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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一部中国早期城市发展简史，解读城市与文明交织共生的规律。
该书是一部研究中国早期城市与文明起源的学术通俗读物，为夏商考古、先秦史、城市史、古都史等研究者与爱好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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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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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城市与文明起源》依托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早期都邑的形成与都邑形态研究”，是一部图文并茂的学术通俗读物。全书共十二章，从先民建造城市的动因出发，深入剖析城墙的形成、早期城市产生的年代、众多著名城址的特色、先民城市选址观、城市规划布局与建造技术、军事防御体系，以及早期城市的类型、演变进程和区域差异等多方面内容。同时，探讨早期城市与文明要素形成的关系。该书堪称一部中国早期城市发展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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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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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硕，郑州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会长，中国考古学会夏商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主要从事先秦考古、先秦史、城市考古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各类科研项目30余项，出版学术著作18部，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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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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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1
有关早期城市的定义—3
探讨早期城市涉及的问题—22
第一章 先民为何要建造城市—25
基于军事防御的目的—26
体现防御洪水的功能—28
建置政治与军事中心的需要—31抵御野兽的侵袭—32
阻止盗窃的发生—33
第二章 城墙的由来—35
环壕聚落的出现—36
整修壕沟堆土成墙—38
有意建筑城墙—42
第三章 早期城市产生的年代—45
国外古代城市产生的年代—46
文献记载的中国古代城市产生的年代—48考古发现确认的早期城市产生的年代—51
第四章 中国考古发现的早期城址—55
考古发现概述—56
仰韶时代城市—60
龙山时代城市—63
夏商时代城市—81
第五章 先民城市选址观—101
择高建城—102
濒临河湖—106
生态环境优越—110
具备自然屏障—114
都城居中—116
第六章 早期城市的规划布局—121
城垣规划布局—122
功能区规划布局—132
宫室区规划布局—147
道路规划布局—158
第七章 早期城市的军事防御—163
城区修筑诸多军事防御设施—164
利用自然屏障进行城市防御—182
构建都邑性城市周边地区军事防御体系—187
第八章 早期城市的建造技术—195
城垣建造技术—196
宫室建造技术—212
民居建造技术—218
仓储建筑建造技术—224
水利设施建造技术—229
第九章 早期城市的类型—237按地貌条件和环境划分—238按军事防御模式划分—242
按城市功用和等级划分—245
第十章 早期城市的发展演变进程—257早期城市的萌芽—258
早期城市的形成—260
早期城市的发展—262
早期城市的进步—265
第十一章 早期城市的区域差异—269
城市出现年代的差异—270
城市营建模式的不同—273
城市功能的区别—276
城墙建筑技术的迥异—278
第十二章 早期城市与文明要素的形成—281
早期城市与社会等级的出现—282
早期城市与文字的创造—288
早期城市与礼制的形成—292
早期城市与青铜时代的到来—297
附表：中国早期城市统计表—303
参考资料—330
后 记—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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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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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 5000 年的文明历史。从世界范围来看，古代文明形成的主要标志就是城市、人口、文字、复杂的礼仪性建筑等。 20 世纪 80 年代， 中国学者也提出了城市、文字记载、青铜器铸造等中国古代“文明三要素”。从中国社会发展特性和考古实际出发， 近年有学者认为判断社会是否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有四项：一是生产力获得发展， 出现社会分工；二是社会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出现王权；三是人口显著增加和集中， 出现都邑性城市， 并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四是出现王所管辖的区域性政体和凌驾于全社会之上、具有暴力职能的公共权力——国家（王巍，2020） 。由此可知，城市是古代文明形成最常见、最为重要的标志。
提起中国古代城市，人们自然而然地就想起明清北京城的雄伟壮观、北宋东京城的繁花似锦， 又想起富丽堂皇的盛唐长安和洛阳两都，甚至还想起恢宏壮阔的西汉长安城和威震天下的大秦帝都咸阳城。殊不知，在这些大都市出现之前， 中国古代城市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孕育、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走过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演变之路。
分析、总结中国早期城市起源与形成的轨迹、模式和发展规律，破解有关早期城市的诸多谜题，对于了解、释读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历史，探讨文明与国家的起源形成问题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有关早期城市的定义
了解和认识中国早期城市，会涉及与其关系密切的聚落、环壕聚落、城、城市、城址、都城（都、都邑） 、早期城市与早期都邑（都城）等基本词汇，还常常会提到一些考古学词汇，如考古学时代、考古学年代（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 、考古学文化、区域考古学文化序列等。在此对这些词汇作简单说明，以利于大家理解本书内容。
聚落
说起聚落，人们往往把其与乡村、村落相联系，这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完全准确，其有着特定的含义和判断标准。
应该说，聚落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聚落是人类各种形式聚居地的总称，一般可分为乡村聚落和城市聚落两大类。聚落既是人们居住、生活、休息和进行各种社会活动的地方，也是人们进行生产活动的场所。
史书记载，至少汉代已经出现“聚落”一词。西汉司马迁《史记 ·五帝本纪》称“舜耕历山……一年而所居成聚， 二年成邑， 三年成都”，唐代张守节《正义》解释“聚”就是村落。东汉班固《汉书 ·沟洫志》有“稍筑室宅，遂成聚落”的描述，明确提出“聚落”之概念，即人们集体居住的地方。
由于传世文献对早期聚落的记载较少，诸多早期聚落的历史面貌含糊不清，故用当今考古学手段进行聚落研究是学界的通常做法。
聚落考古或聚落考古学是指以聚落遗址为核心进行田野考古调查、发掘以及研究的一种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包括聚落组成单位的界定、聚落布局和内部结构、聚落的空间分布及相互关系、聚落形态的历时演变等（栾丰实， 2002 ）。
对于中国考古学来说，聚落考古学主要适用于史前及夏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确定何为聚落遗址， 分析聚落的成因， 探讨聚落布局，划分聚落等级， 对聚落进行断代， 这些是早期聚落研究最基本的课题。
依据聚落考古理论，基于考古实际，中国古代早期聚落遗址应具备以下五项标准：
一是有一定规模的用于居民居住的建筑遗存，如房屋。房屋建筑是一个聚落的基本设施，是聚落的核心构成要素。
二是有较为丰富的生活遗存，如墓葬、祭祀遗存、灰坑、窖穴、水井以及动物、食物等遗存。
三是有生产遗存， 如制作陶器、骨器、铜器、玉器、石器的作坊。其中制陶、制骨遗存较为常见，铸铜、制玉等遗存多见于较高规格的聚落中。
四是有一定的防御设施，如壕沟、围墙、城垣、栅栏或存在可以倚重的河流、湖泽、山岭、断崖等自然屏障。
五是各类遗存相对集中， 有一定的规划布局，可大致分辨出居住区、作坊区、墓葬区、祭祀区等功能区。
从考古发现来看，中国古代聚落出现于距今 1 万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浙江境内的上山文化发现多处聚落遗址。距今 9000 年至8000 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北方地区内蒙古境内的兴隆洼文化，黄河流域河南境内的裴李岗文化、山东境内的后李文化，长江流域湖南境内的彭头山文化等，都发现有聚落遗址。其中一些聚落遗址，如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遗址，在聚落周围环绕有大型壕沟，这样的聚落一般称为“环壕聚落”。
城、城市与城址
城、城市也是聚落。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而产生的一种区别于乡村的高等级聚落形态。现代城市一般是指人口密集、工商业发达的地方，通常是国家或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中国古代城市通常是指有城垣的较大型的聚落，大多具备国家或区域性政治、军事中心的功能，部分兼具经济、文化、宗教中心的地位。
“城”字出现稍晚。商代甲骨文尚不见“城”字，但有与城墙有关的“墉”（郭）字，作形，其中间为圆圈或方形，象征城垣；外围为亭状物，应为城门之上的城楼。西周出土金文始见“城”字，作 形（如西周晚期《元年师兑簋》） 。传世典籍《诗经 ·邶风 ·静女》有“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 搔首踟蹰”的诗句，这里的“城隅”（城墙之角）成为谈情说爱、男女约会之地。
古代“城”字本义为“城墙”或“城垣”。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解释“城， 以盛民也”，清代段玉裁注“盛”是“如黍稷之在器中”，说明“城”有“盛装”功用，显然是指用土石材料垒筑、用作防御的闭合城墙或城垣，其用途主要是保护居民的生命财产不受损害。正如《墨子 ·七患》所言：“城者， 所以自守也。”东汉赵晔《吴越春秋》把城之“自守”功能加以区分，即“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是说内城是保卫最高统治者的，外郭是守卫普通居民的。
由于中国古代王朝最高统治者及诸侯、卿大夫等国家管理人员多将有城垣的大型聚落作为其政治活动中心和居住之地，而城墙又是政治中心的主要建筑和最重要的防御设施，因此城墙逐渐成为中心聚落最突出的标志，随之“城”的词义也逐渐扩大化，其含义由“城墙”或“城垣”向“有城墙或城垣的大型聚落”转变。
至少东周以后， “城”字除了表示“城墙”之意，还更多地兼具“城市聚落”的含义。春秋时期左丘明《左传 ·庄公二十五年》有“城聚”之说，表明城是包含在聚落之中的。西汉刘向编订的《战国策 ·秦策三》所载“自是之后，赵、楚慑服……身所服者，七十余城”之“城”，其含义当为城市聚落而非仅仅是城墙。北宋文学家苏洵《六国论》之“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之“城”，更应为“城市”之意。
文献记载的“市”出现很早。《易 · 系辞下》称早在神农之时， “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是说神农氏炎帝时期已出现用于交易货物的市场。《世本 ·作篇》称“祝融作市”，是说黄帝时期的火正（古代掌火之官） 祝融开始创造市场。遗憾的是，考古发掘尚不见史前及夏商时期大型聚落有专门市场或从事商业贸易的实证资料。
至少周代已有专门从事货物交易的市场。《左传 ·庄公二十八年》记载郑国都城郭城内有“逵市”，即城内大道两旁的集市或市场。《周礼 ·地官 ·司徒》“司市”中记载有“大市”和“朝市”，大市主要是“百族”经商的地方，朝市主要是“商贾”汇聚之地。
战国时期出现“城市”一词，且常见“城”与“城市”混用、并用的现象。《战国策 · 赵策一》记载韩国愿意割让给赵国“城市之邑七十”，《韩非子 ·爱臣》有“大臣之禄虽大， 不得藉威城市”的说法，这些“城市”与《战国策 ·秦策三》“身所服者， 七十余城”之“城”，其含义应该都是指“城市”，看来这个时期“城”与“城市”二词已经没有明显的差别了。
当今研究中国古代城市，有学者甚至部分史学爱好者十分关注城市之“市”的体现，强调城市的商业功能，认为中国古代早期阶段的城市不具备商业功能，不见专门设置的“市”，只能称作“城”，而不能算作“城市”；西周或东周，抑或秦汉甚至唐宋才出现具备商业功能的“城市”。分析发现，这些观点和看法有待商榷。
的确，早期阶段的城市“市”之功能大多不具备或不明显，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城市”属性。这是因为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孕育、萌芽、形成、发展的演变过程，城市的形成、发展历史也不例外。后期城市是由早期城市直接发展、演变而来，可以说早期城市是后期城市的先驱，二者如同人类之“儿童”与“成年”“壮年”之关系，同样我们也不能因商业功能较弱或不具备商业中心的性质等理由就把尚处于早期阶段的城址排除在“城市”的范畴之外。
实际上，若一味强调城市含义的商业标准，把“城”与“城市”人为分开，那么在考古工作中是很难行得通的。在缺乏文献明确记载、考古遗存有限、缺乏出土自证性文字的情况下， 哪些城址有商业功能，哪些城址没有商业功能，是无法准确判断的， 一定要说出哪些城址属于具备所谓商业功能的“城市”也是不现实的。
据上分析，可以这样认为，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研究上，那种把早期城市与晚期城市截然区分为“城”与“城市”两个阶段的做法没有必要，也不具备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城”与“城市”的含义应相同或接近（张国硕， 2014 ）。
所谓“城址”即“城市遗址”，一般是指考古发现的具备城墙等防御设施的大型聚落遗址。从考古实践来看，中国早期城市遗址的判断至少应具备以下三项标准：
一是遗址必须具备聚落特性。除了有一定的防御设施和功能区，还应具备较为丰富的生产、生活遗存。
二是建造有宽厚的大型城垣等防御设施。多数情况下，大型城垣外侧邻近区域开挖有护城壕沟（图 0-1 ），个别城垣内外两侧皆有壕沟。
城市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须具备一定的自然条件、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才能建造起来。这就要求生产力水平必须达到一定程度，能够提供充足的人力、物力资源，发明并掌握筑城技术。在这些基本条件具备的前提下，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则是城市产生的直接诱因。自然因素主要指气候、环境、降水、野兽等。社会因素主要指当时的社会发展及族群、邦国、国家之间的战争和社会治安情况等。
中国早期城市出现的起因主要是军事防御和防御洪水的需求，其次也有抵御野兽、保护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的目的，当然还有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考虑。中国早期城市，尤其是史前城市，大都建造有大型城垣。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些城市大都具备军事防御、防御洪水、抵御野兽、防止盗窃等基本功能，当然还不同程度地具备政治、军事中心等功能。
基于军事防御的目的
有效的军事防御是城市孕育建造的主要原因之一。史前时期，由于贫富分化， 私有制、阶级的萌芽， 社会复杂化不断加剧， 聚落之间、部落之间、部落集团之间、邦国之间的矛盾、冲突逐渐升级，旨在获取财富甚至掠夺人口的战争及因领土纠纷、争夺水源地、复仇等发生的争斗频繁上演。而高大的城墙在捍卫族众生命与财产安全、保障社会持续发展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文献记载，史前时期的五帝时代存在诸多部落、族群集团。我国古代民族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徐旭生， 1960） 。其中华夏集团主要分布于黄河中游地区，黄帝时代的华夏集团至少有黄帝、炎帝等部落集团，后又有颛顼、帝喾等后裔部落，尧舜时代的华夏集团至少有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等部落族群，夏商时代的华夏集团至少包括夏族、商族、周族等族群。东夷集团分布于黄河下游地区，主要由太昊、少昊和蚩尤等部落集团组成。苗蛮集团居于长江中游地区， 以三苗集团为首。
各部落之间、族群集团之间冲突不断。《史记 · 五帝本纪》记载，黄帝集团与炎帝集团大战于“阪泉之野”，双方参与力量较多，涉及众多部落、族群，最终以黄帝集团的胜利而告终。阪泉之战以后，华夏集团的黄帝集团又与炎帝集团结盟，曾与东夷集团的蚩尤集团发生“涿鹿之战”。尧舜禹时期，史书记载战争更多，如《荀子 ·议兵》称“尧伐 兜，舜伐有苗， 禹伐共工”，《孟子 ·万章上》说舜“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墨子·非攻下》云禹“征有苗”。这些记载虽然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但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战争频仍、参与力量众多、部落之间时而结盟又时而敌对的混乱社会形态。
除了部落集团和族群之间的战争，本族群内部不同聚落之间因为利益的冲突也经常会发生小范围的战争。史前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粮食等食物的收获主要靠自然的恩赐，风调雨顺则丰衣足食，反之则有灭族之灾。为了争夺粮食等生活物资，聚落之间战事不断，促使相对弱小的聚落不断加强自身的防护。
在各种冲突和军事战争中，处于弱势的一方，生存下来的最佳方法就是要积极、有效地进行军事防御。当战争频繁发生成为常态时，早期单一、原始的环壕设施已不能满足聚落防御的需求，人们开始寻求新的防御工事，而筑城是保护本族群安全最为有效的手段。人们用夯土或石材构筑坚固的城垣，辅之以宽深的护城壕，形成聚落周围的防护屏障，以保护本聚落的生命与财产不受损害。
文献有战争与筑城关系密切的记载。如《黄帝内传》称“帝既杀蚩尤， 因之筑城阙”， 《史记 · 封禅书》有“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的说法， 《吴越春秋》还有“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记载。考古发现的中国早期城址，常见有城垣多次修筑的迹象，这除了洪水破坏的原因，不排除因战争因素造成毁城的可能性。
体现防御洪水的功能
史前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人们对大自然的依赖程度较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有限，一旦发生自然灾害，人们的生产、生活必将受到极大的影响。自然灾害的侵袭是早期人类生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为了避免和降低洪水的危害，先民采取诸多办法，经过长时期的实践检验，逐渐认识到封闭的墙垣在防灾、减灾中的有效作用，最终导致早期城市的孕育形成。
中国古代的黄河、长江流域适宜的温度、充沛的降水量，在给早期人类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带来巨大的隐患——洪水侵袭。文献古籍中有不少关于史前洪水泛滥的记载。
《史记 · 五帝本纪》帝尧曰： “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
《史记 ·夏本纪》载：“当帝尧之时， 鸿水滔天， 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
《尚书 ·尧典》帝尧曰： “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
《尚书 ·益稷》禹曰：“洪水滔天， 浩浩怀山襄陵， 下民昏垫。”防洪是史前社会人们生活中的大事，直接关乎族群的生死存亡。
面对洪水泛滥，先民采取各项措施加以治理。《孟子 · 滕文公上》称尧之时“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尧“举舜而敷治焉”，是说尧让舜参加治理洪水。最著名的当数夏鲧、大禹治水的故事。《史记 · 五帝本纪》记载，尧舜时期，帝尧寻求能够治水者，来自夏族群的鲧被委以重任，但鲧治水不力，后被处以重罚，而同样来自夏族群的禹和来自商族群的契皆因治水有功， 被舜委以重任， 禹担任“司空”主“平水土”，契担任“司徒”辅佐禹治水。
之所以禹后来能成为尧舜禹族群联盟的首长，与他在疏浚洪水方面的功劳密切相关。当时人们对付洪水的办法主要有三种：一是疏导，二是筑堰造墙封堵，三是择高而居。《淮南子 · 齐俗训》说禹之时天下大水， “禹令民聚土积薪，择丘陵而处之”，应就是择高而居躲避洪水。除了择高而居这种相对消极的办法， 大禹还主动采取疏导之法，最终取得了成功，大水获得有效治理。
在长期的治理洪水过程中，先民还采取建筑城墙的办法把居民区圈围起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御洪水泛滥之危害。早期居民躲避水灾最初是选择在高岗、台地等地势较高的地区生活，但当大洪水来临时，一般的高地势仍然无法阻止洪水对人类生产、生活的破坏。由于居住在高地、丘陵之上会对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诸多不便，如取水困难、聚落发展空间受限等，故先民大多还是选择在高低适宜的河旁台地建造聚落，这样的地势仍然面临洪水泛滥的危害。鉴于此，人们开始有意围绕聚落建造墙垣，城墙逐渐成为聚落防御洪水最有效、最常见的设施。史载夏鲧治水主要采用筑堰造墙封堵之法，人们逐渐积累了诸多筑城经验和技术，并开始大量建造城市，还发明了双道城垣防御布局——城郭。南宋郑樵《通志》称“尧封鲧为崇伯， 使之治水，乃兴徒役，作九仞之城”，说明筑城的目的与防御洪水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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