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推薦：
《
文治天下：宋朝政治文化漫谈
》
售價：HK$
81.4
《
丝与茶：18世纪亚洲商品在斯堪的纳维亚
》
售價：HK$
105.0
《
不可思议的树：一本可触摸的纸上年轮博物馆
》
售價：HK$
92.0
《
中国蝉科图谱
》
售價：HK$
125.6
《
清学沉思录
》
售價：HK$
221.8
《
我的前半生（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亲笔自传）
》
售價：HK$
108.9
《
草原帝国 阿提拉 成吉思汗与帖木儿 汗青堂152
》
售價：HK$
165.0
《
逆龄之路（减龄10岁的变美魔法书，女性全身抗衰指南）
》
售價：HK$
74.8
|
| 編輯推薦： |
本书看点
本书系著名文学评论家孙绍振先生的第一部传记，主要记述了传主大半生的学术及教学之路，兼及人生经历。
本书作者是孙绍振早年的学生，掌握了大量这位著名学者的“私密”信息，足以生动刻画传主的真实形象。
|
| 內容簡介： |
|
本书系著名学者孙绍振先生的第一部传记，主要记述了传主大半生的学术及教学之路，兼及人生经历。孙绍振先生是一位名满天下的文学批评家，早年以过人的胆识为朦胧诗辩护，所著《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成为中国文艺界“三个崛起论”的标杆之作，震撼了美学界和文艺理论界。孙先生也是一位深孚众望的教育家，在大学执教六十多个春秋，名师出高徒，桃李满天下。他著述丰硕，以《文学创作论》为代表作的著作多达数十卷、几千万字，许多作品经年常印，受众广泛；以独到见解主编的多个版本语文教材广为应用，同时擎起两岸青少年课堂教学教材合编之旗。本书内容森罗万象，涉及面甚广；名人轶事，学界珍闻迭出。它集可读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传，在丰厚的信息量中也不乏幽默感，可读性很强，具有很高的史料和文化价值。
|
| 關於作者： |
|
李治莹，闽西连城人，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系孙绍振先生早年学生，中国作协会员。曾工作于省直机关，已退休。创作出版有报告文学集《风景这边独好》等；长篇报告文学《海纳百川》，《猎鹰》等；散文集《弯弯曲曲的小巷》以及《龙岩传》（合作）等。
|
| 目錄：
|
绪言
第一章 天生一个孙绍振
第一节 孙氏家族
第二节 磨砺心志
第三节 求学之路
第四节 才华渐露
第五节 无法忘却的北大
第六节 悲喜交加的闽南
第二章 辗转诗书
第一节 重返学府
第二节 《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 问世
第三节 为朦胧诗呐喊
第四节 《文学创作论》 降生
第五节 《文学创作论》 的特殊影响
第六节 “聚讼” 纷然辩是非
第七节 笔耕不辍 丰收绵绵
第三章 耕耘教坛
第一节 致力于 “写作教学”
第二节 文本与审美
第三节 古典散文与古典诗歌解读精粹
第四节 倾心演讲、 幽默与教学
第五节 “炮轰” 高考和英语考级
第六节 始创 “课标试验教材”
第四章 为人为师为友
第一节 对话与争鸣
第二节 幽默大师与幽默散文
第三节 访问学者之路
第四节 眷顾无言
第五节 八方高评
跋
|
| 內容試閱：
|
第一节 孙氏家族
孙绍振的降临于世，前前后后都充满着悲喜剧。
上世纪30年代中期，乱世出妖孽，英雄无出处。全因日寇已经在中国大地上横行多年，多行不义，中国亿万民众财殚力尽，民不聊生。把入侵者赶出去的呼声在中国的大江南北此起彼落。就在这个混乱与饥饿交织在一起的、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年月，有一个勇敢的男孩却迎着飘摇在四面八方的疾风
恶雨，未知深浅地出生了。
那是1936年春夏交接的一天，在历史文化古镇朱家角的一座院子里，母亲薛余英生下了她的第四个孩子。初降人世的哭声惊天动地，仿佛在向那漫天的黑暗发出抨击。
他的名字，不是父亲孙玉泉给取的，是一位叫做节大爷爷的长者拍板的。原来敲定的是 “绍镇”，后来他升学到五年级，嫌这个名字笔画太多，于是想自作主张，欲改为 “少正”。或许父亲觉得这名字缺了辈分，后来明确为 “绍振”。
那年头的孙玉泉，面对这个乱世，常常会念想自己的祖辈，想起祖上说过自己的祖籍地在东南福建，一个紧邻福州城称为长乐的地方。这个县份靠海，不仅鱼丰米盛，就是地名也都是那么的吉祥。然而，长乐长乐，却在那风云多变的年月常常不乐。在太平天国四次进入福建之时，长乐更是 “乐”不起来。孙绍振的曾祖父因此卷进了刀枪剑戟的战斗之中，从此，孙氏的一支告别了祖籍地长乐，远离了东南闽省这方福地。
曾经威风凛凛的太平军终于不敌朝廷，孙绍振的曾祖父命大福大造化大，虽几经征战却能幸存。在树倒猢狲散之后，又几经辗转后落脚于苏州与盐城一带经商。落地了就要生根，生根了必定会开枝散叶，但外国人持续的入侵，让纷纭万变的世道风雨飘摇。毕竟曾祖父是一位不服输的人，虽然世风诡诈莫测，依然奔波于江苏、上海两地做买卖。尽管处处风声鹤唳，但苦心经营，也能拨云见日，从商之道日广，业绩斐然。到了孙玉泉这一代，又有五兄弟继承了祖业。
在孙玉泉那个年代，金银商场上曾经一度反常地出现了 “金贱银贵”的怪诞现象。一时间，上海城银楼蜂起。孙玉泉几兄弟亦卷入其中，几爿银楼同时鼎立。由于孙氏兄弟银楼都在同一地段上，时间长了，明里暗中的竞争也就难以避免。孙玉泉是位睿智之人，手足相争，耗费兄弟们的心神，实是不该。倘若继续各自死守着自己的地盘，必将伤了兄弟之间的和气，这不是孙氏家族的家风。三思之下，他决定关闭自己的银楼，把创造财富的空间让给兄弟们。
经一些日子的思忖，孙玉泉决定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型:从高端金银行业转身投资农业，先后购置了二百亩水田，建起了五部荷兰式风车，提水灌溉，润田翠苗，期待丰收。孙玉泉雇请耕种的大多是农家老把式，加上使用的肥料是榨油之后的豆饼花生饼，那二百亩水田也就年年丰产，粮谷盈余，颇有积蓄。在自己那一大片良田周边村庄的乡亲们眼里，孙家就是大户人家。又由于孙家从不以拥有财富而欺人，租赁给农民的田地承诺 “四六分成”，从不向分得六成的佃农多要一粒粮食，因此，土地的主人孙玉泉在乡亲们眼里是慈善的好人，赢得良好的口碑。
当时的孙玉泉住着自己父辈留下来的房屋，那是座宽宅大院。院落一进三重，各有天地，五兄弟各有居所，还有富余的房间。孙玉泉从田产上日积月累，从不无端花费，当手头积攒有一笔资财后，就决定去上海自购一座房屋，这样在上海也有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
孙玉泉在谈婚论嫁的青年时期，幸运地迎娶了贤淑的女子薛余英。她不但为孙家撑起半边天，还生儿育女，龙凤呈祥。这一年，取名为 “绍振”的四儿，成长到一周岁左右正蹒跚学步时，母亲或许是由于长年辛劳，原本就体弱的她患上了疾病。祸不单行的是，就在母亲患病的时候，让中国人蒙羞受辱的 “七七事变”爆发了，整个中国，长城内外，东南沿海，到处不是血雨腥风。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孙氏家族的实业遭到重创，何去何从，一筹莫展。
国难当头之时，父母亲顾不得殷实的家产，在百般无奈之下，身边只牵上了孙绍振的大哥。毕竟是老大，比弟妹们都大，大了孙绍振足足六岁，能奔善跑，更扛得住路上的颠簸、三餐的饥饿。那弟弟妹妹们咋办呢? 孙玉泉、薛余英夫妇几经商议，决定把大姐送给了当时尚未有子女的大姨，把二哥送给了二舅母。孙绍振才一岁出头，实在太小，收养的责任重大，没有亲友愿意收留。后来，终于有位住在海边滩涂的 (大概属于今天的盐城市大丰区)远房亲戚大婶娘，慷慨承担起养育重任。孙绍振就这样到了荒凉贫困、只有十几间茅草屋的一个海滨小村，等到他学会说话的时候，就叫这位大字不识一个的婶娘为 “妈妈”。其实，小绍振心目中的这位 “妈妈”，只是自己大伯母的一位远房亲戚。
那个立于海边的小村庄，前后左右只有十几座破败的民房，七零八落地散落于高低不平的山坡上。尽管家家各有院落，但频仍的天灾人祸，让这十几户人家只能抱团度日。但凡有一家来了位亲戚，那就是全村人的亲戚。有一人叫嫂子，全村人都跟着嫂子长嫂子短;有一人叫舅舅，那这位外边来的舅舅就是大家的舅舅。
在那打下粮食要先奉送给日本人的岁月里，村子里家家户户都在挨饿。最好的吃食就是大麦稀饭，那种稀饭不但清汤寡水，味道还很奇异，难以下咽。特别是大麦干饭，扒拉入口了，却很难吞下去。所幸那时的小孙绍振还少不更事，以为天下的人都是吃这种饭的，也就不觉得有多苦。他甚至还记得当时有一种大麦茶，多少还有点岁月的茶香。日子就这样不咸不淡地，黑夜过了，白天来了，一天又一天。村里人的苦日子变不了，有变化的只是哗啦啦哗啦啦的海浪，每年总会荡漾出大约200平方米的一片滩涂来。这个似乎很有趣的变化，给幼小的孙绍振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大概在他们的绍振儿落户大丰海边后年余，薛余英的病体终于得以康复。后来，在东跑西颠中她又生下两个女儿，苦于生在乱世，扛不住那磨难之中的风刀霜剑，先后都在两三岁时夭折了。令孙绍振日后叹息的是，他只能当三个哥哥姐姐的弟弟，无缘做两个妹妹的哥哥。
在他的记忆中，每一年田地里的庄稼青黄不接的春荒之日，正是家中以清汤寡水充作一日三餐之时。当然，在他儿时的印象中，还是有一段难以忘怀的美好时光。那就是每到四五月份时，冬季种上的小麦正值灌浆期，为了补充餐桌上的饭食，村民就迫不及待地从还未成熟的麦穗上搓下麦粒。炒熟去除麦芒麦壳，再用石磨磨制成一种名为 “冷蒸”的条形食物。它不但能够当成果腹的主食，还是那时小绍振一种最爱的小吃，吃起来味道清甜、口感软糯又不失韧劲。时至如今，已是大教授的孙绍振，“冷蒸”的情结还在，每每回忆起非常时期之中的儿童时代，总会记挂着这个民间时令小食，念念不忘。
第二节 磨砺心志
小绍振在海边小村的生活直到五岁多才结束，终于被父母接回城了。那种习惯当农民孩子的时光，陡然消失了，生活的变化可说是翻天覆地。回城的那一天，小绍振从乡下人摇身一变，重新成为城里人了。当时让父母心疼的是，他们的四儿由于营养不良，精瘦精瘦的，满头癞痢，浑身疥疮。那种模样，说有多难看就有多难看。不无欣慰的是，四儿仍然聪慧得精灵一般。
回到城里，有了一个对小绍振来说全新的家。同时让他高兴的是，当年送给二舅母和大姨的二哥和大姐命运也有了变化:因为舅舅娶了小老婆，生了孩子，有了子嗣，就把二哥给退了回来;在这之前，寄养在大姨家的大姐也回来了。家中再度空前地热闹起来，小绍振为此而欢天喜地。
回到父母身边后，当天就吃上了大米饭，小绍振觉得香极了，与那小村里难咽的大麦干饭一比较，真是相差太远了。这时候他才明白小村的日子是多么的苦，自己居然能坚持那么长时间。那时候，他脑袋里闪闪烁烁地觉得自己是个很坚忍，甚至很勇敢的小孩。
虽然能吃上大米饭了，但那时物质生活的贫乏处处可见。比方妈妈洗衣服，根本不可能用上肥皂。怎么办呢? 那就去采摘皂荚，它是皂树结的果实，形状像镰刀，其中含有皂苷成分。妈妈采摘来皂荚后，就将皂荚放入水中泡软泡烂。这时，水中就能冒出许多泡泡，然后就用皂荚在衣服脏的地方进行搓洗，去油又去污。洗头发呢，哪有什么洗发液，又见妈妈取来草木灰，放在水里搅拌。沉淀之后用纱布过滤，然后就用其溶液洗头发，本来非常油腻的头发立刻就会变得很清爽。
家里的田用的是花生粕和豆粕做肥料。有一次，父亲收购了一批磨盘一般大小的花生粕，因为想知道这批花生粕的质量，于是选出一块用斧头劈开。一斧头下去，那块花生粕一分为二，一旁观看的小绍振哥仨当即叫嚷道:“香，真香!”小绍振忍不住偷偷捡起一小粒碎片，扔进嘴里咀嚼起来，觉得香不可耐。于是就想，这么香的花生饼，怎么不摆上饭桌? 至少可以当零食哇，撒在稻田里，真可惜。直至如今，孙绍振依然忘不了当时 “偷”吃花生饼的那种香。
小绍振还有一个很深的记忆，那就是吃过半颗糖果。吃糖果怎么只吃半颗呢? 原来:有一天，小绍振见大哥嘴里在吃着什么，于是就一直追问。大哥只好坦白说:是糖果。刚从海边小村落回来的小绍振，还不知糖果是什么，于是就很想尝一尝。但大哥说这是最后一颗，没有了。但小绍振缠着不放，大哥抵挡不住，很不舍地把含在嘴里的半颗吐了出来，又塞进小绍振嘴里。当时的小绍振觉得这糖果奇香无比，甜美无比，永远忘不了。至于水果，当时也是稀罕之物，那就用萝卜充当水果。要是得了发热出汗一类的病，买不到药就弄根萝卜啃，既当作水果也当作药。有一回，小绍振的大伯父用一个装高档香烟的硬纸盒，把两根上好的萝卜装在里头，捎给小绍振吃。啃着那水分充盈的新鲜萝卜，小绍振喜不自禁。
可怜小绍振脑顶上长着既叫癞痢又称秃疮的疾病，头皮多处有黄癣痂，毛发由于脱落而变得稀疏。身上的疥疮，又让小绍振瘙痒难忍，不是挠头就是搔身。脚跟处长疮疖多日后虽然周边结疤了，但中间的脓包还在，时不时会渗出脓液。有一天，那脓包被一只鬼精的苍蝇叮咬了，它是来吸脓液的。小绍振不但不觉得有什么疼痛，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奇异感觉，于是就没有去驱赶它。只见那苍蝇一动不动地吸吮着它觉得可口的脓液，一会儿的时间，这贪婪的苍蝇竟然肚子吸得圆滚滚的，颜色都变红了。或许是再也撑不下了，它挺着已经由于过饱而笨重的肚子，“嗡”的一声飞走了。后来，不知道那苍蝇是不是被撑死了，因为小绍振再也没见它飞回来。
得了这皮肤病，当时找不到也买不到药治疗。于是亲友邻居就纷纷出主意，说可以用老人家抽水烟时沾在烟斗边上的油渍涂抹。要么就去房前屋后或野外草地里，拔一些叫车前子或牛耳朵的草药，捣碎后敷于患处，能好。后来到底是哪种药治愈的，小绍振想不起来了。记得当时也有些长辈对妈妈说:这孩子头上长了秃疮，身上又长着疥疮，全身的毒素都散发出去了，日后就没灾没病，一准长命百岁。
小绍振记得回城后，自己家里是雇了一位佣人的，这是个尚未嫁人的姑娘。她梳着两根大辫子，很中看，人也乖巧。她在孙家就如同自家人一样，没有主仆之分，小绍振一口一声 “大银子”地叫她，很是亲近。或许是自己头上长了癞痢，没几根头发，这姑娘也就善意亲和地叫他 “大秃子”。但这很不文雅的叫法，很有点伤了小绍振的自尊心，于是就当面对她提出意见，要求她叫自己 “绍振”。这大辫子立即知错改错，不但废弃了原来不礼貌的叫法，还不敢直呼其名，笑嘻嘻地 “一次到位”，叫小绍振为 “三少爷”。
但有一天，这大辫子姑娘突然不见了，小绍振很是失落。从大人口中知道她是嫁人去了，当时不知嫁人含意的小绍振，在怅然若失中想:大银子为什么要嫁人呢? 半年多后，又听说她怀上孩子了。再后来，她传来的消息是:流产了，孩子还没出生就 “丢”失了。原因是她怀孕后，为了躲避日本兵的追赶，不是东奔就是西走，太过劳累最终把孩子跑没了。听到这大辫子姑娘的不幸，小绍振在同情中仇恨那些追赶大银子的日本人。这仇恨的种子，从此埋藏在小绍振的心里，由着它 “生根发芽”。
后来，长大了的孙绍振去电影院看 《白毛女》的电影，一看到银幕上的喜儿，就觉得特别像曾经在自己家的大银子。于是，在又一次想念她的同时咬牙切齿地恨那侵犯中国的日本人。因为如果不是日本人加害于她，她那流产的孩子一定是长大了，如果面对面站在一起了，一定会叫自己 “绍振哥哥”。
祸不单行的是，小绍振的癞痢和疥疮刚好转，又不幸患上了伤寒病。这种病在那个年代是很难治的病，动辄丢了性命。果然凶险，没太长时间小绍振就奄奄一息了。日夜守护他的妈妈，眼瞅着儿子的病一天天沉重，在当时那缺医少药、尤其是没有特效药的年代里，只能以泪洗面。到后来，家里人都以为小绍振不会有什么希望了，只好把他放在一个草堆上。舅舅看看好像没什么气息了，就去买了一个小盒子，准备让这孩子躺在里面好上天堂。伤心欲绝的妈妈心有不甘，仍然到处求助怎样才能救自己的儿子。当时有位年岁比母亲大的妇女来到家里，说上辈人一看有小孩伤寒病昏迷不醒的，就狠狠地咬一下脚后跟，或许能苏醒过来。妈妈一听，双眼亮了，决心来个死马当活马医，立刻抱起小绍振，张开嘴就在儿子脚后跟咬了一下。这一咬，竟然咬出了奇迹，小绍振一个惊觉，醒过来了。这一醒也就让他活过来了，小绍振的 “起死回生”，让妈妈一时间喜极而泣。舅舅见小外甥有救了，赶忙从草堆上取回那小盒子扔掉了。
很有造化的小绍振，就此捡回了一条小命。但为了怕再度反复，病还得治，该吃的药还得吃。小绍振记得那时的郎中，不知是一种习惯还是为了节约纸张，写病状和开药方都在同一张纸上。上半截记录病情，下半截开的是药方。药疗和食养的双管齐下，小绍振一天天康复了，阎罗王大大方方地让他回到了人间。
但那时，正是抗战时期，生活动荡的阴影拂之不去。生活上所需要的物品尤其奇缺，日子很是难捱。后来回忆起来，才真正理解了民不聊生这四个字的悲凉含义。敌寇的狂轰滥炸，导致废墟处处、满目疮痍。在日军疯狂轰炸上海时，黄浦江两岸以及周边的县市已无立足之地，于是，再次逃难成了孙绍振与家人的唯一选择。
逃难途中，日本鬼子和汪伪军队总是盯住老百姓不放，端着枪在后面追。全家怕被追上丢了性命，只能竭尽全力不停步地逃呀跑呀，常常是一天要被追着跑好几个地方。记得有一天，已是傍晚了，以为可以躲过去了，但很不幸，还是被追上了。记得那块地上有一个打谷场，小绍振已经筋疲力尽，就倚着个草垛软瘫着，抬头望着只有在平原上才能感受到的低垂的星空，边看边喘气。那时年岁尚小的孙绍振就已经深深领悟到了什么叫逃难，以及逃难途中的仓惶之苦，渐渐明白了 “国之不存，何以为家”的深重含义。
有一天，逃难的人群被 “和平军”(汪精卫的汉奸队伍)这支不伦不类的“军队”追上了。他们耀武扬威地拿着枪对着人群喊叫: “城里人，跪下来，把口袋翻过来。”于是，手无寸铁的人们就跪成一排。这时候保命是第一要事，妈妈、舅妈也就顾不得心疼，把藏掖在身上的金银首饰等一应细软放在地上。正当想破财消灾保住命的时候，一串尖利的枪声传来，那子弹好像是从耳朵边上擦过去似的，吓死人了。
后来听说这是从邻近打谷场的草垛上打过来的，是新四军过来救百姓了，那时那刻，真有一种救命神仙从天而降的感觉。原本就机灵的妈妈、舅妈，此时的敏捷超过任何时候，迅速把地上的首饰收回来揣进口袋，分秒间又把一个硬东西塞进小绍振的怀里，让他抱着。之后，趁着混乱牵拉着小绍振，高一脚低一脚地往黄豆地里奔跑。那时候的小绍振个头小，脸颊就被田地里的豆荚划得一横一竖的，成花脸了。那天晚上就躺在豆荚地的畦沟里歇着，除了母亲和舅妈，还有一丛丛的豆荚陪伴着。夜深了，头上、身上愣是被露水打湿了，就这样，撑持到第二天早晨。这时候的小绍振，在豆荚地里睡了一个整觉，逃难时丢失的精气神似乎又回来了。此时已没有追兵，心中平静了许多，小绍振想起母亲塞给自己的物件，就好奇地捧在手里看看。这才发现原来自己紧紧抱着的是一只自鸣钟，但钟摆已经不见了。在那八十多年前，一般的钟已是百姓罕有的家当，且不说能够自鸣的钟了，所以，就算已经掉了钟摆，也舍不得扔。
在小绍振最初的记忆里，那一个村子又一个村子的逃跑，是那时候的家常便饭。常常是刚刚安定下来，端起了饭碗，突然有人说 “来了，来了”，于是恐怖感又袭上心头，立刻丢下饭碗，又接着跑。那时候，中国的老百姓无论过桥还是过路，见到日本人是要弯腰鞠躬的，倔犟的小绍振就是不低头，昂着头过桥过路。
有一天，妈妈带着小绍振逃难到一艘轮船上，等不及开船，就被一支日本军队和伪军给拦截了。凶神恶煞的日本兵和伪军登上船后，见小绍振的妈妈颇有姿色，于是就嬉皮笑脸地围拢过来。这时的小绍振张开双臂，无比勇敢地挡在妈妈前面，瞪圆双眼保护着妈妈。
正当危急关头，有一个日本兵的头目喝令全船人必须接受检查，特别是船上的所有男人。日本兵和伪军逼着他们走回岸上，统统脱下上衣，逐个地查验。日本人要查什么呢? 首要查的是男人们的额头，一旦发现额头上有戴过帽子的印痕，就怀疑其戴过军帽当过兵，当即被拉到一边候审;再就是要查验肩膀，如果肩膀上有扛过枪的痕迹，也要被列为当兵抗日的嫌疑犯。要是被发现戴过军帽扛过枪，不死也得脱重皮，那时，对于男人们来说，真是危机四伏。
在被查的男人队伍中，有一对父子或许在穿戴上与一般平民不尽相同，说白了就是生活上比较富足的，于是在日本人军刀的逼迫下，站到了待查对象的队伍里。老先生五六十岁了，先不查是否当过兵抗日，而是通过翻译要查他年轻的儿子。他儿子说家里人都叫他 “二小儿”，大名叫 “树枝”。或许是日本人想看看这后生仔有多少文化，就命令他蹲下来在地上写字，于是这年轻人就蹲着在地上写了三个字: “开小店。”日本人发现这年轻人不仅能写会画，就产生了怀疑，又把 “开小店”这三个字错判为 “小队长”，以为他当过抗日队伍中的小队长，当即用枪对着这年轻人的额头，并扣动了扳机。随着 “叭叭”两声枪响，那年轻人轰然倒地，一个年轻且无辜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他那位站在一旁的父亲，哪里能够承受这样的灾祸，当场晕厥，一时间 “死”了过去。
把日本兵的恶行看得真切的小绍振，在惊恐中万分愤怒，把上下牙咬得嘎嘣响，瞪圆的双眼似乎要喷出仇恨的火焰来。就一路逃难的所见所闻和一幕幕恐怖的场景，小绍振在自己童年时代的心灵上对入侵者镌刻着抹不去的仇恨。那时候，他就在想，自己的国家何时才能把这些坏人赶出去，中国的老百姓几时才能不被外国强盗欺负? 一种天然的家国情怀，就在小绍振小小心田里滋生了。虽然那时他还说不出家国情怀的道理来，但却明白只有自身强大了，才不会被外人欺辱。
四方奔波的逃难告一段落后，或许小绍振的父亲有较好的文化，又是拥有田产的知名乡绅，当时的国民党当局就请父亲出任县党部的科长。但父亲看到国民党唯日本人之命是从，去国民党那里做官无异于当亡国奴，作为抗日强硬派的一位义士，有着 “民族大义，舍我其谁”之骨气的父亲就断然拒绝了。担心当局的威逼和利诱，他就逃避到兴化与高邮一带躲藏，让当局无从寻找。如果父亲不是死守民族气节，担任那个时候的科长，是很有诱惑力的。一个县党部只配置最多三四个科长，且先不说有丰厚的利益，就是那耀武扬威的派头，也足以让不少软骨头垂涎。
由于抗日之声日烈，讨伐国民党投降派的责骂声也就风行于民众之间。那时流行着这么一首民谣，大半个世纪后的孙绍振还记得真切:
天上有个扫帚星，
地上有个韩德勤 (时任江苏省主席)。
不打鬼子害百姓，
枪杆子专打新四军，
他是人民的对头星。
送夫参军，
锣鼓打得闹盈盈。
我送丈夫去当兵，
当兵要当新四军……
后来，在黄桥战役中，韩德勤部1.1万余人被新四军击败，光是被俘的就多达3800余名。这样被百姓唾弃的国民党机构，小绍振的父亲哪里肯去?当时要是俯首听命去上任了，盐城的那座古色古香的大院子也不会被那些敌对的人烧毁。然而，外表文弱、内心却刚直的父亲宁可玉碎、不愿瓦全，就是不从。对于一般人来说是求之不得的美差，但父亲却避之唯恐不及，为不去赴任而东躲西藏。父亲这种宁折不弯的刚烈性格，给童年时代孙绍振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这对于他后来 “心怀爱国之情，笃行报国之志”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日子就这样在屈辱和抗争中一天天地过着，小绍振也就在那种生活状态中一天天长大，同时在乱世中坚韧地磨砺着自己的心志。
|
|
購物車/收銀台(0) | 在線留言板
| 付款方式
| 運費計算
| 聯絡我們
| 幫助中心 |
加入書簽
HOME
新書上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