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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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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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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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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门心法，尽在《大学》。区区两千言，自格致诚正，至于修齐治平，自近及远，由内而外，广大精微，简易赅博。儒家内圣外王之学，俱备斯编，实圣学之津梁、成人之阶梯。书稿《大学心法》，以《古本大学》为底本，秉“以经解经”、“以元典释元典”之法，多采《语》《孟》以明《大学》之旨，兼参朱子《集注》、阳明先生《大学问》《传习录》等，使读者得以窥见两千余年来《大学》义理之流衍嬗变。书稿更努力以现代学术眼光，挖掘《大学》之当代意蕴与价值，此“再诠释”工作，亦元典常读常新之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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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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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曙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先后获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98年留校任教至今。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农业与农村、中国发展战略与国企改革、中国经济史。已出版《维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论》《中国扶贫》《中国经济》《中国论衡》《中国农村》等经济学著作三十余部，并出版《燕园拾尘》《燕园困学》《老子心诠》《论语心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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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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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大学》其书
第一章? 大学之三纲领
明明德
亲民
止于至善
知止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虑
虑而后能得
本末、终始、先后
第二章? 大学之八条目
身—家—国—天下
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
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
第三章? 修身为本
程朱格物说
陆王格物说
格物与明心去蔽
格致诚正之渐与顿
格物与诚意正心
修身为本
打通“身心意知物”
第四章? 三纲八目的实践
第一节?诚意与慎独
毋自欺
自慊
慎独
小人与良知
诚中形外
第二节?切磋琢磨与乐乐利利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瑟兮僩兮，赫兮喧兮
道学与自修
恂慄与威仪
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
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
第三节?明德与知本
克明德
顾諟天之明命
天命与德
天命与民
克明峻德
日新
作新民
其命惟新
知其所止
仁敬孝慈信
无讼与知本
第五章? 修身在正心
修身在正其心
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
有所恐惧好乐忧患，则不得其正
心不在焉的两层意蕴
正心与未发之中
正心与无所住而生其心
正心与不动心
不动心与平常心
第六章? 齐家在修身
齐家在修其身
“辟”与“正”
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
之其所贱恶而辟焉
之其所畏敬而辟焉
之其所哀矜而辟焉
之其所敖惰而辟焉
正家而天下定
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
“知子之恶”与“知苗之硕”之难
正确的孝道在于修身守身
正确的夫妇之道在于修身
正确的爱子之道在于修身
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第七章? 治国在齐家
第一节?孝悌乃治国之本
教家而后教人，正家而后正国
不出家而成教于国
自天子至于庶人之孝道
孝悌慈之推广扩充
如保赤子与心诚
心诚求之
一家仁，一国兴仁
国家治乱之机
一言偾事，一人定国
治国者之表率作用
第二节?以恕道齐家，而后治国
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
无诸己，而后非诸人
推己及人的恕道
“恕道”的价值精髓
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宜兄宜弟
其仪不忒，正是四国
治国在齐其家
第八章? 平天下在治国
第一节?絜矩之道
平天下在治其国者
君子絜矩之道
乐只君子，民之父母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
民具尔瞻的两重涵义
第二节?德本财末
克配上帝
道得众则得国
德本财末的经济学
外本内末，争民施夺
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
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善则得之
善以为宝
仁亲以为宝
第三节?好好恶恶，爱人举贤
断断休休，诚一有容
以絜矩之道悦纳他人
媢疾以恶之
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
好好恶恶
第四节?以义为利
君子之大道
生财之大道
仁者以财发身
不仁者以身发财
上仁而下义
取之有道
宁有盗臣
以义为利
内圣外王，体用兼备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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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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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心灵“元典”。何谓元典？元，有开端、源头、起点、原初之意，也有根本、本原、根基之意。人类的思想、文化与精神世界，不分种族，都必定有一个源头，此后所有的思想从这个源头发源并拓展延续至今。元典是经典中的经典，是经典的开端，是人类思想之根，人类心灵之源，人类文化之基。
在两三千年前的“轴心时代”，两河流域、恒河流域、黄河长江流域、地中海沿岸，几乎同时出现了一批堪称人类思想源头的思想巨人，诞生了可以被称为人类思想元典的伟大思想。这些思想，在各自孤立彼此隔绝的情况下，循着自己的轨迹成长发展。两河流域旧约时代的众先知们，恒河流域的释迦牟尼及其弟子们，黄河长江流域孕育的诸子百家，地中海沿岸所养育的苏格拉底以及希腊罗马诸先哲，他们所创造的元典性的思想，至今还在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今天的生命和生活，须臾也不可能离开这些元典性的思想以及创造这些思想的先哲们。
人类在几千年的进程中一直倚赖着这些思想，也在流传、诠释、改造着这些思想。一代代人都在诠释元典，并经由这些诠释来创造新的思想，这构成了一个连续的人类思想史。
诠释元典从来不是因为元典必须得到诠释，而是因为一代代人都必须解决现实的问题和困惑。人类虽然在不断前行，但是他们所面临的困惑和挑战，以及人类个体成长所面临的困境与艰辛，数千年来从未改变。先哲面对困惑时所给出的答案，所作出的思考，也必然对我们有参考价值。人类每次面对重大的挑战和艰辛，都不约而同地返观那些民族精神元典，盼望从元典那里得到启示和灵感，从而获得一个民族再出发的力量和智慧。这正是元典的价值所在。一个民族精神的元典，就是这个民族永远的心灵发动机，是永不枯竭的精神的发源地。
更不用说我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既定的“文化”情境中。而这个文化环境，是与先哲的思想密不可分的。不了解先哲的思想，就不可能深刻了解我们所处的文化；不深刻洞察我们所处的文化，我们就难以适应我们的文化环境，就难以在这种文化中获得精神上的丰满、心灵上的和谐与生命上的成长。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你从事何种事业，元典都是通往幸福之路的起点。
总之，这些民族精神元典与我们的生活和生命息息相关。这些元典不仅是文本式的存在，更是文本的真实的存在。就如我们身边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我们不可须臾离之。
如何读元典？我提出“元典心读”的理念，所谓“元典心读”，就是要以生命呼应元典，以心灵体悟元典。其中的关键，在于要用元典来观照我们的自身，观照我们的生存。
我们必须把生命放进去来阅读元典，必须带着自己的生命困惑和感悟来与古人对话。
只有用自己的心灵来体悟元典，以生命来观照元典，我们才能将死的经典变成活的经典，把死的文本变成活的灵魂，从而把元典变成我们“自己”的心灵的元典，而不是“他人”的或者“古人”的元典。只有把生命放进去来阅读元典，与元典对话，才能得着元典的营养，元典才能与我们的心灵发生深刻的“化学反应”。否则，元典是元典，你是你，无论读多少遍，都是无用功；无论你如何将元典倒背如流，也只是“言语汉”和“古文箱”。
“元典心读”还有一层含义，就是要“新读”。每一代人对元典的诠释都是“崭新”的。数千年前那些伟大先知的思想，一旦注入到后来者的心灵之中，就会激起全新的灵感和体悟，每一代人都会用自己的方式、结合自己的独特境遇和时代风尚、融汇自己所处时代所面临的独特命题和困惑，用自己的心灵来碰撞元典，呼应先知。于是，这种时空的呼应和对话，就构成了一个不断延伸的民族精神的长河，这条河流淌不息，而且代代常新，因为每一代人都在元典的基础上注入了新的诠释、新的感悟、新的风尚和新的视角。
阅读经典的意义也在于此。有些人说，无数代先贤已经把这些思想元典解释得非常好了，我们只要读先贤的解释即可，何必徒劳再去阐释，况且我们的解释是永远不可能超越先贤的！这是极其荒谬肤浅的见解。思想元典的意义正在于一代代人的不间断的诠释和发挥，正是由于这些持续的解读和挖掘，元典才有了新鲜的生命，一个民族的思想才可以凭借元典生生不息。在这种意义上，元典就已经不是一个人的思想，而是无数代人的思想的融汇和交响，是整个民族的精神的结晶。如果一种思想元典没有历代持续不断的解读，也就意味着后人与元典的对话业已结束，这个所谓的元典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它就真正成为博物馆的藏品，而不是活的民族精神的载体，此时这个所谓的元典也就丧失了作为民族精神“元典”的资格。因此，只要这个民族、这个文化还存在，对民族精神元典的解读（包括诠释、批判和对话）就不会停止。
《大学》是古典儒学中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大学》、《中庸》本来是《礼记》中的两篇文章，到南宋朱熹，始将《大学》、《中庸》两篇文章从《礼记》中抽出来，单独成书，并与《论语》、《孟子》两本书合为“四子书”，也称之为“四书”。这四本古典儒家著作，是传统中国读书人首读之书。南宋以降，“四书”成为国家科举考试的核心科目，对中国读书人的影响可谓无与伦比，乃至于对整个国家的文化形态、伦理观念、意识形态与政教模式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这四本书是千年以来影响中国最巨的书，任何其他著作，论其对中国人渗透之深、影响之广，都很难与“四书”比肩。南宋以来，“四书”的影响力甚至超越了“五经”（指《诗经》、《尚书》、《周礼》、 《易经》、《春秋》）。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部书，在中国古典儒家的教育体系中，当然有其次第。朱熹曾经说到读“四书”的顺序：“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朱熹的“‘四书’次第说”，从儒家思想之逻辑体系与各书之旨趣风格来看，自然有其道理，然而亦不可过于拘泥、绝对地去理解这个“次第”。读《大学》为什么能“定其规模”？这是因为《大学》这部书提出了完整的儒家“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学的纲领与条目，即所谓“三纲领”与“八条目”。儒家的大学问尽在于此，可谓纲目分明。初涉圣学者，可经由“三纲领”与“八条目”，一窥“宗庙之美，百官之富”，找寻登堂入室之门径。此所谓“定其规模”也。读了《大学》，仿佛得着了儒 家思想大厦的大体框架，有了这个格局与规模，就可以继续循序而进、 深入堂奥。再读《论语》，则儒家修齐治平的根本心法俱备，故说 “定其根本”。根本者，奠基之谓也，《论语》系统呈现了儒家开创者 孔子的心性修养之法与政治哲学，可谓内外兼备，熟读《论语》，则 儒学之根本培固深厚。再读《孟子》，体察孟子在孔子、曾子、子思基础上的超越发展之处，感悟孟子超迈、浩然之气象，此所谓“观其 发越”。不熟读《论语》，则根本不固；不熟读《孟子》，则不能得其 气象格局之大，不能体悟圣学之高远开廓。最后读《中庸》，将儒家 古典思想升华至本体论高度。此书言深旨远，体精理妙，堪称古典儒 家哲学巅峰之作。故读《中庸》，“以求古人微妙处”，探赜索隐，入妙发微，进入一个更为幽深、高妙、超拔的思辨层次与形而上的哲学境界。
《大学》据传乃孔子的学生曾子所作。这部书讲的是“大学之道”，“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大学”是与“小学”相对应的概念。 朱熹在《大学章句序》这篇文章中说：“三代之隆，其法浸备，然后王 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 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 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 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 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小学”学的 是洒扫、应对、进退的日常礼节之学，以及“礼、乐、射、御、书、数”的基本技能之学（“六艺”），这些礼节与技能，皆是孩童必须经 历的行为训练和知识积累。但是这些“童蒙之学”偏于外在的行为规范的修习，偏于被动接受的记诵之学与技能培养，尚未触及更深层次 的心性熏陶与精神探索，也未延伸至对更为宽广和复杂的人类世界之理解与治理层面。十五岁之后入“大学”，学的是“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学，这是儒家所谓“成人之学”、“大人之学”，乃生命人格养成之学，着重于内在的身心性命的修炼，其目标是一个人生命 的自我觉醒与自我成就，是道德善的自我发现与最终达成。儒家的“成人之学”和“大人之学”，目的是要使一个人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是要使一个人完成自己的生命，达成自己的使命。《大学》这部书，讲的就是成就人格生命的大学问及其修行心法与次第。
需要注意的是《大学》一书的版本，这是读《大学》首先要说 明的问题。二程（程颢、程颐）都曾对《礼记》中的《大学》一篇的章节重新进行编订排序，朱子在整理编订《大学》时，继承了程颐对《大学》的编排传统，同时他又认为此篇在文字上有缺漏的部分，遂根据自己对《大学》逻辑的理解对文字做了一些增订。后世学者，对朱子根据己意擅加改动原典的做法多有诟病，对这种“六经注我”的 原典诠释方式提出了很多批评。本书把经过朱子改订的版本，称为 “《大学章句》本”，而把原来《礼记》中的《大学》原本，称为“古本《大学》”。朱子有自己的思想体系，他在解释《大学》时，当然不免带上朱子理学思想的色彩，贯穿着朱子理学的逻辑。朱子的这一对《大学》的“再诠释”，从儒家思想史、中国哲学发展史来说，当然有其特别的价值，从中可以看出理学思想的基本脉络和源流。一篇经典，只有经过不同时代的不断的“再诠释”，方可成为真正的经典，每一时代的“再诠释”，都反映了不同时代对经典的不同思考角度，反映了时代学术精神的变迁。当然根据己意对原典擅加篡改，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然而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这种“篡改”又是富有思想史价值的，从中可以看出不同学派对原典的态度。但是，如果只看朱子的“《大学章句》本”，我们又可能仅仅了解了朱子的“再诠释”，而对原来的文字系统所表达的思想反而可能忽略了，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所以本书在阐释《大学》时，还是主张回到“古本《大学》”，根据传统版本来解释经典思想；同时，我们在解读过程中，也会提到朱子改订的部分，看看朱子改订文字的用意及其思想史意义。这样就兼容了两种版本。朱子之后的学者，不少都主张回到“古本《大学》”，如王阳明就持此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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