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推薦：
《
如何提出一个好问题（全新升级版）
》
售價：HK$
120.9
《
索恩丛书·风雨山河：清季变局中的人物与社会
》
售價：HK$
75.9
《
外太空巨型星座管控的迫切需求
》
售價：HK$
74.8
《
“Z行动”苏联空军志愿队研究（套装全2册）
》
售價：HK$
361.9
《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校释（柒）：《楚居》诸篇
》
售價：HK$
132.0
《
任伯年册页精选
》
售價：HK$
330.0
《
国之大道G219自驾攻略图——314国道喀什至红其拉甫口岸、独库公路
》
售價：HK$
52.8
《
中国近代史（名家导读版）吕思勉历史著作集 精装
》
售價：HK$
90.2
|
| 編輯推薦： |
1.史学大家谢天佑先生代表作，绝版好书复活。新增谢天佑著作集总序、后记等内容，勘误精校，全新修订。该书曾获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发的高等学校出版社优秀学术专著特等奖（1992年）。
2.再现秦汉经济思想的博弈与演变。本书聚焦商鞅、董仲舒、司马迁等人的经济主张，呈现重农抑商、盐铁官营、善因论等多种具体政策，细致分析了两种对立思想的交锋：是政府全面干预、管制经济，还是顺应民情、让市场自发调节？这场两千年前的思想论战，实际上触及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永恒命题。
3.解剖《盐铁论》，读懂“官营”与“民营”的利益之争。作者还原贤良文学与御史、御史大夫两派的正面交锋，呈现其对义利、本末、生产与消费等原则问题的争论，从而揭示了两种治国理念的博弈焦点：国家垄断战略资源（盐铁）以满足战争与财政需求，与民间商业资本寻求自由发展的诉求之间的利益之争。
4.对“自然经济论”进行批判与反思，试图破解中国古代社会“超稳定
|
| 內容簡介： |
|
本书是一部揭示秦汉经济底层逻辑的学术专著。作者以秦汉时期的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为核心线索，从人物性格、政治博弈、地理环境等维度，聚焦秦汉时期商鞅、司马迁等人的经济思想，深入剖析重农抑商、盐铁官营等政策，揭示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永恒博弈。同时，通过对“自然经济论”的辨析与反思，试图破解中国古代社会“超稳定”之谜，追问其为何长期循环而难有质的飞跃。本书既是一部深入经济肌理的思想史，也是一部视角独特的社会史。
|
| 關於作者： |
|
谢天佑，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江南地区史研究室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曾兼任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上海市历史学会常务理事。著有《秦汉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史稿》《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中国农民战争简史》等。
|
| 目錄：
|
引言 商鞅、韩非的战时经济思想与秦王朝的急政│
第一章 秦朝骤灭与汉初“无为而治”的经济政策│
第一节 秦因剥削无度而骤灭│
第二节 汉人对亡秦评议的哲理性│
第三节 剥削有度思想的实践│
第四节 “无为而治”政策的本质及其具体内容│
第五节 所谓“轻徭薄赋”的实质及其效益│
第二章 适应对匈奴作战的需要，调整经济政策│
第一节 对匈奴长期作战引起的财政困难│
第二节 解决财政困难的经济政策│
第三节 政策的理论依据│
第三章 商品经济思想的演变与歧异│
第一节 对商品经济的种种议论│
第二节 对重农抑商思想的剖析│
第四章 经济思想的大辩论│
第一节 盐铁会议的召开│
第二节 辩论的主题│
第三节 本末之辩│
第四节 生产与消费之辩│
第五节 盐铁会议之后│
第五章 传统的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的回潮│
第一节 面临的新问题│
第二节 统治集团的分崩离析│
第三节 补“天”无术│
第六章 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的杂拌│
第一节 新莽政权的建立│
第二节 关于“王田”与“私属”│
第三节 关于“五均赊贷”“六筦”和币制改革│
第七章 传统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的再次回归并渐趋稳定│
第一节 东汉王朝的过渡性│
第二节 解放奴婢，赈济流民，经营盐铁，管理山泽等经济政策│
第三节 适应回归的经济思想│
结束语 对自然经济论的认识│
《谢天佑著作集》编纂后记│
|
| 內容試閱：
|
自序 寻找突破口和结合点
秦汉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典型的历史时期。
雄心勃勃的秦始皇完成了他梦寐以求的大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但历史也戏弄了秦始皇。短短14年间，铜浇铁铸般的秦王朝倒塌了。拥有一切权势的统治者败亡于忍饥号寒的“甿隶”之手。
为什么如此庞大、强悍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这样迅速地覆灭了？为什么企望传之万世的家天下二世而亡？这两个大“问号”永远挂在后来的统治者心上。
不断探索，不断寻找答案……
首先是西汉王朝统治者以及为其服务的思想家、理论家的思考。
他们的思考是多方面的。本书着重论述的是：在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之间的思考。
经历了陈胜、吴广起义和楚、汉之争后，刘邦重建了统一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
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轰轰烈烈地建立，如惊雷，震耳欲聋；哗哗啦啦地倒塌，似闪电，过眼即逝。可以耳闻目睹的汉代人，能不为之惊心动魄吗？能不为之诧异吗？惊诧之余不得不认真思考：怎样避免重蹈亡秦的覆辙？怎样巩固新兴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用什么样的经济思想作指导？制定什么样的经济政策？
西汉王朝初期统治者以黄老经济思想为指导，制定了无为而治的经济政策，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发展、繁荣，从而巩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
在社会繁荣昌盛的基础上，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不惜消耗巨大的人力财力，对匈奴进行长期争战，耗尽了数十年的积蓄，造成了亟待解决的财政危机。武帝起用了桑弘羊等人，并以桑弘羊的主张所代表的经济思想为指导，制定了与西汉王朝初期有所区别的经济政策，缓解了财政危机。
西汉末期，社会矛盾激化，王莽趁机改朝易姓，建立新朝，推行“改制”。王莽具有解决社会危机的真诚愿望，却失之狂躁妄动；他抓住了社会主要问题，却给社会问题的解决开了一帖背时的古老药方。新朝终于还是毁于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之中。
刘秀仿效西汉政权形式，建立东汉王朝。东汉时期，这个统一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已埋伏着削弱、瓦解的因素。其中主要因素就是豪强地主经济的崛起。因此，刘秀及其后继者无论主观上怎样努力，也无法重现西汉时期那样的盛世。东汉王朝政体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阶级基础却是倾向分权的豪强地主。这种政治体制与阶级基础的矛盾，在东汉王朝所制定的经济政策，以及指导这种政策制定的经济思想上都有所反映。
秦王朝—西汉王朝—新莽王朝—东汉王朝，一个接着一个更替，好似一个圆圈接着一个圆圈轮番地出现，不停翻滚，时间在延续，空间在扩大。但并非直线上升，而是走了一个高低不平的斜坡。
对这一段典型的历史时期的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做微观的研究，然后上升到宏观，盱衡全局，在回答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量变那么持久，质变那么迟缓的问题上，或有裨益。
在资本主义以前的人类历史上，经济思想是不发达的。它夹杂在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以及其他各种学术思想之中，如躲在门背后向外偷看的姑娘，不易为人们所觉察，从而造成了研究上的困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已在兴起，并结出了像胡寄窗先生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样的硕果，但是仍有待深入。我不揣浅陋，也涉足了这个行列。
经济思想是社会经济的产物，反过来，它必然要作用于社会经济。经济思想要有效地作用于社会经济，少不了经济政策这一杠杆。人们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政策，往往忽略了政策背后的思想，或者注意到了思想，却又不及探索思想与政策之间的联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因此，我撰写这本书，不是单纯评述经济思想，而是将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结合起来研究。这也算是一种尝试吧。
在武帝死去不久后，西汉王朝的当权者曾召开了著名的盐铁会议。这是一次经济思想大辩论的会议。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国家商业资本派用本末并重的思想冲击着自然经济论，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重农抑商派用自然经济论反驳本末并重的思想。我细读桓宽《盐铁论》，被该书载录的丰富经济思想和两派激烈而精彩的辩论吸引住了。这对我个人来说，算是发现了丰富矿藏。我要从这里挖下去，这里就是我研究经济思想史的突破口。先是就经济思想研究经济思想，后来觉得这样做有单一之弊。经过一番摸索，我才选择了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这个结合点，并试图通过这一结合点，将政治、经济、思想、人物、事件、史实、理论融为一体，不敢说“多线”“立体”，只希望旧貌多少有所改观。
研究经济思想史，我是半路出家的门外汉。不过，这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没有框框，一切从历史实际出发，从具体到抽象，有什么写什么，是要害就重点写，没有，不硬凑。按照这个想法，以盐铁会议为中心，上追溯至秦，下延伸至东汉，于是形成了这样一本书。
时代的潮声在我耳边回荡，腾飞的脚步在大地上敲打，催人奋进、超越、突破。我不向人间问毁誉，只向读者坦露一颗自强不息的心。
本书写就誊抄后，请陈生民同志校阅了一遍。当人们正在欢度兔年春节时，他却躲在书房啃我这本不甜、不咸的书稿，给我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我十分感激他的真诚帮助。实际上他是本书的第一个读者，第一个读者的声音是令人难忘的。
最后，还应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书完稿后，找个出版的处所，并非易事，特别是读者面窄的所谓学术专著。本书质量如何姑且不论，但也被视为学术专著之类，因此，哪家出版社为我出书，我总怀有令人赔钱的歉意。本书问世后，赔不赔，很难说。主要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同志不是向钱看，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主动、热情地接受了本书的出版。在这里，尤其要感激本书的责任编辑陈丽菲同志，劳她多次登门约稿。我曾听到一位老编辑说：“当我负责编辑的书出版了，我的喜悦之情不亚于作者本人，因为我把它当作自己的著作一样看待。”与陈丽菲同志多次交谈，我感到她有这种令人钦赞的素质和品德。
一九八七年二月，上海
节选自谢天佑《秦汉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史稿》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3月
历史证明，边地从事畜牧业的牧主，内地的富商乃至一般地主和上层大官僚，都从战争中得到了好处，因此，他们支持这种战争，他们有将这种战争持续打下去的强烈愿望。
——编者按
谁发了战争财？
秦汉以来，汉族长时间为匈奴问题所累，武帝雄心勃勃想在自己手上解决它。元光二年(前133)，在马邑主动向匈奴发动进攻，这一打，就欲罢不得，自此以后一直断断续续打个不停。征和四年(前89)，武帝下轮台罪己诏，汉王朝才算主动宣告停止对匈奴的进攻。开战之初，武帝年仅27岁，战争结尾，他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可以说武帝与匈奴打了一生的仗。这样长期的战争，不可避免地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仅就西汉时期来说，战争带来的后果也是明显的。
人们在评论这一战争时，除了肯定它对促进中华民族的融合起了有益的作用，往往是指责它给当时社会带来了极大的损耗。那么，战争有没有给社会带来补偿呢？有没有人发了战争财呢？
在桑弘羊等人看来，武帝打匈奴，不仅是要扩大疆土和“徒奋怒”，而且是为了保卫生产和发展生产，如桑弘羊说：“缘边之民，处寒苦之地，距强胡之难，烽燧一动，有没身之累。故边民百战，而中国恬卧者，以边郡为蔽扞也。”在桑弘羊看来，战争固然使“缘边之民”有没身之累，却给内地创造了安宁(“恬卧”)的生产环境，尽管这种环境并不十分安宁，还为沉重的战争负担所困扰，但毕竟抵挡了战火向内地的蔓延，因此，不能不说桑弘羊的看法有合理因素。然而，桑弘羊等人不仅看到战争的政治意义，而且觉察到它的经济价值。例如御史说：“内郡人众，水泉荐草，不能相赡，地势温湿，不宜牛马；民跖耒而耕，负檐而行，劳罢而寡功。是以百姓贫苦，而衣食不足，老弱负辂于路，而列卿大夫，或乘牛车。孝武皇帝平百越以为园圃，却羌、胡以为苑囿，是以珍怪异物，充于后宫，騊駼駃騠，实于外厩，匹夫莫不乘坚良，而民间厌橘柚。”这是谈的内地情况，至于边郡的情况，御史大夫在另处作了补充，他说：“先帝推让斥夺广饶之地，建张掖以西，隔绝羌、胡，瓜分其援。是以西域之国，皆内拒匈奴，断其右臂，曳剑而走，故募人田畜以广用，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野，未睹其计之所过也。”又说：“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以骡驴馲驼，衔尾入塞，驒騱騵马，尽为我畜，鼲貂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
根据以上所引材料，我们就大略可知战争对谁有经济价值。历史证明，边地从事畜牧业的牧主，内地的富商乃至一般地主和上层大官僚，都从战争中得到了好处，因此，他们支持这种战争，他们有将这种战争持续打下去的强烈愿望，桑弘羊的观点反映了这种愿望。汉武帝到了晚年不想再打了，而桑弘羊毫无收场的意愿，武帝一死，他又提出要主动向匈奴出击。他说：“盖舜绍绪，禹成功。今欲以军兴击之，何如？”又说：“功业有绪，恶劳而不卒，犹耕者倦休而困止也。”桑弘羊全然忘记武帝晚年对他后继者的告诫，还打着“先帝”的旗号，要大家最后完成“先帝”未竟的事业，不然，就是因“恶劳”而“功亏一篑”了，这种意愿，难道不够“强烈”吗?
主战在民间的代表就是卜式。卜式是河套人，“以田畜为事”。武帝从匈奴手中夺取了河套地区，为他经营畜牧业提供了较好的和平环境。他与弟分家产，“田宅财物尽于弟”，“独取畜羊百余”，“入山牧，十余年，羊致千余头”，他享受到武帝击退匈奴的好处，所以积极支持对匈奴的战争，上书武帝表示愿出“家财”的一半“助边”。上使使问式：“‘欲为官乎？’式曰：‘自少牧羊，不习仕宦，不愿也。’使者曰：‘家岂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与人亡所争，邑人贫者贷之，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从式，式何故见冤！’使者曰：‘苟，子何欲？’式曰：‘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有财者宜输之，如此而匈奴可灭也。’”卜式主动资助的行为一时不易为人所理解，不是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太竭诚了。然而，他的竭诚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是因对匈奴作战的胜利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利益。
节选自谢天佑《秦汉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史稿》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3月
|
|
購物車/收銀台(0) | 在線留言板
| 付款方式
| 運費計算
| 聯絡我們
| 幫助中心 |
加入書簽
HOME
新書上架
暢銷書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