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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本首-次出版
普利策奖得主厄内斯特·贝克尔遗作
《拒斥死亡》姊妹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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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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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普利策奖得主厄内斯特·贝克尔的遗作，延续《拒斥死亡》对人类死亡恐惧的探讨，深入剖析人类如何通过文化、宗教、权力与金钱建构“不朽”幻象，以逃避对死亡的焦虑。贝克尔融合人类学、精神分析与哲学，揭示“邪恶”的根源并非人性本恶，而是人试图以英雄主义姿态战胜死亡、追求永恒所引发的毁灭性后果。他批判社会制度如何利用这种恐惧进行操控，呼吁建立一种更清醒、非破坏性的“英雄主义”来面对人类存在的终极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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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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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之前所见，不平等并非如激进派所设想的那样，仅仅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和国家统治结构的发展而产生。它也不像保守 派所声称的那样“自然”：压迫性权力始终被用来服务于所谓的“合 法秩序”。 同样，人性既不像卢梭和马克思所描绘的那样中性，也 不像保守派为了维持既有秩序而宣称的必然邪恶。激进派思想家必 须认识到，即便给予人政治与经济上的平等，他们仍会在某种形式 上主动拥抱不自由。而保守派也必须明白：所谓“选择服从或不服 从的自由”，乃至“将自身权能交付给权威的自由”，从一开始就带 有强制性，并且与人对权力与威严的感知方式紧密相关。人们用来 积累财富和社会特权的“才能”，或许确实源于心智与身体素质上的 某些真实差异；但“制造幻象的才能”才是暴政的核心，它并非完 全自然与中性，而是部分人为造就的，其根源在于无知、对幻象的 渴求与恐惧。因此，它被纳入“人的解放”这一科学议题，而并非 注定永远从属于所谓的自然秩序。
如果说，不平等的心理维度以及人性核心中的不自由，这些复 杂问题注定不会让深陷于某一意识形态阵营的人感到满意，那么， 要知道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或者以何种方式接近它们，就变 得更加困难。各种意识形态仍会在这些问题上自说自话、各行其是， 却始终回避其核心。但至少有几点似乎可以确认：尽管激进派或 许不愿接受，社会科学的发展必然比卢梭和 马克思当初所设想的更 为缓慢，也更为谦逊。除非它沦为暴力革命的工具―在这种情况 下，正如历史的惨痛教训所揭示的，那些新诞生的社会反而更不可 能真正建立在公开、理性的科学原则之上。至于保守派，尽管他们 或许会因恐惧而退缩，但这并不妨碍“人类科学”正如启蒙运动所 设想的那样，成为对社会既具有批判性又具有改良性的科学。人性 中并没有什么东西会提前宣判彻底的社会变革或乌托邦理想注定失 败。例如，过去有学者认为，如果人的攻击性是一种必须得到表达的天生驱力，那么所有社会都必须设法提供某种“仇恨满足”（hate satisfaction） 的 渠 道， 就 连 人 类 学 家 克 莱 德·? ?克 拉 克 洪（Clyde Kluckhohn）也坚持这一观点。22 许多杰出的学者长期纠结于这一推 论的含义：如果人类内在携带毁灭性的种子，那么似乎就不可能发 展出任何人道主义或解放性的社会理论。 当然，从战争和替罪机 制的历史事实来看，克拉克洪、弗洛伊德以及许多其他学者的观察 似乎都得到了印证。但如果仇恨并非一种基本驱力，或不是本能中 固有的一部分，而是源于对死亡与无力感的恐惧，并且能够通过对 “仇恨对象”的英雄式胜利来得到缓解，那么至少我们在科学上就可 以着手处理这一问题。即便承认人拥有最具破坏性的动机，社会中 的人类科学依然可以成立―因为这些动机能够被公开呈现、接受 清晰地分析，并在人类事务的全部领域中追溯其整体结构。而这些社会事务本身，正是人类内心折磨与存在性悖论的映照。
因此，社会理论既非激进，也非保守，而是科学性的；我们应 当首先就其关于人与社会的基本认知达成科学共识。在形成共识之 后，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继续探讨第八章提到的社会构想方案， 即构建一个既非破坏性、又能够有效运作的社会体系。我们拥有一 个关于人性的总体理论，它完全遵循“自然主义”，正如肯尼斯·? ?伯 克（Kenneth Burke）所倡导的，并在理论层面可以“使人类免于其 天然弱点”―免于为自身的恐惧与需求寻找替罪羊。我们可以设 计一种社会理想，它充分考虑人类最基本的动机，又不再直接为这 些动机所否定。换言之，仇恨对象不必局限于特定阶级、种族，甚 至不必是具体的人类敌人，而可以是非个人的、却真实存在的事物， 如贫穷、疾病、压迫或自然灾害等。或者，如果我们认识到邪恶会 化身为压迫者和刽子手，那么至少可以让仇恨变得更理性、更有分 寸：将矛头对准自由的敌人，对抗那些依靠奴役、利用同胞轻信与弱点而壮大的力量，正如伯克所雄辩论述的那样。
最后，我不得不承认，这里提出的问题或许比它解决的还要 多，因为人们的爱与恨，总是依循各自的理解与需求。但我们必须 尝试更进一步；毕竟，自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科学的整体取向，归 根结底就是许诺：对邪恶保持客观是可能的。这种“对邪恶的客 观性”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客观化的仇 恨”（objective hatred）。这种对仇恨的厘清，使我们能够再次回应 威廉·? ?詹姆斯那句恒久的呼吁―为人类的自然施虐冲动寻找一种 道德上的等价物，并寄望于将自我扩张转化为生命的延续，而非走 向毁灭。更进一步，如果我们意识到自身的仇恨，其实源于与我们 所憎恨之人相同的需求与战胜邪恶的冲动，那么这或许正是将更温 和的正义引入人类事务的最佳途径。这正是阿尔贝·? ?加缪（Albert Camus）从我们充斥着邪恶的时代中汲取的伟大启示，他满怀动人 的希望，设想有一天，每个人都会以自己的方式宣告：宁可认错、 不染杀戮，也不要在尸骨累累的墓窖死寂中自诩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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