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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删减三卷本，再现英文原版风貌
市面上很多低价本都是节选、缩编，删掉了大量精彩内容。这一版忠于英文原版，全文无删减，并且采用和英文原版一致的三卷本设计，完整还原罗素原著的结构与风采。
?全新通俗译文，阅读顺畅零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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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素代表作，自出版以来畅销80余年，影响深远。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本书系统梳理了2500多年的西方哲学史，勾勒出从古希腊自然哲学兴起到20世纪中期分析哲学成为主流的发展脉络，着重强调哲学和历史背景的密切联系，让读者在了解哲学史的同时，也能概览西方的文化史，帮助读者理解每种哲学因何产生、如何影响，以及当代人该如何看待和理解这些先贤的哲学观点。
本书还原了英文版的三卷本形式，采用更通俗、更现代的译法，文风通俗，文笔优美，适合专业读者，也适合普通大众读者阅读。新增的近200幅名画插图和500多条注解，使这本精深的哲学书更好懂、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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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英］罗素（1872—1970），哲学家、逻辑学家、文学家、和平主义社会活动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与维特根斯坦等人一起创建了分析哲学，在哲学史上影响巨大。
罗素出生于威尔士的一个贵族家庭，父母早逝，由祖母养大。1908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11年担任亚里士多德学会主席。1920年访问俄国和中国，并在北京讲学9个月。1927年在美国开办学校，自任校长。1939年成为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并在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等院校授课。195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70年在威尔士的家中去世。
罗素著有100余种著作，代表作有《西方哲学史》《幸福之路》《数学原理》《物的分析》《罗素自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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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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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I
引 言 III
第一卷 古代哲学
第一部分 前苏格拉底哲学 003
第一章 希腊文明的兴起 004
第二章 米利都学派 027
第三章 毕达哥拉斯 033
第四章 赫拉克利特 042
第五章 巴门尼德 053
第六章 恩培多克勒 058
第七章 雅典与文化的关系 065
第八章 阿那克萨戈拉 069
第九章 原子论 072
第十章 普罗泰戈拉 083
第二部分 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093
第十一章 苏格拉底 094
第十二章 斯巴达的影响 106
第十三章 柏拉图观点的来源 117
第十四章 柏拉图的乌托邦 121
第十五章 理念论 132
第十六章 柏拉图的永生论 145
第十七章 柏拉图的宇宙起源论 156
第十八章 柏拉图哲学中的知识与知觉 162
第十九章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 171
第二十章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 184
第二十一章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196
第二十二章 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 206
第二十三章 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 213
第二十四章 早期希腊数学和天文学 219
第三部分 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古代哲学 229
第二十五章 希腊化世界 230
第二十六章 犬儒学派和怀疑学派 242
第二十七章 伊壁鸠鲁学派 253
第二十八章 斯多葛学派 264
第二十九章 罗马帝国与文化的关系 283
第三十章 普罗提诺 296
第二卷 天主教哲学
导 言 312
第一部分 教 父 319
第一章 犹太人的宗教发展 320
第二章 前四个世纪的基督教 341
第三章 教会三博士 359
第四章 圣奥古斯丁的哲学和神学 380
第五章 5 世纪和6世纪 397
第六章 圣本笃和格里高利一世 412
第二部分 经院哲学家 433
第七章 黑暗时代的教廷 434
第八章 爱尔兰人约翰 457
第九章 11 世纪的教会改革 464
第十章 伊斯兰文化与哲学 479
第十一章 12 世纪 489
第十二章 13 世纪 510
第十三章 圣托马斯·阿奎那 528
第十四章 方济各会的经院哲学家 541
第十五章 教廷的衰落 558
第三卷 近现代哲学
第一部分 从文艺复兴到休谟 575
第一章 总体特征 576
第二章 意大利文艺复兴 580
第三章 马基雅维利 589
第四章 伊拉斯谟和莫尔 597
第五章 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 609
第六章 科学的崛起 612
第七章 弗朗西斯·培根 628
第八章 霍布斯的《利维坦》 633
第九章 笛卡尔 645
第十章 斯宾诺莎 656
第十一章 莱布尼茨 668
第十二章 哲学中的自由主义 684
第十三章 洛克的知识论 692
第十四章 洛克的政治哲学 705
第十五章 洛克的影响 728
第十六章 贝克莱 734
第十七章 休谟 747
第二部分 从卢梭到现代 763
第十八章 浪漫主义运动 764
第十九章 卢梭 774
第二十章 康德 790
第二十一章 19 世纪的思潮 807
第二十二章 黑格尔 818
第二十三章 拜伦 834
第二十四章 叔本华 842
第二十五章 尼采 850
第二十六章 功利主义者 862
第二十七章 马克思 871
第二十八章 柏格森 879
第二十九章 威廉·詹姆斯 896
第三十章 约翰·杜威 904
第三十一章 逻辑分析哲学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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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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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许多哲学史著作，而我的目的不仅仅是为哲学史书添砖加瓦。我的目的是将哲学作为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展示：不是作为杰出个人的孤立思考，而是作为不同体系兴盛的各种社会特征的影响和原因。这一目的要求哲学史家对一般历史进行更多的描述。我发现，对于一般读者不可能熟悉的时期，这一点尤为必要。经院哲学（scholastic philosophy）的伟大时代是11世纪宗教改革的结果，而这些改革又是对以前教会腐败的反抗。如果不了解罗马灭亡和中世纪罗马教廷崛起之间几个世纪的历史，就很难理解12世纪和13世纪的思想氛围。在论述这一时期时，与论述其他时期一样，我的目的是只提供我认为必要的一般历史，以便以同情的态度理解哲学家与形成他们的时代和他们帮助形成的时代之间的关系。
这种观点的一个后果是，它赋予哲学家的重要性往往不是他在哲学上的功绩所应有的。例如，就我而言，我认为斯宾诺莎（Spinoza）是比洛克（Locke）更伟大的哲学家，但斯宾诺莎的影响力要小得多。因此，我对他的论述要比洛克简短得多。有些人——比如卢梭（Rousseau）和拜伦（Byron）——虽然根本不是学术意义上的哲学家，却对当时的哲学风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如果忽略了他们，就无法理解哲学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看，即使是纯粹的行动者有时也非常重要：很少有哲学家能像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或拿破仑（Napoleon）那样对哲学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吕库古（Lycurgus），如果他存在的话，会是一个更显著的例子。
在试图涵盖如此长的时间跨度时，有必要采取非常严格的选择原则。通过阅读标准的哲学史，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过于简略的叙述对读者没有任何价值。因此，我完全省略了那些在我看来不值得全面介绍的人（只有少数例外）。对于我所论述的人，我提到了与他们的生活和社会环境相关的内容；有时，如果我认为这些细节能够说明一个人或他所处的时代的话，我甚至会记录一些本质上并不重要的细节。
最后，我要向我这个庞大课题的各领域专家们解释和道歉。我对每一位哲学家的了解，显然不可能像一个研究领域更聚焦的人对他的了解那样多；我毫不怀疑，我提到的每一位哲学家，除了莱布尼茨（Leibniz）之外，很多人都比我更了解。然而，如果认为这就是保持沉默的充分理由，那么，任何人都不应该在历史的狭小范围之外进行更多的论述。斯巴达对卢梭的影响，柏拉图（Plato）对13世纪以前基督教哲学的影响，景教（Nestorians）对阿拉伯人以及圣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影响，圣安布罗斯（Saint Ambrose）从伦巴第城市兴起至今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影响，这些都是全面的历史著作才能论述的主题。因此，如果有读者认为我对我的主题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的了解不够充分，请读者原谅，毕竟“时光飞逝”，无法做到更充分。
这本书的诞生要归功于阿尔伯特·C.巴恩斯（Albert C. Barnes）博士，它最初就是为宾夕法尼亚州的巴恩斯基金会准备的，部分内容曾用于讲座。正如我在过去13年中的大部分工作一样，我在研究和其他许多方面都得到了妻子帕特里夏·罗素（Patricia Russell）的大力协助。
伯特兰·罗素
引 言
我们称之为“哲学”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两个因素的产物：其一是继承下来的宗教和伦理观念；其二是可称之为“科学”的研究，即最广义的“科学”。对于这两个因素在其体系中所占的比例，各个哲学家的看法大相径庭，但正是这两个因素或多或少地存在才是哲学的特征。
“哲学”一词有多种用法，有的广义，有的狭义。我建议在一个非常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它，现在我将试着解释一下。
按照我的理解，哲学介于神学和科学之间。与神学一样，它包括对迄今为止尚无法确定的明确知识的推测；但与科学一样，它诉诸人类理性而非权威，无论是传统权威还是天启权威。我认为，所有确定的知识都属于科学，所有超越确定知识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在神学和科学之间有一个“无人区”，会受到来自双方的攻击，这个“无人区”就是哲学。几乎所有思辨的思想最感兴趣的问题都是科学无法回答的，而神学家自信的回答似乎不再像前几个世纪那样令人信服。世界是否分为精神和物质，如果是，什么是精神，什么是物质？心灵是受制于物质，还是拥有独立的力量？宇宙是否具有统一性或目的性？它是在朝着某个目标进化吗？是否真的存在自然法则，还是我们相信自然法则只是因为我们天生喜欢秩序？人类是否就像天文学家眼中所看到的那样，只是一个由不纯净的碳和水组成的小块，无力地爬行在一个渺小而不重要的星球上？抑或他是哈姆雷特眼中的样子吗？也许他两者兼而有之？是否有一种生活方式是高尚的，另一种生活方式是卑鄙的，还是所有的生活方式都只是徒劳无益的？如果有一种生活方式是高尚的，那么它的内涵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实现它？好的东西必须是永恒的，才值得被珍视，还是说，即使宇宙正不可阻挡地走向死亡，它仍值得追求？是否存在智慧，或者看似智慧的东西仅仅是愚蠢的终极形态？对于这些问题，实验室里找不到答案。神学自称给出了答案，而且非常明确，但它们的明确性使现代人产生了怀疑。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就是哲学的范畴——即使不能给出答案。
那么，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要在这些无法解决的问题上浪费时间呢？对此，我们可以作为历史学家，或者作为一个面对宇宙孤独而恐惧的个体来回答。
历史学家的回答，就我所能给出的而言，将在这部著作的行文中出现。自从人类有了自由思考的能力，他们在无数重要方面的行动就取决于他们对世界和人类生活的理解，取决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一点在当今时代和以往任何时代都是如此。要了解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我们就必须了解它的哲学，而要了解它的哲学，我们自己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是哲学家。这里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人们的生活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哲学，但反过来，他们的哲学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生活环境。这种几个世纪以来的相互作用将是下文的主题。
然而，还有一个更个人化的答案。科学告诉我们能知道什么，但我们能知道的很少，如果我们忘记了我们无法知道的事情有多少，我们就会对许多非常重要的事情麻木不仁。另一方面，神学会诱导我们教条地相信我们拥有知识，而事实上我们一无所知，这样做会对宇宙产生一种无礼的傲慢。在充满希望和恐惧的情况下，不确定性是痛苦的，但如果我们想在没有安慰性童话的支持下生活，就必须忍受不确定性。忘记哲学所提出的问题，或者说服自己已经找到了无可辩驳的答案，都是不可取的。教人如何在没有确定性的情况下生活，但又不因犹豫不决而无法行动，这也许是哲学在我们这个时代仍能为学习它的人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哲学从神学中独立，始于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在古代哲学发展过程中，随着基督教的兴起和罗马的衰落，哲学再次被神学“淹没”。从11世纪到14世纪是哲学史第二个重要的阶段，除了腓特烈二世皇帝（ Emperor Frederick II，1195—1250）等少数几个伟大的反叛者之外，哲学一直被天主教会所统治。这一时期因宗教改革导致的混乱而结束。哲学的第三阶段是从17世纪到今天，与前两个时期相比，这一时期主要由科学主导；传统的宗教信仰依然重要，但人们认为需要证明其合理性，并在科学认为必须证明其合理性的地方对其进行修改。从天主教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的哲学家很少是正统的，因为在他们的思考中，世俗国度比教会更为重要。
社会凝聚力和个人自由，就像宗教和科学一样，在所有阶段都处于冲突或不安的妥协状态。在希腊，对城邦的忠诚保证了社会的凝聚力；即使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尽管亚历山大在那个时代废弃了城邦制，但他也看不到任何其他政体的优点。因其对城邦的责任不同，个人的自由受到限制的程度差别很大。在斯巴达，个人的自由就像在现代德国或俄罗斯一样少；而在雅典，尽管时有迫害，但在最好的时期，公民拥有非常大的自由，不受国家的限制。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对城市的宗教和爱国主义的奉献就支配了希腊思想；其伦理体系适应于公民的生活，并具有很强的政治因素。当希腊人先后臣服于马其顿人和罗马人之后，原先适合独立时代的观念就不再适用了。这一方面使希腊人因与传统决裂而失去活力，另一方面也使希腊人的道德观更加个人化，社会性更弱。斯多葛学派认为，有德行的生活基于灵魂与神的关系，而不是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因此，他们为基督教铺平了道路，而基督教与斯多葛学派一样，最初是非政治的，因为在其最初的三个世纪里，其信徒对政府没有影响力。从亚历山大到君士坦丁（Constantine）的六个半世纪里，社会的凝聚力不是靠哲学，也不是靠古老的忠诚，而是靠武力，首先是军队的武力，然后是民政管理的武力。罗马的军队、罗马的道路、罗马的法律和罗马的官员建立并维持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一切都不能归功于罗马哲学，因为罗马根本就没有哲学。
在这个漫长的时期，从自由时代继承下来的希腊思想经历了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一些古老的思想，特别是那些我们认为具有宗教意义的思想，相对来说变得更加重要；而另一些更加理性的思想，则因为不再符合时代精神而被抛弃。后来的异教徒以这种方式对希腊传统进行了修整，直到它适合纳入基督教教义。
基督教普及了一种重要的观点，这种观点此前就已经隐含在斯多葛学派的教义中，但与古代的普遍精神格格不入，我指的是人对神的责任比对国家的责任更重要的观点。这种观点，即苏格拉底（Socrates）和使徒们所说的“我们应该服从神而不是人”，在君士坦丁改变信仰后得以幸存，因为早期的基督教皇帝都是阿里乌斯派（Arians）或倾向于阿里乌斯派。当皇帝们成为正统派后，它就被搁置了。在拜占庭帝国，它仍然处于潜伏状态，后来的俄罗斯帝国也是如此，因为其基督教源自君士坦丁堡。但在西方，天主教皇帝几乎立即被异端蛮族征服者取代（高卢部分地区除外），宗教效忠优于政治效忠的情况存续下来，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至今仍然存在。
野蛮人的入侵结束了西欧长达六个世纪的文明。此后文明在爱尔兰苟延残喘，直到9世纪被丹麦人摧毁；在文明消亡之前，出现了一位著名人物——司各特·爱留根纳（Scotus Eriugena）。在东罗马帝国，希腊文明以一种脱水的形式，像博物馆一样保存了下来，直到1453 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但除了艺术传统和查士丁尼（Justinian）的罗马法典之外，君士坦丁堡没有产生任何对世界具有重要意义的东西。
从5世纪末到11世纪中叶的黑暗时期，西罗马世界发生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变化。基督教引入的对神的责任和对国家的责任之间的冲突，变成了教会和国王之间的冲突。教皇的教会管辖权扩展到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和波兰。起初，在意大利和法国南部以外的地区，教皇对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控制非常有限，但从格里高利七世（Gregory VII，11 世纪末）开始，这种控制变得真实有效。从那时起，整个西欧的神职人员形成了一个由罗马指挥的统一组织，他们从容不迫地寻求权力，在与世俗统治者的冲突中通常都会取得胜利，直到 1300 年以后。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不仅是教士与教友之间的冲突，也是地中海世界与北方蛮族之间冲突的延续。教会的统一与罗马帝国的统一遥相呼应；它的祈祷书用拉丁语书写，它的主导者大多是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或法国南部人。他们的教育（当教育复兴时）是古典式的；他们的法律和政府的概念，更符合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而非同时代君主的看法。教会既代表着对过去的延续，也代表着当时最高的文明。
相反，世俗权力掌握在日耳曼后裔的国王和诸侯手中，他们竭力维护自己从德意志森林里带出来的制度。绝对神权与这些制度格格不入，而在这些朝气蓬勃的征服者看来，神权也是枯燥乏味、毫无生气的。国王必须与封建贵族分享权力，但所有人都希望偶尔爆发战争、谋杀、掠夺或强奸等形式的激情。君主们可能会忏悔，因为他们是虔诚的，更因为忏悔本身就是一种激情。但教会永远不可能让他们养成现代雇主要求并通常会让雇员养成的安静、规矩的良好行为模式。如果他们不能随心所欲地酗酒、杀人和恋爱，那么征服世界又有什么意思？他们为什么要带着骄傲的骑士军队，服从那些发誓独身、没有武装力量的书生的命令呢？尽管教会反对，他们还是保留了决斗和决斗裁决法，并发展了竞技和典雅爱情。有时，他们甚至会一怒之下谋杀知名的教会人士。
所有的武装力量都站在国王一边，但教会取得了胜利。教会取得胜利，部分原因是它几乎垄断了教育，部分原因是国王之间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但除了极少数例外，主要原因是统治者和人民都深信教会拥有“天国之钥”的力量。教会可以决定国王应该在天堂还是地狱度过永生；教会可以免除臣民效忠国王的义务，从而激起叛乱。此外，教会代表着秩序，终结了无政府状态，因此赢得了崛起的商业阶层的支持。尤其是在意大利，最后一个因素具有决定性意义。
日耳曼人试图保持教会的部分独立性，这不仅表现在政治方面，也表现在艺术、浪漫文学、骑士精神和战争方面。它在知识界的表现却很少，因为教育几乎完全局限于神职人员。中世纪主流的哲学思想并不是时代的准确写照，而只是一方思想的写照。然而，在教会中，特别是在方济各会（Franciscans）修士中，有一部分人出于各种原因与教皇意见相左。此外，在意大利，文化向大众传播的时间比阿尔卑斯山以北早了几个世纪。反教皇文化的极端代表腓特烈二世试图创立一种新的宗教；圣托马斯·阿奎那出生于腓特烈二世至高无上的那不勒斯王国，却成了教皇哲学的经典代表。约50年后，但丁（Dante）成了集大成者，对中世纪思想做了完整、均衡的阐述。
但丁之后，由于政治和思想方面的原因，中世纪的哲学综合体系瓦解了。中世纪哲学综合体系在其存续期间具有整洁和微型完备性的特质；该体系所考虑的任何事物都与其非常有限的宇宙中的其他内容精确地联系在一起。但是，教会大分裂、大公会议运动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制度导致了宗教改革，宗教改革摧毁了基督教世界的统一和以教皇为中心的经院哲学政体理论。文艺复兴时期，关于古代和地球表面的新知识使人们厌倦了束缚精神的宗教体系。相比于托勒密理论，哥白尼天文学赋予了地球和人类更卑微的地位。在聪明人中间，对新事实的兴趣取代了对推理、分析和系统化的兴趣。尽管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仍然井然有序，但在思想上，它更喜欢大而无当的无序。在这方面，蒙田（Montaigne）是这个时代最典型的代表。
就像在除艺术之外的一切领域一样，政治理论的秩序也崩溃了。中世纪虽然事实上动荡不安，思想上却被一种对合法性的热情和一种非常精确的政治权力理论所支配。一切权力归根结底都来自神；神把神圣的权力授予教皇，把世俗的权力授予皇帝。但在 15 世纪，教皇和皇帝都失去了它们的权威性。教皇只是意大利王公中的一员，参与了意大利权力政治中极其复杂和不择手段的游戏。法国、西班牙和英格兰的新君主在自己的领土上拥有教皇和皇帝都无法干涉的权力。主要由于火药的出现，民族国家对人们的思想和感情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并逐渐摧毁了罗马人对文明大一统的信念。
这种政治混乱在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的《君主论》（the Prince）中得到了体现。在缺乏任何指导原则的情况下，政治变成了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君主论》就如何成功玩转这场游戏给出了精明的建议。希腊伟大时代发生的事情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再次发生：传统的道德约束消失了，因为人们认为它们都是迷信；摆脱束缚后，个人充满活力和创造力，产生了罕见的天才；但道德沦丧必然导致的无政府状态和背叛行为使意大利人一盘散沙，他们像希腊人一样，沦落到了文明程度不如自己但更有社会凝聚力的民族的统治之下。
然而，结果却没有希腊那么惨重，因为除了西班牙之外，其他新近强大起来的国家都表现出了与意大利人取得同样的文明成就的能力。从16世纪开始，欧洲思想史就被宗教改革所占据。宗教改革是一场复杂的运动，它的成功有多种原因。从根本上说，它是北方各民族对罗马统治的反抗。宗教曾经征服了北欧，但意大利的宗教已经衰落：教皇制度依然存在，并从德意志和英格兰攫取了巨额贡品，但教廷对博尔基亚家族（Borgias）和美第奇家族（Medicis）毫无敬畏之心，因为那些家族声称要拯救灵魂出炼狱，实际上却在攫取金钱、骄奢淫逸。民族动机、经济动机和道德动机共同强化了对罗马的反抗。此外，王公们很快就意识到，如果他们领土上的教会仅仅是民族性的，那么他们就能够统治教会，而不必与教皇共享统治权。出于所有这些原因，路德（Luther）的神学改革受到了北欧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者和人民的欢迎。
天主教会有三个源头。它的圣史是犹太教的，它的神学是希腊的，它的治理和教会法至少间接是罗马的。宗教改革摒弃了罗马元素，弱化了希腊元素，大大加强了犹太元素。因此，宗教改革与民族主义势力合作，而民族主义势力破坏了先由罗马帝国、后由罗马教会实现的社会凝聚力。在天主教的教义中，神的启示并没有随着经文而终结，而是通过教会这一媒介世世代代地延续下去，因此，个人的意见要顺从教会的看法。相反，新教徒拒绝将教会作为天启的媒介；真理只能在《圣经》中寻找，每个人都可以自己解释《圣经》。如果人们对《圣经》的解释有分歧，也没有神指定的权威来裁决争端。在实践中，国家夺走了以前属于教会的权利，尽管这是一种僭越。在新教理论中，灵魂与神之间不应有世俗的中介。
这一变化的影响是巨大的。人们不再通过咨询权威来确定真理，而是通过内心的沉思。政治上出现了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宗教上出现了神秘主义的倾向，而这种倾向肯定难以适应天主教的正统框架。新教不是一个教派，而是众多教派；不是一种反对经院哲学的哲学，而是有多少哲学家就有多少种哲学；不是像13世纪那样有一个皇帝反对教皇，而是有许多异端国王。结果，在思想和文学中，主观主义不断深化，起初是作为从精神奴役中解脱出来的一种有益的方式，但逐渐走向个人孤立，与社会理智背道而驰。
现代哲学始于笛卡尔（Descartes），他认为的基本确定性是他自己和他的思想的存在，并由此推断出外部世界。这只是发展的第一阶段，贝克莱（Berkeley）和康德（Kant）之后，就到了费希特（Fichte），对他来说，一切都只是自我的发散。从那时起，哲学就一直试图从这种极端的疯狂，逃逸到日常的常识世界。
哲学中的主观主义与政治中的无政府主义相辅相成。早在路德生活的时代，一些不受欢迎、不被承认的门徒就提出了再洗礼派（Anabaptism）的教义，并一度统治了明斯特市 A。再洗礼派摒弃了一切法律，因为他们认为善良的人每时每刻都会受到圣灵的指引，而圣灵是无法被法律束缚的。因此，他们在英勇抵抗后被消灭了。但他们的学说以弱化的形式传播到了荷兰、英国和美国；从历史上看，它是贵格会（Quakerism）的源头，那是19世纪出现的一种更猛烈的无政府主义，但不再与宗教有关。在俄国、西班牙，以及（较小程度上）在意大利，它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直到今天，它仍然是美国移民当局的心头之患。这种现代形式虽然是反宗教的，但仍然具有早期新教的许多精神；它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将路德对教皇的敌意引向了世俗政府。
主观性一旦被释放，就不可能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而是会将它的作用发挥完为止。在道德方面，新教对个人良知的强调本质上是无政府主义的。习惯和风俗是如此强大，以至于除了像明斯特事件那样的偶尔爆发外，个人主义在道德方面的门徒继续以传统的方式行事。但这是一种不稳定的平衡。18世纪对“感性”（sensibility）的崇拜开始打破这种平衡：人们欣赏一种行为，不是因为它产生了好的结果，也不是因为它符合道德规范，而是因为它激发了人们的情感。正如卡莱尔（Carlyle）和尼采（Nietzsche）所表述的那样，从这种态度中发展出了对英雄的崇拜，以及拜伦式的对所有暴力激情的崇拜。
在艺术、文学和政治领域，浪漫主义运动都与这种主观的评判方式密不可分。老虎比绵羊更美，但我们更喜欢把它们关在栅栏里。典型的浪漫主义者会把栅栏移开，欣赏老虎歼灭绵羊的壮观场面。他鼓励人们把自己想象成老虎，但当他成功时，后果并不完全令人愉快。
针对近代更加疯狂的主观主义，人们做出了各种反应。首先是一种半途而废的妥协哲学，即自由主义学说，它试图划分政府和个人各自的领域。现代形式的自由主义始于洛克，他既反对“热情”（enthusiasm）——再洗礼派的个人主义，也反对绝对权威和对传统的盲目顺从。更彻底的反叛导致了国家崇拜学说，它将天主教赋予教会甚至赋予神的地位赋予了国家。霍布斯（Hobbes）、卢梭和黑格尔（Hegel）代表了这一理论的不同阶段，他们的学说在克伦威尔（Cromwell）、拿破仑和现代德国得到了实际体现。共产主义在理论上与这些哲学相去甚远，但在实践中被推向一种与国家崇拜非常相似的社会形式。
从公元前600年至今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哲学家们被分为希望加强社会凝聚力的人和希望放松社会束缚的人。与这种差异相关联的还有其他一些人。纪律主义者提倡采用某种新旧教条体系，因此不得不或多或少地敌视科学，因为他们的教条无法用经验来证明。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教导人们，幸福不是善，“高尚”（nobility）或“英雄主义”（heroism）才是更可取的。他们同情人性中的非理性部分，因为他们认为理性不利于社会凝聚力。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除了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之外，都倾向于科学、功利、理性，敌视暴力激情，并与所有更深奥的宗教形式为敌。这种冲突在希腊哲学兴起之前就已存在，在最早的希腊思想中就已相当明确。它以不断变化的形式延续至今，毫无疑问，它还将延续很久。
显然，这场争论的每一方——就像所有长期存在的争论一样——部分是对的，部分是错的。社会凝聚力是一种必然，而人类从未仅仅通过理性的争论就成功地增强了凝聚力。每一个社会都面临着两种相反的危险：一方面，由于过于严明的纪律和对传统的敬畏而僵化；另一方面，由于个人主义和个人独立性的增长而使合作无法进行，从而导致解体或被外国征服。一般来说，重要的文明都是从僵化和迷信的制度开始的，然后逐渐放松，并在某一阶段导致一段灿若群星的时期，那时旧传统的优点仍然存在，其固有的邪恶尚未显露。但随着邪恶的显露，它会导致无政府状态，进而不可避免地导致新的暴政，产生由新的教条体系支持的新的综合体。自由主义学说试图摆脱这种无休止的摇摆。自由主义的本质是试图建立一种不以非理性教条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并在确保稳定的同时，不施加超出维持社会所需的限制。这种尝试能否成功，只有未来才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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