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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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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以民鸣社(1913-1917)这一上海早期剧业运营最成功的话剧社团为研究对象,通过翔实的史料和严谨的分析,为我们呈现了文明戏全盛时期的演剧生态与艺术批评的话语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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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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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著结合上海早期报刊所载剧评资料,重点探讨清末民初上海剧业运营最成功的新剧团体民鸣社(1913-1917)。民鸣社的演剧奇观因为有“热闹眼睛”之嫌,向来为新剧家所诟病。事实上,民鸣社及其创办的《新剧杂志》,有助于扭转戏院困局、作用海上茶园兴衰、开时代风气以及跨地域推动新剧潮流。新剧家对民鸣社脚本、表演、布景、灯光方面的品鉴,推动了“宜人心”“逼真”“入情入境”等美学走向。全书以史带论,资料翔实,图文并茂,对上海早期剧业乃至中国话剧演出批评史的建构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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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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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月琴,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博士、上海戏剧学院戏剧与影视学博士后,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中国话剧史论、现代汉诗等。出版专著《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语新诗的声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戏入诗:当代汉语新诗的戏剧情境研究》(商务印书馆)等3部,编著《朝向诗的未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中国现代独幕剧精品鉴赏》(上海人民出版社)2部,发表CSSCI论文数十篇,多次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各1项。入选上海市“曙光学者”和“上海社科新人”,获上海市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学术新锐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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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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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陈建华......001
导论......001
一、 清末民初剧坛的民鸣之声......001
二、 “新潮演剧”热及民鸣社研究......003
三、 演剧评论视阈中的民鸣社......005
四、 全书主要内容......009
第一章尚奇的美学准则:民鸣社演剧奇观
刍议......014
第一节奇崛情节......014
第二节奇闻轶事......021
第三节奇丽舞台......024
第四节角色焕新......037
第五节余论:以新奇为美......043
第二章从茶园、新剧场到现代剧场:清末
民初流动演剧场中的民鸣社......045
第一节民鸣社演剧空间的变迁......045
第二节“茶坊酒肆”与戏院困局的扭转......046
第三节“大扩充”与海上茶园的衰落......052
第四节借力“新剧场”与开时代风气......061
第五节现代剧场与跨地域流动的新剧潮......067
第六节余论:流动的,不只是演剧场......072
第三章《新剧杂志》与上海早期演剧评论......075
第一节民鸣社与《新剧杂志》的创办......075
第二节何谓“新剧”之“新”?......081
第三节脚本之重要性......087
第四节伶人的舞台演剧......093
第五节余论:评剧之难......102
第四章民鸣社脚本评论:新剧的文学,
文学的新剧......105
第一节新剧的“文学”问题......105
第二节小说、“文学”与新剧......108
第三节“宜人心”:伦理教化与警戒世人......115
第四节高尚品味:情操境界的提升......125
第五节余论:是“感动”,还是“迎合”?......132
第五章民鸣社表演评论:伶人演剧,
何以由真入情?......135
第一节名伶荟萃的民鸣社......135
第二节“酷肖体贴”的角色派别......139
第三节“至情流露”的表情动作......150
第四节“声情韵幽”的歌乐舞......155
第五节“入微得体”的服化设计......164
第六节余论:由真入情之境......168
第六章民鸣社舞台布景评论:渐趋精致
立体与入情入境......171
第一节从简陋到精致的布景设计......171
第二节从平面到立体化的布景变化......178
第三节入情入境的灯光与机关设计......184
第四节余论:旧剧是否需要布景......195
附录一:民鸣社演剧评论目录......198
附录二:重要剧评人的新剧评论篇目......201
后记......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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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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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华1913年美商什依尔和萨弗在上海开办亚细亚影戏公司,委托公司职员经营三和张石川去跟新舞台的夏月珊、夏月润商谈,想把他们排演的《黑籍冤魂》拍成电影。经、张又找了与夏氏兄弟相熟的郑正秋,结果要价过高没谈成。郑、张等愿意与什依尔合作,成立新民公司,并招收了十数个演员,于是拍了《难夫难妻》等片,因什依尔说胶片断供而停拍。这多半是个借口,其实他转身去拍了反映“二次革命”的《上海战争》。在青黄不接时郑正秋照管演员们吃住,为了生存,也出自爱好,他组织了新民剧社,9月间在谋得利戏院上演,大获成功。经营三、张石川等见有利可图,也成立民鸣社,不仅演剧,也继续与亚细亚合作拍片,又办《新剧杂志》,越做越大,将新民社吞并,然而到1917年民鸣社如强弩之末,整个新剧潮流也走向衰颓。
这成为中国电影史和戏剧史上的传奇。20世纪50年代,程季华等编写《中国电影发展史》,将《难夫难妻》作为第一部国产故事片而加以肯定。21世纪以来,电影学界提倡“重写电影史”,该片连同其经典化过程成为考察对象。当初郑正秋、张石川编导《难夫难妻》,后来一起创办明星影戏公司,对中国电影发展甚有贡献,但两人所受待遇颇不同。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郑愈见重视,因其有道德担当与美学理想,为之立传、开会研讨不断;对张则冷落,尽管他导演影片百余部,却被视作追逐商业价值、低俗趣味的典型,如其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火烧红莲寺》最为著名,当时就受到茅盾等革命作家的严厉批判。
郑、张传奇的后半段当然属于戏剧领域的话题。虽无“重写”的提法,但21世纪以来在戏剧界关于清末民初的“新潮演剧”的学术热潮中成为“甲寅中兴”的持续迷思。所谓“甲寅中兴”,据学者考证,始于1933年谷剑尘的《中国戏剧源流考》一文,但认为始于朱双云《新剧史》则属误解。《新剧史》中说:“癸丑秋七月,郑正秋创新民社,新剧中兴于上海。”又在《郑药风传》中说:“癸丑秋七月,首创新民社时,新剧萌芽摧残殆尽,而郑氏以回天之力,底于中兴。则其有功剧界,岂浅鲜耶。”1918年朱在《笑舞台》发表文章说:“海上一隅,六社并峙……自肇新剧以来,当以此为全盛。”与其癸丑中兴之说别无二致。同一年,周剑云主编的《鞠部丛刊》由交通图书馆出版,书前刊出题为“癸丑中兴新剧名人郑正秋”的照片,可证“癸丑中兴”流传一时。
“癸丑中兴”彰显郑氏一己之功,“甲寅中兴”则指新剧运动的整体,故而广为流传。1914年春,新民社、民鸣社、开民社、启民社、文明新剧团、新剧同志会(春柳剧场)联手举办“六大新剧团联合演剧”。一年里先后出现大小五十余个新剧团,其中十余个是女子剧团,演员达一千数百人。从文明戏发展历史看,继早期学生演剧、春柳社与进化团之后,在民初突发新剧高潮,无论剧团、演员和戏剧批评皆盛况空前,却在两三年后衰竭。如此奇迹般现象,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理应有一席之地,却一向未得到重视。如1989年陈白尘、董健在《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中,把“甲寅中兴”视为“文明新戏从顶峰走上末途的一个转折”,与“复古派、黑幕派和鸳鸯蝴蝶派文学”一起属于“文艺界的复辟逆流”。仅对郑正秋略做正面介绍,而民鸣社则追逐“商业化”“与封建落后的意识妥协”,或恶性竞争、道德堕落等,反映了衰落时期的特点。
2004年田本相、宋宝珍的《一场关于文明戏前途和命运的大讨论》一文引周剑云、郑正秋与马二先生等人对“新剧家”的争论,也指出他们之间“为现实”“为人生”派和“为艺术”“为审美”的分野。这涉及民初艺人身份的现代转型,体现了新剧的性质。文章以材料说话,不涉及具体剧社实践,关于新剧衰落原因与教训也作为问题提出,以文明戏“大讨论”为题将“甲寅中兴”带进研究视野,具有理论性开放导向。
对“甲寅中兴”来说,新民社与民鸣社最富代表性。2011年王凤霞在《文明戏考论》中对两社作比较。对新民社称颂备至,而对民鸣社则强调其“资本扩张性和经营垄断性”,“不像新民社那样以演剧图生存,同时兼顾社会责任和职业演剧的良性发展”。与电影史一样扬郑抑张,却不尽然,比如叙述了顾无为演出反对袁世凯的剧目而遭到迫害的情况,因此“民鸣社演剧并未完全放弃对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责任感”,最后的结论:“民鸣社是近代话剧成长中称的商业经营者,它促进了外来话剧与本土艺术的结合,铸造了文明戏的商业品行和通俗文艺属性,成功运用了比较宽泛的写实手法,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及时代风尚,塑造了各行各业的人物类型,为中国戏剧的现代化转型做出了探索。”对其商业性持开放态度,留下讨论的空间。
2015年濑户宏的《中国话剧成立史研究》的中文版见世,书中叙述新民社和民鸣社的演剧情况,聚焦于他们的剧目比较及其与进化团的关系,不涉及对郑、张的价值判断。有意思的是作者在结论部分提到欧阳予倩在1957年《谈文明戏》一文及其对郑正秋与新民社的完全负面的批评,甚至认为《难夫难妻》“荒唐无稽”。濑户宏指出:“欧阳予倩的言论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之后学术界对新民社、民鸣社的评价。即使在现在,新民社、民鸣社代表的‘甲寅中兴’时期的文明戏主流是屈从于商业主义的仍然是戏剧研究者们的共识。”又提及21世纪以来电影界对郑正秋的高度评价,最后表示:“对于郑正秋以及新民社、民鸣社,我们应该以今天的眼光,并根据具体的资料继续深入研究,从而对其作出有事实依据的、客观的评价。”《中国话剧成立史研究》出版于2005年,这些话在今天仍具警示作用。
因为不自量力应允写序,临时抱佛脚读了一些材料,上述有关新民社和民鸣社的研究现状的描述无疑主观而不周全。虽然我写过《难夫难妻》等文,但我的本行毕竟是文学。通过这番阅读我学到很多,也感触良多,不免有一种历史轮回的吊诡之感。21世纪以来,在戏剧领域,像文学与电影领域一样,也在从事历史的“重写”,无不力图回到民国初年的历史场景。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时刻:在半殖民租界突发本土特色的文艺复兴的奇观(包括美术上“洋画运动”),其时科举制终结约十年,传统文人转化为新型的文化人,实际上属于普通市民,大多是外乡来的打工者,并无专业训练,却凭借各自的才艺,与资本结合,奠定了都市大众文化消费的新模式。怎样看待这一文化现象?是否能从中——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发现值得今天借鉴的东西?就“甲寅中兴”而言,长期以来被层层标签所包裹,如欧阳予倩的《谈文明戏》所示,不仅代表了五四与革命时代的意识形态,更含有关于新旧、雅俗、商业与艺术、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与价值评判。
在此意义上,翟月琴教授的新著《民鸣社与清末民初上海演剧研究》无疑是一部惊艳之作。对民鸣社做专题研究,从六个方面——演剧奇观、剧场流动、《新剧杂志》、脚本与文学、表演评论和舞台布景评论——作浓描细写。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从演剧实践到《新剧杂志》及电影,包括1917年的杭州演出,全程而整体地呈现民鸣社,体现了“甲寅中兴”的现代性成就。对早期新剧与中国话剧史研究来说,此书具有重要意义,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在资料掌握上报纸、杂志及专书收罗殆尽;且不观念先行,使“甲寅中兴”不受“文明戏”“话剧”的概念牵缠,也不作价值预设,直奔“新剧”的历史现场,展现种种新景观。更重要的是,我认为,翟著在展演一种新的历史叙事方法,该书声称:“通过清末民初的演剧评论资料反观民鸣社演出活动,乃是本课题的主要内容。”与通常在史料理解的基础上作史实描述不同,事实上主要通过报纸广告和剧评来构建历史叙事,如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中说:“历史主义给予过去一个‘永恒’意象;而历史唯物主义则为这个过去提供了独特的体验。”翟著注视时间中流动的人物与事件,揭示其与社会共情的内在动力、某种对我们今天仍具启示意义的东西。
这一革命性史叙方法或许是个特例,多半得益于“甲寅中兴”的大量戏剧批评文本。周剑云的《负剑腾云庐剧话》说:“年来剧学昌明,观剧者之程度,较前已大有进步,而剧评遂见重于时,海上报界,无论大小,咸有专栏,几于不可一日无此君。一般戏迷,买报不看报,专看剧评,各梨园伶人亦视报纸之褒贬为荣辱,于是报纸遂如雪片飞舞,剧评亦如汗牛充栋。”剧评即时回馈观众感受,观点与情绪交织,千姿百态,与演员、大众互动。通过剧评描述舞台内外各个方面,与作者造成间隔,也改变了读者的角色,并非聆听一家之言,成为参与者,置身于戏里戏外众声喧哗的现场,当然这更为生动有趣。报纸广告不乏夸张噱头,却凸显创新点,如《西太后》的服装、《拿破仑》的真炮真枪等,刺激观众兴趣,也使研究增色。
如何以这样的叙事方式重现历史真实?翟月琴自言面临“很大的考验”。对她来说,剧评资料多多益善,尽管互联网提供极大的便利,但仍需与原件作比照与甄别,方得以可靠运用。剧评分析涉及演剧与剧评人的具体境遇,须结合日记、传记、回忆录等,弄清谁在说、在什么场合说,方能给予恰如其分的诠释。说到底,通过剧评讲述历史,更须讲究对材料的选择与编制。民鸣社之所以被注入吹兰之气而焕然一新,在于作者以史料以及“甲寅中兴”的整体把握为基础,以同情与尊重之心重构历史主体,描述其如何在艰难求生、卓绝打拼之旅中为戏剧现代性转型作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当然,民鸣社的商业性一向为人诟病,翟著如实叙述其对新民社如何挖角和吞并的过程,以及各剧团之间激烈角逐,剧社内部人员的纠葛,也给出自己的结论:
尽管研究者对于民鸣社上演的剧目在审美性上颇多质疑,但民鸣社演剧所彰显的相对世俗化的美学标准,恰恰是清末民初新剧初创期开辟的推新、革新、更新与焕新的“新”界面,在与传统旧剧拉开距离的同时,也体现了新剧在世界与吾国、传统与现代、脚本与舞台之间相互生发杂合的过渡状态,这在无形中也影响了上海早期演剧的观念与技术变革。
将美学与商业的关系放在世界与中国、传统与现代的脉络里观察,更关注社会生态和观念技术的流变,其结论是审慎的、启发性的。单看第三章对《新剧杂志》的“新”的理论的演绎,凸显“高尚”的精神层面、丰富的“思想性”与“新剧的文学”的内涵,足以翻转对民鸣社的刻板印象。第二章从茶园到新剧场的建筑型制及其现代转型的考论;第五、六章叙述“由真入情”的表演,可见演员的倾情投入、完善写实演技,另如化妆、服装、布景、灯光等方面的论述,技术进步源自剧团的内在动力,无不紧扣主体的精神脉络,这里难以详述。总之,精彩在于全书的论证过程,处处魔鬼般细节,似渗透着某种诗学建构。全书犹如一组大型雕塑群像,如塔科夫斯基的“时光雕刻”,每一章节分数个层次精细刻画,由点及面,有史有纲,互相照应,局部与整体浑然合一。
最后再啰唆几句。读到丁罗男的《关于话剧史研究的两个问题的思考》的一段话,把“新潮演剧”与“重写文学史”相联系,说明当下戏剧、文学乃至电影领域的共同学术趋向,对此我深有同感。他说: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中提出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这一观点。我看到好像有北京的主流媒体在批判这个观点,说其中有意识形态的偏见之类的。但我觉得这里至少存在一个误读。王德威的这个观点,本身没有错,而且他在那本书里,并不是用晚清来否定五四的。别的不说,这个观点至少把我们的新文学、新文化的视野进一步打开,把源头推得更远。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否定五四,这是没有逻辑关系的。
我完全同意作者的看法。在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中,王德威撰写的第六章现代文学部分以1841年定为“现代”文学的开端,并非通常所采用的1919年的“五四”运动,声称:“本书不将‘现代性’的开端设置于‘五四’时期,而是把它放在一个更长的进程中”,又说:“诚然,五四一代作家发起的一系列变革,其激烈新奇之处是晚清文人无法想象的。但是,五四运动所宣扬的现代性同样也削弱了——甚至消除了——晚清时代酝酿的种种潜在的现代性可能”。后来王德威主编《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甚至主张在17至21世纪的长时段中考察“现代”的来龙去脉,更有远见。的确,作者无意否认五四,而在长时段中进行反思现代与传统的关系,有利于加强思维广度与力度,持续走向包容与开放。在戏剧领域中,自1918年胡适等人在《新青年》上提出“戏剧改良”之后,不仅“旧戏”被大加讨伐,民初新剧“甲寅中兴”的鼎盛历史也随之消沉埋没。在此意义上,翟月琴的《民鸣社与清末民初上海演剧研究》重现百余年前这一段璀璨戏剧史,为之谱写华彩篇章,也是反思“现代性”的可喜成果,因此谨以这篇短文表达我的庆贺之意。
2025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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