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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百万级畅销书作家、知名历史学者张宏杰继畅销书《曾国藩传》后通俗讲史力作。剖析复杂人性，解读中国传统社会潜规则
2、本书切入角度新颖，对于读者貌似耳熟能详的人物，却能另辟蹊径，从独特的角度得出与众不同的观点，让人耳目一新。作者以心理分析式的讲史，抽丝剥茧分析各个权力人物对历史的影响和历史是怎么决定他们的命运的。11张典型的权力面孔，11个独特的人性侧面，组成一幅中央帝国的权力图像
3、一部浓缩版的中国帝王传记，每个人物的小传都很独特：权力怪兽的第一任驭手秦始皇、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与代价、从先进模范到乱臣贼子的王莽、被大业压垮的杨广、偏执型人格患者朱元璋、不愿意做皇帝的正德、从伟大到平庸的嘉庆、“上帝第二子”洪秀全、被“帝王教育”败坏的光绪、生为猎物的永历、后代被斩草除根的崇祯。深度剖析权力人物的酸甜苦辣，探讨其权力运作法则和背后的行为逻辑。
4、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部帝王史和权力史。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管理者是一国之君，帝王的成长、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行为逻辑、经验教训等，对普通人、团队管理者、创业者、公务员都有一定的启发。
5、内外双封设计，采用特种纸 烫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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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这是一幅中央帝国的权力图像，也是一部浓缩版中国帝王传记。
知名历史学者张宏杰以心理分析式的写作手法，描写了秦始皇、汉武帝、王莽、杨广、朱元璋、正德、嘉庆、洪秀全、光绪、永历、崇祯等十一张中国历史上典型的权力面孔，深入分析了他们在皇权压力之下所呈现出来的不同的人性侧面，并在此基础上，解读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权力运作法则和背后的行为逻辑。
十一张权力面孔，就是十一个独特的历史侧面。这些不同特点、不同性格的权力人物，影响着历史的发展，历史也决定了他们的命运。本书既有关于他们心灵动态的描绘，也有其所依托的文化背景的分析，通过讲述他们的故事，以点带面透析王朝兴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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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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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杰，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著有《曾国藩传》《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简读中国史》等。曾在《百家讲坛》主讲《成败论乾隆》。大型纪录片《楚国八百年》总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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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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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章 皇帝：权力的囚徒
第一章 秦始皇：权力怪兽的第一任驭手
第二章 汉武帝：雄才大略与代价
第三章 王莽：从先进模范到乱臣贼子
第四章 杨广：被大业压垮
第五章 朱元璋：偏执型人格障碍患者
第六章 正德：不愿做皇帝的人
第七章 嘉庆：从伟大到平庸的滑落人生
第八章 洪秀全：上帝第二子的前世今生
第九章 光绪：被“帝王教育”败坏的人
第十章 永历：生为猎物
第十一章 崇祯后人：权末代的悲惨命运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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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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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宗之余烈”：权力怪兽的诞生过程
一
秦始皇虽然是公认的“千古一帝”，但是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其实是被大大夸大了。
秦始皇第一个历史功绩是统一了中国。然而，中国的统一运动既不是出自秦始皇的意志，也不是由他亲手启动。春秋以降的统一运动，是中华民族集体意志的结果，是一个持续了几百年的历史过程。秦始皇只不过是接力赛的最后一棒选手。
秦始皇的另一大“功绩”是建立了全国范围内的皇帝制度，或者叫“大一统郡县制度”。然而这个制度并非秦始皇的原创，而是春秋战国以来大部分思想家共同努力构建的。其实，除了发明了“皇帝”二字，以及规定“命为‘制’、令为‘诏’、自称曰朕”等文字细节上的贡献外，秦始皇对于“皇帝思想”或者说“皇帝制度”并无思想性的建设。他的所作所为，不过是贯彻了前代思想家和政治家们的政治设计而已。
甚至“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也是商鞅时期就开创的先例。商鞅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统一度量衡，即“平斗桶权衡丈尺”。秦孝公十八年（前344）颁布的“商鞅方升”就是这次改革的实物证据。秦始皇“焚书”之前，商鞅也曾经“燔诗书”。
可以说，秦始皇是一个实践者而非思想者。他的特点是执行力超强，而非创造力出众。他的功业是建立在“祖宗余烈”的基础之上的。
二
秦国是一个铁血之国，它诞生于西周和东周交接的时代。
它在天下主要诸侯国中是最特殊的。
第一，它最年轻。
秦人起源于甘肃天水一带，是周代的一个边缘部族，本属“蛮夷”。周初分封的时候并没它的份儿。西周末年，犬戎进攻周王室，大部分诸侯不管不问，独质朴的秦部族积极勤王，“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史记 ? 秦本纪》），在战后又护送周平王东迁，因此被感激涕零的周天子封为诸侯。秦国作为一个国家由此正式出现。
因此秦国是一个边缘型的落后国家。和齐、晋、鲁等老牌诸侯国相比，秦的历史短了整整一个西周的时代，大约迟了三百年。
第二，它最落后。
荒凉的西北高原，物产稀少，人民生活贫困。《汉书 ? 刑法志》这样描述秦国：“其生民也狭厄，其使民也酷烈。”作为一个地处偏僻的后起国家，秦国文化上也非常落后，李斯谓“士不产于秦”，荀子说秦国“无儒”。秦国人才都是从外面聘请来的。
第三，它的发展轨迹最特殊。
周代的几乎所有国家，都以礼乐文明为努力方向。即使边缘型的国家，也都全力中原化，努力由“蛮夷”而进为“华夏”。但秦国的发展路线却相反。
秦国立国之初，也曾倾心中原。但是到了第九位君主秦穆公，他对比中原与蛮夷，认为“中原化”或者说“礼乐化”会使一个国家丧失尚武精神，因此果断中止“中原化”进程，向戎狄开拓，“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吞并了大量羌戎人口，大力吸收戎狄文化。秦国的文化面貌因此发生了明显变化。考古发现秦文化中的屈肢葬、土洞墓、茧形壶、铲形袋足鬲等一系列独具特色的文化因素，不属于中原国家，而属于西北少数民族。
因此，在战国七雄中，秦国文化是最独特的。秦国和游牧民族一样，百姓停留在“淳朴忠厚”的半野蛮状态。与中原散漫的农业文明比，秦国文化具有纪律严明、上下一致的军事化作风。“秦中士卒，以军中为家，将帅为父母，不约而亲，不谋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与西戎的融合，给秦人的躯体注入了更多粗犷和野蛮，决定了秦人狼一样的性格。
这些特点导致秦国一直被称为蛮夷，受人歧视。“六国卑秦，不与之盟”，“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狄遇之”。但也正是这些特点，决定了秦国在新型权力怪兽诞生的过程中夺得了先机。
三
在皇帝制度诞生之前，中国运行的是一种旧的权力机制，叫“封建制度”。
这种制度以血缘为基础。周天子把天下土地分封给了自己的叔伯兄弟，让他们代代世袭。诸侯在国内，也同样把土地分封给自己的亲人。天子用管理家族的方式，管理天下。
然而，这种旧的权力制度有着严重的问题，导致了春秋战国的混乱局面。第一，血缘作为各级权力间的连接纽带和黏合剂，有其先天的弱点。因为血缘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淡。各国诸侯与周天子的血缘关系越来越远，亲情渐渐失去了感召力和约束力。
第二，封建制下，各级权力的控制力不强。封建制是一种自治制度，各个诸侯国自行其是。周天子的权力向下只能到达诸侯，而到达不了诸侯的下一层，也就是卿大夫。同样，诸侯也只管得了卿大夫，而管不了卿大夫的下一层，即士。这就如同欧洲封建时代的一句话：“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各地百姓，只对自己的直接领主唯命是从。在效忠对象之间出现矛盾时，他们只会选择忠于自己的直接领主，与上级领主对抗。
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诸侯越来越尾大不掉，周天子对地方的控制力越来越弱，中央政权的权威急剧衰落，社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解体。西周很快变成了东周，中国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天下一片混乱。不再有共同的标准和原则，不再有有效的协调机制，整个春秋战国时代，各国遵守的都是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相互之间你争我夺，大打出手。“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 ? 离娄章句上》）
在现代人看来，春秋战国时期生机勃勃，思想活跃，可是，身处历史当中的人的感受与后世的人往往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翻遍春秋战国时代留下的所有文章典籍，很难见到当时的人对那个时代的赞语。相反，触目皆是哀叹、抱怨和诅咒。在老子眼里，春秋时代是一个充斥着“昏乱”“杀人”“甲兵”“盗贼”“食税”“民饥”的末世。孔子同样为礼崩乐坏而痛心疾首。他认为这是一个“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不可容忍的混乱时代。
漫长的混乱，让所有人都苦不堪言。从西周灭亡那一天起，中国人迫切地呼唤出现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来恢复天下秩序。
虽然先秦各学派一直在彼此攻讦，甚至视若仇敌，但在“国不堪贰”（《左传》）也就是天下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权威这一点上却达成了高度共识。他们把视力所及的中国大地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致认为，分裂必然导致天下混乱，战争连绵，民不聊生。“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吕氏春秋》）
孟子征引孔子的说法：“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孟子 ? 万章上》）面对“天下恶乎定”（即天下怎么才能实现稳定）这个问题，孟子说“定于一”（《孟子 ? 梁惠王上》），即只有通过统一。荀子也说：“权出一者强，权出二者弱。”（《荀子 ? 议兵》）
墨子则主张建立一个绝对君主专制的大一统国家。他的政治梦想是“尚同”，建立一个层级鲜明、纪律严厉、绝对整齐划一、消灭个性和多样性的社会。这样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使国家富强安定。（《墨子 ? 尚同》）
老子认为，宇宙的本质是“一”，统一会解决一切问题。他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正）。”（《老子 ? 第三十九章》）法家则是对大一统政治制度贡献最多的一个思想流派。韩非子认为“一栖两雄”“一家两贵”“夫妻共政”是祸乱的原因。（《韩非子 ? 扬权》）
因此，中国的大一统政权建立不是哪一个人灵机一动的设想，它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意志的结果。翻翻诸子百家的著作，我们就会发现，大一统是春秋战国时代诸派学者一致憧憬的政治目标。
诸派学者达成的另一个共识，是建立大一统不能重复周代的老路，必须树立一个势高权重的中央权威，直接统御天下。因为走老路的结果，必然是不久之后，天下重新分裂。正如后来秦始皇时代讨论“郡县”和“封建”两种制度的优劣时李斯所说：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
如果再建一个周朝一样的体制，分封同姓子弟，结果必然是后来血缘疏远，相互攻击，天下大乱。封建制必然会导致战争不断。
因此，新式的权力必须是中央集权，君主把权力集中起来，强力控御天下。
墨家认为，要结束天下混乱无序的状态，就必须竭力推崇君主，树立君主权威，天下有了重心，自然大定。“无从下之政上，必从上之政下。”（《墨子 ? 天志上》）
儒家的荀子学派也认为，君主要成为“参天地”的超人，成为“万物之总，民之父母”，要处于至尊的位置，没有任何人能与他匹敌，以绝对的权力指挥一切：“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荀子 ? 正论》）
法家更是强调加强君主的权威。《管子》的《明法》开篇就说：“所谓治国者，主道明也；所谓乱国者，臣术胜也。夫尊君卑臣，非计亲也，以势胜也。”也就是说，治国之道，是君主大权独掌。乱国之道，是大臣以术胜主。君主位尊而大臣位低，并不是因为大臣忠爱君主，而是因为君主以权势压倒大臣。
韩非子也认为最理想的境界是君主一个人独断：“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韩非子 ? 外储说右上》）
因此皇帝制度是秦始皇以前无数哲人智慧的结晶。“皇帝”的诞生虽然是在公元前221 年，但是这一制度的伏脉可以往前追溯四五百年。
那么，如何建立君主集权制度呢？各家学派思路不太一样。
墨子的想法是集选举制与统一思想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做法于一体。他说，人的思想不统一，就容易冲突，甚至父子兄弟也常因意见不同而相互怨恨，这是天下混乱的原因。所以首先要由所有人一起来选举一位品德最高尚的人做君主，然后由他自上而下，建立起高度集权、等级分明、绝对服从的行政体系。
即使你没什么政治经验，也能看出这种思路有点自我矛盾，可操作性不高。
儒家当中的荀子一派则主张天子要“隆礼至法”，君师合一，礼制和法制结合，让君主“势至重而形至佚”（《荀子 ? 正论》），达到“亿万之众而抟若一人”（《荀子 ? 儒效》）。君主要好礼义，尚贤能，“块然独坐而天下从之如一体，如四肢之从心”。百姓畏服礼法，君主指使他们就像大脑指使自己的四肢一样。这听起来虽然很美好，却也有些迂阔不着边际。
只有法家的思路明确简便。法家认为，不必改变最高统治者的产生方式，也不必把统治者变成圣人，关键是把贵族制度改造为郡县制度。所谓郡县制度，是指不再把国土分封给国君的血亲，作为他们的封地，而是由国君派出官员直接管理。
这样一来，君主可以保证权力集中。在分封制下，诸侯大夫的权力是世袭的，不是被当朝的天子或者国君赐给的，因此也不能被他们剥夺，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有恃无恐。但郡县制下，郡守和县令不是世袭的，而是由国君任命的，可以随时更换。这就杜绝了“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尴尬局面，官员对国君必须唯命是从。所以国君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大大增强，可以达到如臂使指的境界。至于原来的贵族，可以用钱养起来，正如李斯所说：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
郡县制下，可以用收上来的税赋重赏皇子和功臣，即便他们不听话，也很容易制服，这才是长治久安之道。
四
法家的思路得到了各国君主的肯定。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各国争相展开变法。从公元前7 世纪到公元前4 世纪，改革成了各国政治的主旋律。管仲以富国强兵为目的，在齐国首先举起改革大旗，接着，李悝在魏国，赵烈侯在赵国，吴起在楚国接连兴起改革大潮。
但是，传统的惯性是强大的，改革在各国都遇到了重重阻碍。虽然在很多国家取得了局部成果，但大部分都是半途而废。比如，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就因为楚悼王的去世而终止，吴起被旧势力射杀，改革措施大多被取消。
只有商鞅变法与众不同。
商鞅变法在各国的变法当中的时间排序是比较靠后的。各国变法的主要内容基本相似，商鞅的“徙木立信”，取消世卿世禄，建立郡县制，奖励军功，鼓励耕战，每一条都是别的国家曾经做过的。
但是，只有秦国的变法取得了最彻底的成功，让秦国脱胎换骨，迅速强大起来。秦国的变法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不是商鞅的能力比吴起等改革家更强，而是秦国在春秋诸国当中文化最落后，性格最特殊。
法家是作为周代礼乐文化的反叛者而出现的。周代礼乐文明的基础是“人性善”。因为社会是按血缘方式组织起来的，大家都属同一个家族，或者有亲戚关系，所以相互之间提倡体谅包容，“仁”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礼乐文化追求的是典雅、宽容、仁爱、稳定。相比之下，法家学派的理论基础，是“人性恶”。法家文化的性格直截、痛快、高效，它是一种赤裸裸的“功利主义文化”，思想完全围绕君主利益这个核心，围绕着提高国家军事能力这个根本目标。因此，法家变法的基本思路，就是通过严刑峻法，把百姓都变成亦兵亦农的斯巴达式战士，把国家改造成一架高效的战争机器。
韩非子认为，人性本恶，百姓自私自利而且愚蠢，所以最高统治者不能相信任何人，只能相信三个东西：法、术、势。“以法刑人，以势压人，以术驭人”。
所谓法，严刑峻法，严酷地对待百姓，运用好赏罚这个利益杠杆，不听话的，狠狠打击，卖命的，就给高官厚禄。所谓术，就是权术。韩非子说：“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韩非子 ? 饰邪》）皇帝出于算计用大臣；大臣们也是出于算计，才给皇帝服务。君臣之间，“一日百战”，因此皇帝一定要精于权术。所谓势，就是要造成中央权力的强大威势，压服分散的权力。这样就可调动起所有社会资源，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这样的理论，与贵族文化的性格反差太大，在有着礼乐文明基础的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原国家很难彻底推行。这就是法家理论在其他国家都遇到了重重阻碍，变法都进行得很不彻底的主要原因。
但是法家思想在秦国如鱼得水，因为它的文化基础，最适合法家文化的需要。这一点古人即已指明，《淮南子 ? 要略》谓“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趋利。……故商鞅之法生焉”。秦国的风气是贪婪、狠猛、残暴，所以才出现了商鞅变法。确实，在战国七雄中，秦国文化是最野蛮、最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的。正在中原国家渐渐改变殉人的野蛮风俗的时候，秦国却变本加厉。考古发现，秦武公死时（前678），殉人66，穆公死时（前621），殉死者居然多达177 人，创了历史之最。
所以秦国的民族性与法家文化一拍即合。在其他国家不可想象的政策，在秦国却能够顺利实施。
春秋战国之时，商业已经获得空前发展，但是商鞅对商人却深恶痛绝。他宣布“废逆旅”，即废除旅馆，使外出经商的人没有住处。商鞅对那些弃农经商的人给予重罚，“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商鞅还要求“壹山泽”，由国家垄断山泽之利，实行一定程度的计划经济。（《史记 ? 商君列传》《商君书 ? 垦令篇》）
不能经商，也不能到山中开矿，能做什么呢？只鼓励两件事：耕与战。
你或者上战场，为国家献出生命；或者努力种地，把收获的一大半交作军粮。
正如商鞅所说：“农耕，是人们视以为辛苦的活。战争，是人们害怕的事。要让人们从事辛苦的农耕，参加危险的战争，必须靠‘计算’。必须使老百姓只有种地，才能得到利益，其他的谋生手段一律禁止。使老百姓只有靠勇敢作战才得以获得功名，其他晋升方式一律取消。”
如果你不想耕也不想战，怎么办？进监狱。商鞅制定了极为残酷的法律，基本思路是“轻罪重罚”。人们一举手一投足都可能犯“法”，小小罪过都可能割鼻断脚。《盐铁论》形容秦人的苦况说：“商鞅之任秦也，刑人若刈菅茅，用师若弹丸；从军者暴骨长城，戍漕者辇车相望，生而往，死而旋，彼独非人子耶？”商鞅治下的秦国，杀人如斩草，用兵如弹丸，秦国人或者从军，或者运粮，死亡极众。
这样，国家的汲取能力大大提高。商鞅通过变法，把整个秦国变成一家农场和一座军营，所有秦国人都成了战争机器中的零件。
这样一种体制当然会引起民间社会的反弹，为统一思想，控制舆论，商鞅不仅烧了书，还规定，民众“不得议”及国家的政策：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史记?商君列传》）
除了“不得议”，商鞅还建立了互相监视的“告奸”制度。商鞅规定：“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相互纠察，保甲连坐制由此开始。商鞅通过“什伍”编户把老百姓组织起来，叫他们互相监视。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人人自危，“构造怨仇而民相残”。
不光是鼓励邻居之间相互告发，秦国还大力鼓励“告亲”。为了彻底破坏以“亲亲”“孝亲”“子为父隐”为标志的宗法原则，秦国提倡亲人间相互揭发。妻子告发丈夫，妻子的财产可免遭抄没；丈夫告发妻子，妻子的财产可以用来奖赏他。商鞅说：“故至治，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而不害于亲，民人不能相为隐。”（《商君书 ? 禁使》）
这一套严酷的制度，在其他国家难以推行，但是在秦国却很快落地生根，良好运转。秦国通过改革，建立起一个由国家来全面垄断、控制和调动社会资源的新系统，很快获得了其他国家无法获得的庞大兵源和巨额的军费。
弗朗西斯 ? 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说：与其他军事化社会相比，周朝的中国异常残暴。有个估计，秦国成功动员了其总人口的8% 到20%，而古罗马共和国仅1%，希腊提洛同盟仅5.2%，欧洲早期更低。人员伤亡也是空前未有的，罗马共和国在特拉西梅诺湖和坎尼会战中，总共损失约5 万军人，而……中国的数字简直是西方对应国的10 倍。
除了压力也有动力。因为秦国的军功是按人头计算的，杀敌一人晋爵一级。前有军功爵位为赏，后有严刑峻法为罚，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秦人只好“勇于公战”，“民闻战而相贺也”。整个社会陷入对战争的狂热之中。“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则民用矣。……三军之众，从令如流，死而不旋踵。”（《商君书 ? 画策》）
因此，商鞅建立的这种国家结构，即后世所谓的“秦制”，虽然文化上落后，政治上残酷，但军事上却有效。一头新型的权力猛兽在秦国成长起来，向周围国家亮出了它的利齿。
在商鞅变法以前，秦国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许田波研究认为，从公元前656 年到公元前357 年，在160 场有大国卷入的战争（至少有一个大国卷入的战争）中，秦国只发动过11 场（约占7%）。由于受阻于黄河而无法进入中原地带，秦国只是影响“诸侯国间战争的一个不起眼的因素”。
而从公元前356 年商鞅变法开始，秦国的实力迅速上升。从公元前356年到公元前221 年，秦国在96 场有大国卷入的战争中发动了52 场战争（约占54%），并取得了其中48 场的胜利。据文献统计，秦国在统一战争中一共屠杀了超过150 万名他国士兵。
因此，秦始皇是在“祖宗之余烈”的基础上开展他的事业的。
在秦穆公时代，秦国挥师西向，称霸戎狄，开拓疆土，一跃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到了秦孝公时代，更是因为任用商鞅变法而使秦国的竞争力大幅提升，一举成为天下第一大国。到了秦昭襄王，也就是秦始皇的曾祖父时代，秦国在争霸战争中屡战屡胜，蚕食邻国，不断扩张，使相邻四国丧失了独力抗秦的实力。在秦始皇登基以前，秦国的统一战争已经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历代秦国君主已经为统一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现在，只差秦始皇的出现，跑好这最后一棒。
天生的统治者
一
一个全新的历史时代由秦始皇开创，并不是偶然。秦始皇是一个巨大阴谋的副产品，铁血是他的胎教，权术是他的课业。
公元前262 年（秦昭襄王四十五年），大商人吕不韦来到赵国首都邯郸经商，偶然结识了秦国王孙异人。异人之所以生活在异国，是因为他是一个人质。这一事实说明他在秦国王室中的地位无足轻重：在父亲的二十多个儿子当中，他排行居中，母亲又不受宠爱，所以才被送到赵国为质。被送去邯郸之后，秦国王室似乎就把他忘了，所以他在赵国的生活很艰难，“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
然而，吕不韦一眼就看到了这个被遗忘的王孙身上的投资价值，不禁脱口而出：“此奇货可居！”
虽然他仅是一个普通王孙，但是他的祖父秦昭襄王在位已经四十五年，如果没有习得长生不老之术的话，显然不会再活太久，而他的父亲嬴柱此时是秦国的王太子。更为关键的是，嬴柱最宠爱的华阳夫人还没有儿子。
战国时代，各国政治高层的八卦在国际间流传得很快。吕不韦知道，华阳夫人非常害怕嬴柱的长子、人望很高的公子傒被立为接班人，因为公子傒与华阳夫人相互厌恶，华阳夫人担心公子傒接班的话自己会得不到善终。
因此华阳夫人需要立一个看起来听话、容易控制的人为接班人，吕不韦也需要一个将来能给自己带来荣华富贵的秦国国王。
吕不韦的计划是通过重金游说，让在后宫说一不二的华阳夫人接纳异人为儿子。这样一来，两个人都可以达到目的。
这一计划看起来有点烧脑，然而战国后期，中国大地上不断产生这样异想天开的政治人物。狄更斯的那段名言用来描述这个时代十分合适：“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种事务，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双城记》）
国家的边界线每天都在变动，烽火接连出现在各国的天空，处处充满危机和阴谋，每个人的生活都动荡不安。在天下大棋局中，每个国家的统治者都绞尽脑汁，全力以赴，因为一招不慎，就可能亡国灭族；而对每一个人来说，天堂和地狱似乎都近在眼前，如果抓住机会，可以一夜之间直登云霄，当然，也可能因一念之差坠入地狱。这个时代，是阴谋家的天堂。所以吴起、苏秦、张仪、吕不韦这样的纵横家才会在这个时代一个个应运而出。
二
可以说，秦始皇是吕不韦惊天大阴谋的一个副产品。司马迁甚至说，嬴政的出生，本身就是一场骗局。他在《史记 ? 吕不韦列传》中讲了这样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
吕不韦与邯郸著名的美人赵姬同居，赵姬怀了孕。秦始皇名义上的父亲异人（又名子楚）到吕不韦家做客，见到美艳惊人的赵姬，一见钟情，请求吕不韦把这个美人送给自己。赵姬于是带着已经有孕的秘密嫁给了异人，后来生下了儿子嬴政。
结论不言而喻：秦始皇根本不是秦国人，而是卫国人吕不韦和赵国人赵姬的后代。可怜秦国经营数百年，最后却在即将统一天下之际，被鸠占鹊巢，让一个“野种”篡了位，几十代人的努力付之东流。这样说起来，秦始皇的成功，应该算作是卫国人统一了天下。
当然，司马迁的故事其实讲得并不高明，事实真相并不难揭穿：吕不韦计划的核心，是推动他的投资工具异人成为秦王。异人看上赵姬，并不在他的计划之内。只不过考虑到自己已经为了这一计划孤注一掷，投入了全部家产，为了获得异人的欢心，才不得不把赵姬送给异人。“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
从历史记载来看，异人的智商、情商都不低，并不是一个傻子，生育能力也同样正常。继承人的血脉纯正当然都被视为王族头等大事。吕不韦惊天计划的基础，首先是和异人搞好关系，赢得异人的信任。隐瞒赵姬有孕之事，第一个风险是如果被异人发现，全盘计划就会夭折。第二个风险是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如果此事的秘密被揭穿（比如嬴政长得越来越像他而不像异人），他将被灭族，落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深谋远虑的吕不韦断不会出此下策。
为了让这个故事更加可信，司马迁还加入了一个细节，那就是“至大期时，生子政”。关于“大期”，东晋学者徐广说：“期，十二月也。”过了十二个月才生。唐代学者孔颖达认为：“十月而产，妇人大期。”不论如何，异人和赵姬共同生活了至少十个月后，嬴政才出生，异人因此不怀疑这个儿子是自己的骨血。《史记》接下来的一句是“遂立姬为夫人”，异人遂毫不犹豫地立赵姬为自己的正室夫人。我们知道，即使以十月为“大期”，也是今天的医学常识无法解释的现象。因为确认一个人有孕，至少要到第二个月。这样的话，秦始皇在母亲子宫里待了至少十二个月。
李开元在《秦谜》一书中分析说，吕不韦献有孕的赵姬给异人的故事，仅见于《史记 ? 吕不韦列传》，在《史记》以前的所有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都没有记载。秦末各路英雄也从来没有利用此事做过反秦宣传。按理说，六国人大抵皆是秦的仇人，如果真有此事，不可能不在当时就风传天下。
事实上，在司马迁笔下，送有孕之女给统治者以获得权力之事，这并不是第一起。《史记 ? 春申君列传》也记载了春申君献有孕之女给楚考烈王，以使自己的儿子成为楚幽王的故事。这一故事的来源是《战国策 ? 楚策》，但考诸人情物理，显然也是荒唐无稽。因为这个故事的第一句话，“楚考烈王无子”本身就不是事实：考烈王有不止一个儿子。
钱穆说：“战国晚年有两事相似而甚奇者，则吕不韦之子为秦始皇政，而黄歇之子为楚幽王悼是也。然细考之殆均出好事者为之，无足信者。”（《先秦诸子系年》）
事实上，这类故事之所以能产生并且广泛流传，原因很容易理解，就是一种不甘心被征服的集体心理的产物。在后世，这类传说也不一而足。比如，人们传说，清代的乾隆皇帝并不是满族人，而是汉人陈阁老的儿子。这说明清代汉族对被异族统治在心理上难以接受，所以用戏说乾隆出身这种方式，寻求心理上的平衡。不光汉族如此，蒙古族也是这样。在蒙古人被赶出大都后，草原上出现了一个传说，说是明朝的永乐大帝是蒙古血统。因为元大都被攻占后，元顺帝的一名已经有了身孕的妃子被朱元璋收纳，后来生出了朱棣。这同样也是不甘丧失江山的蒙古人一种自我安慰的说法而已：早在大将徐达攻占元大都俘虏元顺帝的妃子之前五年，朱棣就已经出生了。
三
因此，嬴政只是阴谋的副产品，而不是阴谋本身，他的血统应该是无可怀疑的。不过，他的童年是在战火硝烟中度过的，战争、阴谋、背叛和抛弃是他的胎教，这些对他的性格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就在异人与赵姬生活在一起，赵姬怀了嬴政的这一年，秦昭襄王四十七年（前260），秦国和赵国之间爆发了著名的长平之战。此役是春秋战国时代持续最久、规模最大、最惨烈的一次战争，据历史记载，四十多万赵国降卒被秦将白起活埋。
这场发生在赵姬的孕期中的激烈战争持续了五个月。在两国关系的和平时期，质子在异国首都可以歌舞升平。一旦交恶，质子的头颅就随时成为砝码，被置于政治天平之上。因此我们可以想象，秦始皇在母亲子宫里发育的过程中，他的父母是多么焦虑和担心。
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前259）正月，嬴政出生在邯郸。也就是这一年，白起率秦军主力乘胜攻入赵国境内，又过了两年，秦国大军包围了赵国首都。“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龁围邯郸。”为了表示抗秦的决心，赵王决定，处死秦国人质异人及其全家。
在万分紧急之下，精明多谋的吕不韦用重金成功收买了赵国的看守官吏，与异人一起逃出邯郸城，进入秦军军营，后来被护送回秦国首都咸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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