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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 史学名家精粹之作：
本书汇集许倬云先生多部著作中精华内容，既有对历史学功能的阐释，也有中西文明的比较研究，还包括个人治学历程与人生经验的回顾，体现了作者精深的历史学思考与宏阔的世界性眼光。
2. 全新装帧，增补新序：
全书统一修订文字，采用纸面精装、全包护封，便于赏读收藏。许倬云先生特别为本版撰写了新的序言，坦承他的治学历程与写作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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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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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的书名是借用光学上棱镜分析光谱系列之意，表示历史学的功能是将历史解析为各种因缘线索及演变过程。全书汇集许倬云先生多部著作中精华内容，既有对历史学功能的阐释，也有中西文明的比较研究，还包括个人治学历程与人生经验的回顾，体现了作者精深的历史学思考与宏阔的世界性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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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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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先生是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系荣誉退休教授、台北中研院院士，曾于2004年荣获美国亚洲学会杰出贡献奖。许先生不仅以深厚的学术素养、独特的比较历史研究享誉海内外学术界，而且提倡跳出中国圈看中国经验，给众多中文普通读者带来启迪。他的代表作有《汉代农业》、《西周史》、《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万古江河》、“许倬云说历史”系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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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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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序 1
原序 5
一 为何要有历史学 1
二 “历史”一词的定义：变数之总和 4
三 复合变数 6
四 独立变数 8
五 时间变数 10
六 文化变数 12
七 个人变数 14
八 历史的因果关系 15
九 关于英雄造时势 18
一○ 关于时势造英雄 21
一一 史学与其他学科的配合 25
一二 如何判断历史事件的重要性 31
一三 如何应用史料 34
一四 韦伯关于“官僚制度”的定义 36
一五 以韦伯“官僚制”的定义考察战国官制 37
一六 战国政治制度的背景 39
一七 战国时国君地位的巩固 42
一八 战国时宰相制的特点 45
一九 战国时君臣的雇佣关系 49
二○ 战国时将与相的分离 52
二一 战国时官职的专业化 56
二二 春秋鲁郑晋三国官制的比较 60
二三 中国文官制度的目的性与制衡性 62
二四 以班固《古今人表》考察东周社会变动 64
二五 东周时公子阶层的社会变化 66
二六 东周时士阶层的社会变动 68
二七 东周时大夫阶层的社会变化 71
二八 知识分子在历史各时期起的作用 74
二九 中国士大夫的双重角色 77
三○ 中国知识分子不重科学的原因 79
三一 士大夫对政权的依附与独立 81
三二 知识的用途在于解释 83
三三 汉代察举制度起连接上下的作用 84
三四 汉代知识分子的学术活动 89
三五 汉代知识分子的六种类型 93
三六 汉以后大族形态的变化 97
三七 理想成为正统后常会发生僵化 98
三八 实现理想的两类途径 101
三九 比较诸葛亮与曾国藩的用人能力 102
四○ 比较李广与程不识的用兵风格 104
四一 人口多是汉代精耕农业的一项原因 105
四二 精耕农业产生农舍手工业 107
四三 精耕农业发展出经济网络 108
四四 精耕农业与农舍工业的结合 111
四五 精耕农业排斥奴隶制而适合租佃制 112
四六 精耕农业阻碍资本主义的产生 117
四七 从资源上看三国的鼎立 118
四八 宋以来对外贸易的意义 123
四九 研究道路系统的重要性 124
五○ 形成点与线的城市与道路 126
五一 体系网络与中国的分合 127
五二 市场网络是中国分久必合的原因之一 132
五三 以网络理论分析中国历史 133
五四 汉代政治统一而经济尚未统一 138
五五 四川在汉代网络中的地位 139
五六 汉代四川的核心区与边陲 142
五七 汉代四川人才的分布与道路的关系 143
五八 汉代网络中的核心、边陲与隙地 146
五九 两汉民变多发生在隙地 148
六○ 中国经济交换网是金字塔式的 149
六一 经济网络问答 151
六二 周人早期迁徙路线之推测 156
六三 先周迁徙的路线及其原因 158
六四 周文化的包容性 160
六五 周代神祇的道德性质 162
六六 西周分封制的约定关系 164
六七 西周的分封是实现三结合 165
六八 西周的分封是人口的再编组 166
六九 周代城邑的层级化 167
七○ 西周的封建由授民转为授土 169
七一 西周墓葬制的系统化及其意义 171
七二 周代礼仪的社会功能 173
七三 西周中期的发展 177
七四 西周中期后内朝逐渐权重 178
七五 西周末年的社会变动 179
七六 西周的历史地位 181
七七 人群整合的过程 184
七八 亲缘—中国人群组织的模式 188
七九 群体的融合与神祇的组合方式 190
八○ 中国人群组合的方式与普世帝国 191
八一 古代欧亚大陆族群的移动给我们的启示 193
八二 气候的变化对民族移动的关系 196
八三 族群流动对历史发展的影响 198
八四 从区间交流扩大历史视野 199
八五 西周的包容—上层的坚凝 201
八六 秦代的缺失—中层与下层的疏离 204
八七 汉代政治权力的基础—中层的坚凝 206
八八 东汉的缺失—上层与中层的断裂 211
八九 唐代的用人—中层的变化 213
九○ 宋代的养士—中层的扩大 215
九一 明清的缺失—中层与下层的断裂 218
九二 抗战的意义在于争得国格 222
九三 不能忘记“七七” 223
九四 中国史的分期：中国之中国 225
九五 中国史的分期：亚洲之中国 229
九六 中国史的分期：世界之中国 231
九七 文化体系盛衰的轨迹 232
九八 文化多元易产生地区优越感 233
九九 儒家文明是“天下主义” 235
一○○ 文化优越论可以不排他 236
一○一 边缘文化挑战中原文化 238
一○二 中国人的国家认同与亲族认同 241
一○三 孔子论“仁”及其延伸的观念 243
一○四 文化的突破、转换、僵化 247
一○五 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统一性 252
一○六 中国文化统一的因素 254
一○七 雅斯贝尔斯的枢轴时代论 256
一○八 “崩坏论”不宜说明枢轴时代的发生 258
一○九 枢轴时代在中国的发生 260
一一○ 秦汉的普世体系 263
一一一 政治分裂下的文化繁荣 265
一一二 分裂有助于科技而统一有助于工艺 269
一一三 关于文化兴衰的理论 270
一一四 良渚文化衰亡原因之推测 275
一一五 中国文明的起源不必在大河 279
一一六 谈中国考古的得与失 281
一一七 周代的烹饪 283
一一八 中古时期的面食 285
一一九 中国烹饪中的“炒” 289
一二○ 中古时期的烹饪方法 291
一二一 异同、交会、动能 294
一二二 印度难以统一的一个原因 298
一二三 埃及文化经不起扩张 300
一二四 两河流域人群结合的方式与普世帝国 301
一二五 以色列与犹太文化 304
一二六 西方世界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307
一二七 世界几大文明对生命意义的解释 309
一二八 美国文化中的容异与存疑精神 313
一二九 麦克阿瑟与艾森豪威尔 317
一三○ 关于韦伯命题的三个内容 318
一三一 李约瑟提的命题不合适 321
一三二 李约瑟的“地理环境论”有问题 323
一三三 李约瑟对文官系统讨论不及韦伯深刻 324
一三四 李约瑟的“法论”最精彩 326
一三五 中国史研究应纳入世界史研究的范围内 329
一三六 从世界史角度重新认识中国史 331
一三七 划分阶段比较中国史与世界史 334
一三八 西周与两河流域文化的异同 339
一三九 周人的天神与两河、埃及神祇的比较 344
一四○ 比较东汉与西罗马帝国崩解之内外原因 346
一四一 从结构上看东汉与西罗马帝国的崩解 350
一四二 西周与埃及文化的异同 354
一四三 春秋霸主制与希腊联盟制的异同 359
一四四 中国历法与伊斯兰教历法之不同 362
一四五 文化交流的结果 363
编后记 陈宁 364
新序 1
原序 5
一 为何要有历史学 1
二 “历史”一词的定义：变数之总和 4
三 复合变数 6
四 独立变数 8
五 时间变数 10
六 文化变数 12
七 个人变数 14
八 历史的因果关系 15
九 关于英雄造时势 18
一○ 关于时势造英雄 21
一一 史学与其他学科的配合 25
一二 如何判断历史事件的重要性 31
一三 如何应用史料 34
一四 韦伯关于“官僚制度”的定义 36
一五 以韦伯“官僚制”的定义考察战国官制 37
一六 战国政治制度的背景 39
一七 战国时国君地位的巩固 42
一八 战国时宰相制的特点 45
一九 战国时君臣的雇佣关系 49
二○ 战国时将与相的分离 52
二一 战国时官职的专业化 56
二二 春秋鲁郑晋三国官制的比较 60
二三 中国文官制度的目的性与制衡性 62
二四 以班固《古今人表》考察东周社会变动 64
二五 东周时公子阶层的社会变化 66
二六 东周时士阶层的社会变动 68
二七 东周时大夫阶层的社会变化 71
二八 知识分子在历史各时期起的作用 74
二九 中国士大夫的双重角色 77
三○ 中国知识分子不重科学的原因 79
三一 士大夫对政权的依附与独立 81
三二 知识的用途在于解释 83
三三 汉代察举制度起连接上下的作用 84
三四 汉代知识分子的学术活动 89
三五 汉代知识分子的六种类型 93
三六 汉以后大族形态的变化 97
三七 理想成为正统后常会发生僵化 98
三八 实现理想的两类途径 101
三九 比较诸葛亮与曾国藩的用人能力 102
四○ 比较李广与程不识的用兵风格 104
四一 人口多是汉代精耕农业的一项原因 105
四二 精耕农业产生农舍手工业 107
四三 精耕农业发展出经济网络 108
四四 精耕农业与农舍工业的结合 111
四五 精耕农业排斥奴隶制而适合租佃制 112
四六 精耕农业阻碍资本主义的产生 117
四七 从资源上看三国的鼎立 118
四八 宋以来对外贸易的意义 123
四九 研究道路系统的重要性 124
五○ 形成点与线的城市与道路 126
五一 体系网络与中国的分合 127
五二 市场网络是中国分久必合的原因之一 132
五三 以网络理论分析中国历史 133
五四 汉代政治统一而经济尚未统一 138
五五 四川在汉代网络中的地位 139
五六 汉代四川的核心区与边陲 142
五七 汉代四川人才的分布与道路的关系 143
五八 汉代网络中的核心、边陲与隙地 146
五九 两汉民变多发生在隙地 148
六○ 中国经济交换网是金字塔式的 149
六一 经济网络问答 151
六二 周人早期迁徙路线之推测 156
六三 先周迁徙的路线及其原因 158
六四 周文化的包容性 160
六五 周代神祇的道德性质 162
六六 西周分封制的约定关系 164
六七 西周的分封是实现三结合 165
六八 西周的分封是人口的再编组 166
六九 周代城邑的层级化 167
七○ 西周的封建由授民转为授土 169
七一 西周墓葬制的系统化及其意义 171
七二 周代礼仪的社会功能 173
七三 西周中期的发展 177
七四 西周中期后内朝逐渐权重 178
七五 西周末年的社会变动 179
七六 西周的历史地位 181
七七 人群整合的过程 184
七八 亲缘—中国人群组织的模式 188
七九 群体的融合与神祇的组合方式 190
八○ 中国人群组合的方式与普世帝国 191
八一 古代欧亚大陆族群的移动给我们的启示 193
八二 气候的变化对民族移动的关系 196
八三 族群流动对历史发展的影响 198
八四 从区间交流扩大历史视野 199
八五 西周的包容—上层的坚凝 201
八六 秦代的缺失—中层与下层的疏离 204
八七 汉代政治权力的基础—中层的坚凝 206
八八 东汉的缺失—上层与中层的断裂 211
八九 唐代的用人—中层的变化 213
九○ 宋代的养士—中层的扩大 215
九一 明清的缺失—中层与下层的断裂 218
九二 抗战的意义在于争得国格 222
九三 不能忘记“七七” 223
九四 中国史的分期：中国之中国 225
九五 中国史的分期：亚洲之中国 229
九六 中国史的分期：世界之中国 231
九七 文化体系盛衰的轨迹 232
九八 文化多元易产生地区优越感 233
九九 儒家文明是“天下主义” 235
一○○ 文化优越论可以不排他 236
一○一 边缘文化挑战中原文化 238
一○二 中国人的国家认同与亲族认同 241
一○三 孔子论“仁”及其延伸的观念 243
一○四 文化的突破、转换、僵化 247
一○五 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统一性 252
一○六 中国文化统一的因素 254
一○七 雅斯贝尔斯的枢轴时代论 256
一○八 “崩坏论”不宜说明枢轴时代的发生 258
一○九 枢轴时代在中国的发生 260
一一○ 秦汉的普世体系 263
一一一 政治分裂下的文化繁荣 265
一一二 分裂有助于科技而统一有助于工艺 269
一一三 关于文化兴衰的理论 270
一一四 良渚文化衰亡原因之推测 275
一一五 中国文明的起源不必在大河 279
一一六 谈中国考古的得与失 281
一一七 周代的烹饪 283
一一八 中古时期的面食 285
一一九 中国烹饪中的“炒” 289
一二○ 中古时期的烹饪方法 291
一二一 异同、交会、动能 294
一二二 印度难以统一的一个原因 298
一二三 埃及文化经不起扩张 300
一二四 两河流域人群结合的方式与普世帝国 301
一二五 以色列与犹太文化 304
一二六 西方世界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307
一二七 世界几大文明对生命意义的解释 309
一二八 美国文化中的容异与存疑精神 313
一二九 麦克阿瑟与艾森豪威尔 317
一三○ 关于韦伯命题的三个内容 318
一三一 李约瑟提的命题不合适 321
一三二 李约瑟的“地理环境论”有问题 323
一三三 李约瑟对文官系统讨论不及韦伯深刻 324
一三四 李约瑟的“法论”最精彩 326
一三五 中国史研究应纳入世界史研究的范围内 329
一三六 从世界史角度重新认识中国史 331
一三七 划分阶段比较中国史与世界史 334
一三八 西周与两河流域文化的异同 339
一三九 周人的天神与两河、埃及神祇的比较 344
一四○ 比较东汉与西罗马帝国崩解之内外原因 346
一四一 从结构上看东汉与西罗马帝国的崩解 350
一四二 西周与埃及文化的异同 354
一四三 春秋霸主制与希腊联盟制的异同 359
一四四 中国历法与伊斯兰教历法之不同 362
一四五 文化交流的结果 363
编后记 陈宁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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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成为正统后常会发生僵化
回顾人类的历史，崇高的理想，都曾有过被曲解与僵化的时候。我以为，曲解与僵化理想的情况，竟往往正是在理想成为正统的时候发生的。当理想只是在圣哲的少数信徒中流传时，理想不会被曲解，因为他们往往不惜牺牲自己已有的一切为了理想而奋斗，他们也未必能由此中获得一己的私利。在这个阶段，理想也不会僵化，因为这些早期的领导人，仍会继续不断的修正其理想的内容，使其周延更开阔，内涵更丰富。
一旦理想成为正统，信徒成为当权派时，乌托邦固然有了付之实现的机会，理想却也就难免被曲解与僵化了。
举历史的实例来说，儒家思想在汉代成为正统后，经学失去了活力，可以为了“曰若稽古”四个字，或是“春王正月”一句话，经生可以写上几十万字的解释，经、传、注、疏，一层一层的解释，虽白首穷经，仍只是在零零碎碎的地方钻牛角尖。基督教在中古欧洲是正统，于是也有繁琐神学专做钻牛角尖的工作。甚至有人研究针尖上可以站多少天使。汉代的儒生及欧洲中古的僧侣都变成了当权派。他们的心思，大约放在保持禄位的时候多，放在实现理想的时候少。
繁琐经学及神学的出现，并不为了加深与扩大原有的乌托邦理想，却是为了加强正统思想不容冒犯的神圣地位。因此，理想成为正统的日子，也就是理想死亡的日子。
若要理想不致死亡，信徒中必须有人放弃当权派的地位，站在旁边时时针砭缺失，拾遗补阙，提醒当权派不要买椟还珠，不要本末倒置，不要放弃了理想。这些真正的信徒更必须认清，理想永远要有提升的过程，理想方能常继续作为人群憧憬的目标。因此，这些真正的信徒中，必须有人不把理想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而经常不断的为理想汰旧换新，不断的灌注新的生命，添加新的成分，使理想不致僵化，使理想的内容经常与时代的需要相呼应。当然，理想中最主要的精神，如果真正有价值，真金不怕火来烧，应仍旧可以保持不失的。
由于当权派往往念兹在兹以保持地位为首要任务，他们必将上述那些信徒当作叛徒，他们也必将提升修正后的理想当作异端。耶稣自己就因此而上了十字架；朱子在世时，其学说被当作伪学。因此，在当权派的力量越是稳固，当权的组织越严密时，敢于挑战的人越难以出现。
孙中山先生一生从事革命，即是对于那时当权派的挑战，要为古老的中国翻出一个美好的未来。他的理想，终其一生，继续在提升扩大，也不断的丰富其内容。由素朴的种族革命，添加社会革命，添加民主制度，一步一步继长增高，终于完成了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也提出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为具体的方案。孙中山先生的乌托邦，包容了儒家、基督教、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及近代民族国家，各种来源的思想中因素。他的思想体系并不僵化，因为他经常不断的在修正与扩大。他的朋友与信徒之中，也颇有人为他的思想作修正与阐释的工作。
到孙中山先生的思想成为“遗教”，到三民主义成为正统时，我想，在生都还记得，当年在文武学校的三民主义课上，讲解与讨论的繁琐有多么严重！于是，三民主义僵化了，三民主义也失去了应有的说服力。
任何理想成为正统时，信徒变成当权派，或则囿于私心，或则为日常事务限制，忘了当权的意义是为了实现理想。于是，理想成为正统时，真正的信徒不见了，攀龙附凤的权力集团出现了，欧洲中古的僧侣，中国传统社会的缙绅，都是这种权力集权的实例……
在历史上，正统思想也有起死回生复活重生的纪录。基督教的宗教改革，结束了中古时代僵化的局面，欧洲中古的文化中心在地中海区，而宗教改革的几个主要教派都在中心区以外的边陲出现。中国的儒家，有过宋代理学的一番大改革，而集大成的朱子，在中央政府只有过极短暂的经历，他的思想发展及传布，都在福建、江西与湖南。其他类似的例证还很多，此处也难以一一列举。
美国文化中的容异与存疑精神
五年半前，海黄轮离开基隆码头，我眼看着分隔着送行人与轮船之间的海水逐渐加宽，加宽到成为不再可以逾越的一片水域。等到不再能看见岸上送行家人时，我走回房舱，把自己留美的目的用浓墨写在记事册上。当时记下的是两大条：读些近东古代史和设法医治自己的残疾。今天我若再要在记事册上记下的项目下加些字，我必须加上更粗重的一行笔迹：认识西方文化在美洲大陆上这一个旁支。这一点应该说是我留美最大的收获了。
第一个启发我这一点的是一位叫柴勃尔的美国朋友。他大约也是我第一个交结的美国朋友了。当我第一天上课，走进东方研究所的埃及史课堂时，我发觉自己到得太早了。可是室内居然还有一位更早的仁兄，胖胖的身材，塞在椅子里颇有把椅子胀破的可能。注视着他发光的秃头，我一时猜度不到他的年纪。交谈之下，我才知道他是一家小大学的政治系主任，适逢“六年休假”的假期，特来芝加哥大学选修几个学分，使自己不致完全禁囿在自己的小范围内。课后我们又一起去咖啡间各取了一杯咖啡，谈了一个钟头。
对于这一位老前辈，一个初履异邦的外国学生当然想讨教一番。等我问到他该如何读书时，他反问我是在美长住还是短住。我告诉他只是来此读书而已，他的答案是：“那么，把读书的时间留下一些来看看你四周的人与物吧，因为你将来可以在台湾的图书馆找到这里该读的参考书，但是你回台湾后可再找不着一个活的美国社会让你观察了。”
此后，我在美国的生活几乎无时不受了他这句话的影响。我愿借他这句话转赠将要出国的青年朋友们，到美国以后，别把时间都放在书本上去，也要张开眼睛，看看人家生活式背后的精神。
我头一堂上的威尔逊先生的课，他是美国埃及学大师布累斯台德（James Henry Breasted）的学生，布氏死后，他算是新大陆上埃及学的首座了。我记得在他课堂上，只听见他对这一个问题也说“我们不知道”，对那一个问题也说“我们不知道”。有一位日本来的学生听了这种“不知道”的答案近一个学期后，终于向他询问：“究竟我们知道的是些什么呢？”威尔逊先生回答得很妙：“我们知道的就是我们不知道。”（We know that we don’t know!）
这位日本同学颇有怏怏之色，以为先生在调侃他。我当时却忽有所悟，悟出了一个关闭型文化与一个开放型文化的区别：前者只追寻答案，后者则是追寻问题。“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固是诚实的态度，到底还须以“知道自己未知”为前提的。我现在已把埃及王朝的年表忘去不少，但是威尔逊先生的这一句妙语恐怕我今生是忘不掉的。
柴勃尔先生的指示似乎只是一张地图，威尔逊先生的那一句话竟像是在地图上划了一条指路的红线，我从此对于美国社会的观察就有准则了。我开始发觉在美国文化的后面有一大排巨人支撑着这个巨大的结构。这些巨人的名字包括：存疑、尊重别人与不专断，而这个巨大的结构是政治上的民主和思想上的自由。
我在美国曾得到一个很巧的机会，得以一偿宿愿把先天的残疾经过一番矫治。为了我的病例太稀少，芝加哥大学的骨科决定给我免费治疗，主治大夫则是美国骨科名医赫却医生。住了前后十几个月，出院入院五次，现在总算是把脚治得放回正常部位了。
1957 年圣诞前夕，我被推进手术房，准备接受第一次手术。赫却医生穿扎得只剩两眼露在外面，走到我的麻醉房来，一面找手套，一面和我握着手。他俯着瘦长的身子，对我说：“我不知道你相信的是什么宗教，我不是基督徒，但我愿意相信有一位主宰的存在。你如果信教，你可以向你的神祈祷，我呢，我也向我的神祈祷。我将以全力为你矫治，但是我不说有百分之一百的成功机会。”
后来在住院期间，我又有一次和他谈起宗教，尤其是他的“主宰”。他花了很多时间让我了解，他在麻醉房的话一部分是顾全我的信仰，而他自己的“主宰”则是医药科学上过去所有摸索得来的知识和理智的能力，但是他仍旧了解知识与理智的限度还仍在摸索的路上，因此他才说他没有百分之一百的把握。他始终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不在医药科学已知的知识，而在于那股向前摸索的力量。
赫却医生的一位助手叫做爱克逊医生，是一个年轻的主任住院医师。整天他们师徒几位忙着手术和查病房，尤其老赫医生，似乎一天只睡五个小时，晚上十二点刚见到他，次晨六时又听见他在手术房打电话来催护士洗涤病人要开刀的部位了。只有星期日，除紧急开刀外不动手术，爱克逊医生就会来病房和我聊聊天。我曾经告诉他，台湾有不少因种种不同缘故而残疾的儿童，社会上还没有注意到如何由社会负起治疗与教育的责任。他看看病房里那些由州政府付钱接受治疗的残疾儿童，问我何以台湾当局或民间集团没有想到负起这个责任；我只好以“穷”字塞责。他向我保证，若是我有朝一日在台湾能组织一个与芝大医院附设的“残疾儿童之家”一类的机构，他愿意来台湾担任医生的工作。
我向他道谢，并且表示佩服他愿意为中国人服务的热忱。他却说，人就是人，不会因为国籍而改变本质的，并且说他根本就没有想为“中国人”服务，他想到为世界上一个医生不足的地域的人民服务而已。我听了他的解释，不能不为之汗颜，至今我已可以排除好几层思想中的偏见，但是我始终过不了民族思想这一道关。偏激的民族观念恐将是世界大同道路上难以跨越的一道难关。怀念老友，我不知道何日可以实现组织他所说的那种机构，但是我对他“民吾同胞”的胸襟始终是心折的。
柴勃尔先生回到他的学校后，曾经数次邀我去访问。我也曾去过两次，那是一个中西部小镇上的一家小大学。全校不过六百多学生而已。有一次，我应邀在该校讲话；碰巧一班历史系的学生在讨论“不同文化的不同法律观念”，是一个单元讨论会的一部分。我就向他们讲了些中国古代“赏疑唯厚，罚疑唯轻”的观念。第二天，柴勃尔自己将担任法庭的陪审员，邀我去旁听。那天的案子因为证据不能作百分之一百的肯定，陪审团只好把一个恶名昭著的流氓判无罪。我回芝城后，柴勃尔先生把法官的判词寄来，其中引经据典，引用了好些Learned Hand（刚去世不久的法学家）的话，大意则不外是宁纵毋枉四个字而已。
美国的大学生好提问题，我自己在堂上也逐渐学会了举手发问。先生对学生的论文，或讨论报告，也是很认真的批评。课堂上是仇人一样，但是课堂下是朋友。刚辩论得面红耳赤，隔一阵又在一起喝咖啡，谈闲天，可是一触到刚辩过的题目，双方仍可以面红耳赤吵下去。在那里，先生不能以“师道尊严”四个字占足身份。
我曾经在好几处小大学讲演过，最常碰到的讲题是中国的现况。幸亏我对此道弄惯了，讲时总有实在资料，所以从未被问垮过。最紧张的一次是面对七十几位新闻学院的应届毕业生，让他们盘问三小时，竟也侥幸未垮。
我有一位印度朋友，就曾在一个相似场合中硬是垮下来。他的失策在于他略觉难以回答时，撒出了撒手锏：“我是印度人，印度事我当然比你们知道得多。”这句话一出口，举堂哄然。有一位美国学生站起来说：“羌德勒先生，我们佩服你的勇气。但是请你注意，我们只接受理论和证据，我们不接受任何人的权威判断。”这一着，我奉劝将出国的朋友们也该注意检点，让我们用“理”来服人，不用“你不懂”三字来唬人。
这种容忍别人但不服从权威的精神，在华府之游时我见到了它的来源。那时我站在杰佛逊纪念堂的里面，远望是华盛顿纪念碑和林肯纪念堂，三个建筑物成为一直线。杰佛逊纪念堂的墙上镶着四块铜刻，其中有《独立宣言》及他在佛吉尼亚州订下的宗教自由法案。读着那些词句，堂外有满天晚霞，映在堂前池中，我徘徊不能离去。
离堂不远，就是刚去过的档案局，那里面陈列着美国开国诸人草拟《独立宣言》及宪法时的各种草案及来往信札。我那时候顿然了解了美国文化的精神基础。容忍、爱人、不专断、不盲目服从权威，这一切都是建筑在对人权的尊重上。威尔逊先生，老小两医生，那位法官，以及问垮印度人的学生，都不过自小濡染其中，气质中不自觉的包含了这些成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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