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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一场持续30年的打工现场观察。
作者占有兵1995年起到广东打工，一待就是30年，先后在酒店、工厂从事保安、行政管理等工作。他通过照片、文字和实物，记录下工厂打工人的遭遇、选择和命运。截至目前，已拍摄150多万张照片，收集了6吨打工相关的实物。
★127张全彩照片，呈现打工人的生存实况。
占有兵从拍摄的150多万张照片中，精选出印象最深的127张，写下了它们背后的故事。从这些照片和文字中，我们能看到打工人们如何应对变动不定的环境，如何在迷茫中艰难前行，如何通过一点一滴的摸索，编织出工作和生活的意义。
★书中收录的部分照片，曾荣获全国农民摄影大展金奖、2012观看中国CC摄影奖等多项大奖。
★作品曾以联展的形式在巴黎、北京、平遥等地展出，还应邀在纽约州立大学举办个展《中国制造》。
★南方周末、人物、南方人物周刊、一条、最人物、南风窗等几十家媒体撰文报道。
★本书采用双封设计，裸脊锁线装帧，可完全摊平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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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打工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一场持续30年的切身观察，精选127张全彩照片，呈现一代打工人的遭遇、选择和命运。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批人离开家乡，进入广东的工业区，追寻发财梦。那时的他们还年轻，都满怀希望，相信改变命运的机会触手可及。
本书作者占有兵就是其中之一。他1995年到广东，一待就是30年，大部分时间在工厂做保安。他看到打工人们为一个工作机会东奔西走，在车间里忙到昼夜不分，赶着吃饭，赶着上厕所，挤出时间恋爱和补眠。
打工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抱着这样的疑问，占有兵开始用相机记录下工厂打工人的生存实况，20年的时间，保存下150万张照片。他从中精选出印象最深的127张，写下它们背后的故事，于是便有了这本书。
透过书中的照片和文字，我们能看到一个时代的洪流，也能看到洪流中无数打工人的遭遇、选择和命运。看他们如何应对变动不定的环境，如何在迷茫中艰难前行，如何通过一点一滴的摸索，为自己编织出工作和生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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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占有兵，湖北襄阳人。1995年到广东打工，先后在工厂、酒店从事保安、行政管理等工作。2006年起，开始用相机记录工厂打工人的生存实况，截至目前，已拍摄150多万张照片。
这些照片曾荣获全国农民摄影大展金奖、2012观看中国CC摄影奖等，部分作品在《南方周末》《南风窗》《中国青年报》等60多家媒体发表，还以联展的形式在巴黎、北京、平遥等地展出。
2016年，应邀在纽约州立大学举办摄影作品展“中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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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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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我的来路
我的家乡 /002
曲折的路途 /005
我做过的工作 /012
摄影与打工人 /022
第一章 奔向新生计的人
路上的记忆 /034
找工作的难 /047
当保安那些年 /063
保安见闻录 /080
打工关键词 /087
第二章 中国制造的背面
密集与“飞机拉” /116
出租屋与集体宿舍 /132
吃饭，是场快速打完的硬仗 /152
发工资这一天 /170
看病是件奢侈的事 /176
第三章 娱乐、爱情和发财梦
业余活动也没啥意思 /182
逛街，在晚上10点以后 /190
网吧，精神自留地 /196
通信的变迁：打工人与家里的沟通 /198
工业区的爱情 /208
我写给妻子的信 /220
打工人的发财梦 /230
第四章 人为什么活着
女工的QQ空间 /238
女工阿琴的20年 /251
工友访谈录2010—2011年 /256
工友访谈录 2024 /286
人为什么活着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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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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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
我叫占有兵，52 岁，在广东打工30年，喜欢摄影，拍了120多万张记录我和工友们打工生活的照片。
1973年，我出生在鄂西北的庙滩小镇，我的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农村。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鄂西北还比较落后。那时，我们家住着茅草屋，墙是玉米秆糊泥巴砌的，床上垫着稻草当“席梦思”，屋顶上用篾席子挡着，每天晚上，老鼠在篾席子上进行跑步比赛。
从小学到初中，我都很喜欢读书，成绩也很好。1989 年，我第一次去县城，因为我考上了谷城一中——县里最好的高中。
读书时，我最期望的是吃饱饭。每天上午，到了最后一堂课，我总是在和饥饿做斗争，不停地用手揉肚子，但“咕咕、咕咕”的叫声不断地分散我的注意力。
每个月10元生活费，每天1斤粮食，穿着姑父给的解放鞋，吃着姑姑腌制的咸菜，我每天都梦想着跳出农门。
三年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我高考失利，没能实现鲤鱼跳龙门的梦想。
1992年年底，我参军到武警四川总队，成了一名驻守在康巴高原的武警战士。我每天起早摸黑，练功、读书、执勤，希望能考上警校，可阴差阳错再次失利。打好背包、摘除警衔和警徽，穿着旧军装退役回到庙滩镇，我仍旧是一个农民。
老家属于山区，地不多，分布在左山右坡、屋前村后，东一块，西一块，我不知道家里有多少地，更不清楚每块地在何处。从小到大，我只干过一些收谷、割小麦之类的粗活，不懂得季节和节气，耕地、育种、播种、施肥、除草之类稍微有点技术含量的农活则完全不会。
上高中时，我特别羡慕吃商品粮的人，他们不用种地，还有每斤一角四分二的精米供应。我不会种地，也不愿种地，又向往上班拿工资的生活，因此，退伍回到农村后，外出打工是我唯一的选择。
我记起，还在康定当武警时，在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打工的妹妹给我写信描述她工作的地方：“这里处处是工厂，电线杆上都贴着招工广告，厂房一幢接着一幢，每天晚上 12 点工业区还灯火通明。工厂旁边什么都有，大排档、杂货店、快餐店、小食堂、书店，随处可见。”
于是，在离开部队回到家的第 7 天，我就决定了自己一生的命运：到广东打工。
那时，体弱多病的父亲没钱给我做路费，我带着退伍时领的一点补助费，背上残留着酥油味的背包，和战友少军一起前往广东，带路的是少军的表哥孙三，他已经去过广东三次了。
那是 1995年12月，我22岁。
曲折的路途
当时，从湖北到广东只有火车，还没有直达的长途汽车。为了买到火车票，我们提前一天从家里出发，先乘汽车到襄阳，再从襄阳乘火车到武汉，然后买火车票来广州。
那一次，我们花了3天时间，转了6次车，才到东莞。
从武汉到广州的列车，被南下的人群塞得密不透风。我们没有座位，站了近20个小时。列车驶离武汉，穿过长沙，过了衡阳，不久就进入广东境内。虽然这期间我没喝一口水，只吃了一个苹果，但当心中期盼的广东出现在眼前时，我还是觉得很兴奋，透过车窗努力地搜索那个还不确定的、即将上班拿工资的工厂。
走出广州火车站的那一刻，我见识了高楼，看到了立交桥，旋即就汇入如潮的人流中。虽然孙三提前就叮嘱我们，下车后不要走散了，但火车站附近川流不息的人群，还是时不时地把我们隔开。
当兵之前，我没走出过县城；当兵的时候，又驻守在人迹罕至的甘孜监狱。当时的我，对大城市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不停张望着这个可能要落脚生存的地方……直到听见孙三的叫声，我才发现已经和他们拉开了很长的距离，忙三步并作两步，在人群中左冲右突，才赶上他们。
虽然孙三之前三进广东，但最长的一次也只在一家工厂做过3个月，最短的一次来了一个星期就打道回府了，因此对广东各地的情况也不十分了解。我们到了省汽车站，直接面临的问题是：买票去何处。
少军在部队时，家里人曾给他介绍了个女朋友，他女朋友在东莞塘厦镇一家工厂打工，他这次是来投靠女朋友的；我妹妹在深圳宝安区沙井镇 JB 工艺厂打工，我可以先到她那里；孙三曾在宝安区松岗镇做过事，那里有几个熟悉的老乡可以投靠。离开部队后第一次出远门，我们希望仍像在部队一样，战友之间在一起可以互相照应，所以最后决定先到塘厦，看看少军女朋友所在的工厂招不招男工。
就在我们准备到售票窗口买票时，一名男子过来套近乎，说他有公交车发往广东省内各处，他举的小牌子上也写着东莞、惠州、珠海之类的字样。我们就问他到塘厦要多少钱，他说20元。孙三说这个价格便宜，于是我们就跟着拉客的男子走出汽车站，回到火车站广场附近，绕过一大排商铺，又过了几条巷子，才见到几辆大客车，陆续有和我们一样带着行李的人被带到了这里。
我们三人被安排上了一辆去东莞的大客车，立即有人要我们买票。买好票后，我们在车上等了近两个小时，车还停在原地，我们问什么时候可以走，也没人回答，只是时不时有带着行李的人被带上来。又等了两个半小时后，大客车才慢慢发动。
没多久，车在一个收费站前停了下来，随车售票的男子说，每人要交10元过路费，就开始从后排依次收钱。我们三个和售票的男子理论，被他用广东话骂，车内同时还有三个男子站起来向我们的座位走来，说不交过路费就下车。我们请他退票，他们说没门儿，还准备动手打人，孙三怕出事，就先帮我们交了30元。
交完钱走了20公里，车又停了下来，售票的男子让我们下去转车。下车的地方是荒凉的野外，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等在那里的车，是之前那辆车的同伙，我们只能再次掏钱买票，才能上车。
后来，我才知道，在广东，这种事叫“卖猪仔”，以后也多次遇到过。到了新塘镇后，我们先乘车到东莞总站，再转车前往塘厦镇。到塘厦168工业区时，已是下班时间，凭着信封上的地址，我们一个接一个地问路过的行人，好不容易才找到少军女朋友所在的工厂。
问门口的保安，他说厂里有几千人，无法找。那时还没有手机，只有BP机，卖得也很贵，普通打工人根本买不起，少军的女朋友阿燕只是一名普通员工，也没有BP机。我们只能撞大运，在厂门口不停地问走出来的人是否认识阿燕，无数次的“不认识”也没有让我们失望。终于，一个听口音是老乡的人主动走过来，答应到厂内帮我们找找。
千等万盼，阿燕终于出来了，她说今天刚发工资，晚上不用加班，先带我们到厂门口的大排档吃饭。每人一大份炒米粉加鸡蛋 2 元，外加一个青菜 3 元，这是我们两天来的第一餐，真是太香了，虽然近30年过去了，那香味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饭后，阿燕到工厂去找了他们的老大——车间主管，主管答应第二天找人事部帮忙，把少军介绍进厂，少军就跟阿燕去了。
我和孙三还没有去处，那时暂住证查得很严，抓到了要被扣留，我们刚到，自然没有暂住证，天黑了我们也不敢逗留。
孙三说先到深圳龙岗区布吉镇找他的老乡，于是我俩便乘车前往布吉。这时候，我对少军丢下我们不管有些不爽。孙三看出来了，说如果少军也不进厂，我们三个人一起在大街上游荡更容易被治安队抓走。
换了两次车，赶到布吉时已经很晚，孙三带着我很快就找到了在那里打工的老乡阿旺。当时，阿旺刚下班，走出厂门就被我们撞上，他先领我们在厂外的士多店（广东话，“小卖部”的意思）坐下，各买了一瓶健力宝饮料，还有一些散装花生。
阿旺说，年底他们厂不招工，厂外每天查暂住证很严，我们刚从老家来，保留好火车票。如果治安队查暂住证，就出示火车票，按火车票上的日期，3天以内不会有事，这也证明你刚到，属于暂住证办理期限。
聊了一会儿，我们晚上睡觉的问题把阿旺难住了。虽然阿旺所在的工厂包吃包住，但大门口写着“谢绝探访”，工厂的保安员在门口把守着，想混进厂根本没门儿。工厂是单独的院子，里面有车间、食堂、宿舍、士多店，条件好一些的工厂还有运动场、图书室和娱乐室，但不提供员工接待亲友的地方，工厂外面也很少有出租屋，更不可能有旅店。
正当我们不知所措时，走过来两位皮肤晒得黝黑的男子，他们买了两瓶啤酒坐在我们附近，用家乡话讲工地上的事。我们一听，乐了，这不是谷城的老乡吗？主动凑上前一问，果然如此。
阿旺问他们能不能帮我和孙三找个地方睡觉。毕竟是从千里之外的湖北来到广东的老乡，他们也没推托，说可以到工地上睡觉，但没有被子。阿旺连连说没关系，他到宿舍把自己的床上用品全部搬过来给我俩用，自己当天晚上和其他同事搭伙挤一挤。
建筑工地离士多店约300米远，我和孙三拿着阿旺的被子、草席就去了，行李暂存在阿旺的宿舍。
到了工地，老乡帮我们用红砖铺了一个平台，放上草席，再把被子放到上面，这就是我们的床。当时，我们已经两天没洗漱了，鞋子刚一脱，臭味立即散发开来。我和孙三找到工地的自来水管，洗了把脸，又简单地洗了个澡。尽管是 12 月，布吉也不是很冷，自来水洗遍全身后，我俩觉得舒服了很多。这天晚上，和衣而眠，两块红砖是我们的枕头，但我们仍睡得很踏实很香，这是我们连续几天乘车后第一次躺着睡觉。
我做过的工作
离开布吉镇后，我和孙三也分开了，他要去松岗镇，我要到沙井镇。这是我到广东后第一次单独乘车，不但被卖了两次“猪仔”，还在车上见识了玩红蓝铅笔赌博骗人的把戏，也看到了售票员因为乘客少买票坐过站而动手打人的闹剧，更多次见到售票员不让带着很多行李的人上车，因为太占空间，影响他们赚钱。
从早上出发，直到下午我才按着信封上的地址，找到上南加油站，但还没有找到JB工艺厂。我漫无目的地在一幢接一幢的厂房之间穿行，看到人就问，可几乎没有人知道JB工艺厂。
直到后来我才明白，那时工厂每天加班到晚上10点甚至12点，每月几乎没有休假，打工人从入厂后，几乎没有离开过，对外面当然一无所知，而外界对他们也知之甚少。
我尝试着找到士多店的公用电话，拨114查询到了JB工艺厂的电话。打过去后，得到的答复是工厂人太多，上班时间不能接电话。
正当我一筹莫展之际，转机终于出现了。在一堵围墙边我看到一个补鞋的老人，当时我的行李布包的提手坏了，就找他缝补，顺便打听JB工艺厂。老人说厂子离这里不远，等一会儿他也到那里去，让我和他一起。
没多久，我们来到一座厂房前。只见红色的大铁门关着，左右两扇门上分别印着“J”“B”两个字母，JB 工艺厂到了。厂房高高的围墙上有铁丝网，让我一下子想到了甘孜监狱。右边的大铁门上开了一道小门，偶尔有人从这里进出。
我小心翼翼地走到门口，向保安打听妹妹的情况。保安用我们的家乡话告诉我，他认识我妹妹，工厂下午五点半下班，宿舍在外面，员工下班后都会从大铁门走出来，让我先在外面等等。
在等待的间隙，我发现大铁门上还挂着一块黑板，上面写着“今日来信”和密密麻麻的名字，这是工厂的信件公告牌。
JB 工艺厂是一家生产波丽玩具的台湾厂，属于来料加工厂，约有2000 名员工。厂子的人事主管是我们谷城县人，他联系县劳动局为JB工艺厂介绍员工，每人交200元介绍费就能入厂。堂姐1992年就进来了，后来妹妹跟着其他老乡从湖北来到沙井镇，也加入JB工艺厂。1995年，整个厂子约30%的员工都是我们谷城老乡。
下班的电铃声终于响了，紧闭的大铁门被保安徐徐打开，黑压压的人群从楼梯口拥出来，劳动力补充体能的时间到了。蓝工衣、黄工衣、白工衣包裹着操着湖南话、湖北话、河南话、四川话、广东话、江西话的打工人们，很快就填满了工厂的院子，随后又拥出大门。
对那块黑板进行搜索，几乎是每个员工的动作。黑板上有名字的，就拿着工牌到门口的保安处领取信件；发现老乡的名字位列其中，就在门口等着告诉老乡。
“风琴，你哥哥在厂门口等你。”听到保安的喊声，我才回过神来。我们已经3年没有见过面了，妹妹长高了，也变白了，是长时间不见阳光的那种白。她过我的行李包，脸上显露出兴奋，带着疲惫。
“姐姐和姐夫也下班了，等会儿大家一起到大排档吃饭吧。”
妹妹不断向身旁经过的人介绍我：“这是我二哥，刚从家里来。”
“有兵来了，咋不提前给我们写信呢？”堂姐和姐夫不一会儿也出来了，“先吃饭吧，今天晚上我们还要加班。”
宿舍楼下，全是各式各样的店铺，小饭堂最多。很多人拿着塑料袋，装着2元钱买来的米饭和菜，提到宿舍里吃，有的直接坐在小饭堂的桌子旁吃。塑料袋装的饭菜放在铁碗里，这样吃完饭后，扔掉塑料袋，铁碗不用清洗就能再次利用。
我们找了个大排档，花了40多元，点了6个菜。那时妹妹每天晚上加班到11点，每月休息一天，工资才能拿到550元左右，一餐饭花了近50元是相当奢侈的。
堂姐和姐夫进厂早，跟这里的保安比较熟悉，和宿舍楼值班的保安打过招呼后，我就进到了姐夫的宿舍。宿舍由4幢5层的楼房围在一起，楼房之间走道相通，中间是一个便于采光的“口”字形大天井。每间宿舍住12个人，6架双层床摆满了屋子，还有几个用包装带编织的小凳子。
姐夫说明天要出货柜，正在赶货，可能晚上12点才能下班，现在工厂不允许请假，如果不加班，就要被记大过，罚款50元。把我领到宿舍后，交代了一番，他们都加班去了。因为全体加班，宿舍没有供电，我只能借着室外路灯，在阳台上找到水桶洗澡，仍是冷水澡，然后躺在姐夫的床上睡觉。
JB工艺厂只招手板、喷漆之类的熟手，我初来乍到，什么都不会，只能外出试着找工作。我开始用脚丈量工业区，但很多企业不招男工，不招生手，22岁的我，被世界拒绝了一次又一次。其间，我还上了招聘小摊的当，被骗去近百元，饱尝着打工的辛酸。
终于，在做了102个俯卧撑，击退近100个竞争对手后，我在深圳找到了第一份工作——LW大酒店的保安，每月工资450元。
干了3个月，买了双新鞋，通过表弟的介绍，我辞掉第一份工作，到机场的一家酒店当保安。在这里，我交了两个永远的朋友，学会了乘电梯，破了很多个首次纪录，如第一次吃西餐、第一次吃海鲜、第一次喝洋酒、第一次住客房、第一次办边防证、第一次进深圳特区、第一次炒股，等等。
这时，我开始反思，我真的适合在酒店行业做吗？还没等我想清楚，一次工作失误，把我又送入求职大军的行列。
1997年，深圳满大街都是找工作的人，我不想再做保安，想换一种活法。但男工不要，生手不要，技术我不会，每天走路找工作，又渴又饿，累得我想躺在草地上睡三天三夜。
在用脚步丈量了松岗、沙井、福永、西乡等地一个又一个的工业区后，我在西乡停了下来，进入一家玩具厂，做回老本行，当保安，还走了狗屎运，被台湾老板提拔，当上了主管，负责全厂的人力资源和行政工作。原本以为会在这里大展拳脚，但事与愿违，在处理了无数的繁杂事务，差点被烂仔（广东人对流氓的称呼）打死在工厂门口后，我还是离开了。
呼吸着工厂抽风机排出的臭气，走过一条又一条的污水沟，仔细读了几十家工厂的招聘广告，想改行做技术工人的愿望仍没有达成。生存，是当务之急。
1998年金融危机来临时，我进了一家电镀设备厂，在东莞道滘镇落了脚。工厂建在香蕉林边，四周是鱼塘和杂草，每天要和蚊子做斗争。我一边当保安员，一边学习管理知识。
1999年，不安于当保安员的我，通过报纸上的招聘广告，应聘到东莞篁村的一家外资电子厂，当保安队长。我强劲的工作势头，让上司感受到威胁，加上我不够自律，上班时间用工作电话跟曾经的同事聊天，4个月后就被炒了鱿鱼。但在这里，我见识了真正的企业管理制度，也知道了人性的复杂，当然，也学会了以更好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起伏。
2000年，通过人才市场，我到了长安镇，加入 SL 电子厂，当上了保安主管，一干就是 12 年，其间经历了“非典”、裁员、被收购、金融危机、扩产、并购等。从1995年出来打工至2012年，我先后在 LW大酒店、机场大酒店、BF 玩具二厂、ZL 电镀设备厂、KT 电子厂、SL电子厂工作过。这些单位的业务，涉及服务业、印刷、玩具、包装、电镀、五金冲压、手机配件、电脑硬盘及磁头制造等多个行业。
出来打工后，工作不断变动，加上外部环境的动荡，我内心很没有安全感，我觉得应找到一种东西，让自己安定下来。赚很多钱，当然可以使人安定，但我没有本钱，也没有能力挣大钱，觉得应寻找金钱以外的东西。因此，无论打工多难，我就是那个“打不死的小强”，每天与自己较劲，不是学英语，就是读书看报，还对着教材，学会了电脑操作。我抄下的读书笔记，堆起来一大摞。
写保安岗位职责，写保安培训教材，写十几万字的《保安管理实务》，写消息，写征文，我每天把自己逼得很紧。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培养起了一个让我长久受益的爱好：摄影。
摄影与打工人
2000年，我到 SL 电子厂当保安主管，厂里有个内部刊物叫《SL通讯》，主编柳小姐和我在同一间办公室。
我在四川当武警时，曾写过多篇消息稿，用平信寄给《人民武警报》，等对方收到信，至少已过去半个月了，所以从来没被采用过。
《SL通讯》每月出版一期，虽然只有四版，但内容总是缺。柳小姐见我精力旺盛，也爱学习，就鼓动我写稿。
2001年春节，工厂举办春节游园活动，白天我是活动的组织者，晚上我就坐在电脑前，写下在SL电子厂的第一篇消息稿。
柳小姐很有耐心，把我这篇稿子修改后，刊登在2001年2月份的《SL通讯》上，还给我发了5元的稿费。这一下激起了我创作的欲望，于是我将巡查过程中见到的事，源源不断地写成消息稿。
当时工厂已经购买了相机，是部柯达数码相机，用1.44MB的软盘来存储。
以前工厂的文宣组，龙先生是专门的摄影师，他的工位和我相邻，工厂举办的各类活动，龙先生拍了照，就冲印出来，摆在办公桌上点评。我不懂，但有学摄影的兴趣，就经常向他请教。
有一次，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尉健行到工厂访问，柳小姐把柯达相机交给我，让我负责拍照。
我用这部相机，拍满了一个软盘。柳小姐挑选了一张，发表在《SL通讯》上，又把图片和她写的文字发给《CA集团快讯》，也被采用了。
我是个人来疯，这件事让我受到了鼓舞，觉得拍照没有那么难，之后工厂有客户参观，有员工活动，我就主动请缨，帮柳小姐拍照。
2002年，我有了买相机的念头。我反复问自己：是喜欢听快门的声音，还是喜欢拍照？经过近一个月的思想斗争，最终，喜欢拍照占据上风。我咬咬牙，跑到深圳，花费1800元，买下了人生中的第一部相机：尼康 F601。这部二手胶片相机，正式开启了我的摄影生涯。
有了相机，一部分是出于虚荣，一部分是因为想要显摆，此后每逢工厂举办文体活动，我就拿着相机冲在最前面，“咔咔”摁个不停，一卷胶卷用完了，再换一卷继续拍。当时一卷胶卷20元，冲印费5元，
扩印成3R的小样每张 8 角，一卷胶卷要花掉我 50 多元，特别奢侈。冲印出来后，挑选几张送给柳小姐，《SL通讯》又采用了，有时也送给《CA集团快讯》，一半以上也采用了。
我就像得到奖励的小狗，跑得更欢了。工厂有客人来访，我主拍；工厂的厂房扩建，我来拍；工厂的圣诞活动，我上；工厂的团年宴，我从头拍到尾。拍了一年又一年，拍到“非典”来了，拍到工厂裁员，我陷入了死胡同：没有活动不拍照。
2004年起，博客开始流行。我把拍的照片进行扫描，再配上一些文字，发到博客和摄影网站上。摄影网站高手云集，我这个摄影新人，发的帖子经常得不到任何回应。我发照片到博客上时，偶尔会得到一些回应。
2005年，马晓霖从新华社辞职，创办了博联社网站，采用邀请制和注册制，一些摄影理论专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等都在上面写博客，我也在博联社上注册了自己的账号。
刚开始，我同步到博客上的大都是日出、花草、美女和其他一些动感照片，只有少数人看，偶尔有人评论。
有一次，我把拍摄的工厂员工活动照片发到博客上，配了一些文字，写评论的人多起来了，有人建议我多拍点打工人的日常生活。
对于这个建议，我想了很久，认为写评论的人是在戏耍我。打工人的日常有什么好拍的？我们每天都是这样过的。我喜欢读书看报，工厂图书室订的摄影报纸和杂志，上面刊登的全是大片，几乎很少看到日常生活，更是没有见过工厂打工人的照片。于是，这个提议很快被我遗忘了。
SL电子厂是“女儿国”，每天中午下班时，脱掉无尘服的女孩子们争奇斗艳。抱着拍美女的心态，我把相机对准了她们，拍摄女孩子们下班打卡、走在去食堂的路上、早上站在路边吃早餐、排队在银行的柜员机上取钱的场景，然后发到博客上。
没想到，评论的人一下子多起来了，有的帖子还被置顶，还有一篇图集获得了100元的现金奖励。给我留言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建议我继续这样拍，拍工厂打工人的生活，越详细越好。
通过博客上一些网友的评论，我找了一些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书看，再后来买了《世界摄影史》，接触到了纪实摄影。不断看书，不断思考，眼界打开了，我开始意识到，我们打工人的生活记录下来一定会有价值，并且不能只记录工厂举办的各类活动，更要记录打工人日常的生活百态。
2006年，我报名参加了一个摄影函授班。面授时，看到学员们一半人用数码相机，一半人用胶片相机。用数码相机的人特别舍得按快门，拍得也多，我算了一下，如果用胶卷，一次要花费几百元。
我和家人商量，想买一部数码单反相机，家人没有反对。我上网不断查询，看到深圳有人出一部刚买不久的尼康 D70S，还有一个18—55mm的镜头，虽然是二手的，售价却将近一万元。我这个败家子，想着这部相机，几天睡不着觉，最后一咬牙，一跺脚，从银行取了钱，直奔深圳买了下来。
有了尼康D70S，相机就比家人亲，每天带在身上，上班拍，下班拍，路上拍，仿佛眼见的一切，都能拍。
2007年，全国摄影理论研讨会在长安镇召开，全国的摄影专家云集，也办了很多展览。我把自己拍的照片洗印出来，请专家指点。照片越拍越多，整理耗时费力。每天对着电脑，我也反复问自己：拍这些照片到底想做什么？投比赛挣钱？算一个出路。寄给报纸杂志发表？算一个出路。出一本书？还不够格。
在我思绪凌乱时，2010年的“富士康连续十一跳”，成为热点。再加上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我开始觉得，应留下一些东西，系统地记录我们这代打工人的生活和生存状态。
要做事，不能做无头苍蝇，得找方法。我分析自己的特点：长期在工业区生活，了解打工人，了解工业区的日常，就构思拍摄“工业区”专题。开始拍摄前我写了拍摄提纲，时刻提醒自己不要漏掉内容。
关于拍摄地点，最初写的提纲只包含车间、宿舍、食堂等打工人活动的核心区域。拍摄过程中，我又关注到了步行街、公交车、夜市。拍摄框架方面，刚开始是在不同时段进行对比拍摄，比如在不同天气拍摄员工上班、下班；后来试着拍摄产品从原料到出口的整个过程；也按春夏秋冬的季节拍过。通过各种尝试，梳理图片时我就慢慢有了不同的线索：如时间、空间、天气、过程等。
2008年，考上西北工业大学的 MBA 后，我从管理学中借用了“生命周期”这个线索，这对我进行照片的编辑和整理帮助很大。我边观察、边思考、边拍摄，对所拍的对象越来越有感觉，也渐渐地取得了一些成绩。我在《南方都市报》东莞版开专栏，在《中国摄影报》《人民摄影》上多次发表文章和图片，在一些全国性的摄影比赛中获奖，加入中国摄影家协会，2016 年还应邀到纽约大学举办《中国制造》摄影个展。
2012年，《长安报》邀请我和著名作家塞壬一起创办《影像长安》杂志，塞壬任主编，我作为图片总监，每期通过不同的专题，呈现长安镇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丰富多元的文化、经济、社会发展、人文动态等。
在办杂志的过程中，我不断学习，不断实践，同时也对我以前拍摄的图片进行不断梳理，曾经模糊的想法逐渐清晰起来：我要通过持续的拍摄、采访、收集，用图片、文字、实物等，记录下打工人的生活常态，将这些内容细化成一系列的打工专题，为打工人留下一个不被时代忘却的纪念。
自2013年起，我开始将照片打印出来，把同一个主题的照片装订成册，再加上简单的图注，编辑制作成摄影手工书，目前已经制作了132本。在拍照中，将打工记录进行到底，成为我越来越清晰的认识。
2015年以后，东莞工业区万人大厂越来越少，一些工厂搬走了，厂房空置一两年后，被众多中小工厂分租，招工难也开始显现。我的拍照，就和“今天不拍，明天就没有了”比速度，我成了相机摧残者，快门坏了，换；快门又坏了，再换，直到相机拍残，才换新的。
从2006年至今，只要在东莞，我每天都会骑着自行车，一遍又一遍地在工业区游走，去过电线厂、手袋厂、内衣厂、线路板厂、玩具厂、眼镜厂、鞋厂、模具厂、压铸厂、首饰厂、线路板厂、制罐厂、毛织厂、新能源汽车电池包配件厂、汽车模具厂、光学镜头厂、光电厂、手表厂、打磨厂、模型厂、注塑厂、文具厂、手机厂、导轮厂、刀具厂、智能设备厂、屏幕增光膜厂等。
我用一百多万张照片，记录下工业区的晨、午、夜，记录下打工人的衣、食、住、行，记录下春夏秋冬他们在阳光、狂风、暴雨和雾霾中度过的日子，还收集了近6吨与打工相关的实物。我的经历和拍摄，就是一部打工人的自传。
我是个打工仔，熟悉工业区，熟悉打工人，熟悉工业区的过去，也在记录工业区的现在，容我跟你唠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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