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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钩沉史料，探微边塞环境变迁史；沧海桑田，回溯史地人文之渊源。
基于中国民族地理与关塞理论、长城内外水文、秦晋地区史地以及西部松潘地区政治归属等角度展开的论述，在深刻揭示中国边塞环境变迁史的同时，也展现了与之密切相关的历史环境问题和现实环境问题，代表了目前我国边塞环境史研究的至高水平，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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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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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系统梳理了先秦至明清时期中华古代边塞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历程，并引述“长时段”研究理论解析中国历史民族地理格局及演变趋势，对先秦至唐代关塞格局构建的时空进程也有独到见解。此外，作者从河流的地理环境角度论述了秦晋共同体的历史成因；从边防、区域经济以及灾荒应对角度阐述了山陕地域共同体形成的历史缘由；根据地理形态与政区特征梳理了松番边疆政区的历史沿革……在论述不同区域的地理环境与政区建制关系中，明晰千年历史中的边塞环境演进与人文风情变迁的紧密联系，进而展现中华历史中疆域观与国防观一体的边疆史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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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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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介生，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访问学者，兼任《历史地理研究》编委、中国古都学会理事、复旦大学历史学位分委员会副主任等职。2022年9月起担任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暨山西大学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主持教育 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等十余项，已出版《山西移民史》《历史民族地理》《中国移民史》（第7卷）《江南景观史》等数十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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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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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1
综 论 篇
第一章 中国古代边疆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基于历代王朝边疆
争议的分析 /3
引言 边疆意识的时段性 /3
先秦时期:边疆意识的萌芽及初创阶段 /4
从两汉至隋唐时期:边疆意识初步形成时期 /6
两宋至明清时期:边疆意识深化及逐步成熟时期 /14
结语 /20
第二章 先秦至唐代关塞格局构建的时空进程 /22
引言 “关塞”缘起:中国传统政治的地理控制 /22
先秦至两汉时期关隘体系的初步形成 /25
魏晋至唐代关隘体系的建设 /42
结语 /55
第三章 明代士人的疆域观———以章潢 《图书编》为主要依据 /57
引言 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视角 /57
明代士人疆域观之评析 /59
明代士人疆域观形成的历史地理背景 /66
结语 /72
第四章 “长时段”研究理论与中国历史民族地理格局及演变趋势
之解析 /74
引言 年鉴学派的启示 /74
年鉴学派理论的核心 /74
年鉴学派理论的中国实践 /77
结语 /83
第五章 一代学者的养成与规模———写于 《张穆全集》出版之际/85
引言 一个学者与一个时代 /85
儒学世家 /86
早期学习与环境 /93
师友学术圈 /100
创作巅峰 /117
结语 /127
长城内外篇
第六章 “瀚海”新论———历史时期对蒙古荒漠地区认知进程的研
究 /139
引言 古地名的环境史 /139
唐代以前的北征行动与 “瀚海”认知 /141
唐宋元明时期的 “瀚海”“大漠”与 “大碛”/152
清代对 “瀚海”及荒漠地区认知的重大进展 /182
结语 /205
第七章 河流与民族———清代内蒙古各部分布的地理基础探析 /211
引言 地理基础与游牧民族 /211
东四盟各部地表水文状况 /214
西二盟各部及套西二旗地表水文状况 /225
结语 /230
第八章 清代归化土默特地区的移民文化特征 /233
引言 山西移民在塞外地区文化建设中的伟大贡献 /233
“走西口”移民运动述略 /234
归化土默特地区移民文化的特征 /239
结语 /248
秦晋共同体与无定河篇
第九章 先秦至北宋秦晋地域共同体的形成及其 “铰合”机制：
历史时期山陕地域关系研究之一 /251
“秦晋之好”与秦晋方言：
先秦至北宋关中与河东之间密切关系溯源 /252
先秦至北宋时期秦晋之间 “铰合机制”的形成：
基于西河地区政区沿革与民族迁徙的探讨 /261
结语 /275
第十章 明代山陕地域共同体的形成———基于边防、区域经济以
及灾荒应对的分析 /277
引言：从清初 《泽被邻封碑》谈起 /277
西北边塞供给需求与山陕地缘共同体的形成 /280
西北边境贸易发展与 “山陕边商”群体 /291
山陕 “灾荒共同体”的形成:
从 “山陕流民”到 “秦晋流寇”/304
结语 /309
第十一章 统万城下的 “广泽”与 “清流”：历史时期红柳河
(无定河上游)谷地环境变迁新探 /313
“广泽”与 “清流”之谜 /314
“广泽”的 “退隐”与现代水利改造 /342
结语 /352
第十二章 从古今图籍看历史时期无定河 (红柳河)之河道变迁
——兼论古今河道编绘原则 /354
引言 /354
古文献中的无定河道及水文景观：
“奢延水”与 “无定河”之辨 /355
古今舆图所见无定河河道之变迁 /366
结语 /380
第十三章 “奢延水”与 “奢延泽”新考 /382
引言 /382
清代以前有关 “奢延水”与 “奢延泽”的
记载与定位 /383
清代至民国前期有关 “奢延水”与 “奢延泽”
的记载与定位 /393
结语 /406
松潘地区篇
第十四章 西南潘州考———兼论历史时期边疆政区的时效性与设
置路径 /411
松潘地区政区设置路径考辨与潘州的早期记载 /412
明清时期松潘政区建置与潘州地区范围 /433
结语 /451
第十五章 政治归属与地理形态———清代松潘地区政治进程的地
理学分析 /454
松潘地理特征与部族认知 /455
松潘边地归属与机制调适 /475
结语 /498
第十六章 清代至民国时期户籍管理与民族人口———以川西松潘
为例 /500
清代至民国户籍管理制度之演变特征 /502
清代至民国时期松潘地区民族户口数据之归类分析
/513
结语 /548
后记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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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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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老友安介生教授所著 《遥望关河:中国边塞环境与历史文化 》即将出版，来函索序。我真心为老友的成果出版感到高兴，也愿意谈谈拜读后的一些感想，权当祝贺并推荐给学界同人!
首先，本书的书名显然出于作者长期的思考，学术性强且耐人寻味。环境史在当前中外学术界都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已成为当代学术领域的研究热点与 “亮点”。环境史与现代环境演变问题直接相关，研究自然很有现实启发意义，由此也可以预见，这门前沿学科的吸引力会持续下去，前景也十分广阔，潜力巨大。而作为环境史一部分的边塞环境史，在中国环境史研究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与价值。这不仅因为边塞地区在中国历史时期的政治变迁中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也因为中国边塞地区面积广袤，自然条件千差万别，甚至许多边塞地区处于农牧业交界地区，自然生态脆弱，环境变迁更为显著。这些对于当代的环境变化都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
其次，特别值得说明的是，安介生教授的著作名称强调 “边塞”二字，显然出于作者深入的思考与严谨的态度。因为 “边塞”是中国古籍中的常用词，通常指与中原地区相对的边远地区，但是，又不能完全等同于当今的 “边疆”。 “边疆”二字虽然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但严格意义上的 “边疆”概念是近现代才发展出来的政治地理名词，而在中国古代的大部分时期，不仅很难用 “边疆”一词来代指广大边远地区，且其涵盖的范围呈现逐渐向外拓展的情况。就当今中国而言，青海、贵州等省虽然在清代以前属于 “边疆”地区，但已经不在当今边疆学界所认定的 “边疆”范围之内。就研究意义而言， “边塞”一词可以分解成 “边疆”“边裔”及 “关塞”等多种内涵，研究 “边塞问题”，一方面可以突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其中，“关塞”在中国传统政治地理中发挥了核心或关键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关塞”的消失也能够凸显 “边疆”的 “内地化”过程，而与 “边塞”相关的记忆也往往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所以，谈论中国传统时代的政治与军事问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等，肯定离不开对 “关塞”问题的研究与分析。
安介生教授具有很强的学术敏感度，长期从事边远及边塞地区环境史研究，不仅有着满腔热情，而且也有很多新的见解。《遥望关河:中国边塞环境与历史文化》一书可以说是安介生教授多年从事边塞环境史研究学术成果的一个集中汇总，既承载着安介生教授的真知灼见，同时也是其研究历程的真实体现。《遥望关河:中国边塞环境与历史文化 》全书相当厚实，涉及主题也相当多，共分十六章，又按其研究旨趣与地域分为 “综论篇” “长城内外篇” “秦晋共同体与无定河篇”“松潘地区篇”等几个部分，都是安介生教授持续关注的重点区域与研究的 “突破口”，更体现了安介生教授研究实践的不少特点。可以略举一二如下。
一是注重学术理论与概念的提升。这在 “综论篇”中有充分表现。如在第一章的讨论中，安介生教授就提出了传统时代的“边疆意识”问题，认为将现代的 “边疆”概念用于历史时期的史地研究显然是不甚妥当的，而将中国古文献中类似概念进行系统性的回顾与研究，则是很有必要的。这样不仅可以看到古今的差异，中外学术研究的差异也在比较研究中凸显出来。又如目前研究中国传统时期 “关塞”问题的论著不少，而安介生教授则在书中提出了 “关塞格局”问题，这显然是对单个关塞独立研究的拓展，并能够清晰看出单个关塞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因为单个关塞的作用往往是通过 “关塞体系”来实现的。不同时代，古人的政治理念不同，中华古人对于疆域问题的看法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需要耐心地梳理与分析相关文献，安介生教授以明代士人所著《图书编》为例，讨论了当时 “疆域观”形成的背景及其特征。西方学界擅长理论研究似乎是学界共识。在环境史研究中，当然不能忽视西方学术界的贡献。安介生教授非常重视法国 “年鉴学派”的研究，对于其理论体系更是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灵活运用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长时段”研究理论与中国历史民族地理格局
及演变趋势之解析》无疑是这方面的代表成果，对当今乃至今后的环境史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是在环境史研究中，安介生教授能够充分发挥地理学研究的特点与优势。如在这部著作中，系统性、综合性的自然及生态历史的研究内容占据了很大比重，凸显安介生教授深厚的地理学研究功力，对学科发展也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如在对蒙古高原历史时期自然环境的研究中，安介生教授以古籍所载的 “瀚海”一词为线索，系统总结与分析了各个时期对于蒙古高原戈壁地区的认知，从而极大地提升了学术界对于蒙古高原自然环境变迁的认知水准。此外，安介生教授注重人与自然之间依存关系的研究，《河流与民族——清代内蒙古各部分布的地理基础探析》一章就是将文献记载的蒙古高原河流水文状况与游牧民族生存问题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更能够说明自然环境对人类生存的重要影响，得出的结论自然更具有说服力。
三是在综合研究的同时更有具体的区域研究，分区探讨的特征也十分明显。如蒙古高原、山陕地区以及松潘地区等，都是具有典型意义的自然地理区域，在中国历史变迁中的影响与地位都非常特殊。如松潘地区地处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之交界地带，民族结构复杂，但是，在中国历史地理变迁中，松潘地区的影响又是相当特殊及重要的。安介生教授充分发挥历史地理学的优势，从文献记载中细致爬梳其变迁脉络，从而让人们充分认识到这一地区变化的阶段性、复杂性与曲折性。区域之间的辨证关系，也是地理学研究关注的焦点问题。安介生教授一直致力于山西地方史地研究，而历史时期山西与陕西两地的关系，受到世人格外推崇。而正是这种特殊的地域关系引发了安介生教授的研究兴趣。因此，从早期的 “秦晋之好”到后来的 “山陕共同体”，该书对地域关系的论述大概也是以往研究中较为少见的，让人耳目一新。
拜读书稿后，我本人最大的感受便是安介生教授在 “环境史”研究中对概念及方法论的 “突破”，或称之为 “独特”见解，这也是让我本人感到有些意外的地方。比如 “环境”一词，人们联想到更多的是自然及生态因素，而在这部书的研究中，我看到的是更广阔的观察视野与考量因素，诸如政治的、民族的、经济的以及社会等多方面的内容，均被纳入了 “环境史”的研究要素之中，大大超出了一般学者的认知。这种多元素构成的 “环境”当然是
自然与人文综合的结果，而不单单是自然及生态的过程。如果有学者对此持不同的意见，也属正常现象，所谓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罢了。不过，我个人倒是很欣赏这种研究尝试，并很自信地认为这种做法对于环境史在中国的发展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中国环境史研究方兴未艾，而边塞环境的变化与中国历史时期的民族分布格局、地方社会变迁等问题又是密不可分的，综合性考察是必须的。安介生教授的研究成果将二者巧妙结合，通过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研究，对中国环境史的一些重大课题，如历史上的中国边塞 (边远)地区环境变迁、区域政治沿革以及社会变迁、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等，都作出了自己审慎的思考与细致的分析，可以说是做出了很好的示范。相信 《遥望关河:中国边塞环境与历史文化 》一书出版之后，会对书中涉及的研究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更相信该书会受到学术界同仁与关心边塞问题的读者们的热烈欢迎与积极反响。
第一章 中国古代边疆意识的形成与发展
——基于历代王朝边疆争议的分析
引言 边疆意识的时段性
所谓 “边疆意识”，应包括什么是 “边疆”，“边疆”的实际范围在哪里，“边疆”的重要性与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如何处理与“边疆”相关的问题等等，涉及一个时期整个社会对于边疆及相关问题的认知、评价与应对之策，具体包括边界划定、边疆防守政策、边疆民族社会、边疆区域经济开发等诸多问题。中国自古边疆地域广大，边疆意识的相关记录相当丰富，古文献中与 “边疆”相类及相关的词汇就有不少，如 “边疆” “边圉” “边地” “边界”“边陲”“边方”“边鄙”“疆场”“封疆”等。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边疆意识。中国古代边疆意识经历了复杂的演化过程，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国防史与地理认知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边疆意识，实质上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国土意识，切实考验一个政权与民族对于自己疆土的关切程度与责任感。边疆形态与边疆意识，具有很强的因承性。研究与重新思考中国边疆争议及疆域意识问题，对于研究及应对当今的边疆建设及相关问题，具有不可或缺的参考价值与意义。
在本书中，笔者试图在前辈学者研究与讨论的基础上，以历代重要的边疆争议事件为线索，对中国古代边疆意识的形成过程、特征及演变趋势作一番勾勒与分析，着重突出各种历史、地理等主客观因素对于边疆意识的影响，以就教于高明。①
先秦时期:边疆意识的萌芽及初创阶段
先秦时期是中国政治与政权建设的草创及调整时期，也是边疆意识的萌芽与初创时期。就政体形态而言，万邦并存，小国林立，是先秦时期政权形态与政治地理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故而先秦时期也被研究者称为 “万邦时代”②。划野分疆，是政权建设的基础与主要途径之一，故而有 “疆理天下”或 “疆理南北”之说。唐颜师古释曰:“疆理，谓立封疆而统理之。”③
明确的边界线划定，是国与国之间和睦相处的基础。疆界意识的建立，是先秦时期政治及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成就。“天下之立国宰物，尚矣，其画野分疆之制，自五帝始焉。”④ 孟子也指出:“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⑤疆界不分，产权不明，自然会引起一系列矛盾与冲突，疆界与土地的分割，本质上就是现实政治权利与经济利益的划分及分割。
夏、商、周三代在名义上都是一统的王朝，特别是西周初期实行 “封建”之制，影响深远。“封建”之本义，是 “封邦建国”;“封”字之本义，即垒土为界。 “封者，聚土之名也。天子之建诸侯，必分之土地，立其疆界，聚土为封以记之，故建国谓之封国。”① “封邦建国”的理论依据，便是 《诗经》所云: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② 然而，这种不免空幻的“一统”理想，不得不让步于现实中的疆土争夺。随着政权与国家的发展，各国的疆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故而，边疆形态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如大国兼并小国的春秋时代， “四大强国”，即齐国、晋国、秦国、楚国，都历经了一个由小到大、开疆拓土的过程。晋国原来只是一个拥有 “百里之地”的小国，后来逐渐成为春秋霸主及 “四大强国”之一。
之所以称先秦时期为边疆意识萌芽及初创时期，还因为实体化的疆界，如长城、河界堤防等，已在战国后期出现。战国时期为抵御匈奴入侵，沿边国家已开始广筑长城。如 《史记·匈奴列传》载云:“……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此外，各个政权为了维护本国利益往往不择手段， “以邻为壑”。 《汉书·沟洫志》载云: “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竟。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显然，当时堤防的意义不仅限于水利工程，还主要作为疆域分界线的标志。
先秦时期边疆意识形成的基本地理格局，应是所谓的 “中国”与 “四海”。而古文献中所谓的 “四海”，并非指位于四个不同方位的 “海”，如 《尔雅·释地》云: “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当时的民族分布特征是所谓 “华夷五方格局”，即中夏、东夷、西戎、北狄、南蛮，是当时人们对于天下民族地理分布状况的基本认知。① 《释名·释水》云:“海，晦也，主承秽浊，其水黑如晦也。” “四海”一词清楚地表明，当时人们对于所谓“中国”以外广袤区域的认知是极为模糊的，或者说知之甚少。“中国”与 “四海”之间自然谈不上什么疆界争端及划界争议了，因此，我们在文献中所看到的只是 “中国”内部诸国的疆界争端、疆界冲突。然而，随着各国实力的增强，向外拓展的条件渐渐成熟，晋、齐诸国疆域拓展的历史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狄之广莫，于晋为都。晋之启土，不亦宜乎?”② 就是当时各国疆域发展状况最准确的说明。不过，其扩展范围也仅限周边地区而已，与后世疆域比较，先秦时期所谓 “中国”的总体面积是相当有限的，诚如北宋学者洪迈在 《容斋随笔》中所指明的情形: “成周之世(即东周时期)，中国之地最狭，以今地里考之……盖于天下特五分之一耳。”③ 这里必须说明，洪迈所谓的 “天下”，也仅指北宋的疆域范围而已。
从两汉至隋唐时期:边疆意识初步形成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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