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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你们会为这次对苏联充满侮辱、挑衅和掠夺的攻击而感到后悔！你们必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苏联驻柏林大使德卡纳佐夫。
六个月一周零三天的残酷的日子——自德军于1942年8月开始进攻斯大林格勒，到1943年2月在断粮断弹的情况下大约29万人投降——乔纳森·特里格通过亲历者的口述，揭示了一个个惨痛数据背后，人类所面临的深重痛苦。德国人确实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苏德双方的代价都很大。
此外，本书还以大量笔墨，着重介绍了德国后勤补给的匮乏。航空燃料、坦克用柴油、缺乏弹药……重要的是，步兵们没有足够的食物，战斗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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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1942年8月开始，德军以第6集团军和第4装甲集团军对斯大林格勒发起攻势。随着苏德双方的增援部队不断涌入这座城市，战斗的惨烈程度也不断升级。到11月中旬，德军以巨大的代价将苏联守军逼退到伏尔加河西岸的狭窄地带。接着在11月19日，红军发起“天王星行动”，目标是受德军第6集团军保护的、位于侧翼的罗马尼亚军队。当装备落后的罗马尼亚军队被攻克后，第6集团军就被切断和包围。
希特勒决心守住斯大林格勒，禁止第6集团军突围，并坚持采用杯水车薪的空投补给方式。直到1943年2月，在没有食物和弹药的情况下，大约91000名饥肠辘辘、满身虱子的德国人投降了。
在这场持续五个多月的残酷的战斗中，苏德双方的损失都令人瞠目结舌，苏军有近50万人死亡，还有超过65万名病人或伤员。作者以其*特的风格记叙了战争的进程，并通过当时的德国人的话语，揭示了这些数据背后的血腥与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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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原著：[英]乔纳森?特里格（Jonathan Trigg）
乔纳森?特里格拥有历史学荣誉学位，曾在英国陆军服役，并在北爱尔兰和波斯尼亚完成了作战任务，后来又在阿拉伯湾担任友好政府的军事教官。他是各个媒体的定期*家撰稿人，也经常在 BBC Radio 4、Newstalk、Talk Radio、RTE等电台，以及ww2podcast.com、History Hack、History Hit等播客节目上接受采访。他另外著有《顿河上的死亡：德国盟军在东线的毁灭》（获2014年普希金历史奖提名）和《德国人眼中的D日》。
■翻译：刘萌
刘萌，辽宁昌图人，著有《苏伊士运河战争》，译有《*一次世界大战军服、徽标、武器图解百科》《海战论：影响战争方式的战略经典》《现代空中武力：经典飞机识别指南》《争霸战争、统一战争：十九世纪军服、徽标、武器图解百科》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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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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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引言
对本书的几点说明
*一章 巴巴罗萨行动失败后
第二章 南方集团军群—德国的希望
第三章 第一滴血
第四章 蓝色行动开启！
第五章 高加索—去而复返！
第六章 向东进发，直至伏尔加河畔！
第七章 “将他们缠绕至死”
第八章 “老鼠战争”
第九章 天王星行动—红军的反击
第十章 杀死战马！
第十一章 冬季风暴行动
第十二章 饥饿与红军
第十三章 战斗结束
第十四章 计算损失
附录A
附录B
附录C
参考书目
示意图和历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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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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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格勒，在人们普遍的认识中，这座城市于1942年下半年和1943年年初爆发的战斗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标准的说法是，纳粹德国本打算在1941年击败苏联，不过在严寒的冬天里，其企图最终遭遇失败。不甘心的纳粹德国于1942年夏天再度发动大规模攻势，试图*底赢得东方战争，但这一次，其目标是前往遥远的高加索地区，夺取传说中的油田。起初，德国人“复制着”一年前的成功，不断取得胜利，昂首阔步向前推进。他们的装甲部队不断突破苏军纵深，使一列列垂头丧气的苏军沦为战俘，艰难而茫然地向战俘营跋涉。
然后，就在最后胜利唾手可得之际，德军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伏尔加河上一座充满破碎建筑和扭曲残骸的工业废墟之中；这座城市的名字成了毁灭、恐怖和苦难的代名词。在硝烟弥漫的瓦砾中，战斗艺术的大师们发现自己被卷入了一台幽闭的“绞肉机”中。在这片战场上，他们优越的战术、武器和训练对藏身在城市小巷和下水道中的苏军毫无作用。在这场*伟大的战役中，德国士兵将自己在作战方面的短板表现得淋漓尽致。对此，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苏军指挥官瓦西里·崔可夫（Vasily Chuikov）心满意足地回忆道：
他们没有勇气直视全副武装的苏联士兵的眼睛。有一次，我们发现一位敌军士兵，他身处一个距离后方很远的前沿阵地中……每隔5到10分钟，他就会用他的冲锋枪连发射击，显然是为了鼓舞士气。我们的士兵可以找到这样的“战士”，然后悄悄地靠近他们，再用子弹或刺刀解决他们。
崔可夫所言不虚，确实有一位“Landser”（德国前线士兵的绰号，类似于英国人的“Tommy”）在寄给家里的信中写道：“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我就扣动扳机，用机枪连发发射曳光弹……要是你能理解这有多么恐怖就好了。”不过，崔可夫在战役的最后几周也说过这样的话：“他们（德国守军）继续生活在希望之中，并且拼了命地抵抗，常常是真正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我们几乎没有抓到什么俘虏，因为纳粹分子就是不肯投降。”这位苏联元帅的前一个断言听起来更像是一种宣传声明，而不是对现实的描述，后一个断言则说出了令人恼怒的真相。
然而，根据对这段战史的标准叙述，随着战役继续进行，苏联红军凭借高超的战技，利用大量新组建的、装备精良的部队，切开了敌人脆弱的侧翼。德军侧翼的守军是由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等轴心国盟友组成的，这些部队不仅素质很值得怀疑，也不那么可靠。当这些热情不足的盟友扔下他们的武器，在雪地里拼命逃跑时，“猎人”变成了“猎物”，因为曾经十分强大的德国国防军第6集团军发现自己已经被困在城中，而长期以来，他们在城中持续作战，就是想要征服这座城市。希特勒和他懒惰无能的空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Hermann Goering）否决了军事专家们的意见，坚持让被包围的部队就地坚守，挺过苏联的严冬，并让空中运输为其提供所需的全部物资，从而把失败变成了一场灾难。空运很快陷入困境，戈林承诺的物资几乎没有一星半点被送到受困大军的手里。冬天的寒冷折磨着德国人，他们开始被饿死，但激烈的战斗仍在持续。
几个星期过去了，斯大林格勒“口袋”里的生活变得更加悲惨，特别是在被大肆宣传的、被誉为足以解救被围部队的地面攻势未能取得突破的时候。虚弱的德国人拒绝投降，继续战斗，直到不可避免地被俘。随后，成千上万的德国人被噩梦般地囚禁起来，只有极少数人能活着回家。这是一场德国人永远无法挽回的失败，巨大的损失使他们的战争组织从那时起便陷入了瘫痪。以上就是人们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普遍看法，这种看法在许多方面都非常准确。的确，戈林的空运是一场灾难，但从来没有被当作一个严肃的军事命题来对待，而且苏联红军旨在包围第6集团军的所谓的“天王星行动”虽是一次出色的反攻，但远非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全部。事实上，这场战役的全貌远比任何故事都要更加迷人。
在盟军为击败邪恶的纳粹德国所进行的漫长而又代价高昂的斗争中，选择任何一场战役，并绝对肯定地说这场战役是整场战争的转折点，那都是一个大胆的举动。毕竟，在1943年夏天，德军在库尔斯克的失利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然而，想要对1941年纳粹德国入侵苏联的行动（巴巴罗萨行动）的最终失败避而不谈，而只用单纯的眼光来看待斯大林格勒这场关键战役，这是非常困难的。这正如德军装甲指挥官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Ewald von Kleist）对巴巴罗萨行动的评价：“胜利的希望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这样一种前景上，即入侵会在俄罗斯引发政治动荡……并且如果斯大林遭受惨败，他就会被自己的人民推翻。”克莱斯特将德国人的观点总结得很好。或许，唯一值得商榷的地方是，希特勒认为会导致苏维埃国家崩溃的是红军的军事失败而不是民众的起义。不管克莱斯特的评论是否符合现实，几乎没有争议的是，当希特勒臭名昭著的宣言—德国国防军只需要踢开大门，整个破败的房屋就会倒塌—没有实现时，纳粹德国的东方战略就被搁浅了。那么，究竟如何才能赢得战争呢？
事实上，当时德国人还不知道这些。在此之前，他们入侵过的每一个国家都投降了，这些国家的政府要么乞求和平，要么被迫流亡海外。但当大不列颠和她的帝国站稳脚跟时，希特勒没有找到答案，而在苏联时，他也同样没有找到答案。以希特勒为首的所有德国人，都在考虑即将到来的最后胜利—期待已久的“Endsieg”。届时，第三帝国将控制一个横跨欧陆的帝国，从而拥有其所需要的全部资源，还不必担心英国对世界航道的掌控。然后，柏林可以在闲暇时—可能是在丘吉尔被打发走，白厅的糊涂傻瓜们接受了不可避免的结果时—与伦敦打交道，并达成某种协议。但要做到这一点，纳粹必须首先通过摧毁苏联来巩固其帝国，而大多数德国人都认为这个目标尽在掌握中。这正如面容油滑的党卫军情报主管沃尔特·谢伦伯格（Walter Schellenberg）所说的那样，他说：“我们仍然站在令人眩晕的高处，纳粹领导人相信胜利就在眼前。”
有趣的是，谢伦伯格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他强烈地感觉到，与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达成某种政治和解才是正确的前进方向，但这很难不被认为是“事后诸葛亮”。事实上，希特勒无意与斯大林或苏联人民达成任何形式的和解，这位纳粹霸主对他们只感到深恶痛绝。由于病态地执迷于自己的意识形态，这位纳粹最高领导人无法寻找一份政治解决方案，唯有诉诸武力。因此，斯大林只能在灭亡或胜利之间做出选择。不难猜测，这位苏联领导人肯定会选择后者。
1942年，德国在东线战场缺乏切实可行的战略，无法赢得胜利，但这并不是希特勒一个人的责任。德军总参谋部同样无计可施。正如其无法也不愿阐明一条政治上的前进道路，并且也未能在1941年取得全面军事胜利一样，纳粹德国的军事智囊团对上述问题同样无所适从。我们的老朋友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也谈到了同样的问题，他承认“当时没有进行长期斗争的计划。一切都建立在于1941年秋季前结束战争并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想法上”。由于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将军们唯一的答案就是再来一次同样的行动，再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但对哪里发动进攻，又为了达到什么目标呢？更喜欢执行军事行动而不是制定大战略的将军们，听从了希特勒的意见。希特勒不把攻占莫斯科或全面摧毁红军作为战略目标，而是把注意力聚焦在了他确信自己了解而他的将军们（很明显，希特勒觉得他们智力低下）不了解的主题—经济上。当“大德意志总参谋部的绅士们”谈论着前进、突破和包围时，希特勒却在谈论煤炭、钢铁，尤其是石油。因此，随着1942年新年天气转暖，德国国防军再次发动攻势。但在苏联人看来，令人费解的是，纳粹并没有试图攻占莫斯科，而是在南方发动进攻，向神秘而多山的高加索地区的“石油天堂”推进。
高加索地区实际上是连接欧洲和小亚细亚的巨大大陆桥，其西濒黑海，东临里海，是一个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地区，也是众多民族和族群的家园，这里既有基督徒，也有穆斯林。这亦是一片偏僻的土地。一百多年来，从外部频繁造访此地的都是一些探险家和冒险者。直到19世纪，罗曼诺夫沙皇的军队才一块又一块地蚕食了这片土地。当地人曾尝试过摆脱俄罗斯（后来是苏联）的统治，但都以克里姆林宫的血腥镇压而告终。后来，克里姆林宫在发现高加索的地表下方大部分都是无穷无尽的石油湖时，就更加坚定地要攥住此地的山脉和峡谷。正是这种丰富的自然资源推动了苏联潜在的工业化进程，使苏联的石油资源几乎与美国的一样丰富。
然而，高加索地区甚至距德国东线军队（Ostheer）部署在最前沿的阵地都很遥远。事实上，从格尔德·冯·伦德斯泰特（Gerd von Rundstedt）的先头部队所在地到里海石油城市巴库的距离大约是800英里（1英里约为1.6千米）—比这老将在巴巴罗萨战役中成功推进的距离还要远一点。为了攻下距离如此遥远的目标，纳粹集结了一支庞大的军队。这支军队不仅包括第三帝国于战争的第三年所能拿出的最好的部队，而且还包括四个来自盟友的整编集团军，这四个集团军将在未来的战斗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不过，就像巴巴罗萨行动一样，柏林低估了发动一次成功的进攻所需的要素，并且当红军表明其已从一年前的夏天吸取了教训，拒绝傻站在巨大的包围圈中，等着被摧毁时，德国人发现自己已经进入了一个死胡同，而这个僵局正是他们亲手制造的。由于没有取得一场压倒性的胜利，纳粹在作战上肆意妄为的嗜好再次抬头，他们将步兵部队与装甲部队派往不同的方向，打算攻取截然不同的目标。斯大林格勒从来不是这些进攻的目标之一。它之所以成为目标，更多是源于偶然事件和希特勒与生俱来的固执，而不是源于任何战略计划。双方为这座城市展开的激烈战斗，使这场战斗本身被赋予意义。第6集团军及其指挥官弗里德里希·保卢斯（Friedrich Paulus）意外地成为德国在东方战争中的“进攻矛头”，或者说“进攻重点”（schwerpunkt）。
事实上，德国第6集团军是一个拥有强大力量的军事组织。然而，斯大林格勒的战斗却暴露了当时德国国防军最大规模野战部队的内在矛盾，也暴露了其指挥官的矛盾—这位将军擅长参谋工作，但在斯大林格勒时严重失职。尽管德军士兵在白热化的巷战中表现出了一定的脆弱性，但正是保卢斯的战斗指挥削弱了他自己的军队。
整个秋季，保卢斯都在尝试使用“棍棒”而非“剑锋”来打击苏军，他想要通过强大的火力和猛烈的攻击来压倒对方，从而赢得战斗的胜利。挫败这样的战略并不容易，但也不复杂，随着红军逐渐适应了这样的进攻节奏，德国人—更具体地说是他们的指挥官—却感到不适应了。一个实力超强且泰然自若的作战组织被迫在不断爆发的零星战斗中消耗力量，这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因为这些战斗只能带来一个结果，那就是大量的流血和死亡。谨慎的保卢斯最终在一系列攻势中耗尽了他的部队。这些攻势更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消耗战，而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机动作战。在当年秋季的9月和10月，正是这些战斗致命地削弱了第6集团军的实力，然后任由它自生自灭。
缺乏想象力的保卢斯与苏联人形成了鲜明对比，因为红军在11月中旬发起了天王星行动，切断了第6集团军的生路。天王星行动的成功一直被人们认为是纳粹德国的盟友软弱的表现所导致的，但现实情况要微妙得多，特别是一些罗马尼亚部队在缺乏空中支援和重型武器的情况下，仍然进行了激烈的抵抗，随后才在混乱中撤退。
苏联在天王星行动中的成功，也应该放在这次进攻的“老大哥”—火星行动，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于战场北部发起的行动，旨在摧毁中央集团军群（Heeresgruppe Mitte）下辖的第9集团军—血腥失败的背景下来看待。火星行动在规模上远超天王星行动，却成了沉重打击红军的血腥“绞肉机”，因为第9集团军指挥官沃尔特·莫德尔（Walter Model）表现出了保卢斯明显缺乏的果断和狡猾，而苏联人显得迟钝而笨拙，这与纳粹在南方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表现相似。
那时，随着保卢斯的部队被苏军包围，德国人开始幻想利用空运来解除困境。关于斯大林格勒空运的主题，与斯大林格勒这场战役的许多其他主要方面一样复杂而又矛盾。这是希特勒绞尽脑汁想出的一个神话，他疯狂地想要将其坚持执行下去，但事实证明，这仅仅是一个神话。德国空军的高层人物被深深地卷入了这个显然带有缺陷的战略中，但当战略不可避免地出错时，他们却热衷于与它保持距离，这就像一些陆军将军，他们最初认为可以取代空运计划、拯救德国军队的突围计划也将是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
与空运有关的第二个谬论是，正是由于空运的食物不足，才导致了第6集团军的厄运。这犯了将问题过度简单化的毛病。事实上，弹药和燃料的缺乏对被困士兵造成的伤害更大。这两样远比德国陆军配给的面包（kommissbrot）更重更大的东西，才是维持第6集团军继续生存的关键。至少在开始时，大多数人还能靠丁点口粮勉强生存，但由于没有子弹可以发射，也没有汽油可供他们自己和重型武器在战场上机动，他们就只能坚守在原地，偶尔向蜂拥而来的苏军开上一枪。炮弹，是关键中的关键。无论在防御中还是在进攻中，炮手都是无价的，并且在斯大林格勒这样的静态战役中，他们的高爆威力和致命弹片都占据着主导地位，但随着库存炮弹逐渐被耗尽，第6集团军的希望也随之破灭。最后，德国人、罗马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希维人”（Hilfswillige，字面意思是“愿意为德军提供帮助的当地人”），这些被困的幸存者已没有东西可供战斗了。
他们打的这场战斗是一部惨烈的史诗。苏军的损失是巨大的，而且从未被真正承认过。对于轴心国来说，总共有五个独立的集团军在火光中消失，包括：罗马尼亚两个集团军，德国、意大利和匈牙利各一个集团军。不过，德国继续战斗（其盟友也是），并且在第二年夏天的库尔斯克战役中再次拥有了扭转东方战场局势的机会。石油—表面上是1942年德军发动夏季攻势的起因，但这一作战目标却几乎被随意地抛在一边—仍是纳粹的一个巨大问题。尽管如此，在没有高加索的石油助力的情况下，德军仍坚持到了1945年春。
那么，斯大林格勒战役真的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二战的转折点吗？曾领导德国海军并在希特勒自杀后接任国家元首的卡尔·邓尼茨（Karl D?nitz）认为：“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很明显，我们已经失去了赢得对俄战争的希望。”秉持这种观点的，远不止他一人。1943年2月4日，就在第6集团军投降的几天后，一份由党卫军帝国保安部（SS Sicherheitsdienst，或缩写为“SD”）编制的内部安全报告指出，“（平民百姓）普遍认为，斯大林格勒战役标志着战争的转折点”。这也许是对这场战役最具说服力的反映。这场灾难对德国来说是如此深刻，以至于全国几乎没有一个家庭未受到影响，每个家庭都有儿子、父亲、叔叔、表弟或侄子在斯大林格勒丧生，或者在苏联的劳改营中消失—在这里就等于判了死刑。长期以来，德国人已经习惯了几乎无穷无尽的胜利，因而斯大林格勒战役才在其民族意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并打击了他们对于最后胜利的信念的基石。
不管是不是二战的转折点，都没有什么能削弱这样一个事实：即使在空前野蛮的苏德东线战场，斯大林格勒战役在人们的想象中也占据着特殊的恐怖地位。这场战役不是在开阔的草原、沙漠或茂密的丛林中进行的，而是在今天居住于城市中的我们所熟知的房屋内、工厂里和街道上进行的。一提到“斯大林格勒”这个名字，就让人联想到烟雾、大火、瓦砾，以及扭曲的大梁躺在成堆的碎砖上的画面—这里没有任何荣耀或浪漫。这是对一整支由人和他们的武器所组成的军队彻底、完全地毁灭。这是德国人及其盟友眼中的战役。这就是斯大林格勒战役。”
”他把手指垫在下颌，目光紧紧盯着对面的墙壁，但视线没有焦点，因为他正在琢磨着什么—那是一份文件，就躺在他面前巨大的桌子上。他摘下一副圆框眼镜，除了他的小圈子，没有人知道他戴这副眼镜；为了维护精心打造的“刀枪不入”的公众形象，他不允许任何摄影师拍摄自己戴眼镜的照片。然后，他靠在椅背上，心不在焉地翻着双倍行距、超大字体的报告，但他并没有真的在读，因为报告的细节早已刻在了他的脑海中。
这份报告盖着“东线外军处”（Fremde Heere Ost，简称“FHO”） 的官方印章，该处的新上司—面相狡诈的莱因哈德·盖伦（Reinhard Gehlen）被征召来，以接替埃伯哈德·金泽尔（Eberhard Kinzel）。后者因在一年前的巴巴罗萨行动中表现不佳，失误明显，而被贬为元首后备军（Führerreserve，等待调动的半退休军官，有的永远不会被再次任用）。戴单片眼镜的金泽尔在诸多方面都出现了误判，包括但不限于：长期低估苏联空军（Voyenno Vozdushnye Sily，简称“VVS”）的实力，不知道苏军拥有超*流的T-34坦克，但最致命的是，他没有预见到莫斯科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就迅速动员了数百万人的大军，尽管他们每两个人才能分到一支步枪，而且只能用草绳代替腰带。之后，苏联红军遭受了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损失，但同样是这些装备简陋的平民，在纳粹侵略军向莫斯科发起最后一击之前，就已经将敌人的锐气消磨殆尽，令其成为强弩之末。
台风行动（Operation Taifun），这场德军针对莫斯科的最后攻势完全失败了。作为行动中的攻击部队，中央集团军群在缺乏食物、燃料、弹药和适当御寒衣物的情况下被困于严冬的雪地中，而且苏军随后发动的反攻又使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德军在巴巴罗萨行动中投入的入侵部队—毫无疑问是整场战争中集结的*强部队—如今纷纷在雪地中倒毙，德军最好的空中和地面编队也逐渐消耗殆尽。希特勒不顾将军们的劝阻，命令惊慌失措的部队在原地坚守。这些部队有时候不得不在开阔的大草原上挖掘冻土，构筑工事，以抵御苏军的反攻。希特勒的决定挽救了军队，但德军伤亡之惨重还是令人瞠目结舌，而且随着这个独裁者对军官团失去信心并将大批高级军官解职，德军的“损失”又被进一步增大。
被解职的将军包括格尔德·冯·伦德斯泰特和海因茨·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伦德斯泰特是德军中的老前辈，属于普鲁士传统军事阶层，这一阶层自俾斯麦统一战争之前就构成了德国国家力量的支柱；古德里安则自封为德军引以为豪的装甲部队（panzerwaffe）之父。在其他四十多名被解职的将领中，有费多尔·冯·博克（Fedor von Bock）、威廉·冯·勒布（Wilhelm von Leeb，伦德斯泰特的同僚、集团军群指挥官）和艾里希·霍普纳（Erich Hoepner，与古德里安一样，为装甲部队指挥官）。不过，被解职的*高将领毫无疑问是时任德国陆军总司令（Oberbefehlshaber）的瓦尔特·冯·布劳希奇（Walther von Brauchitsch）。萎靡不振的布劳希奇被希特勒本人所取代，后者坚信是与生俱来的直觉—以及身为一战下士传令兵的战场经验—使自己成为手握如此重权的理想人选的。阿道夫·希特勒此时将自己封为“德国国防军*高统帅”（Oberkommandierender der Wehrmacht）。
就像他的死对头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所做的那样，希特勒这时候已经将其军队中最*深的一批将领清洗掉了，尽管没有诉诸公开审判，也没有进行大规模处决，留下来的人则因胆怯而不敢挑战他的*威。
在被解职之前，伦德斯泰特和勒布接受了巴巴罗萨行动已经失败的判断，他们呼吁国防军撤回到旧的波兰边境上，而且可能的话，甚至寻求与莫斯科达成某种和解。但他们刚意识到这一点，就被迫退休了，这使得他们的话语权被大大削弱。此时，希特勒的随从中只剩下阿尔弗雷德·约德尔（Alfred Jodl）和威廉·凯特尔（Wilhelm Keitel）。威廉·凯特尔也被称为“莱克特尔”（Lakeitel），这个名字是一个双关语，有“仆人”之意，连希特勒都形容他只拥有“一位电影引座员的智商”。从军事角度来看，最后一位有希望影响纳粹领导人的将领是弗朗茨·哈尔德（Franz Halder）。作为一名彻头彻尾的职业军官，哈尔德的情绪也很不稳定，他常在赢得彻底胜利的狂喜和陷入毁灭性失败的预感之间剧烈摇摆。由于在任何时候都未能成功抵抗希特勒的要求，哈尔德已陷入深深的妥协之中，他建议东线德军坚守目前阵地，并用一年的时间来巩固他们的战果，但这一建议被上级轻易地忽视了。希特勒，也只有希特勒，才能在1942年对东线德军的行动做出最终决定，他的决定被奉为圣旨，写在他桌上的皮面报告书里。
此时，随着苏联这头巨熊终于在春天的融雪中挣扎起来，这位当时已是纳粹德国军事和政治的*高领导人面临着一个重大决定。下一个作战季即将到来，纳粹德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呢？法国的地中海和大西洋海岸当时正固若金汤，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对第三帝国的空袭有点麻烦，但仅此而已。在政治版图支离破碎的南斯拉夫，鉴于共产主义游击队奋起抵抗，德国国防军参与到一场血腥的清剿行动当中，但大部分战斗任务由当地兴起的法西斯民兵、德军的帮凶和意大利人承担了。德军在苏联以外*一的一处战场在北非。在那里，埃尔温·隆美尔（Erwin Rommel）的非洲装甲军团（Panzerarmee Afrika）在埃及和利比亚北部所向披靡，但其能否取得最终胜利将取决于援军和补给抵达的时间。德国海军试图切断英国横跨大西洋的重要补给线，同时摧毁前往苏联港口的盟军援助船队，但希特勒“是一头大象，而不是一头鲸鱼”，他与海上战争毫无瓜葛。这就仅剩下俄国战场，但那里的局势可以说是一片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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