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希?阿姆斯特朗（Nancy Armstrong，1938—），美国杜克大学英语系教授，主要研究兴趣为18—20世纪英美小说、文学批评理论，论著广泛涉及文学与资本主义、个体化、性别、图像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关系。代表作有Desire and Domestic Fiction（1987），Fiction in the Age of Photography（1999），How Novels Think（2005）。顾路昱，复旦大学英语系研究生，曾获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第六届）一等奖。主要研究方向为19世纪英国文学、女性主义文学。
政治、历史与性别
——女性不仅是受害者
张岩冰
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2018年的年会上，美国小说研究会（the Society for Novel Studies）以南希·阿姆斯特朗（Nancy Armstrong）的《欲望与家庭小说：小说的政治史》（Desire and Domestic Fiction：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Novel，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为主题举办了特别会议，会议论文由乔纳森·阿拉克（Jonathan Arac）编辑发表于《现代语言季刊》（MLQ）2019年第1期上。阿拉克为这本《欲望与家庭小说》研究专辑撰写的序言《三十年后的〈欲望与家庭小说〉》中称，这本著作的出版是小说批评史上的一个大事件，直到今天，这本书依然“持续激发活跃的思想”；“阿姆斯特朗的书引发了对人类不平等、人类性别和性别历史的持续探索，……这些探索也包含了小说的历史，以及批评家和学者研究小说形式和惯例的方式”。《欲望与家庭小说》以18世纪以来重要家庭小说为研究对象，勾勒了家庭小说发展的简要历史，其立足点不仅在小说自身发展的历史，更是在各种文学和非文学的文献互证之中，探究了小说/女性写作行为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女性主体化进程之间的关系。
一
文森特·里奇（Vincent B. Leitch）在其《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美国文学批评》（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 since the 1930s）的《女性主义批评》一章中，在列举了诸位持不同批评方法又在女性主义批评领域影响甚巨的批评家的姓名之后指出，将这些批评方法极为多样的批评家及其著作统一于女性主义旗帜之下的原因，出自三重承诺：“揭露父权制的预设和偏见；促进对女性文学的发现和重估；审视文学和批评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他根据已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成果，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女性主义批评抨击男性性别歧视；在第二阶段，它研究的是女性写作；在第三阶段，它集中于文学、批评、心理社会和文化理论。”里奇对女性主义批评的总体评价是：“从政治角度来看，一开始它就处于自由主义和社会改革、激进的分离主义以及文化革命的相互竞争的纷争之中。放弃政治立场是罕见的，因为这与批判性运动背道而驰。从一开始，政治分歧就既激发了女性主义事业的活力，又导致了其内部的分裂。”从这段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出，至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消除性别歧视的承诺之下，集合了多样态的文学研究方法；研究对象既有对父权制文化及其文学文本中对女性的歧视与偏见的清算，也有对女性写作的关注；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具有鲜明的政治特色。
虽然《欲望与家庭小说》作者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里奇开列的女性主义批评先驱者的名单之中，但这本副标题为“小说的政治史”的小说史研究著作，从一个新的角度，发掘女性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处处透出强烈的政治意识。其影响也跨越了时代，持续至今。20世纪以英美新批评为代表的形式主义批评方法，坚持将关注的重点聚集于文学文本自身，将文学文本看作是一个符号系统，有着由表层至深层不同层面的意涵，文学的意义在于它远离社会功利的审美属性。自50年代后，新兴起的各种批评理论质疑这种将文学与社会历史隔绝的批评方法；至80年代，各种批评方法异彩纷呈，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关系日益紧密。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詹明信在他的《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这篇影响巨大又极富争议的文章中指出：“资本主义文化的决定因素之一，是西方现实主义的文化和现代主义的小说，它们在公与私之间、诗学与政治之间、性欲和潜意识领域与阶级、经济、世俗政治权力的公共世界之间产生严重的分裂。换句话说：弗洛伊德与马克思对阵。我们竭尽全力从理论上克服这种巨大的分裂，只能重申这种分裂的存在和它对我们个人和集体生活的影响之力量。我们一贯具有强烈的文化确信，认为个人生存的经验以某种方式同抽象经济科学和政治动态不相关。”《欲望与家庭小说》的出版和这篇文章发表的时间接近，虽然作者并没有明确表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但其研究方法，无疑有着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詹明信一致的地方。这本书中，同样揭示了政治与文学、私人领域与公共政治领域的分离，并将之视为资本主义霸权的重要策略，同时也是性别统治
的重要策略。
“家庭小说从一开始便试图将两性关系的语言抽离于政治语言之外，却因而引入了一种新的政治权力形式。这种权力伴随着家庭女性这一形象出现，霸占了一切与私人生活相联系的物品与活动，从而把控着英国文化。经由家庭琐事、闲暇时光、男欢女爱和亲密关系，权威落在了家庭女性身上；人性最基本的品质理应在其管辖下发展。”（第3页，本书页码，下同）《欲望与家庭小说》开篇，便点出了这本著作的主旨：家庭小说是一种家庭关系的语言事实，这一语言事实以抽离政治内涵的形式，完成了其政治功能。家庭女性这一形象的出现，是英国政治史中的一件大事。
阿姆斯特朗在写作这本著作时，福柯的《性史》第一卷英译本刚在美国出版不久，阿姆斯特朗多次提及这本书所提供的研究方法对她的影响，她认为，《性史》以及《规训与惩罚》所进行的历史研究，打破历史因果的传统模式，并且“福柯成全了以下可能：将性关系作为阶级和文化之间、性别和代际之间变化着的权力关系的枢纽”（第14页）。《欲望与家庭小说》的前三章，连续用三个“兴起”作为标题：小说中女性权威的兴起、家庭女性的兴起、小说的兴起。借助福柯理论，阿姆斯特朗认为，“家庭小说在时间上先于——更确切地说是在逻辑上必然先于——其呈现的生活方式而存在。家庭小说涉及的，并不是已然存在、根据小说传统发展其关系的个体”（第12页）。
在这部著作中，小说同时被看作“文献和动因”。阿姆斯特朗甚至认为，家庭小说在现代社会的形成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在文学史上，小说最终成为最重要的文学形式，也是家庭小说影响到社会变革的直接结果。“我相信它帮助形成了我如今称之为家庭的有序空间，让该空间完全发挥作用，并将其作为表现正常行为的语境。通过这么做，虚构文学对其他人类关系的基础提出了质疑，并最终压制了它们。”（第35—36页）
作为文献性存在，家庭小说的诞生，是时代发展变化的记录。17世纪后半叶，伴随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在取得经济上的优势之后，在政治和文化上也向贵族阶级发起了挑战。家庭女性的诞生，既是这一挑战的表现，也是中产阶级及现代型社会权力结构形成过程的表征。在旧的政治范式中，人们根据他的地位、血统、财富来识别和评判一个人，人并非作为个体而在。17世纪后20年流行的大量女性行为手册，“旨在产生一种女性，其价值主要在于其女性特质，而非传统的社会地位的标志：一位具有心理深度而非诱人的身体表象的女性；也就是说，这位女性拥有可以将其区分于男性的完美品质”（第29页）。这位被构建出的理想的家庭女性形象，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女性，她不再如贵族妇女般奢侈并浑身散发着铜臭气，她以节制而富有趣味的品行维护家庭的运行，受人尊敬。当然，她也不属于劳动阶级。从家庭小说所描写的乡村生活图景中，我们可以看出，有德行的女主人，她们不会像贵族妇女般炫耀财富，而是在节制中显示趣味与富贵；劳动是美德的一部分，然而此处的劳动绝非劳动阶级的体力劳动，而是与家庭管理及休闲娱乐相关的诸种事务。家庭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单元，作为家庭管理者的女性，不再依附于血统、财富等因素，因而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主体性存在。拥有不同财富的家庭，因为家庭女性的共同的节制而富有智慧的美德，都可以过上美好的生活。这一共同的家庭生活美景，可以消除由政治身份的差异而来的隔阂，形成了中产阶级一致的身份认同。当然与此同时，与男性相关的经济领域，则被放逐到家庭领域之外，公共领域与家庭代表的私人领域被彻底分开。
可以说，家庭女性的出现，改变了阶级社会的状况，有着极大的政治意义，然而，又由于这一革命性的改变仅被限制在私人领域，而且作为现代主体的家庭女性也只限于中产阶级女性，其政治上的局限也是明显的。随着时代发展，这一政治局限愈发显著。
具有性别特质的主体化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漫长过程，先由各类行为手册制造理想女性形象，规训女性行为，再由家庭小说等将这一中产阶级意识形态贯穿于日常生活之中，日常化为社会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直到19世纪中叶，“将主体性别化的事业才开始获得巨大的政治影响”（第29—30页）。家庭女性的出现，从最根本的意义上，出于中产阶级批评贵族的政治范式的需求，家庭话语范式的建立，具有政治批判性。时至19世纪中叶，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则将矛头指向了工人阶级，意图将迅速工业化而来的政治问题转译成性别话题。工人阶级的男性被描绘成不成熟、关注个人发展而缺少自我克制的，工人阶级的女性则通常被描述为男性化的，工人阶级因自身行为及性别意识失当，而使家庭失范。促使工人阶级陷入贫困而妻离子散的经济原因被无视，与家庭及性别相关的个人品行成了社会动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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