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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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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始于格奥尔格·西美尔的一篇短文《闲话局外人》。“局外人”这一因阿尔贝·加缪而广泛传播的概念，在鲍德里亚和纪尧姆的讨论中变幻为“他异性”，即不属于共同体那一部分的社会功能。他异性可以存在于青少年的特立独行中，可以存在于心理医师与患者的匿名对话中，也可以存在于本国人和异乡人之间的交流中。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将引领我们思考我们自身的身份、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我们与社会的关系、他人与社会的关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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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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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是当代激进思潮的关键词。但究竟何种差异才是最本质的“异”？什么才是真正的、而非作为自我之镜像的他者？这不仅关乎学院象牙塔内的概念辨析，而且关乎我们何以构思一个全新的未来。鲍德里亚和纪尧姆的讨论穿越异国风情、人机之别、两性对立，将当代西方左翼的种种乌托邦想象消融在同一性中。面对形形色色的政治异见，鲍德里亚和纪尧姆试图提醒他的读者：这些异见或许只是主流观点的异类表达，切莫把镜像当作真实！本质的差异更多代表某种摧枯拉朽的哲学批判精神，它永远处于我们望而未即的彼岸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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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关于作者
让·鲍德里亚（1929—2007） 法国著名后现代思想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先后任教于巴黎十大和巴黎九大，撰写了一系列分析当代社会文化现象、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著作，在世界范围内具有重大影响。除了《冷记忆》系列，主要代表作还有《物体系》《消费社会》《生产之镜》《象征交换与死亡》《论诱惑》《美国》《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完美的罪行》等。
马克·纪尧姆（1940—） 法国经济学家，鲍德里亚的重要合作者之一。著有《遗产的政治学》《网络帝国》《绿色病毒》等。
关于译者
鲍锡静 江苏南京人，毕业于南京大学法语系，获硕士学位。现于大型企业担任法语技术写作兼翻译工程师职务。
苏振源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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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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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001/前言
001/作为他者之省略的幽灵性
028/他者，别处
067/星球旅行
098/人工的愚蠢和他者的智能
119/人造性与诱惑
161/他异性的整形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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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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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一些新编码（code）会出现，但人们进入一个匿名程序后，那些建立在身份、识别、族名（nomen），即部族（nomos）的所有编码基础却消失了。
为了看见新鲜事物，就应当抵制一种诱惑：把幽灵般的沟通看作一种部分的、不完整的沟通。幽灵般沟通的他者、绝对的对立面会是什么呢？我们可能觉得是两个很亲密的人之间的面对面、身体对身体，人们称之为一种真正的、绝对的沟通。实际上，这并非幽灵般的他者，因为如果二者之间一切都被分享、一切都是共有的，那就再也没有沟通了，沟通在一种太深的亲密中消失了。这里有一个经典的疑难：沟通所追求的东西也正是使沟通消失的东西。换句话说，一切沟通都建立在与自身相对的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区分之上。正因为如此，沟通从一切形式的距离设置、独特之处以及所有不理解与误解的风险中得到滋养。科技进步将沟通从现实中去除，使之幽灵化，这让沟通更复杂、更丰富，又随处蔓延，这点不足为奇。幽灵般的沟通可能实现理想化的沟通：增加距离设置。这让我们对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更加明白了：匿名与失范之间的关系。
从传统沟通出发以观察匿名是如何被引入的。这是完全一具身体的共同出场来鉴别的沟通。显然，通过信件或电话的沟通中，身体是缺席的，但在一个拒绝混乱的社会里，即使是这种情况也严格遵守鉴别仪式，这仪式甚至已经被仿制到面对面沟通上。写信要有一个寄信人和一个身份明确（鉴别过的）的收信人。会有一些规则，一些甚至不太流畅的礼貌惯用语。这种传统的书写沟通因此完全服从于强势文化表象的受限结局。用电话沟通同样如此。电话被自身的许多科技潜力大大枯燥化、曲解化。它的生存起源于逆退式的想象，即一切应该在可能的范围内发生，如同人们当时就是面对面的。有人会说电话已经夭折了。这种装置只有在以好的方式使用时，才是可想象的，比如说有用人可以去答话，去作为中间人，将年轻女孩甚至已婚妇女和这个能够允许未驯化的社会性入侵的工具隔开。电话就此失势，接着按照社会的强势之物将自己仪式化。寄信人身份的匿名尤其是被严格禁止的。一开始有可能的三人间的同步沟通没有被保留下来。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有潜力的技术就这样被弃置了。
相比之下，书籍或者报纸早已引入了匿名，或者说单边的匿名，因为这里的收信人不再能被鉴别。这种辐射沟通的形式下，匿名的、未知的、沉默的读者是大众的代表，是所谓公众观点的代表，确切来说，这种不被公开的观点，在社会沟通领域占据了一个重要且全新的地位。我们可以想想法国16至17世纪的书，尤其是所有批评家（也可以加上新教徒，他们在其他地方以其他名字发表作品）的书，我们会注意到这种形式的出版，建立在大众匿名，甚至双边匿名的基础上。
随着广播、电视、电影的诞生，这种辐射沟通的形式将变得越来越普遍。这种情况下，发射器（信息发送者）似乎被很好地鉴别了。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些在播音室或相机前的人，我们只认得他们的声音或脸。他们也处于一个幽灵般的位置。这些辐射的媒体已然加快了文化的改变，加快了极其片面的沟通的接受。
二十年来，未被曲解化、枯燥化的科技潜力催生了新的实践，或者说旧实践的新状态。这意味着作为匿名信、涂鸦还有大字报特点的鉴别丢失了，这一丢失突然终止了一个或因特殊而边缘的、或道德上被谴责的处境的构筑。甚至有时候产生了反面效果。给出名字是被禁止的。我尤其想到其中一个实践，那是民用频段（Citizen Band）的应用。起初，规则规定介入的人不提供姓名和地址。另一种更为古老的应用也是如此，即电话“网”，它源于一个科技缺陷，但接着在某些实验性的场景下，它在电信的一般管理方针下，在制度上被组织起来。
因此，“民用频段”、电话“网”都曾是沟通中全新之物的不连贯的、不重要的征候，而这种沟通是在法国计算机领域中突然发展起来的。人们处在这样一种情况中：陌生人轻声对陌生人说着话、互吐心事、创造着角色与故事，在这里匿名是规则。事实上，那不能算绝对的匿名，倒不如说是异语同义词或笔名。这是一种约定，有时用很有意义的笔名代替绝对的匿名，正是这种全新的约定得以中止日常礼貌的老规则。从这个角度看来，可以说匿名正在面向某种失范的形式，因为某种亏蔽致使礼貌的日常规则正在消失。可能更普遍看来，这种匿名正开始一种中断，这一中断将让主体不仅与自我感受，而且与社会环境甚至与整个现实分隔开来。这一中断会去支持想象的自由，并最终承认一切幻象。也许这不是对他者、他处，更是针对自身；也因此与社会装置相比，匿名更是一种解放想象之物，从而与自身拉开一段距离的方式。
然而，将匿名化约为这种想象的自由或许是个错误。诚然，越少的鉴别允许越多的违犯；的确，一些不可见的网络最终只是削弱了共同体社会的控制；以同样的方式，人们从乡村来到城市，受到更少的约束。因此从这点看来，人们将总是趋向都市变换的扩张。这种对匿名的探索，隔着距离来看，并没有削减成如此。这同样是一位象征装置，它不仅允许主体来分离世界，而且也让其肯定自己永远对抗的世界。一边分离，一边肯定。
例如，匿名可以是再造和再现某个身份的手段。在社会冲突时期，一些大的国民企业里，职工选择匿名的媒介来逐个车间地表达自己的诉求。一种匿名的联结首先允许拉开距离，必要时让工会失去信誉。匿名实在是一位能够创造与建立一片空地的象征装置。从这个角度看来，匿名实现了规避制度满溢之处，并且如果条件良好的话，会出现一位新的重要公众角色。为了避免在行动前说出自己的名字，为了让每人参照自己与他者，自由下定决心，这一行动让发言人与等级中的被遗弃者拥有一个身份，也拥有一个在规范和工会运动之外的公共计划。这一具有创造性匿名的过程在我看来十分有意思。
更常见的，匿名是这样一个装置，它使得我们建构起如此两个世界：一个世界是社会化的、功利主义的，因此部分是非人道的，同时它又是必然且宿命般的（社会的、科技的、经济的世界），另一个世界是隐秘的、激情的、人道的，同时它既微不足道却又必不可少。肯定这两个世界是对每个个体的挑战，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这两个世界无法类比：它们不仅与彼此相差甚远，而且毫无关系。这是一个日常挑战，人们更习惯逃避或密谋，而非对抗，正因如此，我们拥有许多类型的摆渡人。首先是那些我们有时向之吐露困难的亲近之人（父母、朋友），但相反，也有那些局外人（我们回到西美尔提到的这一角色）。局外人，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可能是偶然碰到的局外人，也可能是 “专业的”局外人。专业摆渡人的典型形象是医生或精神分析医师，这些人便是F. 佩里埃（F. Perrier）命名的“他异性的公务员”。
与医生沟通时，部分是匿名情况。事实上，多变的匿名在此处披上了职业机密的外衣，被法律或伦理所保障。如果对医生说话时，我们说出自己的名字（当然不是必需的），几乎可以确信这个名字在这一次会面外将被抹去。匿名，貌似在我们的表征中被拒绝，事实上却在某些情况下被组织化、被合法化。在这些情况中，我们相信某人可以充当摆渡人的角色，同时试图帮助您去解决两个世界中的无非类比。
如今用来沟通（以及用来转换）的机器衍生出一些不固定的网络，彼此陌生的人幽灵般地相聚于此，有时处于这种摆渡人的角色（这是其中一种可能性，并非他们唯一的角色）。他们可以借助彼此入门身份游戏，或者说身份与主体间性的伪装游戏。在最简单的层面上，可能是探索话语自由的冒险，这种话语被一切外在控制的要求所剥夺，一种在谎言与真实中摇晃，将现实与虚幻混淆的不负责任的话语。这种情况下，追寻的不再是对他者的探索，而是对他者角色，以及我反之可采用的角色效果。这种伪装只出现在一种纯粹的模仿中：“我”使得自己看起来成了他者。这是某些短信的情况：通过匿名或笔名，一些人给予自己本来没有的社会身份、职业或性别。选择一个名字，在屏幕和文字的保护下，他们能够更自在地实践一种“文本的乔装打扮”，这一乔装打扮被一种完美的安稳甚至某种天真所承担。所有这些情况中，确认仪式的负担减轻了，交流更加自由，可以形成在普通的限制性社会环境中无法想象的关系。“省略身份，就像省略单词末尾的字母一样，有助于建立联系。”
我感觉这种肤浅无害的表象游戏如同陷阱般对游戏者打开。即使幽灵式的交流不会使人受到任何约束，但由于它被剥夺了真实性，甚至支持某种自身的缺席，在某些情况下，它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真实效果。这种言语不负责任，经常逆退，被抹杀，这种幽灵般的交流以潜意识的话语形式使他者在主体中出现。他可以是主体事实、他异性突现的精神助产术，却是一种来自主体本身但是失真源头的他异性的突现。这种情况下，幽灵般的沟通与精神分析所遇到的某些过程相距不远。例如，巴林特[1]（Balint）报告说：他的一位女患者是“言语磨机”，直到医生在信中对她所讲主题做了无关痛痒的赞美而改变了她的沟通状态。如今的“言语机器”会引起相同的震荡过程。这些机器给语言以游戏，也因此允许各种各样的游戏，其中只有他者唤起的在场充当了自我揭露的借口。
[1] 迈克尔·莫里斯·巴林特（Michael Maurice Balint，1896—1970），匈牙利精神分析理论家；他创建了“巴林特小组”，小组以培训和研究为一体的模式，探讨医患关系中的主体间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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