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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 思想史大家、“中研院”院士王汎森代表作修订再版。本书作者王汎森先生精研明清至近现代中国思想史、学术史，善于发现隐没材料， “在坚如磐石的堤防上凿洞”，在近代史日益成为显学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本书正是作者学术研究的集中体现，延续一脉相承的师学传统，在现实关怀、时代发展与学术研究三重棱镜下看思想，将思想史的发展置于时代大潮下，于学术与现实的碰撞中探究近代学人的思想发展，并秉持严谨的学术态度，对其中六篇再做修订，带来升级增订版。
★ 发现晦暗不明的人物，倾听多元竞逐的声音，思想史研究范式之作。在近代思想史研究上，作者一直坚持，既要关注中心人物，也不能忽略中层人物；既要将注意力放在新派人物身上，也不能忽略所谓保守派。在论述晚清思想界的学术变化时，本书除了介绍当时的精英人物方东树、邵懿辰、汪士铎，也特别涉及太谷学派的研究，分析中下层士人如何回应时代的挑战。
★ 贯通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研究视野，填补思想研究之真空。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基于深厚的学术素养，作者充分运用西方的研究分析中国思想的变化，以奥斯汀的“以言行事”来看思想“形形色色的运用”，以韦伯“转辙器”的类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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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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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晚清士大夫和民国知识人的学术追求、思想世界乃至个人命运与时代剧烈碰撞，从应对“传统学术与思想内部的危机”，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纠缠与徘徊”，再到建立“学术社群”的努力、学术世界主义与学术民族主义间的两难选择，思想与学术的系谱贯穿其间。在原有秩序已经崩解的近代中国，任何一种思想都有机会脱颖而出，同时也有许许多多的思潮在竞争，必须摆脱“后见之明”式或过度目的论式的思维，巡回往还于“史家的逻辑”与“事件发展的逻辑”之间，才能发掘其间的复杂性、丰富性及内在的张力，发现晦暗不明的思想与人物，倾听多元竞逐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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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王汎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中研院”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台大历史系兼任教授，2005年获选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士。曾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中研院”代理院长，现任台湾综合大学系统主席。
主要从事明清至近现代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等领域的研究。代表作有《章太炎的思想》《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傅斯年》《历史是扩充心量之学》《晚明清初思想十论》《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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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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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论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第一编 旧典范的危机
方东树与汉学的衰退
清季的社会政治与经典诠释——邵懿辰与《礼经通论》
道咸年间民间性儒家学派——太谷学派的研究
汪悔翁与《乙丙日记》——兼论清季历史的潜流
清末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以章太炎为例
第二编 传统与现代的辩证
从传统到反传统——两个思想脉络的分析
中国近代思想中的传统因素——兼论思想的本质与思想的功能
近代中国私人领域的政治化
“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戊戌前后的几种日本因素
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
反西化的西方主义与反传统的传统主义——刘师培与“社会主义讲习会”
思潮与社会条件——新文化运动中的两个例子
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
第三编 新知识分子与学术社群的建立
一个新学术观点的形成——从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到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
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
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
价值与事实的分离？——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
“主义崇拜”与近代中国学术社会的命运——以陈寅恪为中心的考察
附 录
思想史与生活史有交集吗？——读“傅斯年档案”
傅斯年与陈寅恪——介绍史语所收藏的一批书信
如果把概念想象成一个结构——晚清以来的“复合性思维”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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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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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本书探讨道光到20世纪30年代大约一百年间思想学术变化中的几个问题。这里必须声明的是：我并不是在写一部通论近代思想、学术的书，而只是对这一段历史中比较为人所忽略的层面做一些研究。我个人认为，从道光以来，中国思想界便进入不安定期，每一种学问都因内外的挑战而产生了分子结构的变化。它们催化了后来一些范畴性的转变：在经学上，否定了过去两千年的经学传统，认为它们都是围绕着一批“伪经”而积累的学问（康有为）；在文化上，充分了解到儒家文化始终存在着一个不安定层（傅斯年）；在道德上，发现过去两千年所有的道德教训，关涉私德者居十分之九以上，而关于公德者不到十分之一（梁启超）；在政治上，认为过去两千年是无治状态（刘师培），国其实不成其为国，因而有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追求，希望由“皇朝”转化为“国家”，由“臣民”转化为“国民”“公民”。对专制体制的深刻反省则发现中国没有“社会”，也有人认为过去两千年的治政理论都是“在空架之上层层描摹”（毛泽东）。不管近代中国的社会政治有多少实质的转变，但至少在思想或理念的层次上，这是一个断裂和跳跃。同时，这些新思想、新概念，也回过头来极深刻地改变了近代的学术论述。
收在这里的文章并不是有系统地写成的，因此先天上有了两种限制。首先，因为机缘不同，所以文章有详略之异。其次，正因为这些文章是随着不同的需要而写成的，所以并没有预想一个系统。我之所以将它命名为“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是因为这些文章中似乎仍有一条线索。
第一部分是“旧典范的危机”，从晚清内部思潮的变动开始。方东树的例子，是讨论方氏对汉学的攻击在晚清思想史中的意义。方氏此举，显然并不只是理学的回潮，同时也代表了新时代的动向。有关邵懿辰的文章，则是探讨邵氏的一本小书如何在坚如磐石的堤防上凿了一个小洞，这个小洞，后来逐步扩大，成为近代庞大的疑古运动的一个根源。邵氏的一些论点，代表了在时代的催化之下，传统内部的思想因子产生的蜕变。太谷学派的出现，则代表当时的下层知识分子利用传统的思想资源，以因应时代困局的一次并没有成功的努力。这三篇文字，各自从不同的侧面，说明晚清思想的不同面貌。《清末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一文则在说明晚清汉族历史记忆的复活如何改变当时的政治文化，同时也讨论了新的历史记忆资源如何颠覆了官版的历史记忆，而为晚清的历史变动埋下种子。以上四篇文章分别谈清季上层及下层知识分子的四种变化，它们设定了一个背景，并作为以后诸篇文字发展的张本。
第二部分是“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其中的《从传统到反传统》《中国近代思想中的传统因素》两篇，都是提纲式的文字；《中国近代思想中的传统因素》一文，尽管是针对特定的现象而写，但也可以看作从特定的角度谈从传统到现代曲折而蜿蜒的发展路径。“传统”在一次又一次的诠释与使用中获得它的活力，也在一次又一次的诠释中改变它的风貌。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到：想了解传统与每一个时代的关系，必须将那个时代主动的诠释与使用考虑进去，而不应局限于线性的因果关系。
传统与现代复杂的纠缠，也表现在私人领域上。近代中国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即无所不在的国家化、政治化，公领域如此，思想、学术如此，即使日常生活也有逐步政治化的倾向，而以私人领域的政治化为其高峰。本书收了一篇《近代中国私人领域的政治化》，便是有关这个现象的举例性探讨。
中国历史上有过几次“思想资源”的重大变化。在《“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一文中，我用晚清的例子来说明：“思想资源”之转移以及“概念工具”的变动，如何改变一个时代的思想面貌。在这篇文章中，我主要讨论了当时中国思想中的日本因素；但我绝不是想通盘讨论所有相关的细节，而只是想借此说明，如果不考虑“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之变化，对当时思想界的变迁就难以理解了。
人是诠释性的动物，当一个新的概念出现之后，人们会用它来作为思考自己处境及命运的工具。在威康·H.休厄尔（William H. Sewell）研究法国大革命之劳工问题的书中，作者发现，新的词汇与概念使得劳工们用来思考他们的经验以及他们所面临的境况的方式产生了改变。在工厂中过着艰苦生活的人，可能浑然不觉，也可能用许许多多理由来解释自己的处境，但是有了“阶级”的概念后，便可能赋予当前处境一种全然不同的意义。语言与概念非但表达了社会的现实，它们也“建构”了社会事实。在近代中国，文化精英先是使用一批旧概念去诠释新东西，但一批又一批新的概念慢慢地涌入，并逐步建构了现实的发展。大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阶级”概念逐渐取得压倒性的优势。胡适说新文化运动其实是新名词运动，并在一次演讲中说“一些抽象的未经界定的文辞发挥了魔幻而神奇的效力”，“别小看一些大字眼的魔幻力量”，其实即说明了新名词、新概念建构现实的力量。
《反西化的西方主义与反传统的传统主义》一文，说明西方的学说如何能以中国的面貌出现，而中国当时的困境又何以能够逼使这类思想更易于为人接受。同时，从刘师培身上可以看到一种两难：一方面是反西化的西方主义，一方面又是反传统的传统主义。从他身上可以看出一个既传统又现代的学者挣扎于一个艰苦时代的痕迹。
第三部分是“新知识分子与学术社群的建立”。1905年废除科举，千年以来仕、学合一的传统中断了，这一方面解放了儒家正统文化思想的限制，一方面也迫使八股文化下的旧士人走投无路，一批文化精英由传统的“士”转变为现代“知识分子”。现代知识分子的出现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做官不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他们寻找到了一个新的任务：“建立一个学术社会”（顾颉刚）。读者会发现，这一组文字大多和傅斯年有关。傅斯年当然不是“建立学术社会”的唯一代表，但他毫无疑问是一个灵魂人物，而我个人恰好对他做过比较集中的研究，自然也就多写了几篇和他有关的文章。在这一组文章中，《一个新学术观点的形成》《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是姊妹篇，它们都讨论古史多元观的形成与传播，我希望用它们作例子来说明一个学术诠释典范形成的历程。而在当时的学术界，有许许多多这种新诠释典范出现。此外，从这两篇文字也可以看出现代思想中讲求多元、强调变化的观念如何体现在学术研究上。《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一文，则以一件个案来说明学术上从旧到新的转变，以及牵涉其中的社会政治因素。上述各文直接或间接说明了现代知识分子在建立一个新“学术社会”上的努力。
《“主义崇拜”与近代中国学术社会的命运》则指出近代中国有两种力量：一种是要求学术独立，免于政治及道德教条之干扰；一种是愈来愈强的“主义崇拜”，希望以“主义”来指导一切。这两股力量的冲突表现在许多事物中，本文则是以陈寅恪为例，考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学、仕分途以后的这个新“学术社会”的命运。
同时，在本书的一些文章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一种始终不曾消失的紧张性。道咸以来，传统学术极力挣扎着改变自己，以求扣联政治、社会，而在民国新学术运动开展之后，我们也可以发现学术的社会性与平民性始终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一方面是想步趋西学，建立以问题意识为取向的新学术；另一方面也希望“为学术而学术”，将政治与道德教条对学问的干扰减到最低。但人们很快发现：追求学术独立王国的同时也带来了学术研究与现实致用之间的紧张，及学术社群的自我异化的问题。而把所研究的事物彻底“对象化”、把“价值”与“事实”分离之后，也使许多学者产生了生命意义的危机感。
在编辑这本小书的过程中，我曾对其中的一些文字加以删改；为了使眉目更为清楚，几篇文章的名字也做了更动。《方东树与汉学的衰退》，原题《方东树与晚清学风》（《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清季的社会政治与经典诠释》，原题《邵懿辰与清季思想的激烈化》（《大陆杂志》90卷3期）。《道咸年间民间性儒家学派——太古学派的研究》，原题《道咸年间民间性儒家学派——太谷学派研究的回顾》（《新史学》五卷四期）。《一个新学术观点的形成》，原题《王国维与傅斯年——以〈殷周制度论〉与〈夷夏东西说〉为主的讨论》（孙敦恒等编《纪念王国维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论文集》）。《“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原题《戊戌前后思想资源的变化：以日本因素为例》（《二十一世纪》45期）。《反西化的西方主义与反传统的传统主义》，原题《刘师培与清末的无政府主义》（《大陆杂志》90卷6期）。《思想史与生活史有交集吗？》，原题《读“傅斯年档案”札记》（《当代》116期）。《价值与事实的分离？》，原题《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主义崇拜”与近代中国学术社会的命运》，原题《陈寅恪与近代中国的两种危机》（《当代》123期）。此外，我也对几篇文章的副标题做了增删。《从传统到反传统》一文发表在《当代》一个讨论反传统思想的专辑（《当代》13期），其中也采撷了我的《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书的一小部分及《章太炎的思想》的一篇附录。《清末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思与言》34卷3期）有一姊妹篇《历史记忆与历史：以中国近世史事为例》，发表在《当代》91期（1993）我所编辑的“历史记忆”专辑，这应该是台湾学术界最早讨论“历史记忆”的一篇文字，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有关太谷学派的一文，发表于1994年，当时并未能直接读到太谷学派的经典，而是以回顾二手研究的方式写成，所以径注页码于文中。该文主要是想探讨它在晚清思想脉络中的意义。我个人得以见到大量太谷学派的遗经是晚近的事。
此书编校的过程迁延至三四年，拖了这么多年才完成，完全在我意料之外。对我而言，将这些文章收集出版是一件痛苦的事。多年前与出版公司签订了一张契约，言明要编成一本近代思想史的论文集，但这件事一再延搁，始终不曾付诸行动。如果没有陈平原兄为河北教育出版社向我苦苦催逼（按：本书有一个所收文章较少的简体字版在该社出版），我大概是无法辑成这本小书的。本书的台湾联经版原与河北教育出版社的版本同时进行，但因为增补了一些新文章，并进行了一些修改，所以稽延至今，应该在此郑重说明。在此，我要感谢我的老友刘季伦先生，他对本书的编辑过程费过很大的心血，提供了宝贵的意见。此次修订，曾参考汪荣祖先生书评之意见，特此致谢。林志宏学弟及家弟王昱峰等人费心校对本书，我要在此特别谢谢他们。初编此书时，我个人适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做客，我也想趁这个机会感谢那里的朋友们。
傅斯年与陈寅恪
——介绍史语所收藏的一批书信
按：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傅斯年档案”，藏有傅斯年与民国学人大量的信件。在1995 年“傅斯年百龄纪念会”时，我曾特别选出他与陈寅恪的信件，整理编年在《联合报》副刊连载。以下这篇文字是我当初为该批书信所写的介绍。因为它与本书有一定关联，故收在这里，以供参考。
人类学家克罗伯（Alfred L. Kroeber）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come in a cluster）？ 19 世纪90 年代的中国，似乎就印证了“天才成群地来”这句话。在这成群而来的学术人物中，有些是单打独斗，靠着本身的研究对学术界产生了广大的影响，也有的除个人学术外，还留下制度性的遗业（institutional legacy），而至今仍在学术界维持其影响力的，前者可以陈寅恪为代表，而后者可以拿傅斯年为例。我个人觉得，在近代史家中，傅斯年更像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者费弗尔。首先，他们都是集学术、组织、鉴赏力及霸气于一身的人，他们都有长远的学术眼光，对史学发展有一个整体的观点，而且他们都主张跨学科的合作，也都在一个动荡、资源并不丰厚的时代环境中，成功地聚合各种资源，并尽可能地将一流人才聚集在一起开创了一个学派。而陈寅恪便是傅氏刻意罗致到史语所的一位大史家。傅斯年不止一次对人说陈寅恪是三百年来第一人，能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历史组找到他来领导，是傅氏相当得意的事。
陈寅恪与傅斯年缔交始于他们留学柏林的时期，陈氏之弟、青年党创始人之一陈登恪应该是介绍人。登恪是傅氏在北大的同学。傅、陈二人于1923 年在柏林大学见面，当时傅氏甫从伦敦大学转学该校，此后同学近两三年之久。可惜，这时期他们两位留下的材料非常稀少，为他们作年谱的人在记述这几年的生活时几乎都只能一笔带过。
1924 年曾往德国访问的赵元任夫人杨步伟（1889—1981）留下这样一段记载：“那时在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玩得乱得不得了，他们说只有孟真和寅恪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他们常常午饭见面，并且大家说好了各吃各的，因为大家都是苦学生。”当时同在德国留学的毛子水也形容：“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但他说俞大维（1897—1993）对傅氏更佩服，私下对人说：“搞文史的当中出了个傅胖子，我们便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
陈寅恪与傅斯年的相处，似乎对傅氏的治学方向造成某种改变。傅氏到英国时的兴趣是实验心理学及弗洛伊德的学说，到柏林时主要兴趣是物理学，尤其是相对论及量子力学。不过，在柏林的最后一两年，我们发现他的注意力逐渐转向比较语言学方面。从傅、陈二人留下的笔记本及修课记录可以看到一些相仿之处。在傅斯年先生的遗物中有一藏文笔记本，这一笔记本与大陆现存的陈寅恪藏文笔记本，授课教授相同，足见他们可能上过同一教师的课程。陈寅恪最崇拜梵文大师吕德斯（Heinrich Lüders），而在傅斯年离开柏林大学的证明书中也记载着上课但未正式获得学分的课程有吕德斯的梵文。此外，傅斯年笔记中有两件记当时西方学者有关东方学的目录，而陈寅恪初到清华所授的课便是“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
当时同在柏林的毛子水便自承他受陈寅恪影响而注意比较语言学，我遂有点怀疑陈寅恪似曾在傅斯年留学生涯的最后阶段对他有过影响，使他转而重视比较语言学。从傅斯年藏书扉页所记的购书年代可以判断，他当时开始大量购买这一方面的书籍。
当时两人的相得之情，或许可以在1927 年陈氏的一首赠傅斯年的诗中看出：
不伤春去不论文，北海南溟对夕曛。
正始遗音真绝响，元和新脚未成军。
今生事业余田舍，天下英雄独使君。
解识玉珰缄札意，梅花亭畔吊朝云。
从这一首诗中可以看出陈氏对傅斯年想将“东方学的传统”从柏林、巴黎等地移回北京，并在中国建立新学术的悲愿是相当欣赏、支持的。在陈寅恪的诗中并不轻易用“天下英雄独使君”这么高级的形容词，它显示了陈氏对傅斯年一番事业的期待。
陈寅恪从1929 年起便应傅斯年之邀出任史语所历史组主任，一直到陈氏滞留大陆，在台北继任该组主任的陈槃先生仍不敢真除，自称代主任，直到1969 年陈氏凶耗传来，才将“代”字去掉。不过陈寅恪真正待在史语所的时间并不长，傅斯年特许他在大学以专任研究员暂支兼任薪水名誉上课，而历史组的实际组务则由傅氏代办。在傅氏档案中尚有数张盖有陈寅恪私章的公文纸，是陈寅恪预留作为推荐升等之用的。不过，在一些重要的会议及决定上，陈寅恪仍尽可能参加。
抗战时期，史语所南迁昆明，傅斯年、陈寅恪同住在昆明靛花巷的一幢楼房，陈居三楼，傅居一楼，当时同仁便注意到每当空袭警报大作时，大家皆往楼下奔，而肥胖的傅斯年却往三楼冲，以护持视力模糊、行动不便的陈寅恪下楼。而陈寅恪给傅斯年的四五十封私信也大多集中于抗战期间转徙西南之时。
在陈寅恪所有的来往函札中，给傅斯年的信当属大宗，陈寅恪一生只写过几封短信给胡适，即使连相契至深的陈垣，陈寅恪写给他的信也远少于傅氏，相较之下可以看出他与傅斯年交往的比重。这一批书信所谈的都是日常琐事及身世之慨，几乎没有论学作品，其中以抱怨生活病苦占最大比例。它们对了解从抗战到胜利之后将近十年间陈寅恪的生活状况，大有裨益。而这些在蒋天枢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都未能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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