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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邻国影响下，近代朝鲜如何塑造现代性？
剖析朝鲜在国际环境下的独特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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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国际环境如何影响朝鲜民族运动中“自我”的形成？中国和苏联的革命如何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影响近代朝鲜知识分子思想？日据时期的抗日独立运动中朝鲜人如何看待日本？朝鲜对于自身在世界上的理想地位和更光明的国家未来的愿景往往与国外的榜样（积极的和消极的）、威胁（感知的和真实的）、海外盟友联系在一起。
19世纪80年代至1945年是朝鲜形成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朝鲜对现代性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东部、西部和北部邻国形象的影响。中国、日本和俄国在某些时期象征着现代威胁，但也代表着另类现代性的可能，并最终为朝鲜的前殖民地时期和殖民地时期的现代性提供了一种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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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著者
[韩]弗拉基米尔·吉洪诺夫（Vladimir Tikhonov），挪威奥斯陆大学文化研究与东方语言学系教授，从事朝鲜半岛和东亚学研究，主要研究韩国古代史、韩国/中国佛教史、韩国近代史等，著有《朝鲜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民族主义：开端》（2010）。
译者
刘荣荣，韩国首尔大学国语国文专业博士，山东大学朝鲜语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21年入选“山东大学青年学者未来计划”。主要研究方向为朝鲜半岛问题、韩国舆论、语言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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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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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俄国：东方的西方国家？
1.在朝鲜知识分子生活中，俄国既是威胁又是希望（19世纪80年代—1945年）
2.乌托邦的欢乐，流亡者的哀愁：日据时期朝鲜文学中的俄国、俄国人和苏联
第二部分 中国：从中心到边缘，再到未来的希望
3.一个值得借鉴的“远方的他者”：1910年前朝鲜近代报刊中的中国
4.我们中间的外侨与未来的希望：20世纪10—30年代朝鲜人眼中的中国和中国人
第三部分 日本：榜样、征服者、永远的外侨？
5.向日本学习以战胜它：20世纪00—20年代日本是朝鲜知识分子生活中的重要他者
6.同化从未发生：殖民地朝鲜的朝日通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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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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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自从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1978）永远地改变了我们对东方的永恒、女性化和被动的刻板形象是如何、何时以及由谁塑造这些问题的理解以来，已经过去了30多年。现在，人们常说，社会精英塑造的民族宗教（ethno-confessional）和国家“他者”的形象，往往更符合这些精英的需要和野心，而不是“客观”现实——如果这种现实的存在可以假设的话。当下，至少在亚洲研究领域，人们普遍认为，西方的东方主义话语的形成与帝国主义受害国内部观念的变化相呼应。在这些受害国，力主推进现代化的精英们日益倾向于同时将西方视为霸权或侵略势力，以及理性现代社会的典范（参见Bonnett 2002，Hutchinson 2001，Spencer 2003）。
从19世纪80年代初与美国和欧洲国家最早的直接接触开始，西化的朝鲜知识分子就倾向于将现代西方的“文明”概念视为普遍的衡量标准（Shin 2006，28）。西方列强被视为文明和进步的化身，他们的侵略也以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自我东方化的方式被解释为朝鲜人自己的集体错误。朝鲜本身难辞其咎，是因为它显然无法重现其辉煌的古代历史上曾有过的军事强盛的荣耀，且在现代达尔文主义丛林中输掉了生存之战（Jager 2003，3-43）。然而，西方（或日本在朝鲜）侵略的“必然性”并不一定会使其对受害者更具吸引力。近代早期朝鲜人对西方和日本的感知中常常流露出一种内在的挣扎，因为朝鲜人当时被要求从他们自己的实际或潜在的加害者那里学习普遍的文明规范。
朝鲜力主推进现代化的知识分子曾经将整个西方视为先进文明的源头。但是它的形象并不是无差别的。从19世纪80年代与西方对话者直接接触开始，朝鲜外交官就敏锐地意识到了“文明大国”之间复杂的国家关系网。毕竟，与美国（1882年）、英国（1883年）、德国（1883年）、意大利（1884年）、俄国（1884年）、法国（1886年）签订的条约都是单独谈判和缔结的。正是这些条约给了朝鲜希望，令朝鲜觉得它可能会被纳入国际关系的“文明”新体系中（Lee Keun-Gwan 2008）。因此，西方的整体形象最终也是各个西方大国形象的总和。当然，这些形象彼此之间有很大的不同。
本书开篇第一部分讲述了从19世纪末至1945年日本殖民统治结束（当时苏联军队接管的领土上最终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知识分子对俄国及后来的苏联的认知。在“文明”世界的新等级观念中，西方大国被明确认定为文明的“中心”（在前殖民地时期和殖民地时期的朝鲜，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被视为典型的文明中心；参见Ryu 2014，195-226），俄国和苏联则给朝鲜人提供了一个地理和文明模糊不清的令人烦恼的例子。一方面，它是一个真正的大国，它在1895年至1905年与日本争夺朝鲜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证据。在苏联时期，它也被认为是朝鲜的殖民宗主国日本的头号潜在敌人（Bix 2001，151）。另一方面，西方的“文明”仲裁者从未承认它是完全的西方或完全的文明（Neumann 2004）；苏联尤其不被视为白人，绝对不属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体面的”国际社会（Leffler 1994，3-33）。正如第一部分中提到的，这种模棱两可的评判实际上最终促成了朝鲜对俄国和俄国人的某种亲近感，他们被视为更“东方”，而不是帝国主义时代刻板印象中“傲慢的西方人”。虽然沙俄让朝鲜人看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性，但苏联却被视为另一种现代性的发源地，它对殖民地属下阶层（subaltern）知识分子的吸引力不亚于西方或日本当权派对它的排斥程度。
另一个对朝鲜至关重要的邻国是中国，第二部分讨论朝鲜对中国的认知。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认知的演变与朝鲜对1917年十月革命及之后的俄国的认知变化是同步的。在1911年至1912年辛亥革命之前，现代化派知识分子对中国的看法和对沙俄的看法一样消极，但原因略有不同。沙俄不仅是一个“落后的”专制独裁国家，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被“进步的”日本打败之前，它还被朝鲜视为自身独立的威胁。清朝在甲午战争中与朝鲜结束了藩属关系以后，几乎不再构成任何威胁。然而，在朝鲜媒体和出版物中，清朝被描述得比沙皇政权更加落后，至少，沙皇政权可以夸耀彼得大帝（1682年—1725年在位）和他的改革，这些改革受到朝鲜现代化推动者的热切关注。简言之，清朝是朝鲜新知识分子不希望朝鲜成为的所有一切的缩影。但是中国的革命使这些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俄国十月革命被认为是一次成功的社会改造，最终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中国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进行了革命（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朝鲜出版物对此热切关注，朝鲜公众也为之欢呼。一些流亡中国的朝鲜人也参与了革命活动。虽然人们对中国震惊世界的举动持乐观态度，但与此相反，在朝华侨却在话语和实践层面遭到排斥。革命的中国可以被想象成未来的盟友，但对于朝鲜的资本家和工人来说，华侨却是市场竞争者。
虽然中国和俄国是朝鲜的重要“他者”，但从法律意义上讲，它们仍然是外国。无论是在朝华侨，还是数百名在日据时期定居朝鲜的俄国白人流亡者，都没有日本帝国的公民身份，而这种公民身份是在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时强加给朝鲜人的。因此，日本（第三部分讨论朝鲜对其认知）既是朝鲜殖民地版图的一部分，又是一个外国势力。不过朝鲜人对日本和日本人的态度要比殖民地属下阶层对他们的外国主子所共有的那种容易想象的情感复杂得多。毕竟，在1910年吞并朝鲜之前的20年里，日本战胜了中国和俄国，而朝鲜是战场之一。这些胜利被朝鲜的进步知识分子解读为文明、宪政和民族团结战胜了落后的独裁统治，强化了日本作为现代化典范的形象，这一形象甚至经常得到那些在政治上反对日本殖民主义的朝鲜民族主义者的认同。对于那些选择与殖民统治者合作的人来说，日本的“现代性”是合理的选择（那些人在决定合作时，希望朝鲜在日本统治下取得几十年的“物质进步”之后再恢复国家地位，这种模糊希望和陈腐的机会主义常常以一种微妙而复杂的方式掺杂在一起）。1938年，先前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苏联崇拜者，后来为战时日本做宣传的作家、评论家白哲（PaekCh’?l，1908—1985）将日本占领武汉美化为日本“现代性”战胜了中国不可救药的“封建主义”（Paek 1938），这与《独立新闻》（Tongnipsinmun，1896—1899）的说法如出一辙，这一朝鲜第一家民间报刊认为，在1894年至1895年日本战胜了清帝国（Chu 1995，171-172）。到了20世纪40年代初，日本声称它正在构建新的东亚版现代性，可超越或者说克服以欧洲为中心的“文明世界”的所有缺点。这种对近代以来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挑战似乎确实强烈吸引了许多朝鲜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也敏锐地意识到了自己在西方主导的全球体系中的边缘地位（Han and Kim 2003）。
正如第6章中所强调的那样，问题在于，先抛开声明不谈，在以日本为中心的格局中，朝鲜和朝鲜人仍然处于被歧视的边缘地带。虽然朝日异族通婚原则上受到殖民当局的鼓励，在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也的确得到积极推动，但是日本和朝鲜关于朝鲜人和日本人亲密关系、爱情和婚姻的书写都清楚地表明，这些政策几乎没有对族裔关系产生现实影响。殖民者继续歧视朝鲜人，并且也连带歧视他们的日本配偶。日本配偶也没有被朝鲜社群接受为成员。殖民歧视模式只会强化排他性民族主义，1945年后，这种排他性民族主义为韩国和朝鲜民众接受“朝鲜民族同质性”理论奠定了基础。即使是朝日“合邦”的极端支持者之一玄永燮（Hy?nY?ngs?p，1906—？，他身体力行，1945年后移居日本）也提出，为了成功实现朝日统一，应强迫朝日夫妇转向“中立”的（最好是西式的）生活方式。否则，被“相互蔑视和仇恨”强化的“习俗差异”只能证明是不可逾越的（Hy?n 1939，102）。矛盾的是，或者也许仅仅是逻辑上的矛盾，在殖民背景下自上而下地推进民族同化，最终导致了民族文化障碍和边界的固化。朝韩两国的“去殖民化”民族主义强调“血统”、语言和历史，其情感基础是在殖民环境下建立的，当时，在各种行政压力下，一些朝鲜文人不得不称赞（通常用日语）朝日婚姻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古代历史的延续。但很快，去殖民化使人们有可能也有机会说出完全相反的话。
最后，对于前殖民地时期和殖民地时期的朝鲜知识分子来说，邻国的不同形象非常重要，因为这些为他们试图解决我所说的属下阶层、边缘现代性的基本困境提供了许多必要的参考。第一个困境是如何在不被“支配与从属”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等级秩序所束缚的情况下构建现代性，这些等级秩序往往以白人种族主义或日本人对被殖民的朝鲜人的优越感为基础。在这里，俄国和中国的革命提供了另一种现代性蓝图，正如本书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所提到的那样，这一蓝图强烈地吸引了一大批日据时期的知识分子。日本的“皇民化”政策（参见第6章）试图通过声称对朝鲜人的民族歧视已经停止来解决这一困境。然而，即使是日本最忠实的当地合作者，似乎也没有完全相信这一说辞。为了平衡起见，必须补充的一点是，斯大林对朝鲜革命者的清洗（参见第1章）和中国共产党对所谓“亲日”朝鲜同志的政治迫害（参见第4章）都揭示了一个可悲的现实：到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共产主义中国或苏联的另类现代性逐渐转变为本质上的民族主义计划，尽管与朝鲜的日本殖民者相比，没有那么多的压迫或剥削。因此，即使对朝鲜的国际主义激进分子来说，强烈的自卫民族主义倾向也是近代观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第二个困境是如何在现代性普遍化的世界中保持朝鲜的国家或区域（东亚）特殊性，在这里，“普世主义”通常是对无处不在的“西化”的礼貌称呼。在这一点上，俄国人和日本人都可以提供一些鼓舞人心的先例。日本在明治维新过程中对某些儒家学派（尤其是王阳明学说）的挪用，甚至可以很容易地激发朝鲜一些政治上反日但力主推进现代化的儒家知识分子的热情（参见第5章）。托尔斯泰版的另一种“反现代”（反资本主义、反军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现代性高度批判西方“文明”，体恤边缘化的非西方人的关切和愿望，这不仅吸引了朝鲜人（参见第2章），也吸引了大批日本知识分子（Konishi 2013，93-142）。朝鲜流亡者通常被视为中朝革命兄弟友谊的缩影，创作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1939年）等著名中国共产党歌曲的作曲家郑律成（Ch?ngYuls?ng，1918—1976）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他对汉族和少数民族民歌有着浓厚的兴趣（Kim 1996）。“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性”可以理解为对不加批判的西方化的反驳，它是许多东亚知识分子的共同目标。
第三个困境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辩证关系。无论是在朝鲜还是在其他地方，个人/个人主义和民族/民族主义都是现代最重要的发明。然而，个人自主的内心世界与民族边界之间的关系始终不明确，需要根据历史、社会和政治背景进行讨论和再讨论。从本书中分析的材料可以看出，殖民地朝鲜属下阶层知识分子倾向于认为，脱离民族背景的“自由”个性尽管原则上是可取的，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正如第6章中所描述的那样，在殖民晚期的一些文学作品中，朝日通婚可以被视为超越民族历史边界的个人行为。但是由于殖民国家倾向于将任何一个朝鲜人首先归类为一个朝鲜人（被定义为“属下阶层”），而不是一个“个人”，因此，有关朝日亲密关系的文学作品通常既可以被解读为两个具体个体之间的故事，他们情投意合，有着个人的悲欢离合，也可以被解读为更大的族际关系的隐喻。例如，殖民地最受欢迎的散文作家之一蔡万植（Ch’aeMansik，1902—1950）的《冷冻鱼》（Naengdong?，1940）讲述了两个曾经的社会主义者之间的通奸爱情故事，一位是日本女性，另一位是朝鲜的杂志编辑。这段罗曼史显然是个人行为，但与此同时，故事中的一些细节又表明，它也可以被解读为对朝鲜知识分子与战时日本政府“通奸”的批评（Ch’oe 2012）。对于那些不能也不愿意在个人和集体/国家层面上表达真实自我的殖民地知识分子来说，还能找到一个比“冷冻鱼”更好的隐喻吗？
总之，俄国、中国和日本这些“他者”在20世纪上半叶近代朝鲜的自我形成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邻国“他者”的互动，促进了朝鲜现代话语空间中现代性的多元化。在以欧美西方为中心的现代世界等级格局中，朝鲜的三个邻国在某些时期象征着现代威胁，但同时也代表着另一种现代性的可能。正是他们的存在，最终塑造了朝鲜前殖民地时期和殖民地时期的现代性，为朝鲜多样化的民族主义话语的形成及发展提供了重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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