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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当代法国女性主义代表 “西蒙?德?波伏娃的继承人”
露西?伊利格瑞经典作品
中译本首次出版
我们将有尊严地相爱，不再说“我爱你”，而是“我爱向你”。
我们、男性、女性怎样才能真正面对彼此、和谐相处？怎样从关注个体转向关注共同的处境？如何获得观察社会的新视角和新工具？
伊利格瑞的逻辑是在承认性别差异的基础之上建立一个性别平等的文化。以德?波伏娃为代表的女性主义者曾经致力于让女性充分享受主体的特权，而伊利格瑞却让女性在保持主体性的前提下不被卷入以性别漠视为特征的男性秩序中去。这正是伊里格瑞对女性主义理论作出的独特贡献，也是她超越早期女性主义者之所在。作者旨在建构一种基于尊重性别差异的主体交互性，以寻求男女之间理想的异性关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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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露西?伊利格瑞是法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在法、英、美等国的学界享有盛誉。
本书为作者代表作之一，探讨了爱的本质和性别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传统的爱情观念往往会将爱情视为一种占有和控制的手段，而不是一种真正的情感体验，这种观念可能会导致性别之间的不平等和分裂，使得女性无法成为独立的个体。真正的爱情应该是一种相互的、平等的、尊重的关系，它不应该建立在占有和控制的基础上，而应该建立在相互理解和支持之上。只有当我们真正地理解和尊重对方的独立性和个性，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爱。本书为我们重新思考爱和性别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朝向你，但没有侵占、没有占有，也没有失去自己的身份，同时又留有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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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露西?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 1931-），法国著名女性主义理论家，精神分析大师拉康的学生。曾分别获哲学、心理学和语言学三个博士学位，与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埃莱娜?西苏并称为女性主义研究的“三驾马车”，在哲学、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都有深入精到的研究。主要著作有《他者女人的窥镜》（1974）、《非一之性》（1980）、《东西方之间》（1999）等。伊利格瑞的性别差异伦理思想是当代女性主义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晓晴，山东大学法语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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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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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导读 1
前 言 1
引言：我们之间的爱情 1
人类的本质是二重的 25
作为普遍性的性别差异 36
公民身份的重新赋予 45
她者：女人 59
被遗忘于惯用法和信息交换之间的她 76
明天我们两人一起出 去？ 90
我已寻找，未曾寻获 120
永远不会属于我的你 129
我爱向你 139
在近乎绝对的沉默之中 147
话语中触动人的气息 155
实用教 育：爱——游走于激情与礼性之间 169
跋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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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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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导读
伊利格瑞的性别差异理论与主体性建构
露西?伊利格瑞虽身处西方后现代哲学思潮之中，却似乎是一位进行建构多于解构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她的女性主义以哲学思辨为中心，融合了多个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不仅描述解释问题，还提出了解决方案。她以辩证法为路径，在两性身份界定和两性关系的领域进行否定的工作，解构无视性别差异的“中性”和这种“中性”通向的普遍性，进而揭示女性本质的定义缺失以及被男女等同所掩盖的两性差异，使得被遮蔽的两性属性显象。伊利格瑞不仅通过分析女性、男性各自的话语特征，试图把声音还给处于失语状态的“她”和“她们”，还论证了定义女性身份、建构女性主体性的必要性和方式，尤为重要的是，这种新的主体性的构建关涉男、女两性，在伊利格瑞看来，男性和女性都无法基于单一性别妄称整体和企及普遍性，倾听他（她）者的话语既能为两性的理性使用划界，又可为两性间的真正交流留出空间，继而以一种性别差异的普遍性为基础，构建出新的性别文化和两性关系，由此，人类便拥有了在现实中实现无上幸福的希望。
本书的篇幅虽然不长，但其主题和构想都十分宏大，伊利格瑞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路径虽然大体遵循西方哲学思辨的传统，但也引入了语言学、心理学、神话学、社会学等学科的逻辑。一方面，她继承、批判、推进着黑格尔哲学中的否定的工作，把性别差异问题纳入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宏大母题中，试图消解两者的对立；另一方面，话语分析、心理分析和对两性所处的社会境遇的分析凸显出性别差异性和西方传统文化无力解决的思想困境。于是，她通过拓展他（她）者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以及汲取东方文化的部分思想，来调制治愈两性问题的良药。她认为我们需要正视和认可他（她）者的存在和意义，把男女之间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转化为互为他（她）者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并且以此为前提推动法律、文化上的革新。
困局与突破
20世纪80年代伊利格瑞曾与意大利博洛尼亚市市长伦佐?英贝尼（Renzo Imbeni）进行过一次思想上的交锋，这次会面实际上是本书主旨的宣告和预演，作者通过它告诉我们：男、女两性的相会“使实现人类历史中的至福成为可能”。在伊利格瑞看来，这次会面的形式（两性皆有出席，与会者的参与方式从提交书面问题改为当场口头提问）与内容（关于公民法律与权利的探讨）几乎同等重要，她一直强调在群体内部体现性别差异的重要性，因此，相较于女性之间的封闭式组织，她更倾向既有男性成员也有女性成员的组织。正如她所言，问题的关键不是满足女性被以各种名目赋予的即刻需要，而是“唤醒女性并使其拥有一种与其性别相符的身份、权利和责任。女性群体最需要的是中介（médiation）和间离（distanciation）的手段。” 她针对西方的物质主义的批判和对传统宗教的全新诠释也体现了其对文化领域革新的探索。伊利格瑞所希望的是，通过构建新型的公民法律来为女性提供个体生成和集体生成的可能性，并且在此基础上建立新型的两性关系。
面对两性关系的困境与当今社会的各种危机，伊利格瑞思考的起点是如何“消除两性之间现存的剥削以便让人类历史得以继续发展”。她深入剖析黑格尔理论中男女的对立性，尝试用差异性取代对立性，即用性别差异中的否定取代黑格尔理论的否定，提出解决自然直接性（immédiateté naturelle）问题的新方案。在旧的方案中，法律面前只存在被抹杀了性别差异的中性个体，家庭中实行男女分工，女性担负起“爱的普遍性使命”，这切断了特殊意义上的她与男人之间的个体化联系，只保留普遍意义上的关系。女性需要承担作为义务的爱情，站在从属和服务的立场承担性生活的义务和生育、照管子女的义务，而且，实质上的母女之爱也被以抽象的普遍性之名禁止。男性公民在公共生活中成为普遍性的肉身化，对他们来说家庭生活是特殊性的场所。两性都遭受着自然与文化身份的割裂，这种割裂也体现为精神和肉体的割裂，以及对以放弃肉身为代价的精神升华追求。性别差异消弭于普遍性之中，构建新的主体性需要完成对这种普遍性的超越，但是作者认为对男性主宰的普遍性的超越不应诉诸于单一性别文化，父权制或母权制都不是理想的出路。男性和女性需要彼此，以完成从自然到文化的过渡。女人接纳自己的女性身份不是让自己屈从于强加的身份模式，而是要回归自我，“在自身之中完成统合以便实现其性别的完满”。身体是精神升华的地方，爱情不是繁衍的工具，而是肉体性和精神性的生成之所。西方文化的困局促使伊利格瑞转向东方文化尤其是印度文化寻求良方，在那里身体兼具精神性和肉体性。她从佛对花对凝视中找到了精神与肉体和解的方式，从瑜伽中看到了培育身体内向性的可能，此外她强调，女人和男人，女性群体和男性群体之间的爱可能是人们获得真正的幸福的途径。
二重性、性别差异与公民身份
伊利格瑞认为，二重性是自然的固有属性，男人或女人都受制于各自的有限性，无法独自代表人类整体。她批评既存的普遍性以及在该框架内被定义的理性逻辑，提出以二重的自然性为起点重构理性。既定秩序强加给两性的模型导致男人和女人的异化。为了避免理性的过度使用，有必要构建一种回归现实的新的普遍性。在这种普遍性中，男性放弃基于单一而非二重的精神性，不再用单一代表整体，承认人类本质由两性构成，男性和女性都不作为整体而是作为“二分之一的人类拥有自由”。
在伊利格瑞看来，现有的对人的理解和语言都停留于基本需求层次。父权制中女性沦为财产，女人之间的关系遭到排斥，女性文化的缺失导致女人不像男人那样拥有与其主体性匹配的身份模型。她希望建立新型文化，使得男女两性都以主体的形式存在，如此一来两性关系的基调是和谐而非支配-服从，这种体现主体间性的新模型通向真正的交流。为此，两性要摆脱既有秩序中各自的身份，男性需要放弃对自然和主观性排布的支配，女性则需要拥有主体性。她强调母女关系对构建女人主体性和定义女性文化的作用。性别差异体现的普遍性在于作为男人或女人的个体的普遍性，它摆脱了“我”（主体）与“你”（客体，他者）的叙事而构造出“我们”（既不相同也不对立的两种主体）。
新式法律使公民身份与对财产的获取和保护脱钩，保证人而非财产。两性差异代表的二重的特殊性构成了新的普遍性，它超越自然直接性，既避免一些人成为单一、唯我的主体，又防止另一些人沦为财产。金钱依赖导致人的异化，与性别差异匹配的公民法律“作为在自身和为了自身的主观意志之间的辩证工具发挥作用”，构建这类法律有助于人们摆脱金钱的支配。公民身份对应着男、女出生时的状态，无论男、女都生而具有成为公民的权利，这种对人的重新定义必然导致对法律的重新定义，而法律体现的正是社会运行结构的深层逻辑。
他（她）者与他（她）者认同
伊利格瑞以评价《窥镜，论他者女人》（Speculum， De l‘autre femme）一书标题的各语种翻译为引子，评价各个标题翻译版本的准确性，解释她为何在名词意义上使用l’autre一词，说明如此命名的真正意图，并且探问他（她）者的定义，她试图揭示众多他（她）者的相异性，该相异性与两性差异呼应。如果说她在《窥镜》一书中尝试“构建一种让独属于女性主体的辩证法成为可能的客观性”，那么在本书中她着重论证的则是以两性与其自身关系的辩证法为基础的两性之间的不可消减性。此外，还有必要基于女性主体视角来定义女性，如此女性才能摆脱父权制强加于女性的精神性，构建出女性身份的新模型，作者认为这是实现女性解放的必要步骤。因为该模型依据的是女性的主体性，所以它必然不同于以男性为模版的中性人类模型。
在书中，伊利格瑞还尝试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解读女性获取一般性身份的困难。她反思了主语人称代词“他（il）”和“他们（ils）”的使用并且指出，要想在同为主体的男性和女性之间建立精神性关系，就要为“他”和“她”重新赋值。伊利格瑞通过大量社会语言学调查示例，展示出日常语言中人们对“他（们）”和“她（们）”使用的不平等。在女人的成长过程中，她话语里的“你”和“我们”所指代的人呈现出从“她”、“她们”转变为“他“、“他们”的趋势，如果说小女孩和她母亲的对话隐喻了女性原初的自我意识以及社会化之后女性自我意识的部分丧失，那么伊利格瑞对法律和语言的关注则代表着女性在文化秩序中挣扎着摆脱客体化命运，找回失去的女性身份的努力。
大量的社会语言学调查示例为伊利格瑞论证两性在日常语言使用方面的差异性提供了充分的论据。两性构建关系的不同方式，对交流行为的不同界定和不同的重视程度，决定了该领域女性所寄予的希望与现实的反差。根据两性用词的不同倾向，伊利格瑞总结道：女性寻求交流，男性关注事物。若要把交流对象视作真正的主体继而构建关系，人们需要以不同的方式使用语言中的各个元素。两性其实面临共同的挑战，即个性的丧失（女性被混同于“他们”，男性融入集体性），其根源在于不具有身体性的精神和真理以差异性为代价吞噬着生命的能量。我们急需澄清男女平等的诉求的真正含义，它不应该是消除了性别差异后的，都是抽象中性的男女之间的彼此相等，而应该是一种对具有性别差异却又同为主体的男女之间的兼具自然性、精神性、文化性的新型的两性关系的追求。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是通过语言培育能量，而不是消耗能量。女性和男性所处的交流困境不尽相同：女性有主动交流的意愿，却很少以同性为交流对象，在西方传统现有的文化框架内女性的意向性指向他（们），没有返回自身，这对实现真正的交流对话构成了障碍；远离自然直接性和感性直接性的男性个体则被消解为一个个孤立的存在，他们之间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交流。伊利格瑞希望寻获的是一种能促成真正意义上的交流的语言，以及一种让男性和女性和谐共处的方式，实现该目的的路径是对他（她）者的承认。
承认他（她）者意味着承认他（她）者的不可消减性，我与他（她）者不可等同更无法同化，他（她）者是和我一样具有主体性的存在，我与他（她）者构成的我们包含两个彼此平等（但绝不相等）的主体。我与他（她）者之间的差异性是绝对的，我们在忠于各自本质的前提下承认对方、彼此交流，构建更加幸福的社会。男女两性都需意识到各自的局限，不以单一替代二重，不以部分充当整体。男性需要批判和超越那些损害主体间性以及对他（她）者的承认的工具；女性需要在性别归属的基础上构建女性的主体性，通过间接性关系来克服自己与他（她）者之间中介的缺乏。
用另一种方式去爱
伊利格瑞将“我爱你”（Je t’aime.）改为“我爱向你”（Jaime à toi.），由此直接关系转变为间接关系，而带有中介的间接性意味着在保证自身主体性的前提下承认他（她）者。“我”与“你”之间不是占有和掌控的关系，“我”和“你”作为主体在各自保持自我的前提下以语言交流的方式建立关系，因此都不会沦为客体，我们各自的意向性能达到契合状态。倾听他（她）者的声音不是止步于信息的传递，而是兼顾情感层面的精神性交流和基于逻辑的思想性交流，这两者不应是割裂的。“你”的话语是“独特而不可消减的”，它对于“我”来说是未知的，存在于“我”的经验之外，由此，我所承认的不只是“你”的话语的存在，还有它代表的未知性和不可归并为“我”之话语的独立性，“我”只能通过倾听它来探寻它蕴含的真理。承认“我”和“你”的有限性，保持沉默以及其象征的开放性，尊重语言的可变性都是倾听的必要条件。伊利格瑞注意到，沉默从某种意义上打开了自由的空间，而只有在这样的空间中的“你”，才不再与“我”同一、与“我”相似，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他（她）者。
气息在伊利格瑞的理论中如此重要是因为它被视作主体性的表象之一，呈现出呼吸的能力、方式。气息的凝滞对应着偏颇的既定象征秩序，它导致与气息紧密相关的话语失去其自然生成的根基。我们需要重新诠释 “天使报喜”之谜，将之从单向的告知转变为双向的交流，由此，话语与身体在不停歇的相互转化中共同作用于主体间性的构建。为了给两性各自的主体性留下空间，作者将“直接”施加于对象身上的动作改为“间接”，以“间接”的方式进行的话语交流和爱恋，这样做不仅可以充分尊重性别差异性，还能有效地避免消解、融合对方主体性的危险，主、客体的对立和之前统摄主体的唯我论也不复存在。同时消失的还有中性概念，伊利格瑞质疑其实在性，认为它非但不是通向普遍性的途径，还遮蔽了男、女的差异性。
在女性一方，重新定义公民身份的途径是与权利相关的法律层面的变革和与爱情相关的文化层面的变革。父权制社会对女性身份的抹杀导致两性都承受着不成熟的主体间关系的后果。爱人者和被爱者，主动者和被动者之间泾渭分明，主体之间的爱让位于主体和客体之爱，改变这一切需要引入另一种话语模式，即更好地尊重双方主体性的非权力性话语模式，伊利格瑞对“天使报喜”的重新诠释正是该模式的再现。以话语交流和相互尊重主体性为基础的新的两性联盟，也许最终将帮助人类实现其历史中的至高幸福。
伊利格瑞勾勒的两性关系图景
本书作者从某种意义上重新诠释了一直以来都是女性主义的追求之一的性别平等概念。在作者看来平等并非意味着等同，男人和女人对各自性别属性的接受和忠实是两性各自重新构建其主体性的基础，两性的平等是同为主体、互为他（她）者的男、女在保有差异性的前提下实现的平等。这种平等不再是于思辨领域确立的抽象的平等，抽象的平等背后是中性概念，伊利格瑞质疑中性概念在经验上的实在性，将经验的而非先验的性别差异纳入考量，而性别差异作为主体性的基础本身就是一种普遍性。作者强调性别差异的原因之一是抽象的中性遮蔽了真实存在的两性，不过这种对于中性在现实中和理论上的实在性的质问也可能会引发性别差异是否会遮蔽人的共性的疑虑，以及强调两性的特性是否会对某些时候作为对话基础的共性形成冲击的担忧。
作者真诚地与男、女两性对话，希望建立良性的两性关系，实现两性和解和更好的共存。如果说语言符号被用于建立象征秩序，那么通过描述语言现象也许能揭示语言背后的社会即成秩序。伊利格瑞在分析男女两性之间的交流困难以及被扭曲的母女关系时，正是从对社会语言现象的观察入手。因此，当她提议“倾听他（她）者的话语”时，这种倾听行为兼具具体和引申的双重含义。他（她）者的声音由两性发出，以两性为对象，倾听需要来自双方的努力。伊利格瑞实际上是在另一种意义上为理性划界，界限是他（她）者的不可消减性，男性或女性都受限于自身的一般性身份，他们都是理性的一部分而不是整体，不是完整的理性。作者的声音也是他（她）者声音的一种，她指出了一种可能的努力方向以及实现目标的可能的路径。无论赞同还是反对这种来自法国左翼内部的声音，无论对作者的思想有怎样多样化的理解，伊利格瑞在书中都为两性未来的生成打开了更广阔的可能性的空间。
关于翻译
作者在书中语言风格多变，既有呈现社会语言学调查结果的平实叙述，也有哲理逻辑性强的思辨剖析，最后部分的行文更如诗篇一般。通观全书，随着主题的深入，论证的语言也逐渐走向诗性的语言。关于题目的翻译，最初的版本是《我爱向你——关于人类历史中至福的纲要》，后来也考虑过《我爱向你——步入人类历史中至福的图景》。作者使用原本具有宗教意义的“至福”（félicité）一词，之后又加入“人类历史”为注解，说明她指的是历史现实意义上的幸福，而中文读者对幸福概念的原初理解大都本来就不带有宗教属性，所以最后根据编辑老师的意见选择不直译标题，此外，对“我”与“你”如何形成“我们” 的探讨是本书主旨之一，这三者在标题中的在场也是出于契合主题的考虑。
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另外一项挑战是l’autre一词的翻译。该词一般译为“他者”，在书中关于作者其他著作译名的讨论中，也是使用的这一译法。不过为了彰显作者提出的l’autre之中的差异性和丰富性，这次也尝试较多地使用了“他（她）者”，这也是为了较为直观地再现作者提出的“现实是二重的”的论断；此外，在译本中较少使用“她者”，这是因为这个词不仅指性别属性，而且根据作者的原意“她者”是一个还未面世、尚待建构的概念，所以中译只在其具有以上含义时于少数几处谨慎地使用过该词。
翻译本书的整个过程都离不开马瑞瑞老师耐心的指导和包容，感谢赵靓老师的信任，感谢张蔷老师通读全文并提供了很多极其宝贵的修改意见，没有她们的支持和鼓励就不会有这版译本。还要感谢Camille POULAIN先生，他解释澄清了若干语句的含义，焦宏丽老师也耐心地回答了译者的各种问题。虽然译者希望能尽量忠实地转述原著作者的思想，但因水平所限不免有错漏之处，还请各位读者指正。
译者导读
伊利格瑞的性别差异理论与主体性建构
露西?伊利格瑞虽身处西方后现代哲学思潮之中，却似乎是一位进行建构多于解构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她的女性主义以哲学思辨为中心，融合了多个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不仅描述解释问题，还提出了解决方案。她以辩证法为路径，在两性身份界定和两性关系的领域进行否定的工作，解构无视性别差异的“中性”和这种“中性”通向的普遍性，进而揭示女性本质的定义缺失以及被男女等同所掩盖的两性差异，使得被遮蔽的两性属性显象。伊利格瑞不仅通过分析女性、男性各自的话语特征，试图把声音还给处于失语状态的“她”和“她们”，还论证了定义女性身份、建构女性主体性的必要性和方式，尤为重要的是，这种新的主体性的构建关涉男、女两性，在伊利格瑞看来，男性和女性都无法基于单一性别妄称整体和企及普遍性，倾听他（她）者的话语既能为两性的理性使用划界，又可为两性间的真正交流留出空间，继而以一种性别差异的普遍性为基础，构建出新的性别文化和两性关系，由此，人类便拥有了在现实中实现无上幸福的希望。
本书的篇幅虽然不长，但其主题和构想都十分宏大，伊利格瑞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路径虽然大体遵循西方哲学思辨的传统，但也引入了语言学、心理学、神话学、社会学等学科的逻辑。一方面，她继承、批判、推进着黑格尔哲学中的否定的工作，把性别差异问题纳入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宏大母题中，试图消解两者的对立；另一方面，话语分析、心理分析和对两性所处的社会境遇的分析凸显出性别差异性和西方传统文化无力解决的思想困境。于是，她通过拓展他（她）者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以及汲取东方文化的部分思想，来调制治愈两性问题的良药。她认为我们需要正视和认可他（她）者的存在和意义，把男女之间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转化为互为他（她）者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并且以此为前提推动法律、文化上的革新。
困局与突破
20世纪80年代伊利格瑞曾与意大利博洛尼亚市市长伦佐?英贝尼（Renzo Imbeni）进行过一次思想上的交锋，这次会面实际上是本书主旨的宣告和预演，作者通过它告诉我们：男、女两性的相会“使实现人类历史中的至福成为可能”。在伊利格瑞看来，这次会面的形式（两性皆有出席，与会者的参与方式从提交书面问题改为当场口头提问）与内容（关于公民法律与权利的探讨）几乎同等重要，她一直强调在群体内部体现性别差异的重要性，因此，相较于女性之间的封闭式组织，她更倾向既有男性成员也有女性成员的组织。正如她所言，问题的关键不是满足女性被以各种名目赋予的即刻需要，而是“唤醒女性并使其拥有一种与其性别相符的身份、权利和责任。女性群体最需要的是中介（médiation）和间离（distanciation）的手段。” 她针对西方的物质主义的批判和对传统宗教的全新诠释也体现了其对文化领域革新的探索。伊利格瑞所希望的是，通过构建新型的公民法律来为女性提供个体生成和集体生成的可能性，并且在此基础上建立新型的两性关系。
面对两性关系的困境与当今社会的各种危机，伊利格瑞思考的起点是如何“消除两性之间现存的剥削以便让人类历史得以继续发展”。她深入剖析黑格尔理论中男女的对立性，尝试用差异性取代对立性，即用性别差异中的否定取代黑格尔理论的否定，提出解决自然直接性（immédiateté naturelle）问题的新方案。在旧的方案中，法律面前只存在被抹杀了性别差异的中性个体，家庭中实行男女分工，女性担负起“爱的普遍性使命”，这切断了特殊意义上的她与男人之间的个体化联系，只保留普遍意义上的关系。女性需要承担作为义务的爱情，站在从属和服务的立场承担性生活的义务和生育、照管子女的义务，而且，实质上的母女之爱也被以抽象的普遍性之名禁止。男性公民在公共生活中成为普遍性的肉身化，对他们来说家庭生活是特殊性的场所。两性都遭受着自然与文化身份的割裂，这种割裂也体现为精神和肉体的割裂，以及对以放弃肉身为代价的精神升华追求。性别差异消弭于普遍性之中，构建新的主体性需要完成对这种普遍性的超越，但是作者认为对男性主宰的普遍性的超越不应诉诸于单一性别文化，父权制或母权制都不是理想的出路。男性和女性需要彼此，以完成从自然到文化的过渡。女人接纳自己的女性身份不是让自己屈从于强加的身份模式，而是要回归自我，“在自身之中完成统合以便实现其性别的完满”。身体是精神升华的地方，爱情不是繁衍的工具，而是肉体性和精神性的生成之所。西方文化的困局促使伊利格瑞转向东方文化尤其是印度文化寻求良方，在那里身体兼具精神性和肉体性。她从佛对花对凝视中找到了精神与肉体和解的方式，从瑜伽中看到了培育身体内向性的可能，此外她强调，女人和男人，女性群体和男性群体之间的爱可能是人们获得真正的幸福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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