正传人物，这里所列九十二人仅举其要，主要是因事或连类而附。至于附载的子孙、亲戚、朋友，以及虽因事连类仅附其名者未录。，加孔子弟子七十七人，总计三百零八人。类传人物古今同传，以类相从；合传与类传为同一类型，或对照或连类，故合传人物往往打破时代界限，上溯下及。《白起王翦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屈原贾生列传》等是下及；《扁鹊仓公列传》是上溯。《孟子荀卿列传》附列人物十一人，实质是一篇先秦的“诸子列传”。《汲郑列传》实质是汉代的“黄老列传”。匈奴、南越、东粤、西南夷等周边民族史传分插在人物列传中，与相关的人物并列，等同天子臣民，此四海一家之观念，表现了司马迁民族一统的进步历史观。《大宛列传》所述为外国民族，单列于类传中。总之七十列传具有组合义例，可分为二十组，序列如下：
列传目次①伯夷列传列传一……卷六一
②管晏至仲尼弟子列传二至七……卷六二至六七
③商君至田单列传八至二二……卷六八至八二
④鲁邹至屈贾列传二三至二四……卷八三至八四
⑤吕不韦至蒙恬列传二五至二八……卷八五至八八
⑥张耳陈余至田儋列传二九至三四……卷八九至九四
⑦樊郦滕灌至季布栾布列传三五至四十……卷九五至一百
⑧袁盎晁错至扁鹊仓公列传四一至四五……卷一○一至一
○五
⑨吴王濞至韩长孺列传四六至四八……卷一○六至一
○八
⑩李将军至卫将军骠骑列传四九至五一……卷一○九至一
一一
列传目次平津侯主父至淮南衡山列传五二至五八……卷一一二至一
一八
循吏至汲、郑列传五九至六十……卷一一九至一
二○
儒林至酷吏列传六一至六二……卷一二一至一
二二
大宛列传六三……卷一二三
游侠列传六四……卷一二四
佞幸列传六五……卷一二五
滑稽列传六六……卷一二六
日者至龟策列传六七至六八……卷一二七至一
二八
货殖列传六九……卷一二九
太史公自序列传七十……卷一三○
组伯夷列传，是的三代人物入传。此传是一篇以议论为主的文章，可以称之为论传，是七十列传的总论。第二组，管晏至仲尼弟子六传，传春秋时代人物。第三组，商君至田单共十五传，传战国时代人物。战国四公子排列一起，苏秦与张仪蝉联，都有以类相从之意。第四组，鲁邹至屈贾两人合传，表彰品德高尚、壮志不伸、而能以言论德行留照人间的人物，连类相及。鲁仲连、屈原均战国之世人物，故编列于此，下及汉代的邹阳、贾谊。第五组，吕不韦至蒙恬四传，序辅佐秦国兴起的人物，他们的特点是注重暴力权诈取天下，固轻百姓力，都不得好下场。《刺客列传》是类传，应排在《循吏列传》之后，而司马迁有意穿插在辅秦人物中间，这是对比见义，表现了司马迁反暴政的思想。刺客都是反暴人物。司马迁在李斯、蒙恬两传的赞中，既肯定他们的功绩，又直接地批判他们轻忽百姓的罪责，是值得注意的。白起、王翦有大功于秦，白起冤死，王翦善终，因白起坑降，王翦却无此暴行，所以两人合传以示对比。白起坑降不同于李斯、蒙恬的轻暴百姓，故司马迁将王翦前置白起传，而不是将白起下连王翦，以与第五组的暴政人物分开。第六组，张耳陈余至田儋六传，叙楚汉相争人物。第七组，樊郦滕灌至季布栾布六传，皆辅汉功臣义士。第八组，袁盎晁错至扁鹊仓公五传，叙文景时代忠勤于王室的人物。仓公传上连扁鹊以表现医学的承传。第九组，吴王濞至韩长孺三传，叙景、武之际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韩长孺卷入魏其与武安两侯的纠葛中，故排列于此。第十组，李将军至卫将军骠骑三传，序伐匈奴的专题人物。第十一组，平津侯主父至淮南衡山七传，序武帝时的人臣传记和开疆拓土。第十二、第十三组，循吏至酷吏四传作两两对比。循吏传无汉代人，酷吏传无汉以前人。汲郑古朴赣直而不喜儒，武帝倡儒学而多用酷吏。司马迁用这样的强烈对比来讥刺武帝的政治。第十四至第十九各组是各种专题类传。《大宛列传》是叙外国史事的类传，西域各国附载于该传中。第二十组是总括全书要旨的自序传。
由上分析，七十列传基本以时代为序排列，符合通史原则，但有组合义例，或以类连及，或对比见义。用八个字概括就是：“时代为序，以类相从。”上面的分组与评论，未必完全符合司马迁的原意，但总原则的分析不会有错。赵翼评论《史记》篇目是“随得随编”，其说绝不可信。“时代为序”，勾勒历史发展的线索，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思想反映；“以类相从”是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一个方面，反映了他用历史类比法进行古今纵横排比论证，探寻治乱兴衰的规律，这也是一种先进的研究方法。古今类比，有利于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即以古为鉴之意。我们掌握了司马迁的历史类比法，以此为解剖刀去阅读和研究《史记》，许多疑难问题，便迎刃而解。例如合传、类传就是以某人物或以某时代为中心上溯或下及，是连类而附。《史记》各体的附记法，实质也是类比法的引申。
此外，《史记》命篇，司马迁不作统一标准。《汉书》列传一律以人物姓名命篇。司马迁以姓名、封爵、谥号、别名兼用，其义无法考实，但可以肯定司马迁绝不是随意使用，而是根据当时所理解的善恶是非所表现的爱憎感情来决定命名的。例如“循吏”与“酷吏”两类传之命名尤为明显。又如汉初三雄，彭越、黥布皆以其名命篇，而韩信用“淮阴侯”之爵名命篇，表现了一种亲切感，示同情韩信。对石奋用“万石”之别号命篇，是口语化的反映。其他就不必一一述论了。
《史记》 讲义（下册）
伯夷列传
伯夷列传
【题解】这是七十列传中的篇，夹叙夹议，是一篇提示义例的论传。列传借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叔齐的高风亮节为议题，纠正了关于他们饿死无怨言的说法。列传还将伯夷、叔齐与许由、务光对照，指出伯夷、叔齐是由于孔子称颂而闻名于后世的，示例七十列传中的人物也将因太史公之笔而垂名后世。司马谈临终遗言：“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创作七十列传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神圣的使命。
夫学者载籍极博①，犹考信于六艺②，《诗》《书》虽缺③，然虞、夏之文可知也④。尧将逊位⑤，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⑥，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⑦，功用既兴，然后授政⑧。示天下重器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⑩，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
【注释】①载籍：书籍。②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③《诗》《书》虽缺：相传《诗》《书》是孔子删定的，《诗》三百零五篇，《书》一百篇。由于秦始皇焚书，《书》已残缺，汉代伏生所传之今文《尚书》只有二十八篇。④虞、夏之文：指《尚书》中的《尧典》《舜典》《大禹谟》等篇。⑤逊位：退位。⑥岳牧：岳：指四岳，即四方诸侯的首领。牧：指九牧，九州的行政长官。⑦典职：掌理政务。⑧授政：传让帝位。⑨重器：象征国家权力的宝物，如鼎等。⑩许由：传说的尧时隐士。尧打算把天下禅让给他，他拒不接受，逃到颍水之北、箕山之下隐居起来。有卞随、务光者：均夏桀时人，传说汤让天下于卞随、务光，卞随不受，投水而死；务光以为耻，因而逃隐。何以：拿什么，该怎样。称：赞扬。箕山：在今河南登封市南。盖：传疑副词。冢：坟墓。云：语末助词。吴太伯：周太王长子，让位于弟季历而逃至勾吴，事详《吴太伯世家》。伦：类。文辞不少概见：记载卞随、务光的文辞连少许的梗概都没有。少：少许。概：梗概。
(以上为段，对儒家典籍不载许由等人事迹提出了疑问。)
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稀①。”“求仁得仁，又何怨乎②?”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③。其传曰④：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⑤。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⑥，盍往归焉⑦。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⑧，号为文王，东伐纣⑨。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⑩：“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
由此观之，怨邪非邪?
【注释】①“孔子曰”句：引文见《论语·公冶长》第二十三章。怨是用稀：仇怨很少。稀，很薄，很少。②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引文见《论语·述而》第十五章。③轶(ｙì)诗：指下文的《采薇歌》，因其不见于“诗三百”中，故称轶诗。④其传曰：其事迹如下。这里的“传”做事迹解，也可能是摘取的司马谈原作。当然也可以解为《韩诗外传》《吕氏春秋》等古书上的记载。⑤孤竹：传说汤所封之国，在今河北省卢龙县一带。孤竹国君姓墨胎。⑥西伯昌：周文王姬昌，当时被纣封为西方诸侯之长，故称西伯。⑦盍(ｈé)：通“盖”，于是。⑧武王：文王的儿子姬发，西周开国之君。木主：木牌位。⑨纣：商朝的末代帝王，名帝辛，字受德，以暴虐亡国。⑩叩马而谏：在武王的行军马前，拦路扣住马缰绳进行劝谏。爰：乃，于是。兵之：用兵器击打伯夷、叔齐。太公：即姜尚，又名吕尚，字子牙，文王尊称太公望。宗周：归服周朝。首阳山：在今山西省永济市南。一说首阳即河南省偃师市西北的邙山，因日出先照而得名。薇：可生吃的野菜。西山：即首阳山。神农：传说中的远古帝王，即炎帝，教民稼穑，故称神农氏。殂(ｃú)：死。
(以上为第二段，叙述了伯夷、叔齐的事迹，录《采薇》之歌对孔子称述伯夷“无怨”之说提出了质疑。)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①。”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②!且七十子之徒③，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④。然回也屡空⑤，糟糠不厌⑥，而卒早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⑦，肝人之肉⑧，暴戾恣睢⑨，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⑩，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注释】①“无亲”二句：无私，不偏爱。与：赞助。②絜：同“洁”。③七十子：孔子的高足弟子七十二人，身通六艺。《仲尼弟子列传》载七十七人，七十是举其成数。④仲尼：孔子的字。独荐颜渊：有一次鲁哀公问孔子，他的弟子中谁好学，孔子独以颜渊回答，见《论语·雍也》第三章。⑤屡空：经常贫困。⑥不厌：吃不饱。⑦盗跖(ｚｈí)：相传春秋时反抗贵族的领袖，名跖，历代统治者诬为大盗，史称盗跖。不辜：无罪的人。⑧肝人之肉：挖人心肝当肉吃，见《庄子·盗跖篇》，此系寓言。⑨暴戾：残暴，凶狠。恣睢(ｓｕī)：放肆行凶。⑩忌讳：避忌讳言之事，指法律禁令。择地而蹈之：看准地方才踏步走路，形容小心谨慎的样子。径：小路。
(以上为第三段，以伯夷洁行遭困顿，盗跖恣睢寿终，联想到近世以来社会的种种不平，从而对惩恶佑善的天道提出了质疑。)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①。”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②。”“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③。”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
【注释】①道不同，不相为谋：引语见《论语·卫灵公》第四十章。②富贵如可求：引语见《论语·述而》第十二章。③“岁寒”句：引语见《论语·予罕》第二十八章。凋：凋落，衰谢。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①。”贾子曰②：“贪夫殉财③，烈士殉名，夸者死权，众庶凭生④。”“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⑤。”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⑥，附骥尾而行益显⑦。岩穴之士⑧，趋舍有时若此⑨。类名堙灭而不称⑩，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注释】①“君子”句：引语见《论语·卫灵公》第二十章。②贾子：即贾谊。以下引语见《鸟赋》。③殉：牺牲生命。④凭(ｐíｎɡ)：仗恃，引申为贪求。⑤“同明相照”句：引语是从《易·乾卦》中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万物睹”脱化而来。⑥笃学：深深地好学。⑦附骥尾：喻追随贤者之后。骥：千里马。⑧岩穴之士：隐士。⑨趋：进取，指成名于世。舍：弃舍，指湮没无闻。⑩堙灭：埋没。闾巷之人：普通的人。闾巷，指穷乡僻壤。砥：磨刀石，用作动词，磨炼的意思。青云之士：德高望重立言传世的人。恶：何。施：延续，留传。
(以上为第四段，引前哲圣贤砥砺道德操行以自勉；但若立名后世，必附青云之士，慨叹世情，寄寓自己述史立言责任之重。)
讲析
《伯夷列传》全文不足千字，而内容却极其丰富，论列历史
人物达十余人之多
。列传虽以伯夷命篇，而记载伯夷、叔齐行事的“其传曰”云云一节只有二百一十五字，四
分之三是感慨议论。其实质是一篇序赞论文，故其体与十表序、类传序相同，冠于七十列传
之首，用以提示义例，也就是七十列传的一篇序论。
既是一篇序论，所以有多层次的义例，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思想内容：
(一)对天道质疑，强调重人事。本来“究天人之际”是司马迁“一家之言”的组成部分
。《史记》五体，各有重心。八书重在究天人之际，七十列传重在讲人事功利。按传统的天
道观念，是惩恶佑善。但现实社会却往往是好人遭殃，坏人享福，对这不公平的世道，司马
迁提出了愤怒的质问。苍天佑善吗?像伯夷、叔齐那样的人，“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
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苍天惩恶吗?“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
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司马迁对苍天发出了尖锐的质问：“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
是邪非邪?”这一质问，表明七十列传载述人物，重在行事，论其功利，在这里是看不到天
道的影子的。又，“考信于六艺”“折中于夫子”，这本是司马迁述史的取材原则。但《
伯夷列传》对经典所载，圣人之言，也提出了质疑。孔子称道伯夷、叔齐，求仁而得仁，不
念旧恶，“怨是用稀”。可是伯夷、叔齐留下的《采薇》之歌，充满了怨情，那伯夷、叔齐
不食周粟而死，到底“怨邪非邪？”这一质问表明司马迁论载人物，将冲破传统的礼义规范
，以实录他们的行事，进行全面的褒贬来反映复杂的社会。以上两层义例是司马迁“是非颇谬
于圣人”的进步历史观，也是《伯夷列传》第二、第三两段所蕴含的中心内容。
(二)颂扬“奔义”“让国”，谴责“争利”“争国”。《太史公自序》云：“末
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故陈直曰：“世家首吴
太伯，列传首伯夷，推崇让德，其意至微亦至显。”(《史记新证·自序》)伯夷、叔齐
，视荣华富贵如浮云，他们不惜献出生命来立名立节。这和近世以来，尤其是汉代建国以来
君臣、父子、兄弟、叔侄之间的“争利”“争国”形成鲜明对照，寓意良深。
(三)说明自己为历史人物树碑立传，使之留传后世的写作目的。《伯夷列传》明写伯夷
，暗衬孔子，一明一暗，两条线索，交叉互证，阐明义例。伯夷和孔子两人都是本传的中心
人物，而伯夷却又只是用来陪衬孔子，借以抒发议论的。全传五个自然段，可分为三大结构段，表达三层义理。自然段为大结构段，以“考信于六艺”起首议论，将伯夷、叔齐与许由、卞随、务光对照，提出了一个悬案，许由、务光义
至高，而经传不载，其名不显，是什么原因呢?第二、第三自然段，以“孔子曰”起论至“是邪非邪”止为第二大结构段，假借伯夷抒发牢骚愤懑，
对天道、对不平的社会提出了尖锐的质问，行文跌宕起伏，夹叙夹议，悲叹、感慨、质问、
反诘，扑朔迷离。乍看似无中心，仔细咀嚼，文章气势连贯，议论纵横，引人驰骋古今，浮
想联翩。第四、第五自然段为第三大结构段，回应篇首，得出结论，“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
施于后世哉？”以此示例，七十列传也将以得太史公之笔而名垂后世。也就是说，论载各类
立名立节的历史人物是史官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所以司马迁十分注意砥行立名的闾巷之人
。七十列传除载述辅佐帝王的功臣将相、贤士大夫之外，还记述了农民起义的领袖陈涉，下
层社会的侠客、医卜、隐士、商贾、俳优、博徒、屠夫、妇女等等，呈现出绚丽多彩的丰富
内
容。司马迁有感于许由、卞随、务光不遇孔子而其名不显，托以自伤其不遇明主而蒙耻，故
述往事，思来者。
以上分析，可知《伯夷列传》是一篇“明述作之本旨”的史论，可以看作是与《太史公
自序》前后呼应的引言，若当人物传记读，则矛盾百出，百思不得其解。所以清梁玉绳《史
记志疑》考列十大矛盾，认为“史所载，俱非也”。殊不知司马迁本来就视伯夷、叔齐同许
由、卞随、务光一样，其事迹都在疑似之间，只不过是借题发挥罢了。
《史记》 讲义（下册）
管晏列传
管晏列传
【题解】本篇是春秋时期齐国贤相管仲、晏婴二人的合传。两人都是齐国的大政治家。管仲名夷吾，字仲，死后谥敬，故又称管敬仲。管仲相齐四十多年，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个霸主。晏婴，字平仲，历仕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朝，使齐中兴，显名诸侯。两人都有著述流传，足以垂名后世，故管晏列传不载两人功业，仅载几则轶事，用典型的生活片断来表达两人的思想境界，并突出知人荐贤的主题。篇末赞语，司马迁抒发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无限感慨，寓意深刻。这表明《管晏列传》当作于司马迁受腐刑之后。
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①。少时常与鲍叔牙游②，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③，鲍叔终善遇之④，不以为言⑤。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⑥，管仲事公子纠⑦。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⑧。管仲既用，任政于齐⑨，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⑩，管仲之谋也。
【注释】①颍上：古邑名，在颍水之南，隋置颍上县，在今安徽省颍上县南。②游：交游。③欺：占上风，即下文的“分财利多自与”。④终善遇之：始终对管仲很好。⑤言：口实。⑥小白：齐桓公之名。⑦公子纠：齐桓公兄。⑧进：荐举。⑨任政：执政。⑩一匡天下：使天下归于正。匡：正。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①，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②。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③，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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