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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国家教学名师、百家讲坛主讲人赵林教授西学研究初心之作！一本通俗易懂的大家小书，适合每一位对世界文明感兴趣的初级读者。
本书凝聚了赵林教授早年对世界文明史历程的深刻解读，以横贯东西方的格局和5000年历史大视野，带我们速览世界文明千年起落。不同于晦涩难懂的学术著作，本书致力于让每一位初级历史读者都能读懂、有所收获，是世界文明史的不二入门读物。
◆10堂文化小课，5000年历史大视野，揭示各大文明的兴衰命运及精神底蕴。
为何古埃及文明最终陨落，而看似落后的印度文明长存至今？为什么说东方文明的强大之处在于以柔克刚？赵林教授将各大文明的演进历程依次呈现在我们眼前，深入剖析其迥异的精神根基与历史底蕴，并从中挖掘其或兴盛或衰亡的底层原因。
◆引人入胜的议题频频发出，引导读者从矛盾与悖论中思考文明的底色
为什么说是汉朝间接导致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既注重祭祀，又“敬鬼神而远之”，儒家到底信不信鬼神？基督教教义要求品行高洁，中世纪教廷却极尽黑暗和污秽，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巨大的分裂？这些矛盾与悖论不禁让我们称奇，也引导我们进一步探究文明的逻辑，看到文明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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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在5000多年的人类文明史中，为何有的文明早已陨落销匿，而有的文明则薪火相传、绵延至今？
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与互动，对今日世界形成了哪些影响？
东方文明以保守内敛著称，而西方文明则浪漫奔放，为何两者走出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在这本别开生面的文化演讲集中，西学大家赵林教授从5000多年前世界文明的起点讲起，以宏观而长程的视角为我们梳理世界文明的兴衰脉络，透视东西方文化的精神特质与历史底蕴。我们将在书中看到：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长达3000年的激烈碰撞，如何成为古代文明破茧重生的契机；古代文明怎样孕育子代文明；古希腊神话因何神人同性；追求物欲主义的古罗马文化如何化用古希腊文化；基督教文化为何倡导人们寻求彼岸救赎；东方儒学为何强调和而不同。由此，我们更能理解各具特色的子代文明何以在曲折中诞生，在互动与传承中自我优化，互相交融又冲突，各自辉煌又各遇挫折。
文明演进的步伐并未就此停滞。近代以来，人们仍在探索变革与发展的机遇。我们还将在书中领略：对人文主义的号召如何将人们从虚无的天国理想拉回到现实生活；西方宗教改革运动如何为资本主义提供滋养的土壤；而牛顿、洛克等一批思想超前的学者，如何破解自然世界的内在规律，让理性的光辉驱散愚昧的黑暗。
从5000多年前的初代文明，到近现代的革新历史，再到文明间的差异对当今世界格局的影响，赵林教授以广博的学识、热情的笔触，以及对文化研究深沉的责任感，将对千年文明的探究与思考浓缩在这本短小精悍的文集中。
如果你正在寻找速通世界文明史的入门读物，如果你希望了解为何东西方拥有如此迥异的文化传统，这本书都是不二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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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国家教学名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珞珈杰出学者，澳门科技大学特聘教授。
研究领域为西方哲学、西方文化、基督教思想史等，著有《中西文化的精神分野》、《古希腊文明的光芒》（上、下卷）、《古罗马帝国的辉煌》（四卷本）、《共塑：西方文化精神的演变》（上、下卷）、《西方文化的传统与演进》等多部著作。
在武汉大学长期开设“西方哲学史”“西方文化概论”等课程，深受学生欢迎，被誉为“武大四大名嘴”之一。其主讲课程“西方文化概论”被教育bu评为国家精品课程，“古希腊文明的兴衰”被评为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西方哲学史”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之余，赵林教授还乐于向公众普及西方文化方面的知识。他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做过场讲座，有“文明的冲突与文化融合”“中西文化的精神差异”“奥林匹克竞技会”“特洛伊战争与英雄史诗”等专题。他作为策划人和主讲人录制的十集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地中海的辉煌》和十二集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爱琴海的光芒》已在电视频道和国内各大视频网站公开播出，反响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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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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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人类文明演进——冲突、融合与精神分野
第一节 文明的冲突与文化融合（上）
第二节 文明的冲突与文化融合（下）
第三节 中西文化的精神差异
第二章 西方文化之源——古希腊神话、史诗与悲剧
第四节 奥林匹克竞技会
第五节 特洛伊战争与英雄史诗
第六节 古希腊的神话传说与悲剧
第三章 西方文化的发展——宗教、启蒙与社会改革
第七节 古罗马文化与基督教文化
第八节 西方文化的传统与更新
第九节 西欧启蒙运动的意义
第十节 当代国际格局的宗教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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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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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外交》杂志的夏季号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亨廷顿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世界上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苏联的解体、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以及国际关系格局中发生的一些相应变化，宣告了冷战时代的结束。针对这种国际形势，亨廷顿在文章里面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耸人听闻的观点。他认为随着苏联的解体，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大阵营的对垒将不再构成未来世纪国际冲突的主题。在21世纪，世界冲突的主题将不再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冲突，即不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甚至也不再是经济的冲突，而是文明的冲突。那么，所谓“文明的冲突”是什么意思呢？亨廷顿认为，文明是“人类最高的文化归类，人类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人类以此与其他物种相区别”。由于历史的原因，人类形成了几个最主要的文明体系，按照宗教信仰或价值系统来区分，就是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中东的伊斯兰教文明、中国的儒家文明，以及南亚的印度教文明等。这些文明曾经对峙了数千年之久，近代以来的西方化和殖民化浪潮使得各大文明之间的传统边界逐渐模糊，而由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政治意识形态冲突取代了文明之间的对垒。但是随着政治意识形态冲突的消失和冷战时代的结束，各大文明体系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冲突的可能性将会再度凸显出来，成为21世纪国际格局的主题。
亨廷顿的这个观点一经提出，很快就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普遍关注。他还在这篇文章中谆谆告诫西欧各国，不要因为一些经济方面的蝇头小利而破坏了与美国的关系，西欧各国应该与美国加强团结、加强联合，共同防范可能在东方出现的威胁。在21世纪，这种威胁可能来自伊斯兰教文明与儒家文明的联合，他预言二者将会携起手来共同对抗西方基督教文明。
亨廷顿的上述观点立即在华人世界里引起了轩然大波，被指责为后殖民时代的“西方中心论”的典型。众所周知，美国人总是喜欢寻找一些假想敌，尤其是为未来的国际战略设定一些可能的竞争对手。当冷战时代结束，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无法再对美国和西欧世界构成主要威胁时，美国人就必然要去寻找和设定下一个世纪的新对手，这是其国际政治策略的一贯作风。亨廷顿作为哈佛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同时也是美国政府国际关系政策的重要智囊成员，他为美国未来的国际战略提供一些想法，本来也无可厚非。但其观点无疑具有浓重的“西方中心论”色彩，这是由他作为一个西方人，尤其是作为一个西方国际政治学专家的身份所决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当然会对他的某些预测，尤其是对他关于21世纪将会出现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联合对抗西方基督教文明的观点进行批判。但是仅就他对人类文明的演化趋势和未来状况的分析而言，我认为他的观点有一定道理。
人类最初的亲代文明
人类文明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是如何发展的？对这一历史进程的了解有助于我们对今后的国际格局进行有根据的预测。先做一个理论预设，即我们承认历史是有规律可循的。因为如果一切历史事件都是偶然的，就完全没法进行认识和预测。反之，如果我们相信历史的发展具有一种内在必然性，就可以依据对这种必然性的认识，对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势做出预测。历史的明天奠基于历史的昨天和今天的基础之上，我们首先应该认识世界的昨天和今天，尤其是要知道，从昨天到今天是如何发展的，这样才能合理地推论出未来将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趋势。由此，我们需要回顾5000年前的人类社会。
大家先看看表1.1，其中列示的是人类各大文明数千年来演化嬗变的基本情况。最上面一排是我们人类最早出现的五个文明，虽然中学教科书中提到有“四大文明古国”，其实那是最早的一批文明发展到某一个阶段时出现的一些国家形态，是通俗化的说法。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人类最初的文明一共有五个。这五个文明从西向东依次是：地中海上的克里特文明，该文明的影响力后来广泛地辐射到爱琴海沿岸地区，成为爱琴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后是地中海南岸的古埃及文明，由于这里受尼罗河的冲积灌溉，也被叫作尼罗河流域文明；再往东，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有一块冲积地，在那里建立的文明就是两河流域文明，又叫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美索不达米亚”在希腊语中就是“两河之间”的意思；再往东就是印度河流域文明，这个印度最古老的文明又叫作哈拉巴文明，是由南亚次大陆的土著达罗毗荼人在哈拉巴这个地方创造的文明；最后，欧亚大陆的最东边，就是我们中国的先秦文明，通常是指夏商周三代或者先秦时期的远古中国文明。以上即是人类最初的五个文明，接下来，我依次对这五个最古老文明的基本情况作简单的介绍。
这五个文明中，如果要说时间最古老、历史最悠久的，大概要数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了。当然这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因为现在考古学对古代文明的发掘，只能停留在以百年为单位，不可能再细化了。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两河流域文明也许是人类现今发掘出来的最古老的文明，它出现的时间大概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500年。那时，在美索不达米亚就出现了一些城市国家，比如说乌鲁克、乌尔等。这些城市国家已经有了自己的楔形文字，有了初具规模的行政组织。
其次就是古埃及文明。按照现在一般的历史记载，大约从公元前3100年开始，在尼罗河中游的孟斐斯，就已经出现了埃及人建立的古王国，这是尼罗河流域最古老的国家形态。
由此可见，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都有5000年以上的历史。
稍晚一些时候，又出现了两个文明。一个是克里特文明，它大约是在公元前2600年产生的。克里特文明带有被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影响的痕迹，显然是对毗邻的这两个文明多有模仿。克里特岛位于地中海，紧锁在爱琴海的入海处，海上交通便利，四通八达，与西亚和北非有着频繁的商业往来和文化交流。因此克里特人从更加古老的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中吸取了不少文化资源，创建了自己的文明。在克里特的神话传说和艺术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古埃及文化的明显影响。克里特神话中的很多神祇，都有似古埃及神话的半人半兽形象，例如我们比较熟悉的狮身人面像斯芬克司，以及其他半人半兽的怪物神族，就是从埃及传到克里特岛，再从克里特岛传到古希腊本土的神话中的。大家都知道，埃及古王国的法老曾经建造了一座著名的斯芬克司石像，但是我们在古希腊的悲剧故事如《俄狄浦斯王》中，也可以看到斯芬克司这头怪兽，这种同一性很好地说明了克里特文明与古埃及文明之间的文化联系。
与克里特文明相继出现的另一个文明就是印度的哈拉巴文明，我们对其所知较少。我们通常知道的印度文明，是指以吠陀教和婆罗门教而著称的古代印度文明，实际上这是印度的第二代文明，并非最早的文明形态。借用生物学的概念来说，我们可以把最初的一代文明形态叫作“亲代文明”，而把从这些最古老的文明中衍生、演化出来的第二代、第三代甚至更晚的文明形态都叫作“子代文明”。大家所熟悉的那个以婆罗门教为标志、以种姓制度为特征的古代印度社会，实际上是第二代文明（子代文明），它是由那些从西北方向涌来的雅利安人入侵者建立的。在这个文明产生之前，有一个由印度河流域的土著民族创造的文明，就是哈拉巴文明。哈拉巴文明的考古证据是比较晚才被发掘出来的。在20世纪初，有一批英国考古学家在一片荒芜的墓地里发掘出一个城市遗迹。他们根据这个城市遗迹推断，在那些建立婆罗门教和种姓制度的外来入侵者来到印度河流域之前，此地曾经存在一个非常发达的文明形态，这个文明是由被称为达罗毗荼人的土著建立的，他们把这个最古老的印度文明以该城市遗址的名字命名，即哈拉巴文明。那些创建了哈拉巴文明的达罗毗荼人生活在南亚，皮肤比较黑，身材比较矮，鼻子扁平，与后来进入印度河流域的那些身材高大、皮肤白皙的雅利安人入侵者有着很大的身形差异。这个文明程度很高的哈拉巴文明在后来雅利安人入侵者的征服浪潮中被毁灭了，达罗毗荼人也沦为奴隶，被入侵者们贬称为“达萨”。“达萨”在印度语里就是“奴隶”的意思。也就是说，那些最初创建哈拉巴文明的印度土著，在后来雅利安人的征服活动中，反而沦为奴隶了。一直到现在，在印度南部地区，仍然生活着一些达罗毗荼人的后裔，他们的社会地位都比较低下。至于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古代印度文明，显然是一种文化融合的结果。
在五个古老文明中最晚出现的一个，就是我们中国的先秦文明。关于中华文明出现的时间问题，国际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西方学术界一般只承认中国的文明史从商代开始，理由是中国在商代才有了文字，也就是甲骨文，而文字是判定文明与史前状态的一个重要标志。商代的历史大约从公元前17世纪初开始，如果中国的文明史只能从商代算起，我们就不能说自己有5000年的文明史了。如果我们证实了中华文明应该从夏代开始（夏代的历史据记载从公元前21世纪前后开始），距今大致可以说是5000年左右。我国曾投入大量的财力和人力到“夏商周断代工程”科学研究项目中。这个项目的首要目标就是要发掘出有说服力的夏代文明的考古证据。此外，弄清楚夏商周三代的具体分期，每位帝王的执政年代等，也是这个项目的重要内容。当然要想达到这样一个目标，需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大量的考古发掘，并对古代文献进行细致的研究。
2004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进行了进一步的综合研究。从另一角度来看，问题并不在于中国古代有没有一个夏代，而在于这个夏代到底是一种文明，还是一种史前文化，像更早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那样。一个关键的证据就是文字，在国际文化学界，文字是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文明区别于野蛮的一个根本标志。
可以说，在文明与野蛮之间，存在着许多区别，但是最主要的区别有两点。用我们今天比较时髦的话来说，这两点分别是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
从物质方面来说，文明的标志是什么呢？是它必须有定居的农耕生活。文明社会中的人们已经开始过上了定居的农耕生活，拥有永久性的灌溉系统，以及为了组织修建灌溉工程这一类的集体活动而成立的社会组织，即最初的国家机构。
农耕生活与游牧生活是不一样的，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今天停留在某处生活，明天可能就移动到几十千米、上百千米以外的地方去了，游牧的特点使他们不可能过定居生活，所以他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发展的速度也比较缓慢。同时，游牧的生活方式也不可能让其发展出城市中心，而最初的文明都是以城市中心为依托发展出来的。农耕生活的特点是春播秋收，人们一旦开始过上农耕生活，就必须守着这块土地，必须定居下来。虽然早年的农耕生活主要靠天吃饭，而且人们还没有完全摆脱游徙的习惯，经常易地而耕，但毕竟还是比游牧的生活方式要稳定一些，同时可以创造更高的生产力。最重要的是，由于过上了定居的农耕生活，最初的城市中心得以产生，虽然不可能跟现在的城市相比，但其已经是人们的一个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的中心了。因此，正是在定居的农耕生活以及最初的城市中心的基础之上，人类才可能超出直接的生产活动，去从事一些非生产性的活动，也就是一些高尚的精神活动、文化活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明产生的一个物质标准，就是看其有没有定居的农耕生活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出现的城市中心。
同样地，文明还有一个精神上的标准。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初民祖先事鬼敬神、求神问卦，凡事都要先卜而后行。按照学术界的共识，最初的文明往往都是随着庙宇而出现的，最初的城市中心同时也就是庙宇中心、祭祀活动中心。所以西方的一些学者认为，人类的文明最初是在祭祀祖先和鬼神的活动中产生的。由于定期祭祀先祖、先妣的需要，人们就从最初的图腾崇拜走向了一种固定的祭祀，这种有固定场所的祭祀活动是与定居的农耕生活联系在一起的。
一旦人们开始有了一个固定的庙宇中心，就自然会产生一批专门从事宗教祭祀活动、从事祈祷占卜活动的神职人员，这就是人类文明初期的祭司集团。祭司集团由于宣称自己具有与鬼神相通的能力，因此成为人类各个文明最初的统治者。而远古的国王往往也就是最大的祭司，是祭司集团的首领，他本身承担着帮助人与神进行沟通的重要使命。老百姓甚至认为，他就是神的化身。这一点在古埃及、两河流域、印度哈拉巴、克里特和中国商代的考古资料中，都有充分的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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