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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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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18—20世纪的德国大学史。1700年，德国大学已经处于濒死状态，但到1914年之际，德国大学在世界声望和科学领域的领导地位都毋庸置疑，这个演变过程是如何发生的？与传统的大学史不同，麦克里兰教授这本书探讨的是整个大学系统，而非个别的学校。它探索了政治、社会和经济力量的影响，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19世纪晚期“研究型大学”出现增长、不断变革，并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因此，它揭示了高等教育系统变化背后的动力，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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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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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年，德国大学已经处于濒死状态，但到1914年，其世界声望和在学术领域的领导地位都毋庸置疑。麦克莱兰在书中对这一过程做了全面系统的考察，细致描绘了德国大学变革的复杂图景，深刻揭示出其背后的动因，精妙地阐明了大学在其与国家和社会的互动中不断改变自身，也改变了国家和社会。本书视野开阔，深思明辨，是德国大学史的经典之作，其卓识远见仍启迪着今天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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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查尔斯·麦克莱兰（Charles McClelland），德国洪堡学者、富布赖特研究学者，曾先后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慕尼黑大学、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曾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著有《国家、社会与大学》《柏林：研究型大学之母》等著作。
译者简介：
叶赋桂，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清华大学教育研究》主编，研究方向为教育史、高等教育、教育政策等。译有《创建冷战大学》，著有《新制度与大革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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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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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 导论
第一部分 18 世纪
第二章 18 世纪第一次大学改革运动
第三章 18 世纪第二次大学改革运动
第二部分 洪堡时代
第四章 革命剧变和柏林大学的崛起
第三部分 德国大学与学术革命（1819—1866）
第五章 教授和研究伦理
第六章 学生、财政与政治
第四部分 德意志帝国的大学
第七章 大学的扩张
第八章 大学、国家与社会（1866—1914）
第九章 结论
参考文献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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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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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探讨了起源于中世纪的最经久不衰的机构之一--大学的变革，这种变革往往是由政治权威强加的，而社会却总是持一种矛盾态度。德国大学在许多人心目中具有一种半神话的性质。德国大学之名被反复提及，从哈佛到香港，关于高等教育的争论都行礼如仪地加以参引。在一个大学及其所代表的价值似乎正面临不确定的未来的世界里，昔日德国大学的辉煌会作为黄金时代的一部分出现。然面，德国大学也在与更大的社会和政治力量的激烈对抗或顺利合作中出现。
本书是为学者--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科学家、教育理论家，等等--而作，但对越来越多必须为教育政策做出艰难决策的人来说也有意义，因为当今各种争长较短的灵丹妙药有时似乎已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他们就可能重视问题的历史维度。最后，本书是写给所有关心大学的过去和未来的人的，为了他们，我力求用普通读者易懂的方式来写作。
我希望退后一步，让所有这些读者都有机会深思“大学”制度变体的命运--不是从其神话层面，而是作为一种生生不息的生长力量，因为这是一部德国大学体系的批判史。我似乎过分低估了德国大学在学术和科学方面的惊人成就，或学生、教授、政府官员的理想主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的分析不是理想主义的，而是现实主义的。德国大学体系的理想化无处不在。甚至十年前，当我着手这一研究时，激进的德国学生将传单塞到我手中，呼吁改变仅存在于他们头脑中的环境，看来他们已然接受了对其环境的理想化。然面，鲜有作品研究导致大学状况的更现实的原因。
本书的写作前提是，包括大学在内的任何社会机构实际上都无法实现自治和独立，尽管这是许多大学教授推崇的理想。“学者共和国”与更广泛的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最坏的情况下是必然的，在最好的情况下是富有成果的。“城镇”和“学袍”都理解他们对彼批的需要，虽然这种共生关系在传统上是被怨恨笼罩着的。我这里探讨了1914年之前的德国大学如何比大多数大学能更好地确立对“城镇”--更广泛的社会--的豁免权，但代价是依赖另一个权威--国家
大学作为一个机构的未来不仅取决于内在强劲的韧性，也取决于更强大的外部力量如何对待它。我希望本研究可以展示德国大学体系是如何受到它与国家、社会日益增长的互动的影响的。1933年，德国学者自身也认识到这些外部力量所拥有的不相称的权力会变得多么可怕，但为时已晚。本书为未来而作，如果能激发人们思考在所有现代社会中国家、社会与“大学”这个机构之间愈发不相称的对抗，则本书得偿所愿。
向许多朋友、同事和组织致意和表达感谢，诚一乐事。没有他们的帮助和鼓励，本书绝不可能完成。威廉·布勒克(Wilhelm Bleek)、威廉·布里克曼(William Brickman)、康拉德·雅劳施(Konrad Jarausch)、弗农·立克(Vernon Lidtke)、彼得·伦德格林(Peter Lundgreen)、沃尔夫冈·莫姆森(Wolfgang Mommsen)、托马斯·尼佩代(Thomas Nipperdey)和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都是我思考的激励者和评论者。费利克斯·吉尔伯特(Felix Gilbert)、詹姆斯·利思(James Leith)、史蒂文·克拉默(Steven Kramer)、帕尔默(R.R.Palmer)和彼得·帕雷特(Peter Paret)也欣然阅读了书稿，并帮助改进了其中某些部分。
欧美两大洲的许多图书馆员和档案馆员也以各种方式帮助了我。我要特别感谢下萨克森州暨哥廷根大学图书馆、符腾堡州首府档案馆(斯图加特)、巴登国家档案馆(卡尔斯鲁厄)、黑森州档案馆(马尔堡)、德国第二中央档案馆(梅泽堡)和德国国家图书馆(东柏林)，它们都友好地向我开放档案。而且，以下这些大学的图书馆和档案馆让我得到了印刷和非印刷的资源:柏林(自由大学)、波恩、吉森、哈勒、海德堡、耶拿、莱比锡、马尔堡、慕尼黑、蒂宾根和维也纳。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对我的研究也很有价值。
本书蒙以下组织资助，深致谢意:资助研究旅费的有斯宾塞基金会(Spencer Foundation)、美国哲学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新墨西哥大学研究经费分配委员会(Research Alocations Committee of th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的资助使我在1973-1974年能专心于研究与写作。
查尔斯·麦克莱兰
新墨西哥阿尔伯克基(Albuquerque)
与美国最初的大学一样，欧洲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传统大学与社会“整合不良”，这一方面是因为其最初是作为教会的一个分支，也是作为家庭教育责任的延伸;另一方面，大学从一开始就具有重要的世俗职能，如培养欧洲正在扩张中的国家政权的代理人，而且大学在日常法律和社会习俗上的法人豁免权保护了社会化进程和智力创新。
正是大学角色的这种双重性，使得研究它如此困难。无论是仅作为教学机构--就像其在全部历史中一直存在的那样，还是作为研究中心--就像近代那样，大学都需要两个几乎相互矛盾的东西:既要社会支持，又要社会不管。对社会支持的需要有时是极小的，如在中世纪，但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支持已变得至关重要，而且在18世纪时就已经很重要了。另一方面，Freiheit und Einsamkeil--自由和孤独，正如伟大的德国改革家威廉·冯·洪堡所指出的，也是大学发挥适当功能所必需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解释现代德国大学体系是如何通过与德国社会和政治力量的互动而取得发展的。罕有人会否认，这样一种解释模式可以很好地阐明德国大学体系的演变。由于特殊原因(后面将讨论)，传统的德国大学恰恰回避了这种模式。
想纯粹从内部发展的角度完全理解任何大学的历史或高等教育体系都是不可靠的:可以肯定的是，不能这样理解德国制度。如果看不到大学和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进程、二者之间永恒的辩证关系，那么历史学家能获得的仅是关于过去的肤浅且常常是误导性的画面。而且，“大学”和“社会”这种抽象的概念很难让人满意，人们必定还要深究在大学与社会的对话中到底是什么人和什么力量才是最积极的参与者。
像现代德国大学这样与国家权力和社会团体的利益如此紧密相连是很罕见的。这种紧密关系有几个原因。首先，德国比其他欧洲大国更早也更彻底地将大学置于国家的保护下。虽然这种趋势在18世纪很强劲，但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和之后德国重建的觉醒中它才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普遍关系。19世纪初，私立大学的缺乏意味着国家垄断了德国高等教育，其完备性是欧洲其他主要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不仅私立大学被禁止，而且私人对公立大学的捐献既没有得到多少鼓励，也算不上慷慨的赠与。国家作为赞助人隐含着权威，与这种权威相抗衡的主要力量是在授予各个大学的特许状和章程以及长期实践中残余的法人权利和豁免权。维护这些权利和豁免权是符合大学的利益的，所以大学强调这些权利和豁免权而不是强调国家的作用，这点是可以理解的。出于同样的原因，各邦国的教育官僚机构的官员在撰写文章和发表讲话时，常常认为大学好像除了政府一时兴起授予的、随时可以撤销的权利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权利;而实际上，他们要宽容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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