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世界中的德川幕府（西方日本研究丛书）》 - [美]罗纳德·托比著，柳一菲译 - 江苏人民出版社 - 香港大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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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亚洲世界中的德川幕府（西方日本研究丛书）

書城自編碼： 3809903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歷史→世界史
作者： [美]罗纳德·托比著，柳一菲译
國際書號(ISBN)： 9787214266798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2-12-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16开釘裝：精装

售價：HK$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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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德川幕府时期的对外关系是幕藩制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一环。
罗纳德·托比在这本书中阐明了日本的“锁国”并非像传统研究所认为的那样得到了彻底的实施，17世纪30年代的“锁国令”只影响到部分欧洲人(天主教徒)。德川幕府所谓的“锁国”政策是更大的外交政策的一部分，日本与亚洲的关系以及日本与世界的贸易并没有中断。事实上，研究表明，贸易实际上在1640年后有所增长。
德川幕府所推行的对外政策，是基于理性的取舍，放弃了无限制以外国贸易换取主权、安全和合法性的做法。这帮助幕府确立了统治的合法性，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保障了日本的国家安全，还进一步确立了另一种独立于历史学家更熟悉的世界秩序，对19世纪日本回应西方所采取的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關於作者：

罗纳德·托比（Ronald P.Toby，1942—）：美国历史学家。1977 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现为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荣誉教授。研究方向为日本近世史、近世日朝关系史和日本地图史。他对将日本近世视为“锁国”的传统历史观抱有疑问，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提出了重新审视日本近世的建议。代表作有《遭遇他者：“日本”及其另我，1550—1850》（Engaging the Other: ‘Japan’ and Its Alter-Egos， 1550-1850）（博睿，2019）、《所谓“锁国”的外交》（「『鎖国』という外交」）（小学馆，2008）。

目录
斯坦福版前言/1
首版前言/1
第一章序章/1
近世 “锁国论” 12
“锁国” 一词 13
第二章后丰臣秀吉时代的外交正常化/25
恢复与朝鲜的关系 29
与琉球王国的关系 48
第三章认可的透镜:幕府权力正当化过程中的外交/57
恢复东北亚秩序的努力 61
外国使节与幕府的合法性 71
幕府对日朝关系中日常业务的统括 82
国王还是大君? 名号里的学问 90
年号里的学问 97
敲响新时代: 献给家光的钟 104
天主教与以合法性为目的的外交 112
第四章通过双筒望远镜看到的世界:动荡东亚中的幕府情报机关与日本国家安全/119
清的中原征服 129
三藩之乱与幕府的情报机构 151
第五章窥视礼仪之镜:映照理想世界的镜子/179
从中心眺望 224
第六章终章/241
参考文献/259
索引/287

內容試閱：

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日本发生了巨大改变。从日本的角度看，它转变为西方先进技术的追随者。日本在战后重新成为西方的学徒。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它惊喜地发现自己已被称作 “第一”，这是傅高义 (Ezra Vogel)做出的富有先见之明的总结，许多日本人也乐于接受这个说法。在每一个变化的阶段，日本人都重新发现 (或者说发明)了与现状相符的新的过去。但在明治维新后的百年中，日本人却致力于贬低德川时代，认为它是阻挠日本前进的传统累赘，并认为它在日本政治和经济的现代化中没有起到太大作用。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大部分历史叙述都建立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基础之上。它们无论使用的是斯宾塞、马克思，还是韦伯的理论模式，却都接受了后达尔文主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观。国家的发展总是以工业化、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或是社会主义为标准。虽然这些原本都是被用来衡量西方的指标，但它们同样被用来评价日本。
在诸多错误的旧框架中，这些指标放大了日本在17世纪30年代施行的看似断绝与其他国家间外交、商业甚至文化关系的政策。这个所谓的 “锁国政策”迫害基督教徒，驱逐葡萄牙商人，将荷兰贸易者几乎以监禁的状态限制在长崎，还禁止日本人远航海外。这一政策被认为掐断了本该繁荣发展的日本的海外扩张。日本人或许本可以建立不亚于荷兰、英国和伊比利亚海上帝国的、从长崎到暹罗 (今泰国)的一系列贸易殖民地。而且，如果日本持续保持同西方的交流，那么日本或许可以不断享受欧洲科学、工业和战略发展所带来的最尖端的成果，甚至还可能诞生持久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在16世纪的科技方面大体能与欧洲比肩的日本就不会在几个世纪的锁国之后 “落后于”西方了。
如果可以用锁国理论来解释日本为何落后于西方，那么它同样也可以被用来解释日本为何一直以来都只是科技、工业、经济和政治的 “追随者”。从明治维新到太平洋战争，这一理论还使民族主义者幻想 “重新征服”在传说的记忆中曾属于日本的大陆，例如朝鲜 (今朝鲜半岛)。日本的民族自尊心曾因低人一等的地位而受到伤害，而锁国理论则通过将责任推卸到已经倒台的幕府领导人的错误决定上，为受损的民族自尊心提供了慰藉。
在太平洋战争后的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西方的历史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对日本曾经落后的原因并未产生太大兴趣。相反，他们想要弄清楚，在所有非西方国家中，为何只有日本 (当时是这样)成功 “追随”了西方并实现了 “现代化”。近世日本 “墙内世界”(world-within-walls)的温室如何使日本产生了如此优秀的追随能力? 为何 “儒教的”日本成功保持了国家独立，而比日本 “更儒教”的中国和朝鲜却在不同程度上失去了国家主权，没能成功实现现代化? 日本案例中提供的教训能为后来的其他追随者提供怎样的现代化借鉴?
换言之，这意味着要在已经过去的德川时代 (这是一个封闭的、完全本土化的时代)中找到使日本能够成功追随西方的奥秘。例如，在解释农村社会关系时，T.C.史密斯(T.C.Smith)发现了 “现代日本农业的源头”;在 “德川时代的教育”方面，R.P.多尔 (R.P.Dore)发现，当时的日本有着比其他前近代社会 (除西方的几个国家外)都高的识字率和广泛的大众教育;在 “德川时代的宗教”方面，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发现了18世纪和19世纪流行于城市和商人之中的非正统的心学运动与新教伦理之间的相似性，并认为它或许是使明治时代日本资本主义成功发展的精神源头。
如果说日本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追随者，那么可以说到了后工业和后现代社会，日本成了领导者。实际上，有些人已经指出，日本早在18世纪就已经出现了一些零星的苗头。毫无疑问，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失败且丧失了横跨大西洋的主导权以来，日本在经济和工业领域突飞猛进。
这先后表现在钢铁、造船和汽车领域，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以后则体现在制瓷、生物技术、计算机和机器人领域。这使得日本和西方都开始怀疑所谓日本是追随者而西方是领导者的论断是否合理。日本的实业家和内阁渐渐开始嘲笑日益衰退的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他们越来越频繁地将日本捧为全世界最先进的 “信息社会”(information society)。而且，随着外国政府的领导者、企业家和学者越来越多地来到日本寻求资金、经验和技术，用追随者的理论来解释日本取得成就的原因就失去了说服力。现在，日本需要的是体现其领导力、主导性、权威性和自足性的伟大的新叙事。
基于此，再版的本书构成了重新定位日本历史这一宏大命题的一部分。本书将为近世日本提供比目前的说法更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本书不再从日本是一个孤立的、边缘的、断片发展的追随者的角度来讨论问题，而要把日本放在叙事的中心，让日本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在本研究尚处构想阶段的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笔者就尽力避免先前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研究范式，尤其是在日本与世界的关系方面，因为这个范式是片面的。它低估了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地位，以便进一步对日本在1540年至1640年与欧洲进行早期接触后拒绝欧洲中心主义秩序表示哀悼。
与此相对，笔者在本书中提出的模式强调了日本与外国之间存在着活跃的、自主的联系。正如日本人自己所认为的那样，这一模式将日本置于世界的中心，而非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的外围。实际上，本书认为，日本并非如 “锁国”一词所暗示的那样是一个畏缩的、被动的、孤立的存在，而是有着积极的、主动的态度。日本曾试图通过积极重建其与国际环境的关系来达到外交和内政的目的。同样，日本还积极搜集海外情报(本书将其称作 “国家安全情报”)，这也不同于以往所认为的日本是一个孤立、迟滞的追随者的观点。但正如笔者在此后出版的研究中所揭示的，幕府为国际贸易和技术情报提供了有力支持 (这与18世纪日本国内的进口替代产业的发展联系密切)。本书构想的图景与森屋剋久设想的信息化的过去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因此十分符合日本人想象中的信息化时代的当下。
当笔者所认为的17世纪的日本积极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的主张，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首次亮相于日本和北美学界的时候，该主张遭到了一些质疑。笔者认为，日本在17世纪积极有序地建立同外界的联系，这一联系不仅强化了国内主权和国家安全，而且使幕府得以规范其想要维持的对外贸易，而不是通过闭锁国门来逃避纠缠不清的外国商人。笔者的这些想法对既有的观点造成了过大的挑战，它们无法与一个封闭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叙事连贯地衔接起来。这一主张同样无法与认为正是热切的欧洲人 (从失败的拉克斯曼和列扎诺夫、威廉二世和贝特尔，到最终成功的、代表美国横跨太平洋昭昭天命的佩里)叩开了锁国日本的大门的观点相调和，后者对于19世纪的日本和西方的自我定义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显然，这个认为日本开放而自主的论断无法与近世日本在19世纪中期所面对的封闭而被动的结局相契合，它也无法与用来解释日本无力解决同外国和外国人交涉问题的 “锁国”和“内与外”的叙事相衔接。如果想让本书的结论被接受，那么就需要大规模地重构连接近世日本与当代日本的宏大叙事。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那个依旧将日本视作追随者，或是视作处于欧美世界秩序边缘的一个缺乏资源的国家的时代，这样的自我认识在日本占据着主流地位，这使得传统叙事难以被超越。
但随着越南战争后美国国力的相对衰弱和日本的复兴，日本和其他国家都开始重构各国间的相互认识。随着环太平洋国家的重要性日益增加、里根经济学解决了美国的生产过剩问题，以及日本取代美国成了世界的首要债权人，日本和其他国家的人们都开始认真思考日本是否有可能成为国际事务的中心。在西贡被攻破后，美国的实力逐渐减弱，而日本持续增长的经济和工业实力则成了关注的焦点。虽然当时的笔者和其他人对这一趋势的影响都没有明确的认识，但现在笔者意识到，正是在越南战争后这一使日本重新中心化的大背景下，借着一种对事物之间关联性的敏感度以及一些预见性，笔者开始试图提出一种认为日本自己打造了以日本为中心的近世东亚秩序的新叙事。为了取代锁国理论，笔者提出了一套旨在管理日本人和外国人出入境的海禁理论。基于德川幕府的文献资料，笔者还认为日本具有将自己置于地区和国际秩序中心地位的民族自信。
虽然日本自诩为中华的说法几乎没有得到多少国家认可，但这一日本中心主义的理念却对建立和维持国内政权的合法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该理念是构筑日本民族认同感的重要议题，这一议题既影响了幕府倒台时的国内政治，又影响了日本帝国主义扩张时期的国际政策。
甚至早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日本学者就曾指出， “锁国”的概念是过时且具有误导性的。他们认为，17世纪上半叶日本国内政权合法性的建立和维持离不开日本对地区间和国际间关系的积极建设。但这些由西岛定生 (Nishijima Sadao)和田中健夫 (Tanaka Takeo)等人提出的主张并未获得与其创新性和重要性相称的重视度。笔者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超越了当时的时代。当时的历史叙述还有待进一步发展，而这些理论便成了新叙事的先声。
本书认为日本自诩为中华，并自主地建设与国内社会、文化、政治和思想联系紧密的区域和国际关系，如饥似渴地积极搜集 (虽然没有散布)对国家的政权、社会与经济来说至关重要的情报。这些观点都与当下形势相呼应。当下的形势已经准备好接受一个更积极和更国际化的恰当的历史叙述。近年来，新一代日本学者在田中和西岛研究的基础上，将认为日本积极构筑日本中心主义和制定一系列出入境规定 (即前文提到的海禁)的看法进一步发展为 “海禁兼日本型华夷秩序”的理论。这一理论已经获得了足够的说服力，它足以抵挡来自锁国和日本落后于西方的理论模式的攻击。
除了这一论争，关于中世、近世日本的国界性质问题也引发了热烈讨论，尤其是在黑田日出男 (Kuroda Hideo)和村井章介 (Murai Shōsuke)的研究中。笔者欢迎这类讨论。因为正如后文所述，笔者认为近世日本的国界并未像许多学者长久以来所认为的那样是清晰而确定的。黑田、村井和其他学者认为近世日本语境中的国界概念具有易变性和渗透性。他们的研究和笔者的研究都再次提醒我们，不要将现代的、产生于维也纳会议之后的或是联合国定义下的国界和主权概念套用在近世日本的情况中。
在本书的日译本，即《近世日本の国家形成と外交》 (创文社，1990)出版后，上述问题得到了进一步讨论。逐字逐句的翻译检查使得笔者不得不重新思考本书的主张。在仔细思考后，笔者依旧对本书提出的论点抱有信心。不过，笔者不完全赞同将本书提出的解释进一步发展为一个刻板模式的做法，尤其是以日本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部分。自本书的首版问世以来，笔者在研究中越来越明确地区分客观存在的秩序和存在于意识之中的这种秩序之间的区别，这也构成了近世日本的一个特点。
笔者希望自己已经将想法表述得很明确了:本书提出的秩序只是一种观念，而非一种客观存在。日本人认为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外交活动都体现了这个理想化的世界秩序。但后来的一些研究却将这一秩序具体到现实中，这扰乱了本属于观念层面的意义。同样，后来的一些研究还将模糊的甚至有争议的等级秩序、国家主权和领土划分，转化为清晰明确的国界，并将例如虾夷和琉球 (今北海道和冲绳)这样的未定区域明确转变为日本领土。实际上，琉球的从属地位模糊。18世纪的剧作家近松门左卫门就曾疑惑: “那个国家位于何处? 它是中国的领土还是日本的领土?”这个问题直到1879年才得到解决，并且在1972年得到了重新确认。自本书首版问世以来，笔者关注的正是上述的几个领域。
同时，笔者还考察了近世日本大众文化中的外国元素以及日本如何利用这些元素构筑民族认同和日本边界的问题。然而，在这些充满争议的关于自我和他者的民族表现中，想要给近世日本划定一个明确的内外边界变得愈发困难。就日本国内而言，受到蔑视的少数群体声称他们具有外国神圣先祖的血统，作为朝鲜俘虏后代的庞大陶工群体也一直存在，东北部渔民有时还会穿着阿伊努的服装，这些都可以反驳日本存在将外来者排除在外的坚固防线的观点。就日本的对外关系而言，宣称对朝鲜拥有主权的神话传说以及认为中国向日本朝贡的自负都将日本的边界扩展到了岛国之外，并赋予了日本重新征服 “失去的”外国领土的幻想。
如果说这些幻想通过二战前的大日本帝国得到了短暂的实现，那么这也只不过是确认了它具有将这一想法付诸现实的能力。在战后的40年中占据主流地位的 “日本迟滞论”和 “日本追随论”等其他的日本自我认识同样在明治时代早期占据着主导地位。笔者并不认为它们和上述幻想互不相容，即一些人一定是激进而大胆的，而另一些人则相反的是温顺而保守的。倒不如说，这两种情况共同存在、相互支持并相互制约。不过，无论日本的自我形象是积极的还是保守的，它们都源自日本对于此前构筑的自己与世界之间关系的理解。
人们或许会倾向于主张日本历史在相对保守与向外扩张(甚至扩张主义)之间不断循环往复。锁国的历史叙事具有说服力，也是一个很方便的概念，尤其是在日本还在摸索自己的角色、寻找自己定位的时候。日本人不会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只提供单一的解释，而一个号召 “信息化” “国际化”和 “全球化”的时代则需要一个重新审视日本历史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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