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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好书奖得主，党史专家王新生全新力作。
◎站在21世纪的今天，从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发展的过程，审视中国共产党诞生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
◎以大量权威可靠的一手资料和扎实的学术研究成果，解释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必然性。
◎以鲜为人知的生动的历史细节和新颖的叙事方法，再现中国共产党诞生的过程。
◎从当事者的回忆中对有关事情的不同说法中进行分析梳理，帮助读者了解更多的历史事实。
◎对重要历史事件有精当的点评，使读者从中受到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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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近代贫瘠落后的中国，何以能产生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无产阶级政党？成立初期小小的政党，何以成长壮大，进而改变中国的命运，带领中国巨轮从嘉兴南湖启航，摆脱列强欺凌，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本书基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发展进程的广阔视野，以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后的历史进程为主线，以丰富可靠的史料、新近的学术研究成果为依据，以大众易于接受的叙事方法于百年历史深处追索答案，回答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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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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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生，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历史。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修订，为《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第三章执笔人，参与过党和国家重大纪念活动文件和党的领导人讲话起草。所著《穿越历史时空看长征》获2016年度中国好书奖和第七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共党史研究》《党的文献》《近代史研究》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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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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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引言 历史之问
第一章 苦难的旧中国
一、堕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
傲人的中华文明
西欧、清朝反向发展
落后遭打，教训惨痛
二、寻找救国与民族复兴之路连遭挫折
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
太平天国理想社会幻灭
洋务运动惨遭失败
戊戌变法百日夭折
资产阶级共和国，此路不通
第二章 思想文化惊雷和反帝爱国狂飙
一、北洋军阀群魔乱舞
袁世凯的83 天皇帝梦
张勋上演宣统复辟丑剧
段祺瑞卖国、独裁，孙中山揭起“护法”旗
二、新文化运动——思想解放的惊雷
陈独秀擎起民主、科学大旗
李大钊：创建“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
鲁迅的呐喊
攻击矛头集中于孔教
三、席卷全国的反帝爱国狂飙
尴尬的战胜国
天安门前的怒吼
“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一个重要的事件发生
第三章 历史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一、新思潮来势汹涌
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
工读互助团等试验的失败
二、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真理
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思潮中最强音
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勃兴
一批先进分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唤起工人阶级的觉醒
三、马克思主义者与反对者的思想交锋
李大钊与胡适，问题和主义之争
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论争
批驳无政府主义
第四章 共产党早期组织悄然兴起
一、上海、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
来自苏俄的神秘客人
上海率先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
北京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
到工人阶级中去
二、长沙、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
长沙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
武汉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
三、济南、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
济南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
广州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
四、旅日、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
旅日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
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
第五章 红船启航：朝着中华民族复兴的方向前进
一、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提上日程
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最初的提出
张太雷苏俄之行
马林、尼克尔斯基到达上海
各地代表聚集申城
二、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望志路106 号迎来民族曙光
法国巡捕突然搜查会场
嘉兴南湖游船见证伟大开端
结束语 踏上新征程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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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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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历史之问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最大的也是最繁华的工商业城市上海，已是万家灯火。在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这座典型的石库门建筑的餐厅里，一群人围绕一张长条形的餐桌坐着。其中有穿学生装、长衫或西装的13个中国人，以及2个深眼窝、高鼻梁的外国人。
这13个中国人，分别是李达、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年龄最小的19岁，最大的45岁，平均年龄28岁。毛泽东这年恰好28岁。他们分别代表上海、武汉、长沙、济南、北京、广州、旅日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未参加会议的陈独秀。2名外国人，一个叫马林，一个叫尼克尔斯基，他们代表共产国际。
他们聚集在这里，是要完成一项在中国历史上惊天动地的使命——创建中国共产党。这个使命从这天晚上在望志路106 号开始，到最后一天开会地址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一只游船上，历经一周多的时间完成，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呱呱坠地。
也就是从这时起，近代以来，一直遭到西方列强欺凌，而本国政府又腐朽没落透顶，人民饱受苦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内部政治生活开始悄然发生变化。
这时，在北方，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与奉系军阀张作霖联合掌握着北京政权，两派军阀之间又存在着明争暗斗；在南方，孙中山在广州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再揭护法旗帜，率领粤军讨伐旧桂系军阀陆荣廷， 拟在打败陆荣廷后北伐中原。然而孙中山最信任的身兼内务部总长、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省长的陈炯明，野心勃勃，与他离心离德。全国大的政治格局，表现在南北两方政府的对抗上；而从全国政治特点上看，则表现在各地都被大大小小的军阀统治着。哪个军阀集团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多，兵多、地盘大，它的势力就大。中国共产党的出现，开始逐渐打破这种政治格局。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包括参加一大的13 名代表在内，党员人数满打满算也就58 人，在当时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政党，实力同她要革命的对象相比，极其悬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俨然是个庞然大物，中国共产党则是一颗微粒。随便一个统治某一省甚至统治更小区域的军阀，都比她的力量大得多。然而，她有最先进、最科学的理论指导， 从成立之日起，就勇敢地向旧中国反动的统治者发出挑战，要建立工农劳动者的社会。
时光如梭，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时，毛泽东恰好28岁，又经过28载的风风雨雨，在1949年的10月1日，他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身份站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在军乐团奏出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他按下了按钮，天安门广场升起了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同一天，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还有另一位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当时的职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从成立到夺取全国政权的28 年间，中国共产党饱经磨难，屡次遭受严重挫折，又屡次英勇地奋起，开创出革命新局面。
在成立后的第一年，中国共产党就认识到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在现阶段应先进行民主革命。于是，党的二大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响亮地向全国人民喊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口号。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任何阶级都提不出来的最彻底的革命纲领。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工人运动。从1922年1月开始， 到1923年2月，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形成第一次高潮。这次工人运动高潮的起点是香港海员罢工，终点为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二七大罢工遭到直系军阀残酷镇压，工人有46人牺牲，300余人受伤，40余人被捕，1000余人被开除。此后，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扩大了其在全国的政治影响，为掀起全国规模的大革命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1923年6月，党的三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用这种形式实现国共合作。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国共合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高潮。经过北伐战争，革命迅速发展到长江以南地区。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迅猛发展，党员人数到五大时已达到57967人。
然而，大革命后期，在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先后叛变革命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 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大革命遭到惨痛失败。
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残酷屠杀政策，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群众倒在血泊之中，原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南部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之中。据党的六大所作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有31万多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由大革命高潮时的近5.8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导致工农运动沉寂，革命处于低潮。中国共产党面对反动派要将革命者斩尽杀绝的严峻形势，是偃旗息鼓，还是勇敢前行、继续革命？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回答是后者——英勇无畏地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党领导和组织发动了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起义。在起义受挫之后，保留下来的部队转移到数省边界地区偏僻的山村坚持斗争，开展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 为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新道路。至1930年春，农村革命斗争已由1927 年秋的星星之火发展成为燎原之势。全国红色革命根据地已经有大小十几块，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10万人，分布在赣、闽、湘、鄂、粤、桂、豫、皖、苏、浙、川等十多个省的边界地区或远离中心城市的偏僻山区。武装斗争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 农村根据地已经成为积蓄和壮大人民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基地。从1930年秋到1931年秋，中央根据地及其他根据地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三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革命形势又一次出现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局面。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毛泽东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由此，毛泽东以“毛主席”著称于世，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一个特殊的名词。
然而，就在革命形势喜人之时，一次严重的挫折再次降临。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军事指挥，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 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撤离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长征。此后，党在南方的其他根据地也先后丢失，主力红军也先后进行长征。不仅如此，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中国革命又一次跌入低谷。
在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的时候，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 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次会议的成果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取得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使中国革命柳暗花明。在遵义会议后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 各路红军战胜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取得了长征这一举世瞩目的伟大胜利，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企图独占中国，中华民族危机一天比一天严重，全国掀起抗日救亡高潮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并为之做了不懈的努力。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不计前嫌，与厮杀了10年、有着血海深仇的国民党进行谈判，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在国民党军溃不成军的时候，逆势而上，奔赴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敌后的抗战岁月是十分艰苦的。日军对抗日民主根据地反复进行“扫荡”，实行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政策；国民党顽固派连续制造了三次反共高潮，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极其困难，几乎没有衣服穿，战士缺少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子盖， 甚至吃粮都十分困难。
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中共中央制定了大生产、精兵简政等多项政策，带领根据地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粉碎了敌人的“扫荡”，打退了顽固派的反共高潮，终于迎来局势好转。到抗战结束时，中国共产党党员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军队发展到132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余万人，抗日民主根据地已有19块，人口近1亿。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日战争中充分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了解和认识了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胜利后，原先躲在大后方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倒行逆施，依靠美国的支持，把手伸得长长的，试图抢占抗战胜利果实，企图维持其一党专政，使中国继续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之中。中国共产党希望在战后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并为争取和平建国表现出最大的诚意，付出最大的努力，毛泽东亲自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统治集团依仗着总兵力约430万人，对比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127万人达3.4 ∶ 1的绝对优势，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向解放区发起进攻，发动全面内战。面对气势汹汹的敌人，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先后粉碎了敌人的战略进攻和重点进攻。1947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转入战略进攻。在转入战略进攻的同时，解放区还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亿万翻身农民踊跃参军、支前，形成排山倒海般的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力量。
而这时在国民党统治区，由于国民党政府加紧对人民的疯狂掠夺和血腥镇压，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这一运动与反对美国扶持蒋介石打内战的斗争结合在一起，成为群众性的爱国民主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和争取下，各民主党派和许多无党派爱国人士也纷纷认清了国民党的独裁面目，日益走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参加人民革命的道路。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政治上完全孤立，已经无法逃脱失败的命运！
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至1949年1月31日结束，中共中央抓住战略决战的有利时机，连续组织了中国战争史上空前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154万人，基本上摧毁了国民党赖以维持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奠定了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基础。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当局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于次日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4月20日夜至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国民党军苦心经营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5月27日，人民解放军占领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为继续解放广大国土，人民解放军分路迅速向中南、西北、西南大进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消灭了国民党军残余。蒋介石集团仓皇从大陆逃往海岛台湾。
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时，中国共产党发展到448 万党员，其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发展到550万。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已由革命党成为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的执政党，而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历史表明：以理想和主义前行的中国共产党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总是能从绝境之中奇迹般地走出来，开辟新天地；她具有坚忍不拔的毅力，任何困难难不倒，任何重压压不垮；她具有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任何险关和障碍都阻拦不住她前进的步伐。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的未来。
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人民外受帝国主义欺压凌辱，内受封建主义压迫剥削，经济文化落后，工业基础极其薄弱，无产阶级数量很少，农民占大多数。然而，在这样看似贫瘠落后的国度里，为什么偏偏能够产生强大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无产阶级政党呢？而在看似土壤肥沃的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却产生不出这样的无产阶级政党呢？
让我们走进100年前的历史深处，去寻找答案。
上海率先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
维经斯基一行到达上海后，下榻于霞飞路718号。他们很快就到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会见了陈独秀。
老渔阳里2号这幢房子是曾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长柏文蔚的，陈独秀任过他的都督府秘书长。柏文蔚迁到新渔阳里之后，就把这幢房子让给了老同事、老朋友住。这是老式石库门房子，砖木结构，二层楼，二楼前面是统厢房，是陈独秀的卧室兼书房，厢房的隔壁是客堂楼，后有晒台。房子全部建筑面积约140多平方米。这就是陈独秀在上海的住所，《新青年》编辑部从北京又搬到上海后，也设在这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早期组织将在这里诞生。
陈独秀与维经斯基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陈独秀介绍他会见了当时宣传社会主义的《星期评论》编辑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时事新报》负责人张东荪，以及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沈雁冰、邵力子等人。会见形式同北京一样，是召开座谈会，由维经斯基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和苏俄现状，讨论宣传社会主义和改造中国的问题。最初参加座谈会的人还比较多，后来就只有当时还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与维经斯基交谈了。由于多次交谈，一些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加了解苏俄和俄共（布）的情况，一致得出结论：“走俄国人的路。”
关于陈独秀等开始筹备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情况，周佛海曾回忆，他在1920年夏到上海，与张东荪、沈雁冰一起到老渔阳里2号去拜访陈独秀，当时维经斯基在座。维经斯基在谈话中说：“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有工团主义，有社会民主主义，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势。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决不能推动中国革命。”对此，周佛海在回忆中认为：“他的结论，就是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党’。”并说：“当天讨论，没有结果，东荪是不赞成的，所以以后的会议，他都没有参加。我和雁冰是赞成的。经了几次会商之后，便决定组织起来。南方由仲甫负责，北方由李守常（大钊）负责。当时所谓南陈北李。”
李达回忆：
在这时候，“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事被列入了日程。威琴斯基（维经斯基——编者注）来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联系，他不懂得什么理论，在中国看了看以后，说中国可以组织中国共产党，于是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戴季陶等人就准备组织中国共产党。孙中山知道了这件事，就骂了戴季陶一顿，戴季陶就没有参加组织了。……当时还曾起草一个党章草案，由李汉俊用两张八行信纸写成，约有六、七条，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用下列的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一、劳工专政，二、生产合作。”我对于“生产合作”一项表示异议，陈独秀说：“等起草党纲时再改。”
李达回忆中列举的发起人有：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李达等。
施存统关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发起的回忆与李达略有不同，他在回忆中说：
一九二〇年六月间，陈独秀、李汉俊、沈仲九、刘大白、陈公培、施存统、俞秀松，还有一个女的（名字已忘），在陈独秀家里聚会，沈玄庐拉戴季陶去，戴到时声明不参加共产党，大家不欢而散，没有开成会。第二次，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五人，开会筹备成立共产党，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并由上述五人起草党纲。不久，我和陈公培出国。陈公培抄了一份党纲去法国，我抄了一份去日本。我没和李达、陈望道等一起讨论发起共产党。可能是我去日本后，陈独秀又找他们讨论组织共产党（我未参与其事，对此表示保留）。我在日本时，和陈独秀、李达有联系，所以李达回忆中提及我是发起人。陈公培去法国后，可能和他们没有什么联系，所以他记不起来。
包惠僧在回忆中则有另外一种说法，说是维经斯基与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张东荪等会谈过好几次，“他们曾经有过这样的打算：把《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结合起来，建立一个新中国革命同盟，并由这几个刊物的主持人联合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或是中国社会党。可是经过相当时间的酝酿，把这个意见正式提出来，首先吓倒了张东荪，他退出了这个运动，戴季陶最初还表示同意，但看到党纲草案中有一条规定：‘共产党员不能做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吏，不加入资产阶级的政党’时，戴季陶也借口他不能同国民党断绝关系，申请退出了这一运动。”
由于是在事隔数十年后回忆的，回忆者的记忆有误差，所以关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起情况不尽相同。尽管如此，这些回忆反映了这样几种情况：其一，酝酿建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是有一个过程的，经过多次会议协商；其二，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组织，是有变化的；其三，参加发起的人员由于意见分歧和其他原因，有出有进；其四，是叫共产党还是叫社会党，尚未最后确定。
陈独秀对于党的名称叫什么也拿不准。张申府回忆：“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写信给我，并要我告诉李守常。”“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思，我们回了信。”这件事说明，在建党问题上，陈独秀十分尊重李大钊的意见。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广为流传的佳话，也充分表明了二人在中共党史上的重要地位。
1920年7月19日，陈独秀等召开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筹备会议。“这次会议为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会上，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坚决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
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这时的发起人一共有8个，即：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时在日本）、杨明斋和李达。成立会是在《新青年》编辑部召开的，会议定名该组织为“中国共产党”，推举陈独秀为书记。除了上述发起人之外，在中共一大之前，先后参加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还有邵力子、袁振英、林伯渠、沈雁冰、沈泽民、李启汉、李中、周佛海等。会议决定，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工作为两部分：一是宣传工作，二是工运工作。会议还决定把《新青年》作为公开宣传的机关刊物，从第八卷第一号开始；另行出版《共产党》月刊，作为秘密宣传刊物。
在中国大地上，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悄然破土而出了！中国黑暗的政治天空中，在上海这个地方，露出了一抹微微的红色。
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成立后，即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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