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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丰富民国文化研究内容
接续古代与现代之间，文学史和思想史研究脉络
作者在民国大学之中，特别是南北两所代表性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与北京大学）的差异性上，由文入史，关联人事，在情景叙事中进行解读、讲述。
笔锋常带感情的文字，更容易与读者接近。
历史在细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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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在民国这个巨大的历史和思想时空里，封建传统社会旧有的道统、学统和家法，与民国社会逐渐新兴和发展的科学、民主等理念，在这个特殊的时代相互冲突、交融，新的学统和文脉需要被一个整体包容的氛围有条件地吸收、整合、重建。全书本着为见树木，必入森林的原则，力求通过多个关键词和兴奋点，揭示民国大学文脉与学统间复杂的内在关联和理路，并与读者一起感受历史细节的力量。
作者在长期深耕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查阅大量第一手资料和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入林见树”“雅言俗语”“旧学新知”“激烈稳健”“积极消极”“古典现代”“激进保守”等12章，以民国时期南北两所代表性大学——中央大学与北京大学，和胡适、傅斯年、吴宓、胡先骕、卢冀野等代表性人物的文学理念、文化思想差异及其演变为研究对象，由文入史，关联人事，进行解读讲述；试图重返民国文学思想和学术研究现场，寻求史实，梳理大学文脉，展示、把握民国文学与学术演进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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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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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卫威，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62年2月生，河南省内乡县人，1991—2001年任教于河南大学，2002年始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长期从事学衡派、东北流亡文学史以及民国学术思想史研究。著有《民国大学的文脉》《茅盾传》《回眸“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命运》《“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学衡派”编年文事》等专著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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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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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绪 论
第一章 入林见树
6 激进与保守
10 文脉与学统
17 教育立法
第二章 异口同声
22 维新变法之势再起
24 从“东京语”到“京城声口”
34 袁世凯为官话字母作“护法”
第三章 顺势逆反
47 面对“新潮流”来势的不同姿态
61 激烈、改革与稳健、保守
第四章 旧学新知
76 文学革命的推动
79 教 育 部 为国语立法
83 新旧势力搏击
86 大学学科建设的差异性
92 北京大学国文系的创新机制
95 中央大学的保守姿态
98 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课程建设
第五章 雅言俗语
117 南北不同论下“东南学风”之说
121 文学发展史上“复古派”之说
129 《文学旬刊》对《诗学研究号》的批评、讨论
第六章 激烈稳健
143 校长的个人魅力
145 大学空间
154 个体姿态
157 思想操练
158 刊物派别
162 文人议政
167 人事关系
173 伦理观
175 文学观
第七章 学分南北
190 大历史中的小细节
197 文化理念
200 历史观念
第八章 积极消极
228 先知先觉
230 文艺复兴的不同路径
236 整理国故的分歧
240 从“西洋文学系”到“东方语文系”
第九章 古典现代
252 从国语统一到文学教育
253 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师生坚守文学的古典传统
269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学脉中文学教育的新文学元素
第十章 激进保守
287 迷恋“哲学”“文学”的王国维遇上罗振玉
291 顾颉刚、傅斯年听了胡适的“哲学”课
293 傅斯年上书蔡元培将“哲学”归理科
298 胡适听王国维谈“哲学”“文学”之后
301 哲学之“结”即中国人的思想之“结”
第十一章 双衡相承
308 语境的内在关联
311 《东南论衡》与《学衡》的关系
317 《东南论衡》重要作者
321 胡先骕的坚持与转变
323 卢冀野在《东南论衡》崭露头角
第十二章 南渡西迁
332 迁校动议人、决策者和经费来源
339 “停云千古留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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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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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民国文脉”这一融合学术史与文学史的研究路向，是我长时段的一个学术关注点。我试图重返民国历史现场，通过重新叙事，梳理大学文脉，把握人文理路，明晰民国学统。
在民国这个巨大的知识和思想的时空里，首先是外敌入侵、残酷的党争、内战以及自然灾害笼罩，谁也摆脱不开。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首先是驱除外敌，结束内战，进而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重建。旧有的道统、学统和家法，新学的科学、民主、自由理念，在这个特殊的时代，需要被一个整体包容的氛围，有条件地吸收、整合。延续晚清的一些学理之辩，如华夷、汉宋、古今、中西、新旧、有用无用，已经被一些新的政治观念和国家话语如主义、政党、革命、反革命、战争、和平、解放所取代，或被王国维这样的学者主动放弃。在这个学术与政治纠缠，公德与私情纠结，个体与社会、家国难分的特殊时代，知识分子的个人担当和国家、民族对个体的责任，都无法说得清楚，甚至谁都不能完全兑现各自的承诺。因此才会有种种矛盾、对立和不公平。问题的复杂性和特殊性，都是后来探究者所必须正视的。我以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为主要考察对象，还原历史语境，本着为见树木， 必入森林的原则，力求通过多个关键词和兴奋点，揭示民国大学文脉与学统间复杂的内在关联和理路，并感受细节的力量。当然，民国大学的丛林很多，我关注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进入民国大学丛林的路径很多，我走的只是属于自己的这一条。
晚清以向西方学习为基本路径的维新变法，对文化教育最为直接的冲击就是1905年9月2日科举废，学堂兴。这是汤因比文明论 “冲击—回应”模式中所谓“主动建设性的大策略”，是国家政治行为中重大的文化教育变革，完全有别于之前民间被动性接受传教士的传教办学模式。教育模式发生如此重大变革，直接改变了中国人生活方式和晋身方式，也为与世界交往开辟了新路。私塾、书院、科举废除，特别是国外现代大学办学模式和教育理念的移植，给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模式带来前所未有的变革。教育体制变革是显性的，而传统士大夫内心撕裂却是隐性的。通常认为传统士大夫，或遗老遗少隐隐作痛的发声是旧文学，留学生和新青年欢呼雀跃的呐喊是新文学。所不同的是语言表现形式：文言与白话，或雅言与俗语。两种不同的路向，在抗战的特殊年代，又因民族危机，而呈现相互包容共生、求同存异的事态。
从京师大学堂时取法日本，到蔡元培取法德国，再到郭秉文、蒋梦麟、胡适等取法美国，李石曾取法法国，教育家在逐步探索中，为中国高等教育开启多元共生的新局面。因此，我以为，中国大学兴盛的头功应记在归国留学生名下。其中作为交流的语言工具，因“有科举的维持，故能保存二千年的权威”的古文也逐步转变为白话。教育是兴国立人最为基础性的方式，它不仅使人摆脱蒙昧，而且逐步改变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如果中国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发生了根本改变，一人一家皇权统治瓦解也就为时不远了。自1905年9月2日科举废除始，6年过去，276年的王朝就分崩离析。随着民国新建，大学体制形成和初具规模，中国社会从几千年“官学”与“私学”并存的教育形态，向国民“公学”的公民社会转型。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国民教育公共空间的变化，是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也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建设基础。小学与中学建制，这里不讲。本书会先讨论进入民国大学的路径，然后，再选择性地就文学史和学术史上一些有趣的话题展开。
“大学”这一外来文化教育模式，要在中国落地生根，需要时间， 需要有人来培育。因此，除政府财政扶植和民间资本（私人财团和教会）资助外，蒋梦麟所说的大学内部校长、教授和学生三种力量，通常也会形成一种互相促进和互相牵制的合力，成为大学的自身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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