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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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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在中国、欧美，乃至世界其他地方，史学都是一门古老的学问。而关于“史学是什么”，更是近代以来所兴起的一场热烈而重要的讨论，它指引着史学走上“专业化之路”。史学的特性是什么？它在现代知识体系中占据何种位置？现代社会学科分类下的治史者如何读书，如何择取材料，如何激发问题意识与学术思考，进而怎样利用史料，运用何种研究方法，如何规范历史写作，都是目前“专业化之路”上诸求学者所关心的重要问题。本书旨在从细节处对这些问题给出自己的答案，与初学者一同孜孜以求，步入治史的门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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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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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取材于古今中外成名史家的治学经验和经典论著，吸收国内外历史哲学、史学方法和史学史的研究成果，并结合作者本人研究和教学的体会，采取深入浅出的笔法，运用平实晓畅的文字，系统而条畅地论述治史所应具备的修养、技艺和规范，并对史学的学科特性、历史知识的性质、历史理解的意义、历史的用途等问题加以讨论，对后现代主义的史学理念也做了适度的回应。本书在方法论方面推许开放性、多元性和实践性，强调历史主义、语境主义和历史语义学的重要性；在研究策略方面主张兼顾实证性、理论化和可读性，提倡“以大观小、小题大做、因小见大”的选题和写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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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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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鸣，湖南常德人，曾执教于湘潭大学、南开大学和北京大学，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曾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兼任教y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著有《大转折的年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1992年）、《文化的边疆：美国印第安人与白人文化关系史论》（1994年）、《美国的奠基时代（1585—1775）》（2001年）、《“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2016年）、《美国社会和政治史管窥》（2021年）、《美国建国时期政治文化的主流》（2023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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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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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第一章 史学的特性
一、专业化之路
二、文史的合与分
三、科学主义的得失
四、社会科学化的利弊
五、独特的人文学
第二章 历史知识的性质
一、个别与一般
二、治史的选择性
三、知识的相对性
四、客观性问题
五、史学的真实
第三章 立场与视角
一、治史的任务
二、人文关怀
三、现在与过去
四、偏私和公正
五、从民族到全球
第四章 学养和功力
一、知识积累
二、理论修养
三、专业训练
四、文化底蕴
五、历史的想象力
第五章 治学的路径
一、求知与求用
二、博通与专精
三、史德与自律
四、学问的境界
五、读书与治学
第六章 由“因”而“创”
一、学术史的梳理
二、第二手文献的利用
三、问题与方法
四、材料和解释
五、“述”与“作”
第七章 史料和证据
一、史料的概念
二、史料的类型
三、史料的地位
四、史料的解读
五、史料的运用
第八章 历史的解释
一、解释的含义
二、解释的地位
三、解释的模式
四、理解与评价
五、事实关联
第九章 常用的方法
一、历史叙事
二、因果分析
三、定量分析
四、比较方法
五、跨学科路径
第十章 研究的步骤
一、课题的类型
二、问题与选题
三、课题的确定
四、资料的收集
五、研究的推进
第十一章 文体与规范
一、体裁的演变
二、行文的特征
三、引文的处理
四、标注的方式
五、图表、译名与书目
第十二章 文章的艺术
一、写作的意义
二、论著的构成
三、成文的步骤
四、表述的手法
五、史家的文笔
参考书目
索 引
初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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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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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天赋当然是可遇不可求的有利条件，一个人若在记忆、理解、想象、文辞各个方面都超出常人，其成才的道路自然要顺畅得多。可是经验表明，单凭天赋还不足以成为“良史”。训练、实践和勤奋同样十分重要。前辈学者总是提醒后学，要趁年轻多下苦功，“打好基础”。中国古代史专家赵光贤谈到，研究历史，“首先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也就是要打好基础”。他所说的这种“准备工作”或“基础”，包括理论修养、古汉语能力、目录学和校勘学知识。古典文学专家程千帆对治学的“基本功”做过更具理论色彩的界定：一是本学科的基础知识；二是本学科的基本材料；三是本学科的基本研究手段；四是本学科的基本操作规程。如果将他们两人的说法结合起来，我们就能比较完整地看到治学“基本功”的内涵：丰富而可靠的专业知识，深厚而坚实的理论修养，广博而详赡的材料占有，精纯而实用的方法技艺，严谨而得当的学术规范。初学者只要沿着这个方向用功，就不愁不能逐步接近“良史”的目标。
人年轻时是“打基础”的最佳阶段，这是常识，但要做到却并不容易。这个时期人精力旺盛，吸收力强，倘若全力以赴，无疑能够为今后的学术发展练就扎实的“基本功”。可是，年轻人也容易耽于幻想，难以抵御各种诱惑，以至把持不定，虚掷时光。所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似乎不仅仅是提醒年轻人趁早用功的一个警句，而更像是许多“过来人”的心酸体会。另外，治史者还需要长期积累和终身磨砺，即使是有成就的学者，也须不断学习，以改善素质，增进学力。如果一头扎进自己的专业领地，成年累月只知道做课题、找材料和写文章，而忽略修养的提高，似乎也难以成为学问大家。古语说“文章老更成”，史家的学问来自于不舍涓埃的长期积累，同时还要通过较长的时间来检验。
归根结底，才、学、识三者的结合，方构成史家的综合素养。治史者探究一个历史问题，实际上是面对一个遥远而陌生的世界，只能依靠一些蛛丝马迹来探知过去的“真相”，如果没有渊博的知识、丰富的想象和高明的技艺，如果没有博大的人文情怀和打通古今的魄力，就难免感到束手无策。另一方面，史家毕竟又是生活在现实中的普通人，其研究不可能完全排除个人的情感和成见，也无法抹去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在其精神上打下的印记。因此，为获得可靠而可信的历史知识，史家不得不面对许多难题，需要处理各种复杂的关系。如果没有很高的综合素养，也很可能举步维艰。除此之外，综合素养的高低，还会直接影响到方法的选择和运用，并最终反映在论著的学术水准上。关于综合素养的重要性，美国治中国史的名家史华慈在1964年说过一段值得玩味的话：
最根本的一点是（话虽陈旧，但说的是实情），一个人无论是什么学科背景，他的整体文化素养（或者说他的“整个教育”）越广博，越深厚，他就越愿意调动他所拥有的一切才智来作用于他正在探讨的课题。这种才智不论是否来自其学科的“方法论”，都能够增加他说出有意义的东西的可能性。相反，如果用独立自足的（self-contained）“模式”或“体系”来狭隘地看待某个孤立的“学科”，并将它机械地运用于一种文化（无论是当代的还是“传统的”），而一个文化修养有限的人对这种文化的任何其他方面又没有做过什么研究，就会导致没有创造性的、甚至是荒谬的结果。
史华慈在这里强调的是，治史者不能只顾引进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而忽视整体的文化修养，否则理论和方法也难以发挥作用。他当然不是说，方法对于治史是无足轻重的。史学早已成了一个专业，但凡专业都有自己的专门方法。不过，不同时代的史学，在方法上自有不同的特点；历代史家对方法及其意义的看法，也不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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