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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顷奉新著《清代史学与史家》，急于细读，初步印象，其书将取尊旧著《清乾嘉时代之史学与史家》而代之。后者自 1962 年梓行后，在余所主持之史学研讨课程上，列为参考书籍（a required reading）。新书所凭依者广，将增加此研究课程之深度。（原文为英文）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汉学家牟复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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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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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民主立场，部分学者对中国古代史学、特别是清代史学持否定态度；实际上，清代史学成就远超明代，并与世界史学交相辉映。杜维运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万斯同、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王鸣盛、钱大昕、赵翼十位清代史学家为例分述清代史学，首揭清代史学的重要性及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意义。本书有意将清代史学放在中西史学比较的脉络来理解，强调清代史学具有征实的精神、科学的方法，以及寓解释于叙事的特点；同时，清代史学家在个人气质、研究方法方面，也与当时西方史家最为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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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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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运，1928年出生于山东省嘉祥县，2012年9月1日病逝于加拿大。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及历史研究所，1962年、1974年两度赴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历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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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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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清代史学之地位 / 1
第二章 王夫之与中国史学 / 14
一 史论与历史解释 / 14
二 王氏之历史解释艺术 / 20
三 王氏之历史哲学 / 43
四 王氏之归纳史实与比较史实 / 49
五 王氏解释历史之基本思想 / 59
六 王氏之史学方法论 / 78
七 结 语 / 90
第三章 顾炎武与清代历史考据学派之形成 / 92
一 概 论 / 92
二 顾氏学术之中心思想 / 94
三 顾氏所开创之考据学 / 111
四 顾氏在史学上之新建设 / 126
五 顾氏史学与乾嘉时代历史考据学派之形成 / 144
第四章 黄宗羲与清代浙东史学派之兴起 / 150
一 宋元以后浙东史学派之形成 / 150
二 黄宗羲之振兴浙东史学派 / 158
三 黄宗羲以后浙东史学派之传递 / 196
第五章 万斯同之史学 / 199
第六章 戴名世之史学 / 219
第七章 吴炎、潘柽章之史学与风节 / 226
第八章 钱谦益其人及其史学 / 233
第九章 清初史学之建设 / 243
第十章 清乾嘉时代之历史考据学 / 276
一 概 论 / 276
二 王鸣盛之历史考据学 / 284
三 钱大昕之历史考据学 / 295
四 乾嘉时代历史考据学之总成绩 / 320
第十一章 全祖望之史学 / 322
一 全氏之搜访文献及表章气节 / 323
二 全氏治史之缜密精神及公正态度 / 331
三 全氏史学之渊源——由理学而治史学 / 335
四 全氏学问之博雅及身世之悲凉 / 338
第十二章 章学诚之史学 / 339
一 章氏论史学与史料 / 340
二 章氏论著史之方法 / 351
三 章氏理想中之史学巨著 / 363
四 章氏生前之孤寂与身后声名之远播 / 370
第十三章 邵晋涵之史学 / 373
一 自邵氏与浙东史学派之关系而言之 / 377
二 自邵氏与朴学之关系而言之 / 379
三 自邵氏以真挚之情，写一家之史而言之 / 382
四 自邵氏以敏锐之见，发挥史学思想、史学理论、史学方法
之精蕴方面而言之 / 385
五 结 语 / 394
第十四章 赵翼之史学 / 396
第十五章 崔述之史学 / 416
一 崔述孤立于清乾嘉学风以外 / 416
二 崔述之生平 / 416
三 《考信录》与史学上之求真 / 418
四 崔述之史学渊源及其所受时代之冲激 /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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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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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国学丛书》总序
在我看来，不管多变的时局到底怎么演变，以及两岸历史的舞台场景如何转换，都不会妨碍海峡对岸的国学研究，总要构成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事实上，无论是就其时间上的起源而言，还是就其空间上的分布而言，这个幅员如此辽阔的文明，都既曾呈现出“满天星斗”似的散落，也曾表现出“多元一体”式的聚集，这既表征着发展步调与观念传播上的落差，也表征着从地理到政治、从风俗到方言上的区隔。也正因为这样，越是到了晚近这段时间，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学界来看，也都越发重视起儒学乃至国学的地域性
问题。
可无论如何，既然“国学”正如我给出的定义那样，乃属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总称，那么在这样的总称之下，任何地域性的儒学流派乃至国学分支，毕竟都并非只属于某种“地方性文化”。也就是说，一旦换从另一方面来看，尤其是换从全球性的宏 观对比来看，那么，无论是何种地域的国学流派，都显然在共享着同一批来自先秦的典籍，乃至负载着这些典籍的同一书写系统， 以及隐含在这些典籍中的同一价值系统。更不要说，受这种价值系统的点化与浸润，无论你来到哪个特殊的地域，都不难从更深层的意义上发现，那里在共享着同一个“生活世界”。甚至可以这么说，这些林林总总、五光十色的地域文化，反而提供了非常难得的生活实验室，来落实那种价值的 各种可能性。正因为这样，无论来到中华世界的哪一方水土，也无论是从它的田间还是市井，你都可能发出“似曾相识”的感慨。——这种感慨，当然也能概括我对台北街市的感受，正因为那表现形态是独具特色的，它对我本人才显得有点“出乎意料”，
可说到底它毕竟还是中国式的，于是在细思之下又仍不出“情理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当然所有的“多样性”都是可贵的。而进一步说，至少在我这个嗜书如命的人看来，台湾地区的国学研究就尤其可贵，尤其由那些桴海迁移的前辈们所做出的研究。
正是因此，我才更加感佩那些前辈的薪火相传。虽说余生也晚，无缘向其中的大多数人当面请益，然而我从他们留下的那些书页中，还是不仅能读出他们潜在的情思，更油然感受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正如自己曾就此动情而写的：“这些前辈终究会表现为‘最后的玫瑰’么？他们当年的学术努力，终究会被斩断为无本之木么？——读着这些几乎是‘一生磨一剑’的学术成果，虽然余生也晚，而跟这些前辈学人缘悭一面，仍然情不自禁地怀想到，他们当年这般花果飘零，虽然这般奋笔疾书，以图思绪能有所寄托，但在其内心世界里，还是有说不出的凄苦犹疑。”
终于，趁着大陆这边的国学振兴，我们可以更成规模地引进那些老先生的相关著作了。由此便不在话下，这种更加系统的、按部就班的引进，首先就出于一种亲切的“传承意识”。实际上，即使我们现在所获得的进展，乃至由此而催生出的国学高涨，也并非没有台湾地区国学的影响在。早在改革开放、边门乍开的初期，那些从海峡对岸得到的繁体著作，就跟从大洋彼岸得到的英文著作一样，都使得我们从中获得过新鲜感。正因此，如果任何一种学术史的内在线索，都必然表现为承前启后的“接着讲”，那么也
完全可以说，我们也正是在接着台湾地区国学的线索来讲的。
与此同时，现在借着这种集成式的编辑，而对于台湾地区国学的总体回顾，当然也包含了另一种活跃的“对话意识”。学术研究，作为一种有机增长的话语，其生命力从来都在于不断的创新，而如此不断创新的内生动力，又从来都来自“后生”向着“前贤”的反复切磋。也是惟其如此，这些如今静躺在台湾地区图书馆中的著作——它们眼下基本上已不再被对岸再版了——才不会只表现为某种历史的遗迹，而得以加入到整个国学复兴的“大合唱”中；此外，同样不在话下的是，我们还希望这次集中的重印，又不失为一种相应的和及时的提醒，那就是在这种“多元一体”的“大合唱”中，仍需仔细聆听来自宝岛的那个特殊声部。
最后要说的是，在一方面，我们既已不再相信任何形式的“历史目的论”，那么自然也就可以理解，今后的进程也总会开放向任何“偶然性”，无法再去想象黑格尔式的、必然的螺旋上升；可在另一方面，又正如我在新近完成的著作中所讲的：“尽管我们的确属于‘有限的、会死亡的、偶然存在的’人类，他们也的确属于‘有限的、会死亡的、偶然存在的’人类，可话说回来，构成了彼此‘主观间性’的那种‘人心所向’，却并不是同样有限和偶然的，相反倒是递相授受、薪火相传、永世长存的，由此也便显出了不
可抹煞的‘必然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总还有理由去畅想：由作为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总称的国学——当然也包括台湾地区国学——所造成的“人心所向”和“主观间性”，也总还不失为
一种历史的推动力量吧？
刘东
2020 年 6 月 24 日于浙江大学中西书院
自序
余治史学，自读清乾嘉时代史家之著述始。凡钱大昕、王鸣盛、全祖望、章学诚、赵翼、崔述之史学专著及其诗文别集，皆穷日夜之力读之；心有所得，则札记别纸，积久资料盈积，乃先后草成《钱大昕之史学》（《学术季刊》第二卷第三期，1953 年 3 月）、《全祖望之史学》（《中央日报》学人第九十九期及一百期，1948 年 9 月）、《赵翼之史学》（《大陆杂志》第二十二卷第七期，1961 年 4 月）、《清
乾嘉时代之历史考证学》（《大陆杂志特刊》第二辑，1961 年 5 月）、《清乾嘉时代之史学与史家》（《台湾大学文史丛刊》之一，1962 年10 月）诸文，时在 1952 年至 1949 年之间（文章发表时期较写成时
期稍后）。其后兴趣转移至史学方法论及中西史学之比较研究，而于清代史家仍有特殊浓厚之感情，清初史家若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万斯同、戴名世、吴炎、潘柽章、潘耒、马骕、钱谦益、朱彝尊、顾祖禹、毛奇龄诸人之著述，皆遍读之。《王夫之与中国史学》（《辅仁大学人文学报》第一期，1970 年 9 月）、《黄宗羲与清代浙东史学派之兴起》（《故宫文献》第二卷第三期、第四期，1971 年6 月、9 月）、《顾炎武与清代历史考据学派之形成》（《故宫文献》第三卷第四期、第四卷第一期，1972 年 9 月、12 月）、《戴名世之史学》（《故宫文献》第五卷第一期，1973 年 12 月）、《钱谦益其人及其史学》（《书目季刊》第十卷第一期，1976 年 6 月）、《吴炎、潘柽章之史学与风节》（《新亚学术集刊》第二期，1979 年）、《清初史学之建设》《清代史学之地位》（《史学评论》第六期，1983 年 9 月）诸文，则于十五六年间写成。盖与清代史家为友，而沉淫于清代史学之中者，历时已逾三十年矣。
清代史学，有千门万户之观，余所窥者，仍其片面，而王夫之史论之浩阔、顾炎武史识之超轶、黄宗羲史裁之严正、全祖望史才之英发、章学诚史法之精湛、钱大昕史学之博洽、赵翼史度之开拓，皆启我茅塞，开我胸襟。故不揣固陋，撰成专文，以质诸学林。然其中疏漏，往往而有。“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书，传之于人。”（《亭林文集》卷四《与潘次耕书》）顾炎武氏之训，何敢忘焉。因聚集旧作，汰其重复，正其误谬，增其不足，而益以新见，凡得十二篇：一、清代史学之地位；二、王夫之与中国史学；三、顾炎武与清代历史考据学派之形成；四、黄宗羲与清代浙东史学派之兴起；五、戴名世之史学；六、吴炎、潘柽章之史学与风节；七、钱谦益其人及其史学；八、清初史学之建设；九、清乾嘉时代之历史考据学；十、全祖望之史学；十一、章学诚之史学；十二、赵翼之史学。其中有申纸重写者，如《赵翼之史学》一篇，系综合旧作《赵翼之史学》《廿二史劄记考证序言》（《新亚学报》第二卷第二期，1954 年 2 月）、《廿二史劄记校证》前言（华世出版社，1974 年 2 月）及《赵翼传》（时报出版公司，1983 年 7 月）中涉及史学之部分而新写；《章学诚之史学》一篇，与旧作《清乾嘉时代之史学与史家》（该文为维运台大硕士论文）中所论者，已颇有不同；《清乾嘉时代之历史考据学》一篇，则纠正旧作《清乾嘉时代之历史考证学》镂刻之误甚多；未曾发表之《清初史学之建设》一篇，则系据不及万言之
旧稿而扩写。引书部分，皆再查原文，不敢坚信昔日所见者之丝毫无误也；词汇运用，务求前后一致，清代史家极力主张之义例宜严，不敢有片刻之轻忽也。然校稿来再以原文相稽，仍有讹误；义例亦有不尽纯一者。史学之繁难，有如是也夫？！
忆自离乡飘流，以学校为家庭，以友朋为生命，以学术为生活。自长白师范学院至台湾大学，皆我之家庭；自江南相偕跋涉千里之联中同学，至大学深夜剧谈之室友，皆我之生命；微二者，学术之涓滴成就奚见焉。患难相交三十年，而助我益我最多之老友，有数人焉：始于 1938 年结识之李玉灿兄，在朋侪中，有“李大哥”之称，待人纯出至诚，待我尤厚。相与出生入死于危难之中，视我之困难如其困难，而尤关心我之所成，凡我撰写之文，皆细读之，兴至则以长文相赞，缺点则隐之。有友如此，真无憾矣。
以史家兼为针灸大师之黄维三兄，当昔年患难之日，众人皆穷，一人独富（彼于大学毕业后即以针灸济世），我以交属莫逆，于绝粮之时，即乞援手。彼自奉甚俭，而好施与，大叩之则大鸣，小叩之则小鸣。饥得食，寒得衣，皆老友之赐也。此情此债，又岂金钱之所能偿还者哉！
同宗之杜聿新兄，学博识精，心思尤为细密。拙著《史学方法论》《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新写本）及《赵翼传》，皆承其指出错误数十处，错字尤不放过。近年颇知改正自己错字，皆聿新兄之教也。
长师英语系同班张梧兄与台大外文系同班鲁宝霖兄皆为最能倾谈之知友。二兄富长才，而皆撝谦自下，述而不作。张兄能文而久膺数学教师之职；鲁兄诗词歌赋咸通，嬉笑怒骂皆有，而下笔持重，胸中新见，不著一字。然与二兄促膝而谈，可以忘我，可以连宵，笑声中世俗之情消，而学问增进于无形之间也。
甲子岁始，写此序自励，兼酬老友。
杜维运自序于听涛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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