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国家：一部日本经济史》 - 冯玮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香港大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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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企业国家：一部日本经济史

書城自編碼： 4138050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歷史→世界史
作者：冯玮
國際書號(ISBN)： 9787552047196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5-07-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16开釘裝：平装

售價：HK$ 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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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为何日本能在战后创造“经济奇迹”，却又深陷“失去的三十年”？本书以??“企业国家”??为密钥，首次通过四维分析，穿透日本经济从神话到泥潭的深层逻辑：
企业内部治理??——终身雇佣与年功序列的双刃剑；
??政企共生结构????——产业政策如何从推力沦为枷锁；
银企捆绑模式????——主银行制何以催化泡沫与僵化；
企业间关系网????——财阀生态的进化与路径依赖。
历史的答案，早已藏在企业国家的基因中。

內容簡介：

本书以日本企业为枢纽，着重论述了经济发展中“日本模式”的一个显著特征，即“政府主导，出口导向”。纵览全书，读者不难发现：日本国如同一家“株式会社”（股份公司）；政府如同“董事会”，通过不同时期、各有侧重的产业政策和经济计划对经济活动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和引导，依靠财政、金融等经济杠杆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阅读本书，有助于了解日本企业和国家治理的方式，了解曾经创造“经济奇迹”的“日本模式”又是如何导致经济长期停滞的。

關於作者：

冯玮：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日本通史》《日本经济体制的历史变迁一理论和政策的互动》《日本史的路标一一要素和真相》《日本“风情”志》《日本商人》等专著10本，合著有《东亚发展模式与区域合作》等7本，另有英译汉《菊与刀一日本文化诸模式》以及日译汉《昭和时代见证录》等译著5本。以中文、日文、英文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日本学刊》以及东京大学《社会与文化》等国内外权威、核心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曾获上海市教学科研一等奖、复旦大学教学一等奖、“复华奖”一等奖等多个奖项。

企业国家——一部日本经济史
序言
企业内部关系：“三种神器”

第一节 “三种神器”的渊源
“奉公人”的由来/奉公人的年功和晋升/亲方制度的经纬

第二节 “三种神器”的土壤
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农民身份的转变/武士身份的转变/“三种神器”的雏形

第三节 “三种神器”的形成
“日本式劳资关系的原型”/雇佣趋向的稳定/终身雇佣的形成/年功序列的形成/企业内工会的雏形

第四节 “三种神器”的确立
终身雇佣的确立/年功序列的确立/企业内工会的确立

第五节 “三种神器”的光和影
独步于世的“三种神器”/“三种神器”的延续/对“三种神器”的肯定/对“三种神器”的批评

企业和政府的关系：从“政商”到“政府引导”

第一节政商：财阀的雏形
政商的渊源和定义/大坂和京都的政商/江户的政商

第二节财阀的产生
何为“财阀”？/“四大财阀”崭露头角/政府对财阀的扶持/康采恩的形成

第三节政官财“三位一体”
“三位一体”的内涵/“大正财阀”的兴起/政府的产业保护举措/产业政策的引导

第四节 “二战”期间“政企关系”的演变
“自治”和“统制”/战时统制的强化/战后财界组织的原型：统制会/“行政指导体制的原型”

第五节 “二战”后政企关系的演变
战时体制的延续/财界团体的重组/“1952年体制”的建立/两个“总理府”的互动/“1952年体制”的演变

企业和金融业的关系：间接金融形成经纬

第一节 “三货制”和“两替商”
日本货币经济的起源/三货制·两替·藩札/江户时代的信用体系

第二节近代金融体制的形成
金融秩序的整顿/“双头体制”的形成/金本位制的确立/“特殊银行时代”

第三节 “一战”：金融体制转变期
金融业的扩张/金融困境和恐慌/金融“二重结构”的并存

第四节间接金融体制的确立
金融体制的转变/主银行制的形成/战时的金融统制

第五节间接金融的两面性
战时和战后金融的关联/间接金融的优势/主银行制的利弊/“泡沫经济”的祸根

企业与企业的关系：承包制和互相持股

第一节企业间关系的土壤
农业生产的进步/商品经济的发展/城下町的形成/“町人”阶层的壮大

第二节企业间关系的初建
殖产兴业和甲午战争后的产业发展政策/排斥外资和注重“自立”/“株式会社”创办热潮/财阀势力的壮大

第三节企业间关系的纽带
“二重结构”的形成/财阀的组织结构/承包制的渊源和类型/承包制的扩展

第四节协力体制和互相持股
协力体制的构建/协力体制的转变/承包制：“协力体制”的延续/互相持股的强化

第五节承包和互相持股：一柄“双刃剑”
承包的内涵及渊源/承包制在战后的延续/承包制的“生命力”/承包制的利和弊/互相持股的利和弊

引注文献

后记

內容試閱：

序言

当我决定着手撰写本书时，我再一次深切感受到读书的意义，因为没有下列几本书给予我的启示，我不可能产生撰写本书的构想。

1955年至1956年，曾经在战时作为海军陆战队员接受过日语教育的詹姆斯·阿贝格伦（James Abegglen），对日本19家大型企业和34家小型企业进行了实地调研，于1958年出版了《日本工厂：其社会组织现象》（The Japaneses Factory: Aspects of Its Social Organization）。在这本书中，詹姆斯·阿贝格伦首次提出了“日本式经营”这一概念。按照他的考察，“日本式经营”既不是战后才形成的，也不是因为受到外国的影响，而是日本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然而，当时他的这本著作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

1970年，詹姆斯·阿贝格伦又出版了《探讨日本式经营——株式会社日本》一书。他在书中提出了“日本式经营”的主要内容。按照他的观点，有三个体制性因素对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具有决定性意义：（一）增长资金的供给方式；（二）政府和产业界的协作体制；（三）劳动资源的编制类型。他认为，或许将日本称为“株式会社”比较合适。也就是说，整个日本就像一个“株式会社”，即股份公司。“株式会社日本”一词由此产生。

1979年，埃兹拉·F.傅高义（Ezra F.Vogel，曾译沃格尔）在《日本名列第一：给美国的教训》（Japan as No.1: Lessons for America）一书中提出，“经过深入探究日本人的现代组织、经济团体和官僚制度等类结构后，我不得不相信，日本人之所以成功，并非来自所谓传统的国民性、古已有之的美德，而是来自日本独特的组织能力、措施和精心计划”。

1981年，曾任滋贺大学校长的经济学家宫本宪一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一书中提出，美国是军事国家的典型，英国是福利国家的典型，日本是企业国家的典型。日本“企业国家”的特征，涉及国家生产和生活各个方面，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出现了许多矛盾和问题。

“企业国家”“日本式经营”“株式会社日本”，这些概念无疑能显示日本“行政管理导向型市场经济体制”特征，并且是影响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乃至关键概念。但是，这些给予我启示的论著也令我感到遗憾，即作者没有对自己提出的“概念”，按经济学的要求列出具体详细数据，也没有按历史学的要求对其形成的脉络进行条分缕析的梳理。然而，这些不知有意还是无意的“留白”，恰好给了我以不逮之学力拾遗补阙的机会。于是，我先是进行了“浏览式阅读”，随后大致确定了写作提纲和概要，最后聚焦于日本企业，完成了这本《企业国家——一部日本经济史》。因为，“日本式经营”的四项特征中，无论作为“企业内部关系”的“三种神器”即终身雇佣、年功序列、企业内工会，还是反映“企业与政府关系”的“株式会社日本”；无论是体现“企业与金融业”关系的“主银行制”，还是构成“企业间关系”的“承包”和“互相持股”，企业都是枢纽。而且“株式会社日本”和“企业国家”日本，都是将日本比作一个庞大的“企业”，令人形象地感觉到日本的国家治理，无异于企业管理。

然而，上述以企业为枢纽的“企业国家”四项特征，究竟是战后的产物，还是战前的产物，学术界存在不同意见。早在1977年，榊原英资、野口悠纪雄的《大藏省·日银王朝的分析——总体战经济体制的终焉》一文，就已提出“支撑日本经济高度增长的体制，基本上是战时总体战体制的延续”这一观点。

1990年代中期，冈崎哲二、奥野正宽等也提出，“构成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大部分要素，都是在日中战争（即日本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时期，为了对国家资源进行总动员而实施‘计划经济化’的战时经济的需要而实施‘统制经济’时形成的”。

另外，1999年，复旦大学举行了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经过三天深入的讨论，中日两国学者就以下问题基本达成了一致的看法：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日本经营方式。战后形成的日本经营方式主要包括长期雇佣制、年功工资及晋升制、企业内工会及以主银行为核心的产业组织”。

经过研究，我发现，对上述问题不能“定性”，不能认为战时和战后作为“企业国家”的特征没有关联，因为一些制度在形态上战前与战后确实存在延续性，如“主银行制”。但也不能认为战时与战后作为“企业国家”的日本的历史是连续的，因为有的特征就是在战后才真正形成的，如企业间互相持股。对日本作为“企业国家”的论述必须诉诸历史，毋庸置疑，只有这样，才能揭示其本质和历史地位。例如，可以认为江户时代的“御家人制度”是“三种神器”的芽蘖，但三菱、三井、住友等企业集团，并不是同名财阀康采恩的翻版。基于这一认识，我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以企业为枢纽、影响日本经济的四项特征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并将本书定名为《企业国家——一部日本经济史》，而作为“企业国家”日本的发展演变，实际上也是日本经济史的发展演变，二者密切关联，互为表里。

日本以企业为枢纽的“企业国家”这一特征，曾经对经济增长有过极大的推动作用，而且颇有特征。日本企业结构属于一种“双高式结构”，即一种高度分工的中小企业群与高度综合的大企业集团相配套的企业结构。日本大企业控制中小企业的“企业系列”，解决了将分散的中小企业纳入社会化大生产的问题；大银行和大企业集团互为依赖的“主银行制”，以及政府对银行的指导和保护，使日本的跨国企业能够以最小的摩擦成本，与欧美的跨国企业抗衡。战后是贸易自由化发展时期，产品国际化是市场特征。日本奉行“贸易立国”方针，顺应自由化大势，不仅获得了发展制造业所需要的技术、原材料和能源，而且开拓了产品销售的国际市场。这是日本能够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既然如此，日本为何在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后，经历“失去的三十年”？有一个重要原因毋庸置疑：由于“政府主导，出口导向”是日本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这种特征也被称为“日本模式”），在面对不合时宜的企业和银行大量坏账时，日本政府依然采用“护航船队”模式，因而导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结局，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延误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时机。就本书的主题而言，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日本企业制度和结构总体上是占有优势的。但是，历史如潮，总有起伏，时势如月，总有盈亏。世界经济大环境发生变化后，日本“企业国家”的优势逐渐转变成劣势，变成企业发展的桎梏。那么，“企业国家”曾经的优势是如何形成的？这种优势为什么会退变为劣势？通过对日本作为“企业国家”形成和演变的探究，我们或许能获得一些启示。社会的进步，离不开学术的进步，学术的进步需要我们彼此之间的交流和启发。如果这个“我们”也包括您，作为作者，我将感到不胜荣幸。

拙著共分四章，各章均以企业为原点，涉及“企业国家”的四个方面：企业内部关系，企业和政府的关系，企业和金融业的关系，企业与企业的关系。每一章根据历史的脉络，对各种关系进行系统梳理。每一章的最后一节，则结合学界较为权威的意见，做尽可能客观的评论。

对“三种神器”的肯定对“三种神器”的评价，因年代不同而存在很大差异。自西方的文明进步史观被导入日本以后，日本应当以西方为楷模，走西方人走过的道路，曾经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社会认识。与之对应，日本的“独特性”曾经是“落后”的代名词。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日本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后，经济成就被欧美学者视为“日本奇迹”，日本的独特性遂转变为“先进”的代名词。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关于欧美的雇佣体制先进、日本的雇佣体制落后的认识，再度出现变化。引起这一变化的直接契机，是在第一次石油冲击下日本经济的出色表现。当时，欧美物价持续快速上涨，失业率不断攀升，经济呈“滞胀”状态，但是日本经济仍维持着平稳增长。于是，不少西方人认为，造成这种日本和西方表现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独特的经营管理方式，有些学者甚至称赞日本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有助于提高生产率，认为日本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优于欧美雇佣方式，支持这种见解的论著相继发表。在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美国学者多尔（Dore）在日本和英国的四家工厂，就企业内劳资关系问题进行了认真、缜密的访谈调查，于1973年发表了调查结果《英国的工厂·日本的工厂》，对以往的“日本雇佣习惯落后论”作了全面否定。他指出，或许更应该认为日本的社会平等化革命已经完成，已经融入了从重视市场机制向重视组织机制转型的世界潮流。他认为，就这个意义而言，日本的雇佣习惯比之欧洲更为优越。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于1979年发表的《日本名列第一：给美国的教训》，是这方面引起广泛关注的代表性著作。傅高义在该论著中对日本战后的政治、经济、科学、教育、社会生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考察和分析，并同美国的社会现状进行了对比。该书共分十章三个部分，其中第二部分“日本的成功”中的第六章是“大企业——鉴定与功绩”。他在“日本式企业经营的起源”“集体思想与鼓励激励”“‘伙伴’——拼命干与自尊心”的标题下，论述了日本企业经营的沿革和日本企业成功的根本原因。按照傅高义的观点，日本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日本企业拥有一大批愿意为企业尽心尽力的职工，是因为采取终身雇佣、终身培训、论资排辈的晋级分配方式，采取自下而上的决策方式和“对企业忠诚，对工作热爱，为企业献身”的激励机制，采取了后辈对前辈特别尊重、亲热，前辈对后辈像母亲对待子女一般关心、照顾的温情主义。按照傅高义的分析和论述，在日本，即使企业经营不善，也不会放弃终身雇佣制，而是采取调整奖金、让职工短期休假、缩短工作时间、削减工资（且越是上层削减幅度越大）、控制或停止录用新职工等方式降低成本。如果经营状况严重恶化，采取以上措施仍不解决问题，则通过设置新的部门、增设特别补助金动员员工自愿退休等方式渡过难关。总之，按照傅高义的观点：使自己雇来的职工免于失业，是日本企业的日本式思考方法。

终身雇佣有利于终身培训，而培训的内容不仅有基础业务知识，也有公司的历史及经营哲学，以培养热爱企业的精神。同时，这种培训也可努力使员工成为“全局主义者”和“万能博士”式的多面手，以应对企业各方面的需求。另外，“日本职工由于知道自己将永久待在同一企业内，在这里接受训练，所以他们不会反对引进新技术，也不会由于技术革新而感到头疼，害怕自己落后于时代”，“对于职工来说，干各种各样的工作，比起只死抱住一种工作的美国工人，在工作上可以避免乏味单调，使工作成为一种乐趣”。

此外，按照傅高义的观点，终身雇佣和论资排辈的晋级和年功序列工资密切相关。由于终身雇佣，职工担任的职务可不断上升，一般不会撤换或降级，也不太可能在后辈的领导下工作，从而避免了人际关系的紧张和不满情绪的产生。终身雇佣和论资排辈既有利于使业务骨干转遍企业各个部门，积累广泛、丰富的经验，使之在就任更高职位时善于做出正确的经营决策，也有利于同辈的沟通和协调，最终有利于企业发展。傅高义认为：“这种关系给这些日本企业的成功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年功序列则“防止了由于工资差距所造成的职工间的离心离德”，“不至于产生嫉妒”。

傅高义感慨道，号称“世界第一”的美国，实际上在许多方面已落后于日本。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告诫美国人不能再骄傲自满，应拜日本人为师，奋起直追。因此此书的副标题为“给美国的教训”。

美国驻日本前大使艾德温·赖肖尔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马里厄斯·詹森在合著的《当今日本人——变化及其连续性》一书中写道，日本的雇佣制度有某些缺点，但也有一些重大的优点，就算不是消除，也至少是有利于减少不同年龄和地位者之间带有消极性的竞争和摩擦。因为下属不可能超越能力不强的上级，所以上级对能干的，甚至有野心的下级也不用担心。他们强调：终身雇佣制度在日本发挥着良好作用，年功序列制度，也为经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日本的雇佣制度和工资制度显然对该国的工会发展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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