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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你是否曾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感到迷茫？是否曾在追求梦想的路上遭遇挫折，甚至怀疑自己的选择？如果你也曾有过这样的困惑，那么王健文的《流浪的君子：孔子的最后二十年》将为你带来强烈的共鸣与启示。
这本书讲述的不仅是孔子晚年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理想主义者如何在现实中坚持自我”的永恒命题。孔子在人生的最后二十年，周游列国，却处处碰壁。他的志向高远，却为时代的现实所羁绊；他的弟子们在政坛上取得了成功，却与他的理想渐行渐远。然而，孔子依然选择“知其不可而为之”，坚定地走在一条注定无法到达终点的路上。这种坚持，不仅成就了历史上永恒的圣者形象，也为我们今天追求梦想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流浪的君子”这一形象，正是孔子一生的写照——他一生都不合时宜，却又坚定地与时代搏斗。他的“流浪”，不仅是身体上的周游列国，更是精神上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正如书中所说：“理想主义者最大的试炼不是贫贱不移，而是富贵不淫；不在于颠沛流离，而在于安居以行道。”孔子选择了一条难为自己的路，明知走不到终点，却依然不能放弃，因为“走在这条路上”本身，就是意义与价值的来源。
这本书的意义，不仅在于让我们重新认识孔子，更在于让我们思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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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孔子七十三岁去世，在古代算是高寿。孔子在人生的最后二十年周游列国，却处处碰壁，他志向高远却为当时的现实所羁绊，几个先进弟子虽早已在政坛上取得重要地位，却和他的政治选择渐行渐远。孔子严格按理想行事的“知其不可而为之”，为他一生的故事增添了无可排遣的悲剧意味。
本书从“理想”与“事功”的悖论，来说明孔子和其先进弟子的差异。终未成事的挫败与焦虑，虽然不是孔子想要的人生结局，但也正是如此，才成就了历史上永恒的圣者图像。这部关于2500年前 “失败者”的评传作品，对我们今天如何追求梦想，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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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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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文，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历史研究所博士，曾任教于台湾成功大学历史系。著有《奉天承运：古代中国的“国家”概念及其正当性基础》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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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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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楔子 1
流离 6
我待贾者也 41
旷野的声音 63
问津 76
最后的挫败 87
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 103
伤逝 128
孔子的两个世界 139
尾声 151
再版后记 155
图片出处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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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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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如果君子不再流浪
一
2000年，我受邀在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发表论文，当时我以《理想与事功：孔子的晚年及其弟子》为题。在那篇文字中，我试图探究关乎孔子晚年的一个重要命题：
孔子晚年居鲁，虽然重新整理诠释六艺，培养出了曾参、子游、子夏、有若等孙子辈的后进学生，也因此传下他奋斗一生，无日或忘的“道”的理想。但是他人生的最后这五年，恐怕是悲伤多过欣慰吧！毕竟孔子是个实践家，而非空想的哲学家，“退藏于密”只是不得已的后路，“行道于天下”才是他真正的想望。但是就实践的层次来说，孔子是个彻底的失败者，终其一生，他不断地等待、焦虑、殷盼与挫败。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的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到了五十之年，他有了短暂的从政岁月，却又在“堕三都”失败后，黯然下台。经过十四年的流浪，终于返归故国。在孔子生命的最后阶段，他的几个先进弟子，如冉有、子贡、子路，在鲁国政坛取得重要地位，但是，孔子却发现，弟子们和他渐行渐远，在现实政治事务的判断与抉择上，孔子与先进弟子们的矛盾已昭然若揭。
质言之，孔子和其先进从政弟子，如子路、子贡、冉有，最大的差别在于：孔子要求的“行道”，是不打折扣、如实地重现；而弟子们的用世，是在现实条件当中，寻求最大的实践空间，必要时（而且事实上几乎是所有的时候），可以把道“存而不论”，暂时搁置一旁。这也就是为什么子贡会说：“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却被孔子批评：“尔志不远。”也是为什么冉有会说：“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而孔子指责其画地自限。问题是，弟子们也许认为，不让“道”的实践有些弹性，反而什么也做不了。或者说，弟子们要求的是一个在现实中“可行”的“行动策略（或方案）”，而在他们看来，孔子或者提不出“行动策略（或方案）”来，或者所提出的“行动策略（或方案）”在现实中是“不可行”的。
我试图从“理想”与“事功”的悖论，来说明孔子与其先进弟子之间的差异。这样的历史个案，也让我们深刻了解，“实践”本身的复杂万端，而当“机会”来临时，才是用世的实践者最大的考验时刻。
同年年底，我受邀撰写三民书局“文明丛书”中的一册，由于当时仍陷在思索孔子晚年命运与心境的复杂纠结中，我再以《流浪的君子：孔子的最后二十年》为题，于隔年（2001）完成付梓。新旧世纪之交，纠缠在我心中，占据面积最大的，竟是这位两千五百年前的顽强老人。
而此时，我记挂着的是晚年的孔子。从远离故国周游列国始，到生命的终了，大概有二十年。孔子生命中的最后二十年，在我看来，是悲欣交集，夹杂着企盼与失落、绝望与悟道的复杂心境。晚年的孔子，不再有行道的机会，抱憾而终。对孔子来说，这不是他想要的人生终局，但是我却常想：幸而如此，才成就了历史上永恒的圣者图像。
如果孔子真能得君行道，历史上，也许增加了左右一个世代的管仲或子产，却可能失去了影响千秋万世的“孔子”。也许，孔子连管仲、子产都做不了……
二
我不是基督徒，但是二十年前曾经用心地读过两遍《圣经》。从一个历史学者的角度来读新旧约，其实往往有另一种解读，只是这样的解读在信者来看，也许是“买椟还珠”了。
我自己解读《旧约》，总以为一部《旧约》写的就是当亚当和夏娃背离上帝，被逐出伊甸园后，人类寻求重返伊甸之路的过程，以及对寻觅过程中的试炼与克服困难的记录。而《出埃及记》一篇，则记述希伯来人在沦落埃及、备受侵凌压迫后，上帝遣摩西带领希伯来人离开埃及，来到那“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的过程。
这样的旅行是整个族群、上帝选民的信仰之旅，上帝与信众之间有着摩西这样的先知作为中介。这趟集体的漫漫旅程，空间上由埃及走向迦南美地，精神上则逐渐从世俗走近神圣。尽管长路漫漫，信道不坚、行道不笃的人有时也会半途而废。但是，由于有着上帝的许诺，人们确知这旅程必有终点，而坚定不移的信仰是终能重返伊甸的最重要条件。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则描绘了一幅乱世仙境图，“避秦”是其初衷，“隔绝”是其手段。“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远离了真实历史的纷扰，才能保有“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美好境界。基本上“桃花源”是非历史、非现世的，是超越的，也因此只能存在于人们心中。“问津”者则是试图将心中的美好图像，建造于外在世界中，寻求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之间的津渡。武陵渔人无意中闯入桃源仙境，那是人们心中存在的梦想的闪现，召唤着乱世中的人们。但是，通往“桃花源”的津渡，却是上天下地，求索不得。到了后来，“遂无问津者”，却道出了现世更深沉的悲哀。
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当子路闻言，欣然欲从往时，孔子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无所取材”其实也是津渡难寻的另一种说法。海外仙山只存在于梦想家所构筑的梦境中，在现世中是不存在的。
三
孔子终究没有浮海探求海上仙山，因为他知道，他的梦，必须在脚下实践，而不在虚无缥缈的海天之外。孔子要行的道，就在埃及，不在迦南美地；就在魏晋，而不在超越时空的桃源仙境。
如果有一天，君子不再流浪了，他还能是个君子吗？
流浪的君子一无所有，因此他拥有一切；流浪的君子没什么可以失去的，因此他什么也不会失去。如果有一天，君子不再流浪，当他在现实权位中得其所居时，原来的梦想还会安居在他的心中吗？他的梦想也是人类的梦想吗？
当然，孔子深刻地觉察了这个问题，“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他提醒道：在追求行道的机会时，权位只是手段，立身处世之道才是根本。孔子也曾说：“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患得”与“患失”都会让人乱了方寸，特别是“患失”之心更为激切，若是得之不以其道，“患失”之际更是无所不用其极。
我不知道若孔子有机会得君行道，历史会怎样记录他？历史难以假设，却必须提问。
当红气球缓缓飘落人间……
六年多前的小男孩现在十岁了，自从看了一次《红气球》之后，我们不曾再重看这部让安棣感到不安的影片。安棣的弟弟安珩五岁多了，不久前，当我第一次为安珩阅读幾米的绘本《月亮忘记了》时，转头问安棣：“还记得你小时候看过的《红气球》，与《月亮忘记了》的感觉很像吗？”安棣告诉我，他记得，他记得那些大男孩凶恶地踩破红气球的镜头，也记得那时的不安与恐惧。
如果君子不再流浪，真正的故事才要开始。
楔子
春秋晚期，黄河的下游河道较今日偏北，大约在今洛阳以东、郑州以北处折向东北，直奔河北沧县附近入海（公元前602年黄河改道后之路线）。公元前七世纪中期，当时的卫国因避狄难而自河西迁居河东，夹河西面。原来狄人活跃的区域，大抵成为春秋霸主之一的晋国的势力范围，隶属晋卿范氏的采邑中牟，就在卫国以西，渡过黄河约五十公里处。
两千五百年前，在卫国西境，有位略显沧桑的老者，身边跟随着若干青壮弟子，伫立在浊浪滚滚、滔滔东流的黄河边上，浩叹河水汤汤，如时光之流逝难返：“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当这位老者驻足川上，沉思良久，而夕阳余晖、苍茫大地逐渐浸入黯沉暮色，天地一片寂静时，他的心情可有几分悲凉与惆怅？他是大喝一声：弟子们，打起精神，各自探访津口，准备整装渡河西进；还是落寞地轻声细语：大伙歇着，明日折返，再寻出路吧。
四百年后，汉代史学家司马迁记录了这么一段故事：
孔子既然不得用于卫国，将西见赵简子。到了黄河边上，听说窦鸣犊、舜华死于晋国。孔子临河而叹，说：“盛美啊，河水！浩浩汤汤！我不能渡河西进，是命定的事啊！”子贡趋进而问：“为什么这么说呢？”孔子回答：“窦鸣犊、舜华，是晋国的贤大夫。赵简子未得志之时，必须仰赖两人而后能从政；他得志后，却杀了二贤者而从政。我听过这么个说法，‘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野，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凰不飞翔’。何以如此？那是因为君子讳伤其类。鸟兽之于不义，尚且知道回避，何况是孔某呢！”于是返归陬乡，并作《陬操》之曲以哀悼。而后返回卫国，做客于蘧伯玉家。
君子讳伤其类，晋之二贤者为赵简子所杀，孔子似乎从中预见了自己的命运。卫灵公不能用，赵简子不可期待，孔子又方才离开故国不久，权臣跋扈、主君昏昧，理想挫败的记忆犹新。四顾苍茫，怎能不放声大哭？
这还只是孔子流浪生涯的开端，从黄河边上回头之后，孔子又继续他的流离岁月，直到约十年后，垂垂老矣，近七旬高年，才返归故国。孔子七十三岁而终，在古代算是高寿，但是，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大抵可以用“挫败”“流离”“焦虑”“伤怀”这些字眼注记。
“挫败”与“流离”，来自梦想与现实的落差过于巨大。真诚的梦想家永远是不合时宜的，永远要和他的时代对抗。因为“不合时宜”，所以他的努力注定要失败。而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也令他一生的故事增添了无可排遣的悲剧意味。
司马迁这么描写孔子生命的终局：
孔子病重，子贡请见。孔子正拄着木杖徘徊于门前，说：“赐啊，你怎么来得这么晚？”随后，孔子叹息而歌吟：“泰山崩坏啊！梁柱摧折啊！哲人凋萎啊！”吟罢而涕泣。他对子贡说：“天下无道太久了，没有谁肯听从我的主张。夏人殡于东阶，周人殡于西阶，殷人则殡于两柱之间。昨天晚间我梦见自己坐于两柱之间受人祭奠，我的祖先正是殷人啊。”七天后，孔子去世。
追逐梦想是孔子一生的志业，七十三年的岁月，人间沧桑，让孔子的梦想愈发是梦想。也许，只有离开现实的世界，纯净的理想才能够停驻在另一个天地。
孔子走的时候还平静吗？他能不抱憾而终吗？孔子曾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海上仙山其实只存在于梦想之中，而不是任何现实中的岛屿所能指涉的。这么一个两千五百年前，发生在遥远的中原的失败者的故事，能给生活在现代世界的人们带来什么意义吗？
“筑梦”是必要的吗？“逐梦”是必要的吗？
流离
选择齐国城中美丽的女子八十人，她们穿着华丽且擅乐舞，再加上装饰华丽的马匹三十驷，作为礼物馈赠给鲁君。女乐文马陈列于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再三观看，准备要接受这项厚礼，于是和鲁君说好，装作在周边各处行游，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子路说：“夫子，可以走了吧？”孔子说：“鲁国今年的郊祭将至，如果郊祭后鲁君能致送膰肉给大夫，那么我还可以留下来。”季桓子终于接受了齐国的女乐，三日不听政；郊祭后，又不把祭肉分给大夫。孔子于是离去……
（孔子在卫国）待了没多久，有人在卫灵公跟前说孔子的坏话。灵公差遣公孙余假以兵仗出入胁迫。孔子恐怕获罪于灵公，待了十个月后，离开卫国。……
孔子在卫国待了一个多月，有一回，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陪侍在右，一同出游，却使孔子为次乘（第二辆车），招摇过市。孔子说：“我从来没见过爱好贤德如同爱好美色的人啊！”因此看不起卫君，离开卫国，路过曹国（往宋国去）。
孔子离开曹国到了宋国，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想杀孔子，所以把大树给砍了。孔子只好离去。
孔子在陈国待了三年，正逢晋楚争霸，一再攻打陈国。后来再加上吴国也来侵扰陈国，陈国屡遭兵灾。孔子说：“回去吧！回去吧！家乡的年轻人志大而才疏，但乐观进取，不忘其初衷。”于是孔子离开了陈国……
灵公年老，怠于政事，也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兴叹：“如有国君能用我为政，一年小可，三年可以有所成就。”孔子只好离开了。……
有一天，卫灵公问起军阵行列的道理，孔子说：“行礼如仪，我倒是懂得，军旅之事，却从来没学过。”第二天，卫灵公与孔子谈话，只顾仰视空中飞雁，心不在焉。于是孔子离去，又到了陈国。……
（卫国大夫）孔文子想要攻打太叔疾，向孔子询问策略。仲尼推辞以为不知。退出后，即命门人预备车驾而行。孔子说：“飞鸟能选择栖息的树木，树木岂能选择飞鸟？”文子坚持阻止。正好季康子赶走了公华、公宾、公林，以财礼币请迎孔子，孔子乃归鲁。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儿时初闻“孔子周游列国”的故事，心中想到的是“环游世界八十天”那般的浪漫旅行故事。那时只知道孔子是圣人，是万世师表，受世人景仰，所到之处，自然是备受礼遇，风光至极。童稚的心灵，自然也无法想象，那是一趟集悲切、焦虑、困顿、危殆、时不我予的心情与处处碰壁的遭遇于一身的漫长旅程。这次漫长而毫不浪漫的旅行，启程时，孔子五十五岁；归鲁，孔子已是六十八岁的垂垂老者！长路漫漫，甚至到孔子归鲁，仍然望不到终点。齐国陈恒弑简公，孔子时年七十一岁，仍奋力做出最后一击，却难堪地只看见自己孤独的身影，连一同行走十四载的弟子，这时都站在自己的对面。这趟孔子及其弟子的信仰之旅，到头来，从政弟子却与孔子分道扬镳，孔子晚年的落寞心情，可以想见。
这是一段漫长且奇异的旅程，旅途的起点与终点不以空间范围来界定，全程在追寻一个永远的梦想。之所以说是“永远”的追寻，一则因为那样的梦想是恒久颠扑不破的，二则因为那样的梦想只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不是世俗世界能够落实的。
因为要追逐一个不存在于现实世界的梦想，所以旅行家没有一个可以停驻的居所，只有不断地追寻、离开，再追寻、再离开……两千五百年前孔子那长达十四年的壮游，事实上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流离故事。
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论语·微子篇第十八》）
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孔子去鲁，时年五十五。这不是孔子第一次流亡国外，早在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孔子三十五岁时，鲁国发生政变，郈昭伯与执政大夫季平子结怨，说服鲁昭公出兵攻打季氏。但季孙意如（平子）反而纠集孟孙氏与叔孙氏，三家共攻鲁君。鲁昭公不敌，出奔齐国，为齐景公收留于郓，从此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流亡生涯，最后抑郁而死，终身不得归返故国。
孟僖子（三桓之一）死于鲁国政变前一年，临终遗命二子仲孙何忌（懿子）和南宫敬叔从学于孔子。而政变发生时，仲孙何忌才十五岁，主导参与政变的当是孟氏家宰（中国古代卿大夫家中的管家）。但是两年后，仲孙何忌十七岁，与阳虎共同伐郓（昭公流亡地），大概不能说不是出自其本意了。后世儒者以仲孙何忌身为圣人弟子，竟如此大逆不道，愤怒而且不解。当然，我们无法确知十七岁的仲孙何忌是否已师事孔子，我们也许可以猜测，鲁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孔子出仕为中都宰，当时正值壮年（三十一岁）的仲孙何忌扮演了某种角色，但是如果认为他身为孔子弟子，在政治实务上也不违夫子，那恐怕是对真实而复杂的历史的天真想象了。
鲁昭公图谋除去权臣不成，反遭驱逐，最终死于流亡晋国时的乾侯。昭公卒，晋国执政大夫赵简子好奇地问史墨：“季氏大夫驱逐主君，而人民顺服，诸侯友善对待，国君死于境外，却没有人怪罪于他，这是为什么呢？”史墨则以为：“天生季氏，与鲁侯并立如同两君，已经有很长的时日了。人民顺服季氏，岂非理所当然！鲁君世代失政，季氏世代勤政，人民早就遗忘了国君。即使（鲁君）死于国境之外，又有谁会矜怜他呢？”（《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昭公流亡于齐、晋之间，齐、晋两国尝试纳昭公于鲁失败，而鲁国内部除了臧昭伯从行，叔孙昭子事变后返国，斥责季平子，并自行祈死，似乎并未掀起波澜，整个鲁国平静无事。昭公屡次试图返国复辟，无功而退。季氏依然稳坐执政地位，八年之中，国内无君，鲁国也未见如何动荡。赵简子与史墨的对话，当是实录。但是对于曾经批评季孙意如“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致力维护封建礼乐秩序的孔子来说，臣逐其君，当然是比起“八佾舞于庭”更加“不可忍”的事变。因此，三十五岁的孔子开始了他一生中的第一次流离，到了齐国。（相传孔子在适齐之前，曾与南宫敬叔同赴周问礼于老子，历代学者聚讼纷纭，意见不一。我以为此事可能性不高，当为战国道家者虚构的故事。）
孔子适齐，是为了避乱，还是“义不臣季氏”？其实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显然他没有跟随鲁昭公的流亡小政府，而是到了齐国都城。孔子的行止去取，也许可以单纯解释：只因为孔子此时尚未出仕，没有可以追随鲁君的身份。但是，纵观孔子一生，尽管无时或忘批判违礼僭越的世卿权臣，大声疾呼地倡议要恢复封建秩序，却从来不曾对哪位国君歌功颂德，效其私忠。因此，更合理的解释，应该说孔子捍卫的是秩序本身，而非其中的任何一个特定角色。
孔子在齐国待了多久，没有很确切的资料能够提供答案，钱穆认为就只有一年，待鲁国乱事稍定后即返鲁。孔子在齐，曾与景公论政，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理。但是孔子在齐国有没有出仕的机缘，或者说，孔子在齐，是否有主动寻求出仕的可能？《论语 · 微子篇第十八》记载：“齐景公斟酌招待孔子的规格，他说：‘如果要比照季氏在鲁国的地位，那是办不到的；也许可以介于季氏与孟氏之间吧？’后来又说：‘我年纪大了，没法再重用你了。’孔子于是离去。”《史记 · 孔子世家》甚至有“齐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而晏婴沮之”之说。晏婴沮孔子之说，崔述辨之已详，绝不可信。
而齐景公是否曾经想重用孔子，后来为何又借口年迈而断念呢？《史记 · 孔子世家》记载，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孔子三十岁时，齐景公与晏子适鲁，孔子曾与景公见面，景公问秦穆公得霸缘由，孔子答以，秦国小志大，处僻行正，又能起百里奚于缧绁之中而用，“虽王可也，其霸小矣。”五年后，由于昭公奔齐，孔子也到了齐国，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孔子与景公论政说礼，深得景公赏识，有意重用。之后才有晏婴沮之，齐大夫害之，以致孔子失去了在齐国鹰扬的机会。
这样的叙述是启人疑窦的。《左传·鲁昭公二十年》中的确有关于孔子与景公的记载，那是孔子批评琴牢（孔子弟子，《史记·弟子传》中无此人，而《孔子家语 · 弟子解》有其名）吊祭宗鲁的不当；以及齐景公染上皮肤病，期年而未愈，欲诛祝、史以谢鬼神，晏婴阻止此事，并劝景公修德，庶几免于亿兆人之诅咒；还有当年十二月时，景公田猎于沛，违礼而招虞人以弓，孔子闻之而称道虞人“守道不如守官”；景公返，晏婴由饮食引申至政治，提出了“和而不同”的评论。
孔子当时年方三十，景公是邻近鲁国的大国之君，晏婴是齐国的元老重臣，正直君子。两人相偕入鲁问礼于孔子，是不可思议的事。《春秋》经传只提到景公田猎于沛，这是景公当年离开齐国都城的唯一记录，晏婴亦未从行。孔子论虞人守官之事，显系风闻而评论，并非亲见其事。青年时期的孔子，仍未到知天命之年那样有着“岁不我与”的急切心情，是否会对这么一位平庸的国君有所期待，是值得怀疑的。
如果孔子对齐君无所期待，那么，去鲁适齐，既不是追随鲁君，效其私忠，也不是寻求在齐国的出仕机会，而只是单纯的避乱，或者再加上对季氏的抗议吧！待得鲁国情势稍定，孔子即返鲁，其中未必有齐国大夫忌才、景公许而未用之事。孟子说：“孔子离开齐国，连洗好的米都等不及炊煮，匆匆用布包好，就急着动身。”（《孟子 · 万章下》）告别齐国，毫无留恋之情，这应是对孔子当时心境的精确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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