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伯特·海厄特（Gilbert Highet，1906—1978年），苏格兰裔美国古典学家、评论家、文学史家。1938年任哥伦比亚大学拉丁语和希腊语系主任，1950年任拉丁语言与文学安东讲座教授（Anthon Professor）。海厄特一生致力于古典文化的教学与研究，主要著作有《荷马概论》（An Outline of Homer,1935年）、《古典传统》（The
Classical Tradition,1949年）、《教学的艺术》（The Art of
Teaching,1950年）、《讽刺文学的解剖》（The Anatomy of Satire,1962年）。
然而，布拉乔利尼既是古典迷也是疑古者。他虽然热爱古书，却并不信任古代作家的见识。在他看来，当今的时代尽管可能很悲惨，仍然比古希腊罗马优越。这一看法并非由于他那个时代的佛罗伦萨人文主义天才们有了什么伟大的新发现，而是由于他感受到非常切近的来自西亚蛮族的威胁：布拉乔利尼的整个一生都在目睹土耳其人重新向西推进，并在去世前六年（1453年）得知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土耳其人对中欧和西欧的威胁，使得具有古典学养的布拉乔利尼非常敏感。希罗多德的《原史》所记叙的古老的希波战争绝非仅是远古的故事：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尤其帖木尔（Tamerlane或Taimur Timur，1336—1405年）的辉煌战绩，让布拉乔利尼想起当年的克瑟尔克瑟斯（Xerxes，旧译“薛西斯”）。在布拉乔利尼看来，就战事规模和指挥才能而言，帖木尔的战功超过了古希腊罗马的所有著名战役。他由此想到，古希腊罗马史家的见识未必就是万世宝鉴。如果当今时代有比古希腊人和罗马人伟大得多的行动，为什么要崇拜古人的功绩，为什么欧洲人应该看重古代作家的见识？难道欧洲人不应该讲述自己的故事，提炼自己的政治经验？为了讲述意大利人自己的生存经验，布拉乔利尼写了哲学作品（如《论人生的悲惨》《贵族论》）、政治作品（如《那不勒斯王国内贵族们反对斐迪南一世的阴谋》）以及史书《佛罗伦萨史》（ Poggii Florentini Oratoris et Philosophi Opera，Basel 1538； Poggii Florentini Historiae de
varietate fortunae libri quatuor，Paris 1713），还留下了许多饱含新政治经验的书信。
比布拉乔利尼晚一个世纪的马基雅维利（1469—1527年）向这个方向迈进了一大步，而且对后世产生了直接的巨大影响。在他看来，布拉乔利尼对欧洲人“要名垂不朽的野心和欲望了解很少”（布克哈特语，前揭书，162—163页）。马基雅维利学富五车，有丰厚的人文主义古典学养。然而，他的重要著述有一个基本特征：看重欧洲人自己的政治经验、鄙夷古希腊罗马人的教诲。我们在《君主论》的献辞中可以读到，马基雅维利说要向现代君王推荐他自己“依靠对 cose moderne［现代大事］的长期经验”钻研 delle antiche［古代大事］得来的知识。言下之意，他要传授的并非是古希腊罗马贤明的教诲，而是他自己研究现代大事的心得。这意味着古希腊罗马经典是无用的东西，对当今现实政治没有指导作用。大部头的《李维史论》表面上是一部古罗马史评鉴，甚至堪称一部关于古典文学的著作。按照人文主义的态度，这种著作应该把古史中的经验当作古典范例来研习，马基雅维利却在书中通篇对古典范例明褒暗贬。如施特劳斯所说，“《李维史论》一方面模仿古代，听命于古代作家的教导，另一方面则阐述全新的范式和秩序，实际上在与古典传统彻底决裂”。
还可以提到法兰西王国的例子——路易·勒华（Louis Le Roy，1510—1577年），这位法兰西公学院的教授史称“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人文主义代表，精通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翻译了不少古希腊经典，有“法语柏拉图”的美誉——直到今天，他的译作依然受到学界推崇。然而，与马基雅维利一样，勒华主要用母语写作，为的是记叙法兰西王国的政治经验：如《思考法兰西历史和普遍历史》（Considérations sur l’histoire de France et universelle，1562年）、《论政治技艺的起源和卓越》（De l’origine et excellence de l’art politique，1567年）、《论君主制》（Traité de la monarchie，1570年）、《论君主政体的卓越》（ De l’excellence du gouvernement royal，1576年）、《论宗教多样化在人群中引发的动乱或纠纷》（Des troubles ou différends advenant entre
les hommes pour la diversité des religions, 1599年）。勒华最著名的传世之作是《论变迁，或世间万物之千变万化》（ De la vicissitude, ou Variété des choses en l’univers，1575年），这部作品内容包罗万象，尤其追溯了文学和武器从古至今的变迁——正是在这部著作中，勒华表达了马基雅维利式的厚今薄古论。
勒华看到，在过去的一百年间，西欧人发现了好些甚至古人也不知道的东西：新的海洋、国家、种族、习俗、法律、矿物、蔬菜、动物、天体——这使勒华觉得，古希腊罗马圣贤的知识也是有限的。勒华甚至相信，任何伟大时代的到来都以一场伟大的战争为开端，文明的繁荣必须以战争为前奏——比如，希波战争之于雅典，亚历山大的征战之于希腊化时代，恺撒的征战之于罗马帝国文明。勒华觉得，帖木尔在纪元 1400年前后的战绩标志着一个新纪元的开
基于上述例子，我们难免会对这样的说法心生疑问：“15至 17世纪，西欧接受了古代希腊和罗马的艺术与理念，并迫不及待地吸收了它们……现代文明就此奠基”——西欧的“现代文明”真的奠基在古希腊和罗马的文明理念之上吗？再说，17世纪末期，西欧学界不是爆发了著名的“古今之争”吗？ 1688年，年仅 31岁的法兰西文学青年丰特奈尔（Bernard Le Bovier de Fontenelle，1657—1757年）发表了名噪一时的小册子《关于古人与现代人的离题话》（ Digression sur les anciens et les modernes，1688年），这位著名戏剧作家高乃依的侄子早年在里昂耶稣会学校读书，因迷拜笛卡尔数学原理转而专攻数学哲学。在培根和笛卡尔的新科学精神激发下，年轻的丰特奈尔尝试用通俗对话体推广新科学知识，成为最早的法语科普作家。他的处女作《死人对话新篇》（ Nouveaux dialogues des morts，1683年）模仿古希腊作家路吉阿诺斯的《死人对话》，让各色古人与各色今人（比如苏格拉底与蒙田）展开对话，其实是在贬低古人，但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仅仅三年之后，丰特奈尔又发表了名为《关于世界多样性的对话》（ Entretiens sur la pluralité des mondes，1686年），假托与一位少妇对话宣传新天文学。 这一次他造成了轰动效应，毕竟，太阳围绕地球转在那个时候还是人们的常识。从书名来看，《关于世界多样性的对话》显然受到伽利略在 1632年出版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和 1638年出版的《论两种新科学及其数学演化》的启发。
《关于世界多样性的对话》给时年不到 30岁的丰特奈尔带来巨大声誉，伏尔泰后来称之为“把优美的文笔运用于撰写哲学著作”这一“精巧技艺”的首例。在丰特奈尔的激发下，法兰西学院院士、诗人佩罗发表了贬低荷马以及其他古代诗人的对话作品《古人与今人对比》（ Parallè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两卷，1688年），名噪一时。他贬低古希腊诗人的理由是：古代诗人的智识根本无法与现代欧洲哲人或自然科学家的智识相比，因为，17世纪的自然科学思维比古老的诗性思维更为可靠。毕竟，荷马在天文学、几何学、自然学方面的知识实在贫乏，甚至可以说糟糕透顶。在佩罗看来，知识和文雅得靠时间的推移来形成，因此，与当今的法兰西或英格兰相比，古希腊罗马文明远算不上开化。
1690年，英国文人坦普尔爵士（Sir William
Temple，1628—1699年）发表了《论古今学问》（ Essay upon Ancient and Modern Learning）一文，他对当时贬低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欧洲主流知识分子说：在哪些学科方面我们可以声称超越了前人呢？在过去的一千五百年内，除了笛卡尔和霍布斯之外，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哲人能够具有这么崇高的地位。对于笛卡尔和霍布斯，我在这里不做评判。我仅仅要说，按照当今学者的意见，他们俩绝没能掩盖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和其他古人的光辉。
坦普尔爵士的观点与丰特奈尔的观点针锋相对，可见当时的欧洲知识界的确有服膺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文人和学人。问题在于，为西欧“现代文明”打下地基的人并非坦普尔爵士这样的政治家和文人，而是笛卡尔和霍布斯这样的新派哲人，他们恰恰以背离古希腊罗马文明为己任。笛卡尔（1596—1650年）比培根小 35岁，他追随培根提出的首要要求是改变思想“方法”，以便让欧洲人成为“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他用普通法国人都能看懂的法语撰写了小册子《谈谈方法》（Discours de la Méthode,1637年），但匿名出版。出于怀疑希腊人在数学和机械论方面是否比现代欧洲人更在行，他主张区分两类知识：凭靠数学理性认知获得的科学知识和源于熟识（connaissance）的偶然知识。在他看来，后一种知识只能通过语言和历史经历来获得。显然，欧洲人不可能靠古希腊罗马的语言和历史经历来获得关于自己的欧洲王国的偶然知识。因此，对于一个有教养的欧洲人来讲，掌握法语或大不列颠语应该比掌握古希腊语或拉丁语更重要，知道如今的欧洲哪怕最小的王国的历史经历也比知道古罗马帝国的历史经历更有优先性。笛卡尔的这一主张明确排除古典作家在教化方面的权威地位，切断了欧洲人的教养与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关系，由此引出了改革人文主义文教科目的诉求：人文主义式教育只会把欧洲人培育成一个古代人，基于数学理性的新式教育才会把欧洲人培育成现代人。
霍布斯 23岁时做过培根的秘书，在培根指导下研究古希腊和古典拉丁文著作。经过多年的努力，他将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半岛战争志》译成了英文（1629年出版），后来还翻译出版了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概要》（ A Briefe of
the Art of Rhetorique，1637年出版）——按理说，霍布斯算得上学有所成的人文主义者。然而，他写下的名垂千古的《利维坦》（1651年）却凭靠笛卡尔的数学理性公开挑战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权威，披着基督教的外衣废黜基督教的政制法权，提出了著名的“自然状态”学说，彻底置换了欧洲政制的法理基础。如果霍布斯是公认的现代欧洲政治观念的鼻祖，怎么能把现代欧洲的“民主宪法”视为古希腊罗马思想的复兴呢？毕竟，我们在古希腊罗马思想中很难找到基于“自然状态”的契约论政制法理。
佩罗发表贬低古希腊罗马诗人的《古人与今人对比》的那一年（1688年），英格兰的辉格党人与部分托利党人发动宫廷政变，废黜詹姆斯二世，邀请詹姆斯二世的女儿玛丽和时任荷兰奥兰治执政的女婿威廉回国执政；次年，英格兰议会颁布《权利法案》确立议会式君主立宪制，剥夺了君主的主权，史称现代民主政制的先声……1701年，坦普尔的学生斯威夫特匿名发表了小册子《论雅典和罗马贵族与民众的竞争和争执》（A
Discourse of the Contests and Dissentions between the Nobles and the Commons in
Athens and Rome）。这篇论说文从讨论古希腊罗马的三种政体（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入手，过渡到集中讨论贵族与平民的冲突引发的政争，意在让时人思考英格兰民主新政的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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