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文（Paul A. Cohen），1934年生，美国麻省卫斯理学院亚洲研究及历史荣休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1955年进入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及史华慈。研究兴趣包括清史、中国思想史、中西关系史、历史编纂学、国家主义、批判性历史与公众记忆之间的冲突。其代表作包括《中国欲基督教：传教运动与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1963）、《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1974）、《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1984)、《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1997)、《与历史对话》(2009)、《历史与大众记忆》（2014）等。
中文版前言
正如序言所说，我的好几本旧作早已翻译成中文版，而在中国的学术界里，我亦有不少的读者，因此，我觉得他们都会对这本有关我研究中国历史之历程的书感兴趣。序言交代了我决定写回忆录的缘起。出版中译版回忆录的步就是物色一个好的译者。经过一番张罗，我终选定了刘楠楠博士。她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取得了翻译硕士专业学位，近还取得了香港大学的翻译和传译博士学位。她在香港大学的博导宋耕大力推荐，令我对她更有信心。
多年来，我的华人同行都说我写的东西很难翻译。“你写的句子太长了，绵绵不绝的，翻译起来难度很高。”刘楠楠竟无畏无惧地处理我的长句子，她的方法是把句子分析了，然后重构内容，更往往用婉丽的文字演绎出来——无论如何，总是能够保留原意。她工作时，经常向我请教，把翻译好的文字一章一章寄来，听取我的评语。这过程令我想起林同奇，他将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翻译成《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这是我本翻译成中文的书。很巧的是，林同奇曾多年任教的北外，正是刘楠楠的母校。当时他每翻译好一章，也会拿来让我审阅。在那个未有计算机的时代，他的翻译稿都是在旧式的原稿纸上，一字一字用手写的。我看了他的译稿，就列出我的意见，和他商量，我们一达成共识，便开始处理下一章。
我和林同奇、刘楠楠合作的具体成果，是同样出色的译本。不过更重要的是，两本书的翻译过程都令我能更深入地了解语言和跨文化沟通及交流的本质。我非常感激刘楠楠和我分享这种珍贵的学习经验，特此致意。
柯文
2020年8月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致谢
回忆录是我从未涉足的体裁。这本回忆录能付梓，多蒙亲友、同侪的建议、鼓励。说服我写这本回忆录的，是我多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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