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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爱别离》编辑推荐:
1.《我们爱别离》是陈坤跨界操刀担任MOOK出品人的系列第三本。
2.《我们爱别离》既是一个触碰心灵的话题，又是一门人生智慧，它触碰你内心的柔软，却直面人生，以爱包裹，示予真相，让我们怀揣勇气更加坚定地在爱的道路前行，而能够接受美与丑、善与恶、生与死的共存。
3.《我们爱别离》是《我们》MOOK出版以来最让编辑动容的一期。佛家八苦里，其中一苦为：爱别离，指与亲爱的人分离。或是生离，或是死别，均为无力痛苦之事。生命是一条单行线，从出生到死亡，只有一个方向，无论我们各自信仰什么，让生命的成色纯厚而丰盈，令生命的场域宽广而深邃，才是最好的待客之道。
4.《我们爱别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陆晓娅教我们如何“向死亡学习”；作家秋微与狗狗《菲菲》的动人故事；医学博士讲述《一个医生面对的生死》；还有身患重病感知当下的他们，走在雪域高原与死亡擦身而过的他们，安安静静在书桌前给已逝父亲写信的他们……他们与我们一起，感知精神之苦，体会苦中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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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我们爱别离》内容简介：
所有的别离里面最大的别离，是死别。所有的爱里面最大的爱，是示予实相。
很多人谈“死”色变，还有更多一部分人选择视而不见、避而不谈。这一期的《我们》在寻找更多的可能性。我们还有没有一种更为恰当的情绪去对待死亡？我们能有多大的意愿和多大的幸运，去发现死亡带给我们的珍贵启思？我们有没有可能以一种清醒的觉知，站在与死亡并肩的角度，对生命表达出一种温暖的敬意？
《爱别离》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也许在在印度，在西藏，在你我身旁，他们是失去孩子的母亲，是怀念父亲的女儿，他们是小狗的主人，是大学的老师，他们是身患恶疾的病人，是救死扶伤的医生，他们是独行大地的学者，是研究天体的占星师。他们不是得道高人，也不是莽夫烈士，他们用自己平凡的生命对视死亡，又通过死亡透视生命。而在这本书之外，他们，也许就是我们自己。
愿我们在面对无常这一生命实相之时，并非只以沉默、以叹息，而是以慈悲、以智慧、以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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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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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笑静：笔名扎西拉姆多多，《我们》MOOK 主编，《当你途经我的盛放》、《喃喃》作者。
莲子：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生，医学博士。
唐恬：音乐人，词作家。代表作《如果爱下去》《笔记》。
刘钊：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其后留任大学附属医院血液科医师，现为北京同仁堂王府井中医医院主治医师。
王艾：版权经理人。从业十年，不是忙着满世界找好书，就是忙着倒腾Kindle这件事儿。就着各种风景，边走边读，特别满足。
车车：自我观察者。
薛涛涛：前媒体人，如今是名自由写作者。
秋微：作家，编剧，主持人。热爱说话，沉溺写字，为能够以此两样为职业而心存感激。
鲍尔吉原野：蒙古人，作家。出版《原野文库》等著作48部。
徐宁：资深媒体人，文化艺术传播专家。在过去十年采访过数百位明星、名流、商界领袖、艺术家以及普通人。
小总：家居撰稿人、家品自由买手，前新闻编辑。一生的追求是活得不像部电影。坚信每一个明天的剧本都是一个个昨天写出来的，所以，敬重过往，莫愁去向。
杨鉴： 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 华盛顿州立大学艺术系MFA，主攻摄影，现居北京从事纪录片和电影拍摄。
王菁瑛：热爱电影、旅行、音乐的台湾姑娘，曾担任凤凰卫视主持人，澳洲麦格理投资银行副总裁。多年来，探索心灵和世界，脚步从未停歇。
宗萨原人：80后台湾人。以雪域精神来推广有益于都市人的正能量。
周毅 ：心理占星咨询师、讲师。太阳摩羯座，月亮水瓶座。天生敏感脆弱，爱思考人生，总在融入主流与质疑主流中挣扎。
东东枪：文字创意工作者，各种爱好者。曾出版文字作品若干，编导舞台剧一部。
周裕隆：自由艺术家，摄影师。工作生活于北京。
陆晓娅：由新闻圈而心理圈而公益圈，热爱阅读、写作、电影、游泳和荒野，近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开设“影像中的生死学”公共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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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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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爱别离
谈笑静
所有的别离里面最大的别离，是死别。所有的爱里面最大的爱，是示予实相。
第一次听说“死”，是在七岁那年的一个夜半。在睡眼惺忪中被父亲摇醒，他对我说“你外公死了”。“什么是死了？”我问，父亲没有回答我，只是匆忙把我带往医院。外公一向身体健康，却死于毫无征兆的心肌梗死。所有人都还在不知所措地哭着，我说我要进去那里看看，那里，是殓房。我被带到外公遗体的旁边，我伸手摸了摸他的脸，跟睡着没什么两样。但很快我就被带走了，我那时候想，死，就是以后再也见不到了。
而第一次意识到，原来不是人人都相信自己会死的，是在我十九岁的那年夏天。那一年八十三岁的祖父因为肺水肿而住院多时，所有人都知道无法为他施行手术—除了他自己，他再也不会好起来了。祖父的一生，无数次与死亡擦肩而过，每一次他都认为自己必死无疑，而在真正要离开的那一刻，他却矢口否认。
祖父的遗体告别仪式前，我要求亲手为他的遗容化妆，用的是我自己的化妆品，很不专业很难上色。化完妆我对祖父说：“阿爷，这次是真的了。”
懵然不知、措手不及，或者拒绝接受、极力否认，也许是我们对待死亡最常见的两种方式。在资讯发达的今天，关于死亡的消息我们已经无法选择视而不见、避而不谈；甚至，因为资讯的过分发达，关于死亡的消息已经频繁得让人觉得平淡和木然。那么，在过分的抗拒与漫不经心之间，我们还有没有一种更为恰当的情绪去对待死亡呢？我们能有多大的
意愿和多大的幸运，去发现死亡带给我们的珍贵启思呢？我们有没有可能以一种清醒的觉知，站在与死亡并肩的角度，对生命表达出一种温暖的敬意呢？
《我们》在寻找更多的可能性，寻找那些在对待死亡时，能够不冷漠、也不惊惧，不侥幸、也不惶然的普通人，在这一期的《爱别离》里，你会发现他们在印度，在西藏，在你我身旁，他们是失去孩子的母亲，是怀念父亲的女儿，他们是小狗的主人，是大学的老师，他们是身患恶疾的病人，是救死扶伤的医生，他们是独行大地的学者，是研究天体的占星师。他们不是得道高人，也不是莽夫烈士，他们用自己平凡的生命对视死亡，又通过死亡透视生命。而在这本书之外，他们，也许就是我们自己。
所有的别离里面最大的别离，是死亡。所有的爱里面最大的爱，是示予实相。愿我们在面对无常这一生命实相之时，并非只以沉默、以叹息，而是以慈悲、以智慧、以爱。
精彩书摘:在雪域死了没人会想你
宗萨原人
高中第一次上摄影课时，老师说：照片就是“时间之鸟”的羽毛。这形容本是浪漫的，但是当时我满脑子总是奇葩地幻想着：时间之鸟一直被摄影师们拔毛……不会被拔光光吗？
直到十多年后，我到了雪域高原，才在藏族朋友身上明白，这种象征记录永恒的洁白羽毛，其实像白雪一样无法收藏。
不会死的人才能剪辑到纪录片
进藏十年来，我第一次真正面对雪域版的死亡思考题，不是在西藏直贡提寺的天葬台，而是在一台藏人的剪辑工作电脑上。
2007年初，当时的宗萨寺主任洛热老师想让我剪辑宗萨寺的第一部官方宣传短片，剪辑过程中，他的儿女们看到素材中有许多已经往生的藏族乡民，说那些不能放进影片里面。我纳闷了，问：那岂不是“不会死的人”才能剪辑到影片里？
藏人听了之后，觉得无奈又尴尬，还是建议我这次先不放那些往生者的影片素材，但是不对啊！我又仔细一想，要是作为影片素材的人物万一在明天、下个月或明年死了怎么办？重新剪辑再版吗？过了五十年后岂不是全剪光了。这可是“纪录片”，又不是“永生录”，藏族人怎么会这么迷信？这又不是非洲某些部落认为的——摄影会夺走人的灵魂。
最后，他们还是无可奈何地按照我个人的剪辑脚本无删减地进行放映，虽然影片出版了，但是宗萨寺当地人几乎看过一次后就不愿意再看了，这个奇怪的风俗疑问在时隔多年之后才得到解答。
朋友圈不能发遗照
2012年秋天，我在微信朋友圈里面发了几张刚往生不久的藏族老者照片，他算是位寺院的元老，在佛法修行方面非常资深，本来想采访他，但是相见恨晚，所以想把他的照片发到微信朋友圈上来表达一下我们应该要及时珍惜身边的善知识；但是，很意外地，我被一位藏族好友臭骂了，说我死定了，怎么可以不顾他们家属的感受？这样发亡者的照片是不对的！那时，我才得知，原来除了纪录片的情况之外，不允许传播往生者的照片。
我觉得委屈之余，慢慢回想起来，还真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真相：藏族家庭里面除了喇嘛、活佛、法相之外，几乎不见他们已故亲人或祖先的照片（读者可以回想一下你去喇嘛或藏人朋友家中的墙上摆的照片），又难怪他们不在墓碑上刻亡者的名字（详见《我的雪域原味生活》《乐在无名》一文），如此去个人化的风俗做得还真彻底，一连串的隐藏版死亡文化陆续揭开了高原民族的思念基因，而当地一位藏族诗人宓龙的诗可为藏民族的素直作了最佳的注解：我想用很经典或者很优美的文字来记住关于你的瞬间，却发现实在没有，因为我只是简单地喜欢着你，没有最初的邂逅，也没有期待的后来。
谜团一层一层解开的同时，我赫然发现，我长年以来送照片礼的习惯，瞬间成了鸡肋。
按照我在藏区生活十年的送礼经验，照片是性价比最高的礼物，六寸一张才一元不到，他们会好好装框在墙上收藏着，每天欣赏着，这样超低价且完美的礼物总是让我想用梁静茹《丝路》里的一句歌词作为比喻：“星星就是穷人的珍珠”。但是，尽管收到照片后会珍藏好几年，如果影中人已离去，照片就会被烧掉或是深埋在某个铁箱里，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这时候，一定要来一段仓央嘉措的经典名诗：第一最好不相见，如此便可不相恋。第二最好不相知，如此便可不相思。
除了照片禁忌之外，藏地各地一些牧区，还会有改名的风俗：如果该区有一位叫卓玛的姑娘死了，那地方如果有与卓玛同名的人就得被改名，否则在草原上呼喊对方时会误让死者的家属思念。（背景音乐响起：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告诉你心中的话，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不再追寻你的背影……）
还好这在地广人稀的牧区可行，如果换成是热闹的农区那还得了，因为藏名的重复率非常高，如果按照几世纪的死亡人数情况来看，在坚持不得与亡者同名的规定下，那藏族应该早都没有名字了。
一想起这事儿，由于信息量暴增，我脑子仍然无法把这种绝情的文化与爽朗且有因果信仰的高原民族结合在一起，他们的个性是这么阳光爽朗，藏歌里流传着多少传奇的情歌（再容许我点播一首藏族歌手亚东的神曲《卓玛》：你像一杯甘甜的美酒醉了太阳醉了月亮你像一支悠扬的牧歌美了雪山美了草原啊卓玛拉……），难道这些情感都可以随时放下吗？除非成为了举世闻名的喇嘛活佛，否则没人会张贴你的遗照，因此，为了让你想起我，难道我非得像“赴京考上状元才能迎娶你”一样的精神来修行成为喇嘛大师吗？当然，这是非常可笑、本末倒置的愚蠢目标。我这么胡思乱想，一位藏族好友Sujata要是知道了，一定会耻笑数落说：你们汉人不懂，就是想太多！好吧，你们对我而言，有时候却像是来自星星的你，文化与价值观截然不同。
遗照不能有，遗物呢？
佛门最常见的笑话之一：有些师兄会说自己学佛后已经了无挂碍，无所欲求。接着，旁人就会调侃对方说，好吧，既然这样，那把你的钱包、银行卡号与密码都留给我吧！
如果藏文化不允许用亡者的照片表达思念，那他们的遗物与财产呢？也一律烧掉或变卖吗？当然不会的，除了私人的普通衣物、杯具等日用品之外，比较贵重的物品通常会留下，聪明的藏族人在世时也都知道自己死后不会被留下私人用品，所以他们往往会收藏一些值得传家的宝贝，如天珠、佛像、喇嘛法器或金银皮草做的藏袍饰品套装，而不是某某明星的签名照或Hello Kitty的杯子这类太个性化的物品；当然，如果是现代，iPhone 5S或是电脑应该会被留下或卖掉。在断层的一代，或让藏族分成了两种人不思念的谜团终究要追根究底的。
大家都知道，藏文化在半世纪前曾经有一段不可多言的特别时期。我想，无形中或许把藏族分成了两种人：一种是懂得把珍贵东西藏起来的人，一种是选择不再纪念往事的人。而洛热老师是属于极少数的前者。当我问起这种“不可以张贴遗照”的藏文化时，洛热老师似乎是第一次被问到这样既熟悉又陌生的问题，一脸纳闷且铁口直断地说：他们不懂。他说，这不是藏人习俗，也不是佛教戒律，纯粹是各地方的不成文规定。洛热老师接着补充说，从历代的藏史记录看来，如果是有文化的藏人家族（不一定是有钱的家族），他们会如实地把自家的族谱与财产一一归档记录，但是目前藏地会这样做的家族少之又少，毕竟这需要一定程度的文化水平。洛热老师非常喜欢老东西，老照片也包含在内，但是他不是古董控，不会刻意花钱去收购，而是随缘保存，朋友送的照片、纪念品都会好好收藏。他认为对自己有加持的纪念品才是好的，什么都丢弃也不对，通通都收藏又太执着。
如此不保存亡者遗照的文化究竟是出自于历史环境的影响，还是藏族人民历代千古干脆爽朗的遗传基因使然？最终他们都默默地把这股思念汇聚在一起，大而无形。在那个尴尬的年代里，二世钦哲仁波切的御用藏医泽仁彭措不知道出于怎样的因缘，跟洛热老师的阿妈说：我要你的孩子跟我学藏医。于是阿妈索性变卖了所有家里珍贵的家传宝贝，换来了洛热老师拜师学医用的几个普通藏药袋与行医盘缠，当时看似不值得，但是却换来了半世纪以来当地数千名百姓的健康。
放下，原来有这两种殊途同归的方式。
热情的草原藏族选择了舍弃任何会想起亡者的东西；外面世界的人则选择在墙上桌角或手机相本里放满故人照片，每天看着看着，反而渐渐麻木淡忘了，这样一来，倒是前者显得比较有智慧，因为他们要花的时间与金钱比较少。我在宗萨寺待了十年了，彼此好歹也有深厚的感情了吧？但是，如果按照藏族的潜规则而言，在我死后，大家应该也会马上把我忘了吧？你的儿女们把跟我有关的合照全部烧进炉子里来煮快餐面……洛热老师听了却很欣慰地摇摇头说：“不会！不会！”无私的思念静静地流淌在所有藏族人的血脉中，他们对思念取舍的潜意识就好比如他们任何一个藏人都会在路中央义无反顾地救起一只小虫那样干脆。他们的思念洁净得像白雪，稍纵即逝却恒古绵绵不绝。当初，洛热老师的母亲选择留给他的遗产是由所有家传变卖而换来拜师学艺的藏医药袋，虽然这些药袋现在已经破烂不值钱了，这份思念却一路转化成了对当地社区的医疗使命。我曾经在2004年初访宗萨寺时有幸见过他母亲一面，然而，在这十年来，我却从来没有听过她的家人说过思念她的话题，现在看着藏地的蓝天，尽管我自己仍旧做不到，但是好像开始懂了这种不可说、不用想的思念究竟为何。
最近，也有一位老阿妈选择割爱自己的几颗价值十多万人民币的家传天珠，用来印制更多佛经以延续信仰，他们总是自然地把金钱与精力花费在更有意义的事物上，这样的价值观对于现代急功近利的都市人而言是难以理解的。这样总结吧：草原上的藏民族就好比自成一格的苹果系统一样，难以程序崩溃或中毒，初次接触好像难以上手，但是不久后却简单容易到难以替代。
经书，佛塔，寺院的一砖一瓦，都是藏人对故人思念升华而来的无私信物，绵延不绝的雪山与川河亦为时间之鸟的羽毛，他们对亡者的思念如同一滴水汇入大海，没有人会怀念那滴水。因此，在雪域，如果你死了，请别担心，他们会连同一切众生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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