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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卖点
1.研究方法的创新。作者将“地上的材料”（文献记载）、“地下的材料”（青铜器铭文）与“天上的材料”（彼时彼地实际天象）三者紧密结合，做到了“三证合一”，严密而科学，比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出土材料与历史文献相结合）更具说服力。
2.具有方法论指导意义。“铜器历日研究条例”中的10条关于从青铜器铭文推导历日结论的具体操作规则，给年轻一辈学者提供了研究范式，这种“授人以渔”的做法，使得器型学这门“绝学”有了传播路径。
3.大胆质疑，小心求证，学术争鸣让结论更严谨。作者敢于对汉代刘歆《三统历》，清代王国维“月相四分”，近代以来董作宾、郭沫若、李学勤等专家的铜器历日观点，当代“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方法及结论提出质疑，并加以综合且精准的论证，做到自圆其说。
4.推翻既定结论，为西周史研究提供新思路新观点。比如“夏商周断代工程”将西周中期的王序排为共、懿、孝、夷，作者通过严谨论证，纠正为共、孝、懿、夷；通常铜器铭文中的历日被看作是铸器年代，而作者推演出铭文中部分语段为追述文体等。
5.史学三书，自成体系。“张闻玉史学三书”《古代天文历法讲座》《铜器历日研究》《西周王年论稿》（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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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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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玉先生采用“三证合一”的论证方法，将文献记载、青铜器铭文与实际天象三者紧密结合，整理、分析数十件王年、月序、月相、日干支俱全的西周铜器铭文，利用十项“铜器历日研究条例”规则，以“月相定点”为核心理论，一一落实这些铜器记载的绝对纪年。针对自西汉刘歆以来及至“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种种结论，作者指出“二重证据法”的不足及“月相四分”的失误，在强调“月相定点”的基础上，考证出西周的王序和王年，对考古界和历史研究界的断代既有补充，也有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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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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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玉，1941年生，四川巴中人，贵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西周年代学研究，师从张汝舟先生，又向金景芳先生学《易》。学术研究涉及古代汉语、夏商周文史、古代天文历法以及周易之学。治学严谨，强调文献、器物与天象“三证合一”。其关于西周年代学的考证，尤其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赞誉。代表作有《古代天文历法论集》《西周王年论稿》《铜器历日研究》《古代天文历法讲座》《西周纪年研究》《夏商周三代纪年》《夏商周三代事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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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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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了解的张闻玉先生(新版代序)/刘国忠... 001
序一 /王宇信 ... 005
序二 /常金仓 ... 009
关于书名的说明 ... 015
前 言 ... 019
绪论 ... 001
第一编 铜器历日研究的有关问题 ... 003
一、说推步 ... 004
二、求天象 ... 009
三、释月相 ... 016
四、考建正 ... 023
第二编 铜器历日研究条例 ... 027
一、辰为朔日例 ... 029
二、两器同年例 ... 034
三、似误不误例 ... 036
四、两器矛盾例 ... 037
五、上下贯通例 ... 040
六、再失闰例 ... 042
七、器铭自误例 ... 044
八、既生霸为既死霸例 ... 046
九、丁亥为亥日例 ... 048
十、庚寅为寅日例 ... 051
第三编 铜器历日的具体讨论 ... 055
一、关于 进方鼎 ... 056
二、关于小盂鼎 ... 066
三、关于虎簋盖 ... 075
四、关于晋侯苏钟 ... 081
五、关于善夫山鼎 ... 102
六、关于师虎簋 ... 105
七、关于曶鼎 ... 113
八、关于士山盘 ... 134
九、关于成钟 ... 142
十、关于吴虎鼎 ... 147
十一、再谈吴虎鼎 ... 157
十二、关于鲜簋 ... 163
十三、关于虞侯政壶 ... 170
十四、关于子犯和钟 ... 174
十五、关于王子午鼎 ... 188
第四编 铜器历日与西周王年 ... 193
一、西周铜器历日中的断代问题 ... 194
二、西周金文“初吉”之研究 ... 219
三、再谈金文之“初吉” ... 232
四、西周七铜器历日的推算及断代 ... 238
五、?簋及穆王年代 ... 254
六、共孝懿夷王序、王年考 ... 262
七、畯簋与西周王年 ... 286
八、伯吕父盨的王年 ... 304
九、《乘盨》历日与厉王纪年 ... 308
十、眉县新出铜器与宣王纪年 ... 334
第五编 西周王年足徵 ... 345
附 录
西周年代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评张闻玉教授《铜器历日研究》 /张新民 ... 381
我与张闻玉教授 / 韩祖伦 ... 393
后 记 ... 398
新版后记 ...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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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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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张闻玉
1985年冬，应陈连庆教授邀请，我在东北师大历史系给古代????史研究生讲历法。几位老先生要我结合铜器断代讲一讲历术的应????用，逼得我将西周铜器历日做了一番清理。????
我工作的第一步，是将有历日的西周铜器借助历朔的排比贯????穿起来，分成若干铜器组。在这个基础上，第二步利用合天的历????谱，结合文献记载，弄清了西周十二王的在位年数。第三步，????将似是无法贯穿的少数铜器加以重点研究，得出了铜器历日研究????的几个特殊条例———变例(以区别于合谱的正例)。这样，记有????王年、月、月相、日干支四全的五十余件铜器铭文就一一系于西????????????周王年。最后的一步工作是将无年而有月、月相、日干支的九十????余器系于王年。其中，成康无年器，我参考了郭老?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以下简称?大系?)的断代；几件列入昭王的????无年器，我采用了唐兰先生的意见。新中国成立以来新出土的器????物，我都尽可能查出发掘简报或考释文字，借以确定王年。
????我的工作的特点是以铜器历日校比实际天象为主要手段进行????断代，这就与现行的断代方法有所不同。现今普遍使用的标准器????比较断代法，主要依据器物的形制、文体、人名诸项进行考释。????其结果只能是粗疏的，停留于一个大致如此的阶段。在这种粗疏????的结论上研究西周历史，研究者本身未必就心中踏实，产生的疑????问是可以想见的。如果我们轻视铜器历日的作用，等于是舍弃准????确的结论不用，继续采用那原始的耕耘方法而怡然自乐——这就????是当今铜器断代的现状。
????为什么标准器比较法的断代只能得出一个粗疏的结论?从研????究者们的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中本可以明白其中的道理。????
就铜器的形制说，铸匠非此一家，非铸于一时，自不可一概????而论。其中有纵的关系，一个模式或代代相传、遗范数世，或后????人仿制改造，既有超迈前人者，亦有效颦之作。还有同一时代的????横的关系，各地制器风格不同，各家铸匠工艺不一，形制岂能划????一?如此等等，岂可以形制定王世?如全瓦纹环耳簋这种形制，????有人认为是昭穆时代的流行式，不得晚于共世，所以断师虎簋为????共王器。又，无簋与师虎簋的形制一模一样，?大系?据簋铭????定为厉王器，陈梦家先生?断代?据“王征南夷”定为昭王器。????如果考以实际天象，无簋历日与公元前829年即共和十三年实??????际天象吻合。当定为共和器。知共和年间亦有征南夷之举。足见????全瓦纹环耳簋这种形制到西周晚期还盛行着。又如方彝，殷末周????初就大量使用，一般认为可以晚至懿世。而20世纪70年代随县????出土的曾国方彝说明，方彝在春秋前期还在制作。盛冬铃先生????说:“用图象学的方法研究铜器的形制、花纹，探求其发展演变????的规律，并排比成系列，这固然也能通过各个铜器在系列中的位????置而估定其时代，但这种估计往往也是相对的。”如果拘于形??????制，三十七年善夫山鼎“其造型和纹饰，与毛公鼎相类”，十七????年此鼎“造型、纹饰是厉宣时代流行的型式”，似乎只有断在厉????宣时代了。而器铭历日咸与厉宣十七年或三十七年天象不合，此????鼎历日恰是穆王十七年天象，善夫山鼎历日恰是穆王三十七年天????象。这难道是私意的安排?我们不得以实际天象曲就形制，应将??????善夫山鼎历日归入穆世。此鼎铭有“王在周康宫宫”，唐兰????氏认为宫即夷王庙。果如此，历日当是“既死霸己卯”才合厉????王十七年天象，得用变例解说。信“既生霸乙卯”仍当视为穆世????历日。????
就铜器的文字来说，变化的可能性更小。一两百年内文字也????难有重大改变。同一时代的制器，铭文不可能出自一人之手，字????体的差别是必然的。如1963年武功县发现的师簋两盖，铭文内????容全同，但顶面花纹不同，两器的字划大小风格大有差异。不同????时代的制器，铭文的字体又可能是相似的、相近的。盛冬铃先生????说:“至于探讨铭文形式上的特点，如字形的演变、字体的作风，????行款的布置，文辞的格式乃至某些特殊词语的使用，等等，指明????其时代印记，无疑也是断代研究的重要着眼点，但据此断代，仍????只能分若干时期，难以准确到各个王世。”文字形体的相对稳定????与文字形体的个人风格，给据此断代造成困难。并非字体相同或????相近的器就可轻易地断为同一王世。如果拘于字体，番匊生壶与????克鼎、毛公鼎、攸从鼎、颂壶等器，铭文中间有横竖界格，似????是相同，当断为厉王器，而番匊生壶历日与厉王或宣王二十六年????绝不相合，恰又合成王二十六年实际天象。我们只能就历日合天????象，视为记成王事。????
就铜器的人名来说，盛冬铃先生发表了很好的意见。重要的????是对人名的正确判断。同人异名，异人同名，区分实难。严格????说，人名仅能提供一个线索，如果使用不当，宽严皆误，结论必????不可靠。“如井伯、益公、荣伯、井叔等称号并非一人所专有，????各器所见未必是同一人，或在例外。”如伯克壶，?大系?说:????“伯克与克钟、克盨、克鼎等克当系一人。”其实，克钟、克盨是??宣王器，伯克壶历日只合穆王十六年(前991年)实际天象。如????果用特殊条例(变例)解说，乙未为己未之误(形近而误)，伯????克壶历日可合昭王二十六年实际天象:七月己未朔。又，裘卫四????器，多以为二十七年记初受册封，时代较他三器为早，定卫簋为????穆王器(?简报?，盛冬铃)，或定为共工器(李学勤)。其实，????卫簋历日合厉王二十七年实际天象，九年卫鼎与懿王九年天象吻????合。三年卫盉、五祀卫鼎当用变例断为夷王器方合。裘卫究竟是????一人，还是父子两代?解释是可以不同的。????
毋庸讳言，以历日天象为主要手段进行断代也不是丝毫没有????问题。由于历朔以31年为一个周期，每31年月日干支又重现一????次。西周一代330多年，任何一个无王年的月日干支均有十个年????头可合。如果王年明确，凡有王年、月、月相、日干支四全的铜????器，一般都有确定的位置。只共王与宣王的年、月、日干支同。????共王元年(前951年)至宣王元年(前827年)，计124年，正????经历四个月朔周期，所以共王器历日亦合宣王元年的天象。师虎????簋定宣王，或定共王，历象不误，其理于此。我们说，以历日天????象为主要手段，并不排斥以形制、字体、人名、史事等作为辅助????手段进行铜器断代。????
又因为有误字、夺字等变例，常有一个铜器历日，既合正例????(即实际天象)又合变例的情况。如伯克壶历日，正例合穆王，????变例合昭王；走簋、望簋、此鼎历日，正例合穆王，变例合厉????王。我在这里虽以实际天象为据系入王年，仍感到有继续研究的????必要。这当然还有待于大量铜器的出土，相互勘比，才有最后的????结论。????
我以上述的想法求教于陈连庆先生。陈先生六月十九日函示????云:“铜器中的文字形体、历史事件、人物名称，乃至铜器的形????制花纹，对于铜器断代都有用处，但这种作用不宜评价过高，一????般只是起相对的作用，而不是起绝对的作用。需要把这些因素集????合起来，得出的结论，往往虽不中亦不远矣。历法问题，如果推????算无误，当然起重要作用，对于断代十分有用。但是西周列王年????代目前仍无十分有把握的结论，众说纷纭，把以上有利于断代的????方法，全部否定，尚非其时。而且用历法断代也需要其他条件，????互相配合，才能更有说服力。”陈先生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
总之，铜器断代的方法可以不同，但结论只能是一个。经过????对西周一代铜器历日的全面研究，可以说，除非是历日本身夺????误，以历日勘合天象为主要手段，再辅以形制、人名、史事进行????断代，应是准确可靠的方法。????
1986年6月于吉林大学4舍403室????
西周年代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评张闻玉教授《铜器历日研究》
张新民
贵州大学张闻玉教授的《铜器历日研究》，最近已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宏著得到省新闻出版局资金的资助，我受命作为审读推荐人之一，辱蒙闻玉先生的殷勤美意，早在去年就有幸先拜读了全稿。记得当时初读之下，颇惊羡作者功力的深厚，以为实乃治先秦古邃之学的力作，不特有功于西周年代学研究的突破，而且可以匡正当世轻视朴学的学风。作者至慎至谨的治学态度，尤可示天下学人以大道准则。因此，乃以一介书生之力，呼吁亟早刊布流行，以飨世之好治古学者。不意不及一年，闻玉先生之书即得以正式出版，而重新展读，愈信其必能见重于海内外学术之林。故感慨兴奋之余，作此文以为绍介。
闻玉先生撰写此书的目的，主要是为西周铜器铭文所载历日寻找一个可靠的断代方法，从而彻底系统地解决西周年代学问题。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有方法论上的突破。过去研治青铜器的专家，大多采用标准器比较断代的方法，即仔细辨识铜器形制、纹饰、铭刻字体等，凡相同或相近者即归为一类，而每一类器物的具体断代，则依标准器的王世加以确定。这一考古界长期沿用的方法，不能说没有合理性，但主要依靠判断者见识的丰富和经验的积累，与古董鉴赏家的方法其实并无二致，而且准确率并不见得很高。甚至即使准确，也只能断至某一王世，即只能提供相对年代，存在很大的不足，有一定的局限。闻玉先生另辟蹊径，直接取证于器铭历日，再校以实际天象，核之文献记载，这就是他所说的“三证合一”——由张汝舟先生发明，闻玉先生继起完备的断代考据方法。这种方法明显能弥补前者只能提供相对年代的缺憾，自然是一种后胜于前的突破性推进，既显得周延严谨，也更有助于接近绝对年代。“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正说明了方法本身应容纳或容许不断改进、调整、转换或修正的潜能，充分表现兼容、扩充、开放和创新的特点。而用这句话来形容闻玉先生的学术贡献，其实也是恰如其分的。
以地下材料(出土文物)、纸上材料(典籍记载)、天上材料(实际天象)三重证据法为依据，籍以考证铜铭历日，从而谋求西周年代研究的重大突破，显然是对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创造性发展。闻玉曾运用这一方法撰写了?西周王年论稿?一书，解决了诸如武王克商年代、昭王在位年数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他的著作的特点也可以说是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三者整合运用，其中尤以天文历法的专长最显突出。?铜器历日研究?则将这一方法进一步精密化，并提出了更多的示范性研究实例。作者提出，出土铜器历日的年、月、月相、日干，都是铸器人自己明明白白写上的，用历日勘合实际天象，以此确定铜器的绝对年代，难道不更为可信?年代学是极其客观性的学问，要想得到可靠的结论，必须做到天象与文献、出土器物“三证合一”。三者之中，实际天象最为重要。因为实际天象是天上的材料，没有任何人为的臆度，取信度显得更高。古人观象授时，太阳的出没，月球的盈亏，星辰的隐现，都是观测和记录的对象，也是安排年月日的依据。至于文献的利用，尽管存在取舍决断的问题，仍不能为曲就己说置文献于不顾，更不能动辄就以推翻古人之说为今人之荣。闻玉先生严格遵从自己一以贯之的“门法”，具体考证进 方鼎、小盂鼎、虎簋盖、善夫山鼎、鲜簋、晋侯苏钟、虞侯壶、子犯和钟等，均能就其所载历日谈出新颖的看法，不仅正确判断了历法，同时也有助于铭文内容的释读。细读全书，我们处处都能感到作者治史态度的严谨，以及其对历史知识与文物、文献运用的熟稔，感受到“三证合一”方法论的具体落实，以及由此而开拓出来的古史考证特别是年代学研究的广阔空间。当然，表面看来极其简易的“三证合一”法，实际运用时仍需大量相关知识的复杂配合；而更深一层说，则是通过方法论的修正和充实，逼近年代学的真实，恢复古史存在的原貌。
西周铜器铭文记载历日，有与铸器之日相合的，即器铭所记历日即是铸器之日；但也不能一概而论，轻易就说所有铜器历日等于铸器时日。铭文并不排除后人追忆前事的可能。因而器铭历日与铸器时日可能存在年代的差异，这就使作者与考古界不尽相合的结论，有了一个较为合乎逻辑的解释。譬如晋侯苏钟铭文，作者认为可以分为互不相关的两个部分。前一部分记载了周穆王三十三年出省东国、南国的史实，但铸器时间则在西周晚期。子犯和钟历日“五月初吉丁末”，以“三证合一”之法考之，亦非铸器之日，乃指子犯佑晋公来复其邦一事，明显是铸器时慎重追记。由此可见，闻玉先生“三证合一”的历日研究方法，其实与器型类比的断代方法并无矛盾。二者与其说是相互排斥或对峙，不如说是相互旁助和支援。足证只有采用多种方法进行铜器断代研究，才能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葛藤或偏失，从而形成完整多面的考证视域，使年代学的莫衷一是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使西周年代学研究更加周延和完善。所以，形制断代尽管存在局限，至少仍有辅助的作用，而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天文学家相互配合，在方法论上博采兼收，以求逼近结论的真实，我认为依然很有必要。值得注意的是，闻玉先生在这一问题上也采取了颇有兼容风范的中道立场，没有极端化的非此即彼的倾向。
“三证合一”法必须同时兼顾文献资料、铜器历日、实际天象三个方面。前面已经提到，在文献的运用上，闻玉先生的态度十分慎重，从不轻意否定古人的记载。而为了使铜器历日的判断准确无误，他依据张汝舟先生的?西周经朔谱?，重新加以扩充校改，编制为更加详尽的?西周朔闰表?，收入?西周王年论稿?一书。凡史籍记载历日及西周铜器历日，?朔闰表?均一一标注于各年之下，使铜器历日可与史籍勘合，又可与实际天象印证。至于实际天象，他则统合各方面材料加以佐证，始终坚持古已有之的月相定点说，表现出极大的理论勇气，也获得了愈来愈多的学者的认同。
大家知道，研究西周年代学，对月相的解说不能回避。古代有“既生霸”“既死霸”的语辞，本为根据月相而纪日的专门术语，然而其究竟代表一个月的七天、八天乃至十天的一个时段，抑或是专指某一天，学界却存在争论。前者以王国维为代表，主张“月相四分”；后者则以俞樾为代表，主张“月相定点”说。二人都同样著有?生霸死霸考?专文。由于王国维影响晚近学术极大，加上以考据精核见称，故其说笼罩天下，几乎不可动摇。闻玉先生在光大师(汝舟先生)说的基础上，明确主张“月相定点”之说。他收入?西周王年论稿?的那篇?王国维?生霸死霸考?志误?的长文，广经博采，多方引证，言之凿凿，理据逼人，真正使讨论有了深化，读后殊使人折服。在?铜器历日研究?中，他又明确指出，月相非定点不可，否则就失去记录时日的作用。既死霸为朔，既生霸为望。生霸指月球受光面，死霸指月球背光面。记录月相，主要是记录朔与望及相关的日子。因此定点必须定在一日，不得有两天的活动，也不得有三天的活动，更不得有七天、八天的活动。王国维氏“四分说”的粗疏，在于误信了刘歆的?三统历?。我们看到，正是依照闻玉先生的“月相定点说”及其具体考证示范，西周年代学的许多难题都迎刃而解，不仅厘清了天文历法本身的真相，而且有助于重新释读先秦文献，甚至根据铜器历日可以一一求出历日记载的绝对年代，使古史、古器历日的考证都趋于圆满和精确。从闻玉先生逢源自得的年代学考证中，我们已看到了“夏商周断代工程”重大突破的潜在远景。
为了使铜器历日的断代更有规律可循，作者还总结和归纳了十条研究条例。十条研究条例中，有正例也有变例。正例如辰为朔日例、两器同年例、似误不误例、两器矛盾例、上下贯通例、再失闰例等，主要是根据“三证合一”的方法，反复排比、归纳、分析，找出众多铜器的内在联系，确定其准确的制作年代，由此得出具有一般意义的条例。试以首条“辰为朔日例”加以说明，即在二十余件铜器中，凡有“辰在××”的铭文，“辰”均可作为朔日理解。“辰在××”当为晚殷以来表达朔日干支的固定格式。由此可见，“正例”实际就是通例，适合各种不同的铭器历日。变例如器铭自误例、既生霸为既死霸例、丁亥为亥日例、庚寅为寅日例等，即正例方法无法范围，不能处理的特殊铜器历日，需要用其他方法(包括形制、纹饰、字体、铭辞、人名、史事等近代学者断代的依据和结论)加以匡合，使之系于相应的西周王年并有合理的解说。试以末条“庚寅为寅日例”加以说明:古人视庚寅为吉日，查厉宣时代器铭历日，其书庚寅者，其实都是取其吉利，核以实际天象，多为丙寅而非庚寅。从中不难知之，变例乃是针对特殊铜铭历日制定的特殊条例，是专门为特殊对象服务的特殊方法论，籍此以求在正例不能解释时，仍能得到满意的勘合结果。至于能用变例又能用正例解释的铜器历日(如走簋)，闻玉先生则特别指出，除非有更坚强的证据非依准前者不可，否则我们就应尽量遵从后者，亦即尽量放弃特殊性的变例，恪守一般性的正例。简言之，既揆之于天象实际而无不协，验之铭文古书而无不通，正例变例，不过如此而已。
闻玉先生自谓他的十条铜器研究条例，是学习清儒做学问的方法，也是从黄季刚先生论文中学来的。他对此十分珍惜。其实晚近著名学者中，以这种方法做学问的，为数不少。譬如俞樾?古书疑义举例?、杨树达?古书句读释例?、余嘉锡?古书通例?、陈垣的?史讳举例??校勘学释例?等，都是明显的例证。其中余嘉锡?古书通例?“稽之正例变例，以识其微；参之本证旁证，以求其合”，正是在参互考校，排比钩稽中，总结出了古书的通例。这是方法论上的提升与自觉，也是清儒问学路途的深化和拓展。而陈垣?史讳举例?一书，实为避讳史的全面总结。全书所列八十二条通则性条例，都可视为考史方法的归类与提示，亦可当成治学的门径或钥匙。至于?校勘学释例?所归纳校法四例——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则更是涵盖性极其广泛的概括，可说一切校雠学在方法论上都难出此范围。我举这些例证，无非是要说明，无论闻玉先生自觉或不自觉，如果往深层挖掘，他的学问精神的继承面本是很广博的。当然，将“条例”用于铜器历日，从而示人以规范，则是他自己的发明。在这一意义上，也可说他发扬光大了中国朴学传统，并在新的研究范围内给予了创造性的现代运用。从承前启后的学术源流角度看，我认为可以分析出一条朴学方法论自我充实的连续性理路线索来的。诚如其他具有辩证开放性格的学术一样，谁又能断言后起者不能继承闻玉先生之学术课题而不断向前发展呢?
我们看到，正是由于作者的辛勤劳作，以及考据方法的严密允洽，西周年代学特别是列王的年代线索已显得十分清晰。除前面提到的?西周朔闰表?外，?铜器历日研究?还专辟有?西周王年足徵?一节。该节王年始于公元前1166年的文王元年，迄于公元前771的幽王十一年，前后总计396年，作者一一排比年代及其文献、天象、考古依据。这当然仍是“三证合一”研究方法的具体体现或成果总结。而在建正问题上，闻玉先生则认为西周尚处在观象授时阶段，实无“三正”之说；当时，用丑正而非子正，大量铜器历日均可证明此点。只是失闰既不可避免，丑正转子正或丑正转寅正，在少置或多置一闰的情况下仍会出现。至于武王克商究在何年，学界长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作者则始终坚持汝舟先生的公元前1106年之说，在?西周王年足徵?中，又将之明确系于公元前1106年(帝辛五十二年，武王十二年)之下。这一结论的得来实属不易，他为此专门撰有?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106年?长文一篇，大量征引各种新出土的西周铜器历日，以及文献和天象资料，以“三证合一”之法详加辨析，订正前人的种种错讹，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足见看似简单的西周每一个王年的排定，其实都是建立在非常可靠的大量资料辨析的实证基础上的。
应当看到，近代史学界曾刮起过一股“疑古”的邪风，这也否定，那也否定，短时期内甚嚣尘上，中国古史几近面目全非。认真地说，时至今日，古史研究也并未完全走出“疑古”的阴影。一些史学家对西周诸王年代的考证，执其一端，多与文献相违，虽然他们也打着“信古”的旗号。好在中国古代文献十分丰富，终是“信古”导引着中国的古史研究。闻玉先生的文字，彻底摆脱了疑古派的胡搅蛮缠，使我们看到了古史的光明。他尊重文献，从不轻易否定文献。在遇有歧义之处，他的取舍总能做到合情合理。如“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今人科学的考证乃指公元前889年的日全食天象。闻玉利用大量铜器历日证实，元年之“元”乃“十八”二字的误合。当是懿王十八年“天再旦于郑”，且王序当是“共孝懿夷”，这就解决了依“懿、孝、夷”王序，三王在位才只有21年(前889年—前878年)的令人难以信从的尴尬结论。这就是文献不足徵，借助器铭加以补足、匡正的极好例证。这样，器铭得以充分利用，文献也有了贯通的合理的解说。西周中期这一段朦胧的纪年得以恢复它的原貌。随着研究的深入，材料坚实充分，自然结论可信，非皮相之见所可能比。这与疑古派动辄否定文献有天壤之别。又如?竹书纪年?所记“西周二百五十七年”一说，显然与史载王年不合。闻玉在书中对它作了合理的解说。原来有的古代史学家认为:成王亲政才是殷商的真正消亡，到厉王出奔彘，这其间正好257年。更有好事者将共和伊始视为西周的结束。这反映了古代学人对西周的始末有不同的理解。在形式上，闻玉他不认同“西周二百五十七年”的文字，却正好印证了其他大量文献的可靠性。我们如果简单地相信“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简单地相信“西周二百五十七年”一说，不仅文献的矛盾永不可解，西周年代的研究也势将步入歧途。诚如王宇信先生在“序”中所说:闻玉先生在利用古代文献方面，是最为成功的。
年代学的重要性主要在于，没有了它，历史就是一片黑暗。较之世界各国任何民族，中华民族都是历史意识最为强烈的民族，编年史事及相关史籍十分系统和完整。特别是与印度相较，这一点更显得突出。印度很少重视世俗世间人文历史的记述，他们的历史有如云雾缭绕，甚至由于缺乏必要的绝对编年记事年代，整个古代历史若隐若现，如神龙般难见其首尾。所以，尽管印度长于形而上智慧的哲理玄思，仍难免“学者没有历史”(缺乏历史智慧)的讥讽和慨叹。而中国有确切纪年的历史，至迟可上溯到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有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可为凭据。史迁之前，春秋时期名目繁多的大量编年史籍的存在，也说明了中国人以编年记事方式努力传承人文史迹的特殊历史智慧。史迁之后，历代更有不少学者努力推考共和元年以前的确切年代，而西周王年的考求就是一个历久不衰的研究课题，不仅反映了学者通过确立纪年来恢复古史原有秩序的努力，同时体现了以历史文化为安身托命依据的中国人强烈的历史意识和突出的历史智慧。近年来推出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之所以举世瞩目，即在它凝聚了炎黄子孙追溯五千年文明源头的心愿，能引起具有共同文化心理结构的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共鸣。闻玉先生长期不懈的年代学研究，既使大量杂乱的铜器多了一种断代分类的依据，也使西周共和以前的历史恢复了年代学的秩序。更深一层说，他的努力也折射出中华民族的历史智慧，是中华民族历史意识在学术上的自觉体现。一旦西周列王的年代得以确定，上推夏、商年代便成为可能。在历史文化中求生命、求智慧、求发展的中华民族，当然会为自己文明的源头有了更清晰准确的年代而自豪!
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曾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20世纪初，王国维先生就对地下材料十分重视，他利用地下出土之金文和甲骨文，与纸上材料(典籍文献)相互比观稽核，在商周历史等一系列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并在方法论上提出了颇有学术示范价值的“二重证据法”，诚如陈先生所言，可谓能“预流”者。地不爱宝，王先生之后，包括铜铭、甲骨在内的各种地下材料仍在不断出土，这就至少在资料上给后人实证学术的超越提供了足够的空间。闻玉先生利用地下材料勘合纸上材料乃至实际天象，亦同样在西周年代学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研究成果。并倡首更具学术示范意义的“三重证据法”，借用陈先生的话，也是能“预流”者。
尽管比较而言，亦即以多元开放的思想胸襟客观进行评价，王国维氏的治学气象及范围要广大得多，即使偶有失考或讹误，也难以动摇其一代大师的学术地位。然而闻玉先生的成就，仍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对他的学术方法论的道理与说服力量，我是深信不疑的。何况这一成就的取得除地下材料不断出土等客观条件外，更有其长期沉潜于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主体性理路。即是说，要真正能做到陈先生所说的“预流”，取新材料
(作者时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以研求新问题固然重要，更重要的则是学者自我学问生命、文化生命和学术生命长期沉潜的功夫。后者是陈先生暗中蕴蓄而未明言的道理，我借闻玉先生的学术范例替他点明。末了，我要与陈先生一样感叹:此非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喻也!只有在主客两方面都真正竭尽了努力，才能开出学问的新境界新天地。质之学界同仁，不识以为然否?
作者简介:
张新民，字止善，号迂叟，1950年生于贵州。贵州大学教授、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教授兼荣誉院长，曾任教于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长期从事中国历史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代表作有?中国典籍与学术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华严经今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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