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推薦:
《
纯粹·我只要少许
》
售價:HK$
80.6
《
经济史的趣味(全新增订版)(经济史与思想史丛书)
》
售價:HK$
84.0
《
中国古代鬼神录
》
售價:HK$
190.2
《
投机苦旅:一位投机客的凤凰涅槃
》
售價:HK$
88.5
《
重返马赛渔场:社会规范与私人治理的局限
》
售價:HK$
69.4
《
日子慢慢向前,事事慢慢如愿
》
售價:HK$
55.8
《
场景供应链金融:将风口变成蓝海
》
售價:HK$
111.8
《
汗青堂丛书146·布鲁克王朝:一个英国家族在东南亚的百年统治
》
售價:HK$
91.8
|
編輯推薦: |
施特劳斯只在芝加哥大学开设过一次格劳秀斯《战争与和平法》的研讨课(1964年秋季学期),目前只留存下一份该课堂的打字记录稿,并没有相关的音频资料。鉴于施特劳斯本人从未发表过任何关于格劳秀斯的论文和专著,也从未留下关于格劳秀斯其他作品的讲授记录,因此这份记录稿显得弥足珍贵,而福德的编辑则使它更具准确性和可读性。
|
內容簡介: |
本讲稿为施特劳斯1964年在芝加哥大学开设的关于格劳秀斯名著《战争与和平法》研讨课的授课记录,共计14讲,内容包含了施特劳斯对于《战争与和平法》逐章逐句地细致讲疏,以及每一讲结束与学生的互动和交流,是其作品中唯一一份对格劳秀斯的深度探究。
格劳秀斯学识极其渊博,写作中又践行了隐微手法,且偶有卖弄才情的无害癖好,由此造成了《战争与和平法》令人窒息的厚度和学究气息。在课堂上,施特劳斯将格劳秀斯置于政治哲学整体脉络之中加以梳理,与学生逐字逐句阅读分析格劳秀斯的文本。经由其非凡的解经能力,格劳秀斯冗长的晦涩文本变得清晰可解,格劳秀斯本身的重要性得以完整呈现。
因此,可以说,本书讲稿是一项如何走进经典文本的重要例解,也是大学中通识教育如何操作的光辉范例。
|
關於作者: |
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原芝加哥大学政治哲学教授。他通过细致的文本研读重新发现了古典哲人作品中的隐微手法,并借此回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关注的政治哲学中的永恒问题。施特劳斯一生致力于重启古今之争、雅典与耶路撒冷之争、诗与哲学之争,在现代语境下回护哲学生活方式,而他的“行动”体现为发表论述和在课堂上讲疏经典作品。他具代表性的论述包括:《柏拉图〈法义〉的论辩与情节》《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城邦与人》《色诺芬的苏格拉底言辞》《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等。
译者简介:
张云雷,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法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专业方向为政治哲学、国际政治思想史。曾在《世界经济与政治》《政治思想史》等期刊发表相关论文多篇。
|
目錄:
|
施特劳斯讲学录整理规划
中译本说明
英文编者导言
文本及术语的说明
英文编者说明
第一讲
第二讲
第三讲
第四讲
第五讲
第六讲
第七讲
第八讲
第九讲
第十讲
第十一讲
第十二讲
第十三讲
第十四讲
|
內容試閱:
|
第一讲
课程导论 文本的导言(Prolegomena)部分
(1964年10月6日)
施特劳斯:[进行中]这种区分并不明确,因为它不全面。人们理解的[理论],必须更精确地描述成为了假设形成所作的假设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被仅仅理解成一个真实理论,而是作为一个某种程度上有用处的假设。其他类似的理论都可以这么理解。所有的非假设命题都是经验研究的结果,而不是理论的结果。以上是一种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存在[绝对的]和实质性的政治理论,这种理论作非假设性的断言。他们并不必然是规范性理论,但这一点,我认为是更为根本的区别。事实上,假如多多思考,比如这样,很难真的只到非规范性的政治理论就行了。
进行更宽泛的政治分析时,我们不得不同时考虑制度和意识形态。如果从某种意义上更深入地思考这种区分,你就会发现一种更古老的、非常有用的东西,即我们需要思考政制(regime)——也就是,自由民主制、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无论到底是什么——政制最终依赖于它自己所献身的目的(end)。目的是一个社会之为社会所尊重的东西,它赋予这个社会以特质。如今,所有这些政制都有自己的宣称:自由民主制认为自己比共产主义强,反过来也是如此。必需满足这种宣称,否则就不会有人为这个目的而竭尽全力,这意味着需要考虑不同的政制之间的等级排序。哪个更好?
现在,我们在内容上做一个很大的跳跃。在早期的人类思想中,下面这种观点很流行:如果我们不知道,依据自然(by nature)什么是正义的,就无法确定这种等级排序。我们可以将或多或少有缺陷的政制理解为或多或少很大偏离“依据自然是正义的”东西。“依据自然是正义的”(by nature just)这一说法,是从相应的希腊文词汇直译而来的。自然正义/法(natural right)和自然法(natural law)这样的传统说法,表达的也是同样的意思,但更为人熟知。我在这里刻意不再去分析这两个说法的区别。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很显然,是否存在独立于人类意志(human will)之外的标准——这就是“依据自然”(by nature)这一说法的含义;这些标准并非人类制定——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让我们读一下柏拉图《法义》(Laws)第一卷中的一个段落。
朗读者:
不是瞎说,克里特人的法律在所有希腊人中尤为有名,因为它们是正确的法律,这些法律提供了好(good)的东西,使用这些法律的人都生活得很好。这些好有两种——人类的(human)好和神圣的(divine)好。人类的好依赖于神圣的好,同时,在得到神圣的好时,也会得到人类的好;否则就两者都得不到。在人类的好中,健康排名第一,美貌排名第二,(在跑步和其他身体运动中的)强壮排名第三,财富排名第四——不是盲目的财富,而是眼光锐利的那种,因为这种财富以智慧为伴,而智慧则在神圣的好中排第一位。灵魂的理智排在神圣的好的第二位。来源于前两者,同时再加上勇气,就形成了正义。而正义则排在第三位。第四位是勇气。所有这些都依据自然地高于人类的好,立法者必须忠实地来给他们这样排序。
施特劳斯:这可能是这一说法的最清晰、最古老的表述:所有的立法(如果不是盲目的和独断的)都必须[立基于]事物的某些固有秩序。这种固有秩序——他们是立法的真正原则。
如今这一观点被普遍拒斥,但是很明显,无论这个说法是否完美,它对于政治学或者法学而言,是最重要的问题——即是否存在这样一个依据自然的(即独立于人类仲裁的)好的秩序。为了能有益地探讨这个问题,而不是仅仅重复双方的口号,我们一定要有更深的知识。我的意思是,柏拉图这一段和其他的段落都不是“更深的知识”,也即,现实地说,我们必须考虑历史知识。
我来提醒大家一些比较可信的历史知识:《独立宣言》在立法的最高层面上呼吁自然权利(right);法国革命中也有类似的文件,例如《人权宣言》,也有相同的广泛影响力。现在,如果我们将这两个著名文献与下面的文献进行比较——1689年的《权利宣言》或者1629年的《权利请愿书》(Petition of Right)或者类似的东西,为反抗西班牙王权提供合法性的《荷兰独立宣言》——我们得出如下的结论。对于自然权利的呼吁,在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是如此明确,但并没有在更早的这些革命中出现。
相比之前,自然权利于十八世纪在政治上有大得多的重要性。我想,这也是广为人知的常识。不过,许多历史学家并没有继续思考更深的问题:在十八世纪变得如此有力的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是否与之前世纪中的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是同一个东西?或者,它难道不是一种新的自然权利,而这种新的自然权利给了自然法在十八世纪以及直到今天(以或多或少伪装了的方式)的政治效用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