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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日本的思想》是丸山真男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有着越出学院的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全书收入文章4篇，是丸山1957—1959年面对战后日本的现实状况，在历史和当下的张力中进行思考的结晶，在其一生的学术研究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
在书中，丸山对近代以来日本思想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如天皇制、传统与现代、锁国与开国、组织与个人、知识分子与大众、抵抗与转向、政治与文学等进行了深入剖析，并放到整个日本思想史的广阔视野下来讨论，概括出日本思想的一些结构性特征，如“杂居性”和“无构造性”等。通过本书，读者可以领略丸山惊人的敏锐和极具穿透力的思考方式，也可在与日本不尽相同的中国的语境内，读出丸山的思想对我们自身的启示。
我店曾出版《日本的思想》节译本（2009）。为更完整地呈现丸山真男的思想，本次出版，根据1961年岩波新书版进行全文翻译，是为“岩波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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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
丸山真男（1914—1996），“二战”后日本最具代表性、影响力最大的政治学家和思想史学家，其研究范式被日本学界尊称为“丸山政治学”。1950—1971年任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曾获美国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分别授予的名誉法学博士和名誉文学博士称号，1974 年成为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主要著作有：《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1952）、《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1956—1957）、《日本的思想》（1961）、《战中与战后之间》（1976）、《从后卫的位置出发》（1982）、《读〈文明论概略〉》（1986）、《忠诚与叛逆——日本转型期精神史的多重面向》（1992）等。另有《丸山真男集》（全16 卷、别卷1）、《丸山真男座谈》（9 卷）和《丸山真男讲义录》（7 卷）。
译者：
唐利国，1974年出生。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日本新潟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专攻日本政治思想史。著有《武士道与日本的近代化转型》（2010）、《兵学与儒学之间——论日本近代化先驱吉田松阴》（2016）。
区建英，东京大学博士，日本新潟国际信息大学教授，庆应义塾大学福泽谕吉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著有《自由と国民 厳復の模索》（2009）等，译有《东亚的王权与思想》（2016）和《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2018）等。
刘岳兵，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日本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博士。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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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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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日本的思想
第二章 近代日本的思想与文学——作为一项案例研究
第三章 关于思想的存在方式
第四章 “是”与“做”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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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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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关于思想的存在方式
（节选）
人依赖印象以判断事物
刚才主办方介绍我的时候，有个比较微妙的说明。我自己其实并没有立下不在外边演讲的规矩，但是看起来好像却是这么回事。而且这个“看起来好像却是这么回事”，和今天演讲的主题略有关系。就是说—虽然拿我自己做例子不免有些惶恐—明明没有人向我确认过，但就是形成了这么一种风评：那个人就是个不做演讲的性子！或者说，那是个不爱上电视的人！也可能有别的什么说法。不管怎样，由此就不知不觉地形成了一种关于我这个人的印象。自己并不去确认某人是否真的就是那样的人，而是基于某种印象来对某个人进行各种各样的评判，这种事儿世上多极了。现代社会交流手段高度发达，就像方才说的那样，不知何时扩散开来的印象，会脱离事实，独自传播。只要稍微想想，就能发现还有其他很多更明显的例子。
我们形成的各种印象，简单来说，我觉得大概像是人类为了适应自己所处的环境而制造的各种润滑油中的一种。也就是说，为了不让自己受到来自环境的急剧冲击，预先制造关于一个一个的人的，或者是关于某个集团、某种制度、某个民族的各种各样的印象，借助它们来思考和行动。这种印象成为我们对其他人的行为，或是非人格的组织的运作方式的期待与预测的基础，所以，如果不具备某种程度的持续性，就没有作为印象的意义。印象之所以能发挥作用，就在于它是持续的，但是，如果它脱离真实太远，出入过大，就会失去作为润滑油的作用。也就是说，因为某种机缘而碰到“意料之外”的行动，或是预想之外的事件， 就有必要重新形成关于其人或其物的印象。像这样，我们就是在不断重新修正我们的印象的过程中，去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然而，进入我们日常生活视野的世界的范围，在现代不断扩张，与此同时，我们生活的环境也愈加多样，相应地，我们就日益不得不对我们无法直接触及的问题做出判断，对我们无法直接触及的人或集团的行为方式、运作方式，做出我们的预测或期待，由此而采取行动。也就是说，我们变得越来越需要依靠印象来采取行动。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周围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样化，越来越具有世界性的规模，于是，我们无法再凭借自己的感觉来确认：印象与现实之间在多大程度上是偏离的？又在多大程度上是一致的？我觉得可以说已经出现这样一种事态：我们每天采取行动或者发表言论，都不得不依靠我们无法亲自将其与事实进行比较的印象。换句话说，随着我们必须适应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存在于我们与现实环境之间的印象层就越来越厚。曾经是润滑油的东西，渐渐固化，反而成了厚厚的壁障。
印象制造出新的现实
如今，我们在日常的讨论中，很自然地就会说到美国的做法如何，或者苏联的态度如何。这是以我们所拥有的某种固定不变的美国印象、苏联印象为前提的。所以，我们几乎没有机会、时间和手段去确认这些印象与真实的美国、真实的苏联在多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又在多大程度上是不同的。越是宏大的印象，就越会是上述情况。但是，这不只是针对国家，比如说，对一个人，我们也会有不同的印象。例如说到艾克a，我们就会有关于艾克这个人的印象。还有关于赫鲁晓夫这个人，或者关于尼赫鲁这个人，或者关于岸信介先生这个人，我们对他们分别都会有不同的印象。或者，举个更小的例子，当我们说京都人总是如何如何，或者说东京的人如何如何，这种时候，在根本上都有着对东京人、京都人的某种印象。再进一步说，当人们谈到和平运动的时候，保守派有保守派的、媒体人有媒体人的关于和平运动的某种心知肚明的印象。其印象有时候特别好，有时候也很差，但是不管怎样，在现实的和平运动与我们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层厚厚的关于和平运动的印象。
随着印象这层东西变得越来越厚，它就会脱离原本的现实，变成独立的存在，即区别于事物本身的无数的印象，或者说是与真身不同的化身。无数的这种化身自由自在地来来往往，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中。我觉得这么说并不过分。而且，虽然我刚才把真身和化身做了区分，但其实有时候很难分清两者。关于某个对象，如果很多人都抱有共通的印象，比如认为所谓美国就是这种国家，或者认为所谓苏联就是那种国家，这种很模糊的、没有经过特别的系统性反省的印象，就会作为共通的印象广泛地扩散开来，以至于化身比真身更有现实性（reality）。这是因为， 我们无法感知和确认一个事物本身的全部真实情况，所以现实中多数人都要依靠大家的共通印象来判断和行动。实际上，无论这种印象是多么错误的幻想，无论其距离真实有多远，都无须在意——这种印象本身能够创造出新的现实。幻象比现实更有现实性，这种悖论性的事态一定会出现的。
新形态的自我异化
思想史上经常有这样的例子。比如马克思曾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句话非常有名。马克思写了大量著作，极其体系性地阐述了自己的思想。然而，即便是这样的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者的印象脱离本体、独自发展的情况，也是无可奈何，所以他才会叹息：“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更不用说在像今天这样人与人的交流极其发达的时代，无数大小的现实事物，终究无法阻止这样的现象：关于其自身的印象，离开其自身而独自传播，比真正的现实更有现实性。甚至有时候会发生这种情况：干脆放弃原本的现实，或者为了图方便，反过来使自己的言行去迎合关于自己的印象。这样就更没办法分辨哪个是真身，哪个是化身了。这不就是在现代发生的一种新形态的自我异化吗？这是世界性的倾向，但与此同时，我觉得在日本有着让这种化身自由传播的特殊原因，有着使我们与环境之间的印象的壁障变厚的特殊条件。
茶筅型和蛸壶型
为了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我想稍微换个话题，非常模式化地尝试总结日本社会或文化的一个范型。姑且将社会和文化的范型分成两种来分析。用词可能有些奇怪，一种叫作茶筅型，与此相对，另一种姑且叫作蛸壶型。所谓茶筅型，像大家知道的那样，就是把一小节竹段的一头切削成非常细的竹丝。用手掌来打比方的话，就是掌心是一体的，然后分出手指。这种类型的文化就叫作茶筅型。所谓蛸壶型，如字面所示，就是各个孤立的蛸壶并列在一起的形态。近代日本的学问或文化，或者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的形态，都不是茶筅型，而是蛸壶型。我认为这一点和方才讲到的印象在日本有着特别巨大的作用是有关系的。
比如以学问为例的话，虽然大家都很了解，我没有必要在这里详细展开，但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后半叶，日本大量引进欧洲的近代科学，这一时期恰好是欧洲在社会组织形态上，还有在文化形态上都发生专业化现象的时代，分工和专门化急速发展。以社会科学为例，从19 世纪前半叶的学问形态，到后半叶的学问形态，情况完全变了。19 世纪前半叶，可以列出比如黑格尔、施坦因、马克思，或者边沁、孔德等学者，大家一看就能明白，当时不断出现的是无所不包的、综合性极强的学问体系。如果从法学、经济学或者社会学之类的个别学科的分类出发，就会不知道该如何归类。
然而，到了19 世纪后半叶，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单数的社会科学（the social science）坍塌成了各种各样的、复数的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众所周知，当时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仅有斯宾塞的社会学自己冠以“综合的”这个形容词。这一点鲜明地反映了斯宾塞的社会学孤军奋战的身姿。密尔、斯宾塞等学者刚好站在了学问的分水岭上。我认为19 世纪末期形式社会学的建立，非常具有象征性地在学问上显示了这种变化。各种具体的科学门类发展迅猛；在法律、政治、经济、心理等各个学问领域中，不断推进专业化和独立化。
迄今为止，所谓“社会学”就如字面所示，是关于社会的学问，意在探究非常综合性的社会运动法则或发展法则。但是，具体的科学门类不断发展后，社会学独特的研究对象是什么？这成了无法避开的问题。其他如法学、经济学之类的具体科学，分别以不同的社会内容为考察对象，与此相反，形式社会学主张，社会学的特质就在于从形式上把握人与人的关系。比如，当人们通过竞争关系而联系在一起时，与通过斗争关系联系在一起，有怎样的不同？就是把这种形式本身当作要考察的问题。这种时候，竞争的实体是什么？比如是经济市场中的自由竞争？还是为提升社会地位而进行的竞争？这些东西都被抽象掉了，纯粹以竞争这种人际关系形式的特点，作为考察对象。这种看法认为社会学的任务和独特性就在于此。这种立场是好是坏，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这种看法的出现，本身就反映了19世纪后半叶学问急速地个别化和专业化的趋势。
我经常开玩笑地把日本明治以后内务省的命运，比作近代社会学的命运。大久保利通担任内务卿的时候，所谓内务，几乎包括了日本国内所有领域的事务。然而，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国家机能的复杂化，铁路、通信、商工、农林等各个部门逐渐专业化，分别由独立的省所管辖。这样一来，内务省所谓“内”的内容就不断缩小，日益贫乏，最后仍属于内务省管辖的，只有警察这一固有的内务工作。作为内务的主要任务，最后剩下的只有警察，即社会交往的管理。虽然是个奇怪的类比，但我觉得这有点儿像19世纪社会学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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