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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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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Lens·视觉003：不需要安全感就是自由》展现了一系列摄影家们对本土社会长达数十年的记录。
“二战”后，面对战争废墟和被美国占领并改造的状况，新一代日本摄影家，不仅记录了这一进程，也探索了绝望与希望、传统与破坏、溃烂与重建这些复杂主题；而英国摄影家延续了英国国民性中的自嘲与黑色幽默，也延续了对公正、自由和改变的信仰，对改变世界“仍怀有一丝愚蠢的幻想”。
此外，本书还有一群“逃离城市”行动派的故事，以及一个关于父母间隐藏之爱的感人故事。
历史、制度、风景总在不断变迁，其中凝固的人性坚韧、乐观、反省和希望，依然能源源不断地带来温暖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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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Lens自2005年创刊至今，持续且稳定地刊登优质影像阅读内容，拥有超过30万核心受众群、超过33万微博粉丝、45万微信粉丝，包括政商学艺媒等多领域的精英和意见领袖。Lens品牌已被公认为中国*有品质和品位的影像阅读品牌。
Lens团队2015年推出两本MOOK主题读物：《目客》系列，侧重主题阅读；《视觉》系列侧重多元影像阅读。《目客》和《视觉》从世界范围采集*有个性和丰满的内容，聚焦人性、情感、生活，延续Lens素有口碑的影像阅读调性，创造视觉、思维、想象力被充分调动的纸上阅读新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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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部分作者：
?滨谷浩，日本摄影师，1915年3月28日出生于东京，1937年成为一名自由职业摄影师，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曾到中国从事旅行摄影。1960年成为玛格南图片社的合作成员，也是日本**位加入玛格南的摄影师。
?石元泰博，1921年出生于美国圣弗朗西斯科，3岁时回到故乡日本高知县，并在那里度过了少年时期。毕业后，他为了学习大规模农耕法再次前往美国，但志趣发生转向，开始以芝加哥和东京为场所进行摄影创作。
?土门拳，日本摄影师，出生于山形县的海滨城市酒田，自8岁起迁居东京。1935起他成为东京仁本公房照相馆摄影师，不久辞职开始了自由摄影工作，后成为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有影响的纪实摄影家，开创了日本新纪实摄影之风。
?细江英公，1933出生在日本山行县，后在东京长大。其作品具有强烈的梦幻感和神秘色彩，被称为日本摄影界的鬼才。
?李培炀，1985年出生于新加坡的华人社区。他的**部作品是《Shauna》，其中完整记录下了变性人Shauna在三年间的转变历程。他的**作品《两个人》则记录了父母间平凡、隐匿而又细腻的情感。
?马克·内维尔，英国艺术家，现居住于伦敦。马克·内维尔擅长用摄影及电影的方法记录英国工人阶级的独特生活，其*有名的作品是“格拉斯哥港项目”。2011年，他曾作为英国的“官方战争艺术家”被派驻阿富汗。
?汤姆·汉特，英国艺术家，现居住于伦敦。为了拍摄东伦敦的居民，汤姆·汉特曾在汉克尼的贫民窟里住了十来年，并且靠在布里克巷摆摊来补贴家用。他凭借这组记录东伦敦的作品获得了东伦敦大学艺术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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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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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战后时间”里的日本
1945年8月15日，日本在一片混乱中进入了“战后时间”。在一个毁灭的世界里重新开始意味着什么？土门拳、细江英公、林忠彦、石元泰博、长野重一……这些日本摄影家用凌厉的目光进行了回答。
2. 每次看到春天开始，农耕开始……
很多人想逃离城市，Lens在日本寻访了一些行动派。他们是退休老人、艺术青年、农民出身的观察者……他们正进行着种种再造乡土的创想：“人总要变得更丰富，人想要变得更好——要好好对待这种想法。”
3. “其实父母很相爱，可是肉眼看不到，需要拍出来”
一对普通而含蓄的华人父母，在儿子的镜头下，充满了亲密、魔力、荒谬以及神圣感
4. 不需要安全感就是自由
英国人数百年来讽刺和自嘲的传统也体现在了他们的照片上，而隐藏在黑色幽默之下的，还有对公正、自由的信奉，甚至对改变世界怀有的一丝“愚蠢的妄想”。12位英国**摄影师，他们的作品让人发笑、惊讶、难堪甚至尴尬地捂住双眼，但同时，也让你找到真正的自由。
5. 2030：变化、希望与机遇
2030年，我们所栖身的发展中国家将成为变化、挑战与机遇发生的核心场所。我们会变得更富有吗？什么将决定我们的价值和目标？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动荡吗？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数据研究和影像将一起回答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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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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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时间”里的日本
“1945年8月15日中午，我们四年级的同学在一个叫作日新馆的旅馆大院里集合，收听天皇的‘玉音’，但因杂音太大，听不清楚。似乎说是日本败了，但战败究竟意味着什么，那时根本不明白。到了9月末，父亲来草津接我回新宿的家，到家一看，周围是一片被大火烧过后的荒野，四处散布着用红褐色铁皮做成的窝棚（临时小屋），离家两三公里处的伊势丹百货店看得清清楚楚，之前遮蔽视线的楼宇都不见了，其他能看到的只有东京瓦斯的巨大储气罐；去看我的母校时，校园里只剩下了烧塌房子的黑色基石；在新宿车站附近，流浪儿来回追着行人讨饭。我**次感到：‘原来战败是这么一回事。’”
这是《日本战后史》的作者中村政则搜集的一个故事，他曾用十几年时间，搜集采访关于这一天的回忆。这一天将近中午的时候，全日本的人，都就近找到收音机，多站着等待天皇的“玉音放送”，而在东京，许多人在正午的骄阳下跪在皇宫外等待。12点整，电台播出了裕仁亲自宣读的《终战诏书》。
1945年8月15日被称为“日本历***长的一天”。日本历史和很多人与事都因这一天而改变了。
不确定的战后新时代
在《终战诏书》中，裕仁只提及与美英两国的战争。听来似乎是出于对臣民的体恤，自己决定终止战争，缺少投降者的诚恳，至于对中国等东亚、东南亚国家的侵略，却只字未提。
此时的日本已近乎油尽灯枯：广岛和长崎被投掷了原子弹；从上空俯瞰东京和大阪等地，会发现城市表面分布着无数大大小小的弹坑，类似月球表面；美国的长期海面封锁，让日本原材料和能源极度匮乏；这一年的农业也大面积歉收。再加上270万人员伤亡，促使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专制意识形态和帝国心态灰飞烟灭，整个社会秩序被搅动起来。在普通日本人心中刮起了风暴，一个全新的不确定的战后新时代，在混乱中开启。
1945年7月26日，美中英三国联合发表《波茨坦公告》，宣称同盟国将在日本成立一个让世界不再感受到威胁的政府之前，派出本国军队留驻日本。
作为主要参战国的中国，拟将国民党政府原来的荣誉二师整编为六十七师，以精通日语的儒将戴坚为师长，率部赴日。全师装备精良，官兵平均身高达到1.7米以上，士兵的文化程度均达到小学毕业，并开展了包括日语在内的相关业务培训。
按照美军指派，六十七师驻地在名古屋一带。就在整装待发之际，六十七师却突然被投入中国内战战场，继而被中国共产党军队歼灭。此时新继任的美国总统杜鲁门表态：“我不打算（对日本）分割管制或划分占领区，不想给苏联人以任何机会。”他认为四国占领德国致使其分崩离析并不好。杜鲁门任命麦克阿瑟全权处理对日占领事务。1946年11月5日，国民党政府正式向美国提出终止执行派遣驻日占领军计划。国民党政府失去了对日驻军、对日事务取得更大话语权的机会。
黑市、潘潘和民主游戏
1945年9月6日，46万美军全部抵达日本。
《拥抱战败》一书的作者约翰·道尔曾记录此时日本的独特现象：“在城市里的儿童们之间，流行着3种游戏：‘黑市游戏’‘潘潘游戏’和‘民主游戏’，内容分别是模仿黑市交易、假扮妓女拉客以及模仿左翼示威活动。天真未凿的孩子的游戏，成了反映时代生活的晴雨表。黑市几乎和日本投降同时出现，物价很快就激升了近30倍。仅东京就有7.6万个露天店铺，通常在黑帮控制之下：新桥黑市由松田组控制，浅草区是芝山组，银座区是上田组……经常会发生剧烈的黑道大洗牌。孩子们对黑市的戏仿就是在模仿黑帮的打打杀杀。
“潘潘”原来是美军称呼南太平洋诸岛上那些容易搞到手的女人的，在日本则指代战后专做美国大兵生意的站街妓女。因为日军在被侵略国领土上肆意奸淫妇女，所以投降的第三天，日本政府开始密谋建立“特殊慰安设施协会”简称R.A.A.，重点是用慰安妇来犒劳美国占领军，构筑“性的防波堤”，以期保护其他日本妇女的贞操。尽管数月后被美军禁止，但只不过由明转暗，“潘潘”借助茶舍、咖啡厅、酒吧等地继续为美军服务。约翰·道尔对此评论道：“潘潘和特殊慰安设施协会的出现，连接胜利者和战败者之间的无处不在的性关系，对美国人了解战败国和她的人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占领军中的一些人来说，当地妇女只是被当作泄欲对象而已……战败国日本本身也在蜂拥而来的美国人的头脑中女性化了，突然之间，敌人变形了，从一个残忍野蛮的民族，弱化成了易于操纵和易被享用的外来民族。昨天日本还是一个险恶、强大的威胁，几乎眨眼之间就被变形为一个白人胜利者可以强加意志于其上的百依百顺的女性胴体。”
模仿左翼示威活动的民主游戏是参与孩子人数*多的，因为他们经常看到大批大人蜂拥上街振臂呼喊。战后日本各行业都组织了强有力的工会，国有铁路、海运、新闻、煤矿等部门的工会都组织了针对资方的斗争。战后日本曾有一度工人运动和左翼知识分子都非常活跃，“赤化”的苗头让美国占领当局和日本政府大为恐慌。
由此日本走向另一个**，事后的统计资料表明：“日本经济恢复以来，由于工人罢工或进行其他政治斗争而造成的物质损失，一直低于其他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许多年份近乎为零。”日本企业家拥有了一支世界上*忠心、向心力*强的职工队伍。
从工人权益的保障、土地改革开始，旧财阀瓦解，女性投票权、工作权等两性平等的促进，新宪法颁布，《和平保护法》的制定、结社集会自由以及出版自由，都成了现实。工业结构进行了大规模调整，城市面貌为之一新，来自乡下和渔村的年轻人涌入都市工作。
之后，因为“冷战”形势，美国改变了对日改造的目标，由遏止战争幽灵到将日本建设为“冷战”的前沿阵地。美国终止了大规模拆走日本机器设备以及战争赔偿的计划，同时，朝鲜战争的爆发又给了经济恢复发展时期的日本一个绝佳的外在条件。对此，日本人自己都经常说是“天助神佑”。此外，因为占领成本过高，也促使美国转变为扶植日本经济自立。
日本的战后时代从政治上来说结束于1951年：当年的9月8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和日本首相吉田茂在旧金山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即“旧安保条约”，“日美新安保条约”于1960年1月签订）。
谈到为何默认所有美国提出的改革议程时，吉田茂曾解释道：“我自忖曾有这样的想法，无论需要修改什么，等到日本恢复独立之后都能改正。然而，一旦事情已经决定，想改变可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1955年，日本经济已经恢复到战前水平。高品质的半导体收音机、相机等电子设备以及玩具，成为日本出口市场上的明星。
在震惊和混乱中率先恢复的，还有出版业。在烧毁的废墟之间，带着对未来的不安，那些在日本法西斯政权上台后被停刊的杂志复刊了，一系列新杂志出笼，刊名几乎都要带上一个“新”字。在战争期间被虚假宣传坏了胃口的民众，对真实的新闻有极为迫切的需求。各种对于战争的回忆和反思也不断涌现。
直至近年，关于战后经历、个人记忆的出版热潮在日本国内丝毫未衰。遗憾的是，他们更多是着眼于战后，对日本战争行为的记录和研究则远远不足。
日本对战争的检讨和反思不力的一个原因，是战犯问题处理不当。据统计，被整肃的21万军国主义要员，到1951年，除5700人外，其余的人都先后被释放，不少战犯又重新返回军界、政界和财界，并担任了要职。比如甲级战犯岸信介被关押3年后释放，之后在1957年到1962年连续出任首相。日本人讲究集体责任制，带来的只能是集体无责任。
值1964年，东京奥运会举办，标志着日本重新强大和独立起来。同年，东京和大阪之间的新干线子弹头列车开通，它是当时世界上*快的列车，成为日本科技兴盛的标志。
战后日本社会几乎沉浸在美国文化的氛围中，日本人特有的“自卑与超越”意识在战后崛起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长期的自卑心理终被超越意识所取代，痛苦变成了不屈，忧患化为进取，这在日本人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创新中已多次得到印证。日本文化讲求服从权威的集团主义，也讲究现实主义（比如1853年美国人佩里侵入日本，但日本人后来视他为英雄，因为他为日本带来了近代文明）。
然而经济和国力向前了，人们的精神境界却仍停留在“战后时间”中，带着剧烈转型期国民特有的那种迷茫。
“自卑与超越”
日本战后纷乱的现实一直被摄影师记录着。出版业的繁荣为摄影提供了广阔空间。当时还很年轻的摄影师长野丰一、田沼武能、东松照明在岩波写真文库、《太阳新闻周刊》开始他们的摄影师生涯。那些在战前已经获得声名的摄影师，比如林忠彦、木村伊兵卫、土门拳、滨谷浩等，也以战后新生的各种摄影和文学杂志为阵地，将镜头对准战后的废墟和破败不堪的街景，捕捉人们眼中的绝望，同时也记录孩子们明亮的眼神。
战后日本出现两股重要摄影潮流。其一是现实主义路线。人们渴望“客观”报道，摄影成为提供这种“事实”的关键工具。在土门拳等人的带领下，现实主义引发了某种情绪，摄影师们感到有必要证明他们所看到的困难。
但也有一些摄影师，他们在青年和幼年时经历过战争，更推崇“主观纪实”，用自己的方式对多变的现实进行解读。他们是石元泰博、东松照明、川田喜久治、奈良原一高、细江英公等。
另外一股潮流是出于对“什么是日本”的追寻。因为战败和被美国占领，日本人对国家认同感产生了怀疑。美国摄影评论家约翰·沙尔科夫斯基曾指出：“摄影似乎成为消化处理日本的革命性变化的一种理想方式。”
一些摄影师因此将镜头转向乡村，滨谷浩、木村伊兵卫、田沼武能，这些摄影师的拍摄方式和理念可能截然不同，但他们都对一个基本的问题感兴趣：“发现真正的日本。”他们致力于表现普通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和展示日常生活中传统的重要性，来寻找和重建日本认同。他们将自己的摄影同当时流行的现实主义摄影拉开距离，作为以罗贝尔·杜瓦诺和亨利·卡蒂埃·布列松为代表的法国人文主义摄影在远东的回声。滨谷浩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两部纪录片——《雪地》和《日本后海岸》，是关于传统日本形态研究的**范例。木村伊兵卫拍摄的东京和秋田县农民生活照片，则体现了人们面对艰苦自然条件的惊人力量和适应力。依靠这些图片，摄影师对日本民族形象和性质问题做出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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