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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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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的知识界肩负着重新认识美国的任务。在这样一个庞大而艰巨的任务中，对美国宪制的研究在长时间内承担着不可承受的重负，被赋予了太多学术之外的意义和意图。要走出这样的迷思，一方面要坚持以扎实的研究作为学术讨论的基础，另一方面也要继续挖掘具有自身主体性的美国宪法研究，既不能将自身“变成法律的一部分”，更不能让自己成为“美国法的一部分”。在这一意义上，此书是一种真正展开中国学者自身主体性的美国宪法研究，通过美国宪法史上的一段“断代史”，以“建国”与“重建”作为所有讨论的两个焦点，向读者呈现了建国宪法如何历经三代人守护，真正成为联邦共同体所有人的法律，在一代又一代人中发挥着宪法的团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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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1776年美国建国，1863年林肯作为第16任总统发表葛底斯堡演说，这八十七年来的若干政治斗争和关于宪法的论辩，以及不同的政治人物在不同时期做出的不同努力，是本书的主要讨论对象。作者在历史的纵深中梳理制度形成的来龙去脉，实事求是地展示各种力量在历史重大关头的选择，并且不忽视历史行程中的偶然和复杂，组织起对美利坚的创制的讨论。
这是一部充分体现中国学者主体性、以中国的学术话语认真研究美国的专著，在基本立场上，作者摒弃了曾经影响过中国学术界的美国制宪的“民主奇迹”说，同时，通过历史路径来反思美国法治道路，有助于驱除我们曾经为美国模式编织的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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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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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雷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历史进程中的宪制变迁问题，近著有《当春乃发生：中国“八二宪制”的诞生与构造（1979—1992）》（2022）、《继往以为序章：中国宪法的制度展开》（2021），译作有《我们人民：转型》《作茧自缚：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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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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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如何理解“漫长的建国时刻”？
第一章 讲述“我们人民”：宪法、时间性与宪政叙事的生成
第二章 摸着“宪法”过河：论麦迪逊作为“宪法之父”的两种身份
第三章 第二代宪法问题：在国父与国子之间
第四章 “合众为一”：林肯与早期宪法史的终结
参考文献
致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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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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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建国时刻”，上起1776年，下至1863年，历时87年之久，在美国的政治纪元内，不可谓不漫长。
1776年7月4日，“时间开始了”。历史见证，这一日，北美的大陆会议向全世界发出《独立宣言》，宣告原英属北美的13个殖民地脱离帝国母体，从此成为了“自由和独立的诸邦”。追根溯源，这是一个民族的诞生之初，7月4日也因此被定为美国的国庆日。
破而后立，这个新生的共同体自此上下求索。1787年之夏，在费城会议上，革命者以“我们人民”之名，不仅为自己，也为子孙后代，制定了一部成文宪法。新的联邦政府在1789年开始运转，“党争”此起彼伏，建国者们摸着“宪法”过河，探索国家的长治久安之道，他们为之奋斗的，是要让这个立宪共和国延续下去，传诸后世。
作为一段具体的历史进程，“漫长的建国时刻”结束于1863年。选择这个时间节点作为建国的完成时，是为了向林肯致敬，最大程度地释放葛底斯堡演说的宪制意义。1863 年11 月19 日，在葛底斯堡的战场上，林肯总统作完这篇只有272 个单词的演说，用时不过两分钟，而这短短的两分钟之所以名垂青史，并非因为这是一篇演讲与口才的范文，而是因为林肯于演说中指出了美国历史前行的方向。进入美国宪法史的脉络，葛底斯堡演说可谓关于建国以来宪法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它终结了一个旧时代，新的宪制秩序也奠基于其中。
故此，“漫长的建国时刻”在美国历史的坐标系中，对应的就是建国87 年来的进程。用这个概念为美国宪法史分期断代，并不是我们今天拍脑袋的发明，而是尊重并忠诚于既成历史的结论，它所根据的，首先是林肯对美国宪制大事因缘的判断，是林肯对其所继承的宪制秩序的阐释。在葛底斯堡演说开篇，林肯追溯建国往事，革命先辈创建新国，距“今”正是“八十又七年之前”（four score and seven years ago）。在此意义上，“漫长的”，亦即前后长达87 年的历史跨度，包含着一个林肯视角，一段从华盛顿到林肯的宪制往事也蜷
曲于其中。
“漫长的”，作为一种宪制史观的提出，所要批判的是费城奇迹论。费城会议纵然建国兄弟云集，回到历史现场，一部宪法的诞生在当时也堪称“奇迹”。但美国的建国大业绝不是毕其功于费城一役的。说起立宪政治，“1787 年之夏”只是一个开端而已，如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所言，代表们拿出的只是一部宪法的草案，而这部宪法的命运究竟如何，连同费城故事应该怎么讲，尚且要听历史的下回分解。
数年前坊间流行过一部推销民主的“他山之石”：《民主的奇迹：美国宪法制定的127天》。作为一本讲述费城制宪的故事书，这本书不可谓不动人，在美国属于影响数代人的大众经典，但译介到国内时，原书名Miracle at Philadelphia（《费城奇迹》）却被改为《民主的奇迹》。这一处调整，微言大义：似乎只要有了“民主”，127天就能生长出奇迹。我们紧扣“漫长的”这一时间尺度，就是反对上述“短平快”的127天奇迹说。就定义而言，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有宪制，首先要衡量其政治生活中是否形成了轻易不可变的根本规范，这也就意味着任何宪制的确立都要经过时间的历练，也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大国宪制，要做到寓多元于一体，更是不可能速成。故此，要理解美国宪制，只讲述费城那些事，只读《联邦党人文集》，是远远不够的。从华盛顿到林肯，从建国到重建，从1776年到1863年，美国的早期宪法发展构成一个整体的历史视野—若是没有总揽全局的历史感，研究者贪恋一域，探索就很容易变成盲人摸象。
为过往分期，为人事断代，这是我们进入历史的方法。在这前后长达87年的历史进程中，宪法搭台，党争唱戏，以政治家的代际轮替和交接为线索，我们可以区分前后相继的三代人，也可以由代际之别来划分三个历史阶段。在这里略作交代。
第一代就是宣布“时间开始了”的“建国兄弟们”（Founding Brothers），他们是美国革命的亲历者，也是林肯口中的“我们的先辈”（our fathers）—距其87年之前创造新国的国父们。就革命建国的军功而论，第一代的领导核心非华盛顿莫属，而单就起草宪法这一伟业而言，总设计师则是麦迪逊。建国之道，亦武亦文，看过《华盛顿渡河》这幅油画我们就能知道，将军站立船头，革命军人雄赳赳，气昂昂，战争结束后就是立宪，在费城会议的舞台上，真正的操盘手是来自弗吉尼亚的小个子麦迪逊，1787 年，他只有36 岁，但历史却步入了“麦迪逊的时刻”。这就是第一代，他们发起了一场革命，制定了一部宪法，创造了一个国家，革命者、制宪者、建国者在他们身上是三位一体的。
第二代起始于1825 年，这一年，看似平淡无奇，无大事可记，但在“漫长的建国时刻”的视野内，却是至为关键的一年。这一年的3 月4 日，来自南方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门罗如期卸任总统，接替他的，是北方马萨诸塞州的约翰·昆西·亚当斯。门罗是亲历革命的第一代，回首独立战争的岁月，他曾侍从华盛顿鞍前马后；而小亚当斯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第二代”，不仅在宪制意义上，从血统来论也是—亲历革命的，是他的父亲、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如是说，以1825 年为时间节点，美利坚民族进入了宪制的新时期—第二代政治家登上宪法舞台，成为国家的掌舵人。
在代际轮替的脉络中，第二代有这一代的专属：回首过去，他们是生而为美国人的第一代。这一代的弄潮儿基本都出生在1776 年之后，他们是星条旗下的蛋，这一点前无古人；展望未来，再有一年就是独立五十年庆，第二代的登场，与第一代的退场是交错而行的。在此意义上，第二代在宪法舞台上的任务可以一言蔽之：建国者已逝，作为接班人该怎么办？这是后无来者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第二代在属于他们的历史关头如何选择，这一代人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将决定美国建国宪法的未来。亨利·克莱、约翰·卡尔霍恩、丹尼尔·韦伯斯特，史称第二代的“伟大三杰”（the Great Triumvirate），在立宪政治的谱系内，他们也被称为“建国者的继承人”（Heirs of the Founders）。在“漫长的建国时刻”，第二代所做的，就是继往开来。
第二代登场之初，正是告别的岁月。《独立宣言》半个世纪后，建国一代的兄弟们早已走到人生边上。考诸美国国史，真正奇迹的时刻不在1787年之夏，而是1826年的7月4日—这一日，是美国独立五十年庆典的大日子，就是在这一日，托马斯·杰斐逊和约翰·亚当斯先后辞世。1831年7月4日，又是一个国庆日，詹姆斯·门罗去世—至此，美国前五位总统，竟有三位都在国庆日告别人间，一而再，再而三，死得何其光荣！将建国一代人最终送上神坛的，不是人生在世时所建立的丰功伟业，令他们不朽的，是他们的告别！也许，世人此时已将目光投向弗吉尼亚的老麦迪逊，从1828年开始，他就是唯一还活着的费城会议代表—别的人都死了，他还活着。如他自己在信中感叹：我“活得比我自己还要长”。最终，1836年6月28日，还差一周就能等到独立六十年，麦迪逊见杰斐逊去了—此时已到新一代军功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执政的末尾。
也是在这个继往开来的阶段，林肯来了—等到1861年，美国宪法将步入林肯时刻。但此时，林肯还只是西部乡野的一个年轻人，刚开始律师执业，志在四方却一无所有。这个粗鄙的边疆青年，高个子、大耳朵、满头凌乱黑发，连正规学校都没读过几天，没有人会想到他才是共和国命运的天选之子（Founder’s Son）。但只要打通“漫长的建国时刻”87年的历史，就能发现，林肯并不是在1861 年才从天而降，然后天降大任，担负起可以比肩华盛顿的历史任务。他在美国历史上的登场，应提前至第二代春秋正盛的1838 年。林肯当时尚且不满而立之年，但一出道即光芒四射。
在一篇题名为“我们的政治制度永世长存”的演说中，林肯讲出了他们19 世纪新一辈所肩负的使命：革命那代人是“一片橡树林”，曾“高耸入云”，但“无声的时光”却消耗了他们，“飓风过后……终于倒下去，化为乌有”，在建国者“与世长辞，深受哀悼”的历史阶段，“我们的任务仅仅是，要将国土和政治大厦传诸千秋万代”。如是观，林肯在政治上生而伟大，未及而立之年就捕捉到美国立宪政治所面对的根本问题，在此意义上，直到葛底斯堡演说，总统先生还是在和年轻时的自己对话。演说所追问的，是由我们的先辈所创设的、地不分南北的立宪共和国能否长存，而最终，他也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以此解决并回答了这一贯穿87年的宪制问题。回到“漫长的建国时刻”的脉络，生于1809年的林肯代表着第三代。
概括前述的三代划分：第一代（1776 年至1825 年）、第二代（1825 年至1852 年，亦即第二代的“伟大三杰”人生全部谢幕时）、第三代（1852 年至1863 年或者1865 年林肯遇刺）。严格来说，这三代的划分谈不上工整，暂时也没有考虑代际必然存在的交叠，目前的思路—如果还有思路可言的话—仍是以林肯为背景。在前述的1838 年演说中，青年林肯提出了立宪共和国必定都要面对的政治难题：距离建国时刻越遥远，关于革命的历史记忆就会越淡薄。林肯抚今追昔，上述三代的代际之别隐藏着林肯对建国的历史叙述，这一叙述是根据每一代同革命时刻的距离等差而划定的：第一代，独立战争曾是革命者之“所见”；第二代，在革命者逝去后，那场战争对当下的人就变成了“所闻”；第三代，这些“所闻”还会进一步淡化，在后来者那里成为“所传闻”。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上述三代的人和事，共同构成了这“漫长的”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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