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历史学家在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撰史时，无一例外都会受到时代的局限，如果恰逢激荡年代，此种局限将会更加明显。本书创作期间，\英国脱欧”(Brexit)问题引发一系列政治动荡，“新冠疫情”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停滞，二者均对本书的观点产生了影响。如若对此视而不见，未免有些自欺欺人。今人撰当代史，不可避免地会将新近发生的大事件划定为当代史的终点，而“英国脱欧”或“新冠疫情”深刻地影响着当今英国的政治格局、经济发展与福利体制，必然会成为史家之首选。虽然我已尽量避免落入俗套，但在分析历史时，多少还会受到时事的启发与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创作本书，实际上就是在有意识地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做出回应。“英国脱欧”和“新冠疫情”两大议题在全社会范围内引发公开辩论。综合各方观点来看，此轮争辩呈现出两大鲜明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倾向于将英国历史简单化，此举往往会导致在叙事时失之偏颇。譬如，总是对造就维多利亚时代荣光的全球贸易赞不绝口，总想重拾“巅峰时期”(Finest Hour，指二战)所彰显的集体主义精神。第二个特点是在错误叙事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试图以史为鉴，给未来提供建议。近年来，民粹主义历史政治论调甚嚣尘上，使我再次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我们需要内容更丰满、层次更丰富的近代史叙事。任何一种历史叙事都无法完全概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历史，尤其是因为居于这段历史进程核心位置的，是英国社会趋向多样化、多元化和流动性更强的演进历程。这就是为什么编年史佳作频出，我却没有选择这种体例的原因。我认为，想要理解当下的处境，就必须了解不同类型的变革(从全球地缘政治和世界经济结构的整体变化到地域性的社会与文化发展)如何发生并交织在一起，去思考它们如何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个体对所在国家的看法。另外，本书还试图探明另一个问题——英国的历史遗留问题如何影响着当下，又如何使创造光明未来的求索之路变得道阻且长。总而言之，审视不同层面的变化，尝试厘清过去、当下与未来之间的纠葛，是本书关注的两大重点，也决定了本书的结构与内容。
在此对书中术语作简要说明。本书的主要论述对象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通常情况下，我会将其简称为“联合王国”(UK)，将其国民称为“联合王国国民”，只有在特别关注构成“联合王国”的四邦时，才会专门提到英格兰(England)、苏格兰(Scotland)、威尔士(Wales)和北爱尔兰(Northern Ireland)。然而，这种表述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在引用他人的术语时，容易产生分歧，因为在英国战后史早期，人们普遍用“不列颠”(Britain)(有时甚至只用“英格兰”[England])指代整个“联合王国”(UK);第二处不妥是“联合王国”一词略显生硬，难以适应不同的语境。相比之下，在表述“英国公民”的概念时，“不列颠”(Britain)一词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转化为“英国人”(Britions)。不过，总的说来，“联合王国”(UK)一词更加准确，更具有包容性。
本书开篇之前，我要向政体出版社(Polity)的路易斯·奈特(Louise Knight)和伊娜·博克斯曼(Ines Boxman)致以诚挚的谢意，感谢两位在本书写作一再中断时给予的支持。另外，我还要感谢谢菲尔德大学历史系的同事和学生，他们为我的研究创作营造出良好的氛围，并没有因我是系主任而对我敬而远之。最后，我要感谢的是我深爱着的家人们——费莉西蒂(Felicity)、安娜(Amma)和西娅(Thea)。当疫情将这个世界搅得天翻地覆时，家永远是温馨的避风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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