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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制度如何建立？见微知著，洞悉盛世的缔造密码
以明朝为例，探究中华文明历朝盛世的治乱得失。以明朝开国盛世为论述主线，兼论历朝盛世开创的施政经验，将明初九帝与中国历史上缔造盛世的其他帝王加以对比，清晰展现了盛世开创的制度基础、士大夫的著史心理，以及君臣在治理上的博弈。
★ 打破历史人物脸谱化形象，重新审视明初九朝君臣施政得失
朱元璋是在反腐倡廉还是诛杀功臣？东厂是特务机构还是监察机构？文官盛赞的明孝宗皇帝是否真的堪比汉文帝和宋仁宗？史官的褒贬自有其标准，但真实的治国效果不会说谎。明初的盛世，为我们重新评价明朝制度和历史人物提供了更有效的视角。
★经济学思维与数据分析方法，探寻真实的治国效果
李晓鹏讲历史，并非沿用儒家传统道德的评价标准，而是从其经济学背景出发，深入史书中容易为人忽视的枯燥数据，探寻真实的治国效果，重新审视当时的经济、军事、民生状况。这种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为读者认识中华文明、理解当今中国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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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盛世的缔造不在一朝一夕。汉帝国最低调的盛世“昭宣中兴”，开始于汉景帝的文治武功；唐帝国的巅峰“开元之治”，肇始于武则天的官职改革；而朱元璋的制度创新与吏治实践，奠定了明帝国的骄傲“永乐盛世”。
本书作者李晓鹏，运用政治经济学的眼光和数据分析的方法，重新进入中华两千年帝制历史。制度的破旧立新、机构的创新设置、困境的有效应对，共同缔造了汉、唐、明的盛世。一代代帝王总结前朝治乱得失，创新性地探索与变革，使帝国的内政、经济、社会有序运转，传承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中华文明如何在诸多古文明中脱颖而出，传承至今？帝制制度如何一步步确立，又在文明传承中起到怎样的作用？帝制时代的治乱得失留下了哪些治理经验？本书以全新视角，总结出与众不同的盛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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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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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鹏，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研究员（Research Fellow），著有《城市战略家》《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等作品，擅长从经济和战略的视角探究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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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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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农耕中国： 从汉武帝的反击说起 001
第一章 由文明诞生至大唐盛世：帝国制度逐步确立
一、 大河文明： 农耕帝国起源之谜 007
二、 天佑中华： 华夏文明的特殊之处 010
三、 帝制时代： 郡县制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 014
四、 秦亡汉兴： 汉武帝的“反‘ 封建’ ” 斗争 018
五、 魏晋风度： 门阀政治的终极产物 024
六、 佛教西来： 魏太武帝和周武帝对佛教的世俗化改造 028
七、 杨坚复辟： 中央集权的回归 032
八、 科举革命： 走向鼎盛的帝国 034
第二章 由大唐盛世至元朝灭亡：无法摆脱的兴衰宿命？
一、 盛极而衰： 中华帝国无法突破的 300 年大限 041
二、 黄巢起义： 藩镇的崛起与关中地区的兴衰 043
三、 苟且偷生：“杯酒释兵权” 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047
四、 大元进士： 在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中抉择的汉民族精英 051
第三章 吏治之思：朱元璋反腐的历史逻辑
一、 另类“暴君”： 不被理解的朱元璋 057
二、 反腐风暴： 布衣天子的心路历程 065
三、 官不聊生： 明初官员的工资水平分析 071
四、 山头之争： 立国初期的权力斗争 075
五、 丞相造反：“胡惟庸谋反案” 078
六、 孤注一掷： 胡惟庸造反的真伪与可行性 082
七、 血流成河： 朱元璋的艰难选择 088
第四章 大明盛世：明初的制度设计
一、 监察独立： 设立锦衣卫制度的意义 095
二、《 逆臣录》： 蓝玉谋反的证据与动机 097
三、 反腐疑云： 诛杀功臣还是反腐倡廉？ 100
四、 分权而治： 亲王、 文臣、 武将的分工与制衡 104
五、 创立东厂： 特务机构还是监察机构？ 107
六、“洪武之治”： 朱元璋的反腐败失败了吗？ 110
七、 远迈汉唐： 郑和下西洋与明朝疆域的扩张 119
八、 天子戍边：“土木堡之变” 与定都北京的战略意义 127
第五章 “成化中兴”：帝国制度的有效运行
一、 烽烟四起： 成化初年的国家乱局 135
二、 荆襄平乱： 少年皇帝的铁血政策 142
三、 编户齐民： 军事镇压之后的社会治理 150
四、 政通人和： 古代专制政府存在的价值 155
五、 专家治国： 科举考试和人才历练制度 158
六、 储君之路： 明朝的太子培养制度 160
七、 鸟尽弓藏： 韩雍致仕与两广治理 164
第六章 太监汪直：盛世的危机初露端倪
一、 贪腐黑幕： 死在西厂大牢里的建宁卫指挥使 169
二、 弹劾西厂： 内阁与六部九卿的强烈抗议 173
三、 反戈一击： 被妖言击落的帝国首辅 178
四、 狠心治国： 不换思路就换人的成化皇帝 182
五、 文官堕落： 社会精英的利益集团化 187
六、 成化犁庭： 进剿建州女真 191
七、 奇袭威宁海： 直捣鞑靼王庭的奇功 194
八、 帝国铁骑： 冶金技术与中原王朝的盛衰 202
九、 英雄末路： 汪直获罪与明宪宗晚年怠政 211
第七章 “儒家圣君”：盛世因何而结束？
一、 尧舜之君： 弘治皇帝的人生理想及其破灭 219
二、 以德治水： 弘治年间治理黄河的教训 222
三、 以德制夷： 鞑靼入贡与王越之死 229
四、 叶淇变法： 政商结盟与“开中法” 的废弃 234
五、 千年一问： 财富都去哪儿了？ 238
六、 党争误国： 开拓西洋与征讨安南的搁浅 241
七、 清理门户： 文官精英利益集团化的再加强 244
八、“虞台岭之败”： 拉开明朝大变革的序幕 245
第八章 治乱得失：帝国如何走向盛世？
一、 三大“圣君”： 汉文帝、 宋仁宗和明孝宗的施政得失 251
二、 儒家理想： 人性中的善恶与政府治理的首要任务 263
三、“武周革命”： 唐太宗与武则天的治国方略及其效果 271
四、“雄猜之主”： 朱元璋、 武则天、 汉武帝的铁腕治吏及其效果 276
五、 景武霸业： 汉景帝与汉朝酷吏政治的发端 282
六、 仁不秉政：“仁宣之治” 与明朝衰落的开始 284
七、 盛世基业： 大繁荣的政治基础与潜在的危机 294
尾声 296
附录 重述伟大中华史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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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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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农耕中国：从汉武帝的反击说起
理解古代中华帝国的历史，首先要理解的是农业化。
很多人都知道工业化，对农业化则不免感到陌生，因为它太遥远了，距今已有七八千年的历史。那个时候连文字都还没有出现，也就不可能留下可靠的历史记录，只能依靠考古发掘再结合上古神话传说做一些推测。但对人类文明而言，农业化的意义足以与工业化并驾齐驱。
农业化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根基。那些坚持以采摘或者狩猎为主业，拒绝转型为以农业为主业的民族，在人类文明的舞台上逐渐变成配角，比如非洲、南美的那些丛林部落。
农业化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农耕化，也就是以种植业为主，而不是以游牧或者畜牧业为主。
一个农耕化的社会，可以稳定地获得大量食物，养活数量庞大的人口，并让这些人口定居下来，而不是像游牧民族那样居无定所。农业劳动者创造的食物数量可以超过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存必需，也就可以供养一批无须从事农业劳作的“富余人员”去从事脑力劳动，搞国家行政管理，研究科学技术和军事技术，从事思想文化与文艺创作等工作，还可以养得起规模庞大的军队；而且，这些“闲暇人员”可以聚集到固定的城市集镇当中，互相交流，形成分工，产生比较复杂的手工业体系，制造出先进的工具。这就可以极大地提高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和战争能力。
战争能力是一个国家、民族、文明生存发展的重要能力。将领的才干差异对个别战役的胜负影响极大。但不同国家、民族之间长期的生存战争，则并不主要是将领个人的军事才能对决，而是经济实力和社会动员组织能力的对决。汉朝初年，由于经历了长时间的战乱，国家能够调用的骑兵不过1万，汉高祖刘邦出行想要找到4匹毛色一样的好马都凑不齐，有些将军、丞相出行只能用牛车。这个时候匈奴能够骑马打仗的控弦战士有近10万。此时，白手起家建立汉王朝的高祖刘邦，即使手下名将如云，北征匈奴也依然以失败告终。汉王朝因此励精图治，休养生息，增加人口，繁殖马匹。经过60多年的发展，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朝拥有军马约60万匹、战士70余万，而匈奴的骑兵数量基本保持没变。这样，汉王朝就取得了相对于匈奴的绝对优势。汉武帝因此发动了一系列针对匈奴的远征，解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
在汉朝与匈奴的战争中，名将卫青、霍去病对汉朝的最终获胜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匈奴在经济实力和社会动员组织能力上也弱于汉朝。汉朝远征，骑兵向北方深入大漠数百公里，对后勤补给的要求极高，每个士兵都需要3个甚至4个民夫来为其输送粮食。如果是10万大军远征，就需要大约40万人脱离生产劳动，专门从事军事相关活动。如果把生产这些军需的人口也算进来，那就更高。《孙子兵法·用间篇》里边说：“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若按一家5口计算，10万大军背后就至少需要350万农业人口作为支撑。仅此一项，就超过了匈奴的总人口。汉朝靠什么支撑起了如此庞大的物资供应线？就其经济根基而言，就是依靠中原地区的农业耕作，可以养活数千万农民。劳动者除了家庭自身消耗以外，至少还有10% 甚至更多的富余产量。
13世纪中期，蒙古消灭了金帝国，占领了中国北方。蒙古民族是游牧起家，对农耕生活不太熟悉。蒙古皇帝一开始觉得农耕这东西很不好，净养一些懒人，打仗都打不赢我们游牧民族，所以想把汉人都杀光或者赶走，把农田变成牧场。结果，比较了解汉文化的大臣耶律楚材就跟皇帝说：这块地方如果经营农业，每年最少可以征收赋税50万两白银、8万匹布帛、40余万石粮食，完全可以支持蒙古大军南下消灭宋王朝的军费之需。蒙古皇帝一算账，如果这地方经营畜牧业耕作能够比畜牧业养活更多的军队，这一点似乎成了北方汉人得以保全的关键因素。
中国的农耕人口在汉朝时期就达到了五六千万人。北方的匈奴以游牧为主，能够养活的人口也就几十万，再英明的君主也没办法突破这个人口供养的上限。这点儿数量的人口进入中原，就好像河流汇入大海，不管河水有多么浑浊，哪怕像黄河一样全是泥沙，流进来之后泥沙也会冲散、消失。稳定的农耕生活远比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过着舒服，游牧民族进入中原以后很快就会放弃游牧，改为农耕。因此，尽管中原政权多次因为自身的腐朽而被北方游牧民族击败，但中原农耕文明仍长盛不衰，在数千年的时间里，人口数量还一直随着技术进步而不断增加。汉民族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情况，在中华帝国2000年的历史中也始终没有发生过变化。
一、大河文明：农耕帝国起源之谜
农耕化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大跃进。单纯从事采摘活动时期的人类，严格来说都是未完全进化的人类。动物也大都靠采摘为生，却并不能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文明。
从事狩猎的先民略好一些，食物来源多样化，而且形成了组织协同体系，原始部落因此形成。但是这种部落一般都极小，只能勉强维持自身的生存，也谈不上有多余的人口来发展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农耕化以后的人类，才能算是真的进入了文明时代。
要想从采摘和狩猎的阶段进入农耕时代，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大帝国，条件是很苛刻的。整个地球上，也就只有四处地方能行。一个是埃及的尼罗河流域，一个是中东地区的两河流域，一个是印度半岛的印度河流域，一个是中国的黄河流域。
这些地方能够进入农耕时代、建立农耕帝国，首先要有一条大河，为农业耕作提供足够的水源。
这条河必须足够大，能够养活足够多的人。因为农耕文明跟游牧文明不一样，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必须分散居住，没办法永远处于战备状态，机动性很差，这就需要足够大的耕作面积来养活一定数量的常备军从事国防。小河是不行的，小规模的农耕部落很快就会被周边的原始部落或者游牧民族征服。
光有大河还不行，还需要满足一些很苛刻的条件：河流附近要气候干爽而且温度适宜，不能太冷也不能太热。尤其是不能太冷，冷了作物就生长不起来。
同时，还不能有太多降水，不能有太多山地。如果这个地方雨水充沛，大河的两边就会生长出茂密的森林。原始条件下的人类，难以在森林里开垦出大片的耕地。尤其是，如果河流经过的地方多山，土地坡度较大，大量的降水会不断冲刷地面，带走地表土中大量的有机质，只留下贫瘠的沙土地，难以种植根系比较浅的农作物，只能生长根系很深的树木。只有气候比较干燥，河流周边地势平坦，没有大片的山岭和浓密的森林，然后每年河流泛滥，泥沙会淹没周边的一些地区，才能形成开阔而肥沃的土地用来播种农作物。
地球上能够同时满足这些条件的地方并不多，在原始耕作水平下就能实现农耕化的地区也就非常少。
像南美的亚马孙河流域和西非的刚果河流域，虽然拥有世界流量第一大和第二大的河流，但是降水量太大，表层土就会因雨水长期冲刷而变得贫瘠，河的两岸又是茂密的热带雨林，不可能较早实现农耕化。
完美符合以上全部条件的是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尼罗河的上游降水丰沛，水量非常大。但在其中下游地区，由于海洋季风不往这个方向吹，一年到头很少下雨，非常干燥，旁边就是撒哈拉大沙漠，河水基本就是从沙漠中间流过。
每年夏季，上游就下暴雨，下游河水泛滥。从上游冲下来很多的泥沙，就堆积在河流两岸，形成肥沃而平坦的适合耕种的土地，原始人类可以很容易地在上面播种。埃及这个地方因此就成了人类农耕文明最早的发源地。
仅次于埃及的农耕文明发源地是埃及东北边的两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中东这地方也十分干旱，有大片大片的沙漠。古巴比伦、波斯帝国和后来的阿拉伯帝国（7～13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13～20世纪），都是依托这两条河的农耕文明形成的陆权帝国。
相反，在埃及对面，隔着地中海的欧洲，那里也有两条大河：一条是莱茵河，一条是多瑙河。由于地中海的风向是往北吹的，所以埃及不下雨，但是欧洲降雨量丰富。这两条河两岸森林茂密，很难发展出早期的农耕文明。在欧洲地中海北岸靠近埃及和两河流域的一些地方，由于受到埃及和两河流域农耕文明的影响，也缓慢地发展出古代希腊和罗马文明。但是比四大古文明要晚了数千年。
第三位适合发展农耕的就是中国的黄河流域了。
黄河水的部分来源是青藏高原的冰川融水，黄河也会出现季节性的泛滥，在中下游地区形成冲积平原，而其中下游地区位于中国北方的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从太平洋刮来的东南季风经过南方大陆以后就减弱了，从印度洋刮来的季风则直接被青藏高原挡住了，所以这个地区降水不会过多，能够发展出早期的农耕文明。但它还是会受到东南季风的影响，比埃及和两河流域的降水量要大一些，所以农耕文明出现的时间稍微晚于古埃及和古巴比伦。
黄河下游地区降水更为丰沛，所以黄河文明首先出现在更为干旱的中上游地区，也就是今天西安一带的关中平原，由黄河的支流渭河冲积而成。这个地方南边有秦岭阻挡，比下游更加干旱，开垦耕地也就更容易一些。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位于西北地区的昆仑山、太白山（秦岭主峰）占有重要地位。上古传说中的“华夏始祖”黄帝部族便生活在黄河中上游平原和渭河平原一带。中国有比较可靠的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从商周开始的。周的发源地也在关中平原。
中国的长江流域距离黄河流域很近，很早就有人类活动。长江水质清澈，物产丰富，非常适合航运。但是长江上游和中游流经的地区降水过多且两岸多山，山地一遇到暴雨就会大量流失表层土壤，适合农耕的只有山地之间的狭小平原。这些小平原无法供养足够多的人民和军队，很容易就被来自黄河流域大平原的农耕部族征服。长江下游以及它旁边的钱塘江地区，地势平坦，季风北上也较少遇到高山阻挡，降雨相对上游和中游地区要少一些，发展条件稍好。早在七八千年前，这里就种植了人工驯化的水稻，与黄河流域种植人工驯化粟（小米）和黍（黄米）的时间基本相当。在四五千年前，钱塘江流域还出现了良渚古城这样辉煌一时的文明，但有学者认为，它最终还是被来自黄河流域的农耕兵团征服了。从炎黄时期一直到北宋，北方的黄河流域始终都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华农耕帝国的重心，长期以更为干旱少雨、地势平坦的黄河流域为主。
第四位适合发展农耕文明的，就是印度河流域。印度河发源于青藏高原，上游有丰富的雪山融水流下来。中游的两边都是高原，挡住了降雨的季风，中间形成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印度大沙漠（又叫塔尔沙漠）。情况与尼罗河类似，这里也很早就产生了农耕文明。
但是，印度河中下游平原的面积比较狭窄，发展空间有限。在中国商朝的时候，印度河文明就被北方的异族征服了。后来随着农耕技术的进步，又逐步开发了东边的恒河流域，印度文明的中心也随之转移。
大河才能孕育文明，但降雨太多又会阻碍文明。这是一对有趣的矛盾。
不过，降水丰沛的地方一般日照充足，又有足够的水源。农耕技术发达以后，特别是人们学会如何防止降水冲刷山坡土地的养分以后（比如中国南方的水田、梯田），这些地方反而会“后发制人”，得到比干旱地区更高的粮食产量，甚至发展出更先进的文明。欧洲后来发展得比埃及和中东都要好，美国现在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粮食产地之一，长江流域取代黄河流域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恒河流域取代印度河流域成为印度半岛的经济中心，都与此有关。
三、官不聊生：明初官员的工资水平分析
在朱元璋治下，大明朝成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官不聊生”的朝代。
朱元璋对官员很刻薄，甚至可以说很凶残；但是对老百姓却很宽厚。明朝的农业税收，是历朝历代最低的，严格按照“三十税一”的比例来征收。这个比例只有在“文景之治”的时候被执行过，后来基本都是执行十五税一或者十税一。而且朱元璋还动不动就下令减免某些地方的税赋。
朱元璋时代和“文景之治”的区别就是：“文景之治”啥事都不干，任由地主豪强扩张势力、兼并土地，朱元璋则是逮着一个杀一批（不是逮着一个杀一个，他在屠杀贪官豪强方面属于战斗力爆表的类型）。
在这种情况下，官员的生活就很惨了。贪污会被杀掉。不贪污，由于国家税收很少，给官员发工资自然也很抠门。一个县令的工资就是一个月七石五斗大米，折合约1155斤大米，这个水平大概相当于宋朝县令工资的一半。明朝也是历史上官员俸禄最低的大一统朝代。
那这个工资到底是不是低得官员们不得不贪污受贿呢？
如果按照粮食价格来折算，1000多斤大米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五六千块钱。这点钱要养活一家五六口子人，是肯定不够的。但这种折合方法比较片面，因为粮食作为基本生存物资，一旦完全够吃以后价格就会直线下跌。在绝大多数人只能勉强维持温饱的古代社会，粮食比现代社会“值钱”得多。
我们用一种更复杂的方式来算一下：
一个县令一年的工资是每月7.5石，每年90石。根据《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明代每人每天吃一升米是一个标准，相当于每天约1.5斤。官府也按照这个标准给政府雇佣工匠发口粮。一个人一个月就要吃3斗米，五口之家一个月口粮不会超过1.5石米。
也就是说，一个县令，要养活一家5口人，只需要花费他工资的不到1/5（1.5/7.5=20%）即可。
大家都知道经济学里面有个很著名的“恩格尔系数”，就是一个家庭在食品方面的开支占全部家庭收入的比例。恩格尔系数达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非常富裕。
当然，一个人一天1.5升米是非常省吃俭用的生活方式，仅能满足温饱。但即使再增加一倍，算上肉蛋方面的消费，食品开支也应该可以控制在总收入的40%以内。
也就是说，按照朱元璋定的工资标准，一个县令只需要花费工资不到40%就可以让五口之家吃饱吃好，属于“富裕”。
换而言之，一个县令不用下田劳动，在办公室里办办公务，就能让全家吃饱吃好。而且政府还为他全家提供住宅，县衙里边还能种菜。如果能够注意节约，省下钱来买田买地的话，退休以后回家当一个地主富农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也有人认为一家五口的数量不一定准确。那么，就不考虑一家有几口人这个假设，再将县官收入与明朝农民家庭的收入水平比较。在江南地区，自耕农所占田地数，少者为3～5亩，中者为5～10亩，多者不超过40亩。平均亩产约为2.31石，则即使按照“多者”也就是自耕农中最富有的地产上限40亩来算，每年也只能收获大米92石，与县令俸禄相当。如果按照中位数来算，如果一家只有10亩地，全年最多只能收获23石大米，县令的收入是中等自耕农家庭收入的四倍之多。
在朱元璋看来，这个标准定得一点也不低。因为他是贫农出身，这个工资够他们家全家六七口人累死累活干上好几年了。县令只需要坐在县衙办公，获得的收入就能赶上耕种40亩土地的富裕农民家庭。这是少年朱元璋和他的父母做梦都达不到的生活标准。怎么能说低呢？
但是，在官员们看来，这个工资标准就太低了，低得让人没有活路了。官员们是通过读书考试进入仕途的，属于人才、精英，社会地位又高，怎么能跟农民有一样的吃穿用度呢？农民过年才能吃一回肉，官员家庭天天都要吃肉才行。农民可以衣衫褴褛，官员必须衣服光鲜整洁；家里还要雇佣人，办公还要雇佣书吏、幕僚，这些都要钱，都属于基本开支。光这些开销，一年的工资就不够。官场上还有交际，花费就更不用说了。
朱元璋跟官员们的认识差距，可以称为阶级意识的差异——工资够还是不够的问题，站在不同的阶级角度来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
阶级意识主要包括两个部分：阶级感情和阶级认识。前者，就是你站在什么立场上来看问题；后者，就是出身环境决定了你能认识到、了解到哪些情况。
朱元璋虽然当了皇帝，但他还是站在贫苦农民的立场来想问题，他所能了解到的日常生活，就是底层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在帝国制度下，要当好一个官员必须面对哪些具体而复杂的问题，他是不知道的。因为他没有当过官，不晓得当官也有当官的难处。他所能看到的世界，就是一个官员压迫老百姓的世界，那些官老爷们都很威风，也很腐败。所以，要求他们过一过跟农民差不多的生活，杀一杀他们的威风，在朱元璋看来就是完全应该的。
也就是说，不管在阶级感情还是阶级认识上，朱元璋都是从农民阶级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相反，站在读书人、士大夫的立场来看，一切就完全不同了。
像赵匡胤，他出身军事地主家庭，虽然未必是大富大贵之家，但从小吃穿不愁，也不用学习耕田放牛。在他看来，县令这种官员，就应该过跟他小时候差不多的生活才对。而且他是一步一步升官升上来的，当过刺史、节度使，后来做到权力中枢的位置，然后发动兵变夺取了政权。所以他相当了解做官的辛苦，知道官场上的那些“潜规则”有多么复杂。一个普通官员要在官场中生存发展，收点钱那是难免的，如果不在本人工资之外去搞点钱，用来应酬同事、孝敬上司，他在官场上基本就混不下去。收钱之后能把本职工作办好，不过分贪婪挥霍，就算是好官了。
所以赵匡胤制定的国策，就是给官员很高的俸禄，把大家养得舒舒服服的，而又不必承担太多的责任。这必然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农民的负担很重，过得很辛苦。他是站在官僚阶级的立场来看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所以对底层人民的疾苦考虑得就要少一些。或者说他缺乏理解这个问题的生活体验和基础知识。
每逢新进入官场的年轻官员上任，朱元璋都要亲自召见，跟他算农业生产的账：你看你的俸禄，是多少石大米，折合成谷子是多少，要生产这些谷子要多少亩地，要多少农民辛苦干一年。然后农民要将这些谷子交给国家，还要挑着走多少里地，来回走多少趟，多么多么辛苦。所以你不要嫌工资少，你一年的工资已经是农民们全家干多少年的收入了。
这些账到赵匡胤那里，肯定是一笔糊涂账，他不可能知道得像朱元璋这么清楚，估计也没有兴趣去搞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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