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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 一部让人继续相信人性的传记
☆ 一位二战德国军人的心灵史
☆ 音乐可以成为闪烁在最深黑暗中的那束光
面对似乎永无止境的黑暗，面对迎面碾压的历史巨轮，普通如尘埃之人应当如何自处？本书传主霍森费尔德的故事启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历史关键的那一刻做出正确选择。这种选择或许微小，却足以改变他人的命运。对国家、家人的爱、对人性的坚持、对弱者的同情，所有这些集中在一位纯粹又聪颖的人身上，擦亮了他的眼睛，让他能看清眼前每一位活生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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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1945年1月。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远处沉重的炮火声在墙壁之间回响。步枪子弹打碎了墙上的灰泥，打破了窗户，钻进屋子里。曾经不可一世的德国士兵正在拼命逃离华沙——这座他们已经占领了五年的城市。
时间回溯到三个月之前，曾经的钢琴家、现在的废墟逃难者什皮尔曼头发蓬乱，缺少光泽，胡须一绺一绺的，上面满是污垢。他皮肤蹭满了灰，额头上满是结痂。尽管如此，他还是努力在脑海中回忆他曾经演奏过的所有作品。什皮尔曼幸运地发现了几份罐装食品，却没有注意到一位高大的德国军官从旁边的厨房走了进来：“您在这里找什么？”万幸的是，什皮尔曼遇到的是维尔姆·霍森费尔德。什皮尔曼只是这个德国人救下的六十多个波兰人之一。就像霍森费尔德自己说的：“我尽力拯救每一个可以救下的人。”
一个德国军官如何摆脱纳粹的宣传去救助“敌人”？个人道德选择与历史洪流之间的关系从来都是复杂的。霍森费尔德留下了八百多封家信和一本华沙日记，让人们得以了解这位教师、军人如何展现个人勇气和同情心的力量，以及他这些力量的源泉。
在罗曼·波兰斯基根据什皮尔曼回忆录改编的电影《钢琴家》中，拯救主人公的德国军官只出场了十几分钟，而真实的维尔姆·霍森费尔德在一切相信人性的心灵中永不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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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赫尔曼·芬克，1940 年出生于德国埃姆斯兰省莱德。他曾在汉堡大学学习历史和社会学，1981年之前在北德广播电台担任编辑。之后，他担任德国公共广播公司驻东京记者五年，北德广播电台/德国西部之声驻华盛顿记者四年。1990 年，芬克回到德国，担任柏林ARD东德工作室负责人。1992年至2000 年，他担任不来梅广播电台台长。
自 1978 年以来，文克一直在为年轻人写书。对他来说，让年轻人从历史和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尤为重要。他的作品曾获得一些最重要的青年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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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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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信仰与军营训练
1.在黑森州的一个村庄
2.第一次世界大战—“愉快地听从指挥”
3.漂鸟运动成员和艺术家的女儿—一对幸福的新婚夫妇
4.良师益友
第二章 批判的追随者
1.“我属于这个行列，我能感觉到。”
2.在波兰建造战俘营
3.每一处都是恐怖的景象—“不幸正撕扯着我的心”
4.关于西线作战的意见分歧
5.变更驻地
6.犹太人区—“对我们的一纸诉状”
7.体育官员和毒气防护官员—“德国国防军的体育比赛”
8.宽容与慈悲—“是谁教会了我们仇恨？”
9.与纳粹成员的决裂
第三章 同谋之罪和抵抗性救援
1.“谋杀犹太居民的血罪”
2.犹太人的命运—“为什么会沉默，为什么不去抗议？”
3.大屠杀与泛滥的恶
4.犹太人区的起义—“我们不值得怜悯，我们都是同谋。”
5.对痛苦之人的帮助—“救援犹太人行动”
6.1944年的五旬节，最后一次回家休假 —“是的，和你在一起的时光太美妙了 ！”
7.“我尽力拯救每一个可以救下的人。”
8.最大胆、最危险的救援行动—“请您坚持住 ！”
第四章 成为战俘
1.“我一直牵挂着你们。”
2.尝试营救—“牵动神经的紧张局势”
3.一场殉难结束了—“他的死亡突然到来。”
后记 迟来的荣誉—“国际义人”
参考文献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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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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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值得被称为“人”的话，那么也请你继续相信人类，相信人性。
移民荷兰的犹太人尤利乌斯·施皮尔1941年对另一位犹太人埃蒂·希勒苏姆这样说，两年后，希勒苏姆死于奥斯威辛集中营。
1944年11月，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在波兰首都华沙发生了一个不同寻常又动人心魄的故事。在一幢大楼里，德国国防军正在此处装修新的司令部。德国上尉维尔姆·霍森费尔德（1895—1952）就在这里发现了一名波兰钢琴家瓦迪斯瓦夫·什皮尔曼（1911—2000），他每天就躲藏在屋檐下小小的阁楼里，饱受饥饿的折磨。霍森费尔德在从军之前从事着教书育人的工作，他不仅没有告发这位犹太音乐家，还为他提供了几个星期的食物，让他得以幸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几乎没有任何一座欧洲大都市像华沙一样，被德军破坏如斯。曾经那个摩登时尚、文化繁荣的大都市现在几乎什么都没能留下，只剩下一堆冒着烟的瓦砾。希特勒曾在秋天将波兰首都夷为平地，满目都是屠杀和肆意破坏后地狱般的景象。德国占领军由数万名士兵和安全部队成员组成，他们在无情的种族灭绝运动中基本肃清了波兰的统治阶级，并对犹太人进行了种族屠杀。
然而在他们中也有例外，比如维尔姆·霍森费尔德，但是他的生平事迹至今仍未进入公众的视野。罗曼·波兰斯基的获奖影片《钢琴家》讲述了什皮尔曼的一生，什皮尔曼也因此名扬天下，霍森费尔德在其中只出现了短短的几幕。尽管没有提及他的名字，但这位德国军官英勇救人的行为却第一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霍森费尔德不仅拯救了什皮尔曼，还救下了许多其他波兰公民，其中包括大量的犹太人。在那个充满杀戮的时代背景下，这位军官仿佛是黑暗中的光亮。大约有60余人在他的帮助下得以逃生。他是一位拯救者，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受害者，因为他自己没能得到救助，最后死在了苏联的监狱中，至死都没有能再回到故土，见到家人。
这本传记将主人公不平凡的人生故事带进了读者的视野。这是一个交织着矛盾、巧合、令人钦佩的勇气以及沉重悲剧的故事，它表明了一点—即使在野蛮、血腥、残暴的环境下，也有可能维护和践行人道主义的良知。霍森费尔德就属于这种环境下的逆行者，他的“救援犹太人行动”也更加彰显了他作为当下和未来的榜样作用。2008年，以色列犹太屠杀纪念馆追封维尔姆·霍森费尔德为“国际义人”，这个奖项用于表彰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救助犹太人的非犹太籍人士。但他的英勇事迹还是被承认得太迟了。
霍森费尔德出生于德国黑森州的伦山区，他的战争岁月全部在波兰度过—他先是负责管理了一所波兰战俘营，之后又为国防军成员开办了一所体育学校和一所职业培训学校。二战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在这六年的战争里，他很快就从一位希特勒的忠心拥趸转变为纳粹政府最尖刻、最敏锐的批评者之一。而从战争一开始，霍森费尔德就不顾任何官方规定和个人风险，在一切有需要的时候给予波兰人民慷慨和果决的帮助，把他们从德军的暴行中拯救出来。
大概没有其他任何一名国防军军官能像霍森费尔德那样全面地记录下二战中德军的罪行。他一直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并向伦山区的家乡塔劳寄去过800多封信，那里的乡村学校是他曾经教书的地方。他成为一名记录者，记录下了被占领的华沙暗无天日的生活、1943年犹太人区起义和1944年华沙起义的具体场景。其中大部分信件都是霍森费尔德写给他的妻子安娜玛丽的。安娜玛丽是一位和平主义者，在不来梅附近沃尔普斯韦德市的一个艺术家家庭长大，在战争期间一直独自抚养他们的五个孩子。
本书的重要依据就是霍森费尔德与妻子之间的若干书信以及一本独一无二的华沙日记。他的信件、笔记和日记内容曾于2004年以文献的形式出版，名为《维尔姆·霍森费尔德：“我尽力拯救每一个可以救下的人”— 一位德国军官用日记与信件记录下的人生》。这部近1200页的巨著是德国历史学家托马斯·沃格尔受德国军事历史研究局的委托出版的，仅附录就有200多页，这部作品为研究霍森费尔德的生平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此外，除了对获救钢琴家的妻子哈莲娜·什皮尔曼的访谈以及他的儿子安杰伊·什皮尔曼提供的信息外，本书还收集到了霍森费尔德全部的来往书信以及霍森费尔德家族档案中的文件资料。此外，大量的谈话和采访，包括对霍森费尔德子女的访谈，也将素材填补得更加完整。这本传记也使安娜玛丽的信件首次得以采纳和出版，她和丈夫同样拥有着出色的写作天赋。丈夫被俘期间，她说“爸爸回家时会变成一个作家”。
本书的第一章讲述了维尔姆·霍森费尔德的信仰、家庭背景、他参与的漂鸟运动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对他产生的影响。他是一名爱国者，一战结束之后，他又是一位用心的教育家。漂鸟运动是1918年霍森费尔德和妻子坠入爱河的契机，而参加漂鸟运动时期他写下的文章是他在教育上热忱之心的最好印证。
第二章记述了霍森费尔德对纳粹政权的态度变化。这位军官是那个时代洪流下的一员，和许多人一样，他最初欢迎希特勒上台，也欢迎1939年战争的打响，因为他期望这一切能给1918年的一战败局带来补偿，也能在欧洲建立新秩序。霍森费尔德不止一次听信于希特勒和戈培尔的宣传主张。而他态度的转变也非常明显，书信中的两句原文可以很好地证明—1940年初夏，国防军在西线战役中取得胜利后，霍森费尔德给妻子写信说：“希特勒是个伟大的天才，他真应该亲自指挥这次行动，制订所有的战略计划，那简直太难以置信了。”而在1943年12月底，他在日记中写道：“在今天，如果谁肯定了这种制度，哪怕一星半点，那也应当感到耻辱和羞愧。”
虽然霍森费尔德加入了纳粹冲锋队以及纳粹教师协会，自1935年起也是纳粹党的成员，但霍森费尔德多次不认同纳粹党的路线方针，导致自己在仕途上被排挤。他不想让自己的良心和理念被歪曲。德国占领军对波兰的所作所为让他最终觉醒了，他与纳粹政权彻底决裂。在战争期间，他的道德原则始终坚持未变。
波兰的首都是霍森费尔德人生故事的舞台。战争期间，霍森费尔德曾多次回塔劳探亲。上级每次在“回乡休假”申请书上签下的“准许”二字都让霍森费尔德一家欢欣鼓舞。如果没有得到批准，写信仍然是他们家人之间唯一的联系方式。霍森费尔德与妻儿的长期分居导致书信往来成了他们主要的通信方式，虽然这不能代替团聚，但也在他们之间建立了牢固的纽带，帮助他们度过了感情危机。
第三章主要讲述了霍森费尔德“同谋之罪”的意识以及救援犹太人的行动。几乎每天写作的习惯让他能够清醒地审视自己，并帮助他意识到自己在华沙，这座被德军占领、由德国官僚管理的城市中可以做些什么力所能及的事。霍森费尔德与波兰人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钦佩他们的爱国主义，并一直努力学习波兰语。信仰天主教的他尤其愿意亲近民众，但是在当时的背景下，任何对波兰百姓表达亲善的行为都是被严格禁止的。最后，霍森费尔德救下的人、设法保护过的人都对他表示了感谢，本书首次公布了这些令人动容的照片和证词。
本书第四章记录了霍森费尔德长达7年的战俘营生涯，在战俘营中的霍森费尔德还在与中风抗争。本章还讲述了霍森费尔德为了争取释放所做的努力，虽然结局并不美满。1950年，苏联军事法庭判处霍森费尔德死刑，后改判为25年监禁。
这本霍森费尔德的人生传记同样也将他和什皮尔曼的故事纳入其中。什皮尔曼在战争期间遭受的苦难直到两人相遇后才得以终结。这段故事参考了波兰斯基2002年的电影《钢琴家》和1998年德文版的什皮尔曼回忆录《钢琴家—活下来的奇迹》。1946年，二战刚刚结束，什皮尔曼自己完成的回忆录随即在波兰出版，当时书名为《一座城市的死亡》。可惜的是，他的儿子安杰伊表示，这本回忆录在什皮尔曼国外巡演期间遭到审查机构删改了：霍森费尔德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其中，相反，救人者也被描绘成了一个奥地利人。因为在当时的波兰，纳粹作为罪犯的形象将保持不变，一个德国好人不允许存在，绝无例外。
因为波兰显然没有兴趣推出新版本，1997年，当时居住在德国的安杰伊准备出版《钢琴家—活下来的奇迹》德文版。安杰伊在这本书中写明了霍森费尔德的名字和他德国人的身份，他不仅是想为他的父亲讨回公道，也是想为他的恩人讨回公道。
安杰伊邀请歌手兼作曲家沃尔夫·比尔曼为他父亲的德文版回忆录撰写了一篇全面翔实的评述。此外，安杰伊还与霍森费尔德的孩子们取得了联系，希望能出版一些霍森费尔德的家信。安娜玛丽从家乡塔劳公寓搬走后，小女儿乌塔·霍森费尔德一直珍藏着那个装满了纸张的木盒子，她把这些信件和手稿全部交给了她的长兄—医生赫尔穆特·霍森费尔德。
赫尔穆特是霍森费尔德的长子，他与安杰伊成为很好的朋友。1984年，当什皮尔曼尚在人世的时候，赫尔穆特就曾去华沙拜访过什皮尔曼一家，并让什皮尔曼带自己去看看他在“独立大道”上那栋大楼里的藏身之处，1944年的时候，什皮尔曼与霍森费尔德正是在那里相遇。1942年，什皮尔曼与父母和兄弟姐妹在华沙的一处转运枢纽被迫分离，当赫尔穆特提出还想去看看那个地方时，什皮尔曼犹豫了：与家人分离之后，他这辈子再也没有去过那里。赫尔穆特最终还是说服了他一同前往。他说：“我也许有点不近人情，但我对什皮尔曼说，‘您知道，我不是以游客的身份来找您的。对我来说，此次华沙之行是我作为一名德国人凭吊那些应该被铭记的地点：一处是您遇到我的父亲的地方，另一处是德国人造成悲剧的地方。’”
迟来的荣誉——“国际义人”
霍森费尔德去世后，安娜玛丽还可以使用塔劳学校的公寓，但花园和种植区的使用受到限制，她一直在这里住到了1954年。1955年，她在彼得斯堡的斯托克尔斯区租了一栋独立的小房子，彼得斯堡这座小城位于富尔达东面。1957年11月的一个周日清晨，安娜玛丽迎来了一次特殊的拜访，后来她在一张长长的纸条上记录下了那一天的经过：“冰冷的风掠过霜冻的田野，几个行人从教堂出来，匆匆走向自己温暖的家。突然，一辆优雅的法国汽车停在我们的门前，一会儿，两位先生站在门前，用蹩脚的德语说，他们是来找霍森费尔德先生的。年长者介绍自己是来自华沙的什皮尔曼，他向我们介绍了他身旁的朋友，是一位波兰裔美国音乐家。”
后来我们知道，他身旁的朋友是1937年移居美国的波兰小提琴家布罗尼斯瓦夫·金佩尔，显然他们并不知道霍森费尔德已经在五年前去世了。“‘是的，1952年我丈夫已经在俄罗斯的监狱中去世了。’什皮尔曼先生惊愕地看着我，我们沉默地坐了良久，他向我说起了那一次他们两人的相遇。”安娜玛丽正是从什皮尔曼口中才得知了霍森费尔德与这位钢琴家的奇遇，了解他是如何救下什皮尔曼的。他说：“就在1944年11月17日，您丈夫救下了我的命。虽然他是驻扎在华沙的德国军官，但他对犹太人区里备受折磨的人民心存同情与悲悯，他拯救了许多波兰百姓和犹太人的生命。”自此次拜访后，霍森费尔德和什皮尔曼两个家族之间一直保持着联系，尤其是孩子们之间关系非常亲密。
20世纪50年代末，安娜玛丽患上了肠癌，病情发展得很严峻，连维尔茨堡大学医院都对手术提出了担心。但是有一位年轻的外科医生敢于接下这个责任，做了此次手术，这位医生和赫尔穆特认识很久了，约林德在法兰克福学医时也曾听过他的讲座课。最后手术很成功。德特勒夫说，母亲手术后又无病无痛地度过了十年的时光。安娜玛丽于1971年去世，享年73岁。她生命最后的病痛使得五个孩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兄弟姐妹间相互照应、陪伴。德特勒夫说，阿内蒙妮为家庭牺牲了很多，她一直未婚，一直在无微不至地帮助母亲。阿内蒙妮在医院做了几年的护士，之后在哥哥赫尔穆特任职的富尔达儿科医院工作。德特勒夫也对大哥赫尔穆特为这个家庭付出的一切表达敬意：“由于父亲一直不在家，大哥就代替了父亲的职责，照顾两个最小的妹妹，他真的功不可没。我深深地感激哥哥在我学医期间和之后我在慕尼黑、伯尔尼和海德堡职业培训期间给予的毫无保留的帮助。”
赫尔穆特心中一直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要铭记在囚禁之中含冤而逝的父亲。经过不懈努力，他成功获得了父亲的审讯记录和1950年在明斯克的罪行审判文件。通过外交部，赫尔穆特向白俄罗斯共和国提交了为其父亲恢复名誉的申请，但此申请被拒绝了，官方给出的理由是现在已经过了复议的最后时限。赫尔穆特还向以色列犹太屠杀纪念馆申请颁发给父亲“国际义人”称号，这一称号是犹太民族授予冒生命危险拯救犹太人生命的非犹太人的最高荣誉，但遗憾的是也失败了。
在拒绝的回复信函中，以色列犹太屠杀纪念馆指出这样决定的原因是霍森费尔德曾有过25年的服刑期。负责此事的纪念馆领导莫迪凯·帕尔迪尔曾给什皮尔曼的儿子，住在德国的安杰伊·什皮尔曼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这次申请的对象是一名驻扎在华沙的德国军官，他任职期间正是德国军队对华沙犹太人犯下最严重罪行的时候，并且他也因担任重要军事职务而获判战争罪，最后身陷囹圄。以色列犹太屠杀纪念馆正在考虑是否要将犹太民族的最高荣誉授予这样一个可能引起争议的人，此举需要多么谨慎地思虑，我相信你会理解的。”
安杰伊·什皮尔曼移居德国之后，从事着牙医的工作，同时他也继承了父亲的音乐才能。此时的他希望重版《一座城市的死亡》。安杰伊在德国汉堡的家中举办过一次小型的聚会，沃尔夫·比尔曼、赫尔穆特及德特勒夫都前往出席，几个人决定正式启动该项目。这个版本问世后迅速成为畅销书，并被翻译为包括德文在内的多种语言。
在安杰伊·什皮尔曼等人的大力推动下，《一座城市的死亡》一书的德文版于1998年出版，其中补充了霍森费尔德华沙日记中的一些选段和沃尔夫·比尔曼撰写的一篇长文。安杰伊13岁时自己偷偷读过这本书的初版，读完后他才明白为什么他在家中见不到爷爷奶奶，因为他们全部在集中营中死去了。在读过这本书之前，他对自己的犹太血统一无所知，甚至还像他其他波兰同学一样开着歧视犹太人的玩笑。也是在读了这本书后，他下定决心，要更深入地了解那段历史，了解父亲的颠沛流离和祖父母的命运遭遇。但他的父亲永远对那段历史保持沉默。他不想谈论他生命中最艰难、最黑暗的时期；又或许他也不能谈论，每当他想到这些经历，这一段往事似乎像一堵黑墙一样压迫着他喘不过气。
瓦迪斯瓦夫·什皮尔曼于2000年7月6日去世，享年88岁，他在有生之年见到了他回忆录的二次再版。但他其实一直都反对再版这本书，因为每一次的回忆都会给他带来一遍折磨。安杰伊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父亲都感到深深内疚，因为他活了下来，而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却死了，他没能拯救他们的性命。他生活在这种无休止的痛苦之中。每当夏天华沙天气酷热时，他从心理上便抗拒喝水。在那个让他们永远分离的华沙转运枢纽，没有人给他们提供一滴水，极度的干渴让他们痛苦不堪。在我父亲的意识中，与家人永别的梦魇与这种缺水的痛苦无法分开。最后，什皮尔曼就是在7月的高温下由于突然中风去世，而他即使在生命受到死亡威胁的情况下也不愿喝水。”
什皮尔曼新出版的回忆录成为罗曼·波兰斯基2002年执导的电影《钢琴家》的剧本基础，而波兰斯基本人也是大屠杀的幸存者。这部影片获得极高的评价，赢得了许多奖项，包括美国电影学会颁发的三项奥斯卡奖。这部电影讲述的重点是什皮尔曼，而不是霍森费尔德，他只在最后的一个场景中出现。尽管出现的时长很短暂，这部影片还是让全世界广大观众第一次了解到这段德国军官营救波兰犹太钢琴家的往事。霍森费尔德和什皮尔曼之间的故事也让所有人知晓了这名德国军官对整个纳粹体系的反抗，而霍森费尔德代表性的“救援性抵抗”也作为专有名词写进了历史书。
对于安杰伊来说，《钢琴家》这部电影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它勾起了自己对父亲的回忆。“霍森费尔德”这个名字一直放在什皮尔曼心中最深情、最柔软的地方，交杂着无尽的感激与遗憾。如今，通过努力，安杰伊成功与霍森费尔德的子女取得了联系。在往后的每一年，安杰伊都坚持让华沙的波兰军队主教座堂为霍森费尔德做一次弥撒。
2005年，波兰电视台制作了一档名为《感激我们的恩人》的专题节目。执行导演马雷克·德拉泽夫斯基邀请了一部分霍森费尔德曾经救助过的波兰同胞以及他们的家属来到现场，和霍森费尔德的子女见了面。这次集中展现了霍森费尔德对受迫害者具体做出的努力，霍森费尔德这份在当年波兰人道主义分崩离析的背景下仍保有的悲悯之心令人动容。
安杰伊·什皮尔曼尤其不能接受2000年以色列犹太屠杀纪念馆对霍森费尔德的拒绝。他在许多以色列和国际报刊上都表达了自己的不理解。2007年，安杰伊曾与以色列犹太屠杀纪念馆馆长在华沙专门会面，为霍森费尔德鸣不平。随着社会对霍森费尔德的事迹越来越关注，提交的证明材料也越来越多，2008年，以色列犹太屠杀纪念馆第二次对霍森费尔德的事迹进行评估，并决定修改原先的判断——八年后，霍森费尔德终于被授予了“国际义人”荣誉。2009年1月，以色列犹太屠杀纪念馆正式颁发了证书。获得此次殊荣也要感谢很多社会知名人士为霍森费尔德声援：迪尔克·海因里希斯，沃尔弗拉姆·韦特，卡尔－彼得·冯·曼斯贝格，格特·魏斯基兴，维托尔德·库莱沙，玛丽亚·马利娜，还有莱昂·沃尔姆的妹妹，她和哥哥一样移民到了澳大利亚，但遗憾的是莱昂·沃尔姆已经去世……支持者的名单越来越长。
2004年，托马斯·沃格尔所著的《霍森费尔德：“我尽力拯救每一个可以救下的人”——一位德国军官用日记与信件记录下的人生》一书出版，所有重要的文件都得以问世，让读者对霍森费尔德的形象有了一个清晰、立体的认知。此书的出版得到了沃尔夫·比尔曼的大力推动。比尔曼曾向当时的德国国防部长福尔克尔·鲁厄强调，霍森费尔德不应被人们遗忘，他的事迹不能就这样淡出我们的记忆。他还提议将霍森费尔德树立为德国士兵的典范形象。鲁厄部长随后委托波茨坦的德国军事历史研究局收集霍森费尔德的生平事迹。沃格尔与赫尔穆特一起对原始文件进行了筛选和分类，并准备将其成书出版，整个过程长达四年。正是由于这些丰富翔实的史料，沃格尔的著作才得以完成。读完近1200页的叙述，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什皮尔曼在华沙得以获救并不是霍森费尔德军事生涯中突然良心发现的偶然行为，而是因为他遵从了从战争伊始他就奉行善良这一原则，这样一位德国军官为了心中的道义多次以身犯险，甚至将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的境地。
《霍森费尔德：“我尽力拯救每一个可以救下的人”——一位德国军官用日记与信件记录下的人生》一书出版后，两位著名的以色列历史学家在知名报刊上发表评论，留下了真挚的文字。研究人员推测，这两位的评论可能是促使以色列犹太屠杀纪念馆再次评估霍森费尔德荣誉资质的决定性因素：2004年8月6日，本杰明·Z. 凯达尔在以色列的《国土报》上对这本书予以褒奖。凯达尔写道：“这本书成功地展现了霍森费尔德的人生轨迹与人格魅力，他的人生绝对配得上一本传记。这本书内呈现的信件和日记也证明了霍森费尔德对时局的分析能力。”
另一位历史学家史蒂芬·E. 阿施海姆的评论发表在2005年3月11日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阿施海姆的分析非常翔实，他谈到霍森费尔德在成长过程中是一个立体的矛盾形象。霍森费尔德曾是德国青年运动的热情支持者，那时的他常常宣传这些运动的思想，其中很多是本土性和进步性的结合。“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国受伤并获得了荣誉勋章。在二战伊始，他怀着澎湃的爱国主义精神积极投身战斗。但在这个过程中他意识到战争这种大屠杀完全是没有意义的。他同样还是一位敬业的教师，运用开明的教学方法指导学生，但大方向上仍立足于德国国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与许多德国人一样为失败闷闷不乐，所以才会暂时抛却宗教上的虔诚追随充满诱惑的、让人‘心潮澎湃’的纳粹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霍森费尔德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些暗藏于表象之下的邪恶。渐渐地，霍森费尔德决心远离希特勒的“神话”。史蒂芬·E.阿施海姆建议以色列犹太屠杀纪念馆将荣誉颁发给霍森费尔德，“因为在霍森费尔德波澜壮阔的一生中，同谋之罪和人性良知都占据着中心位置。虽然他有着德国国防军的身份，但在所有决定性的时刻里，都是良知获胜了。”
2008年，霍森费尔德被列入“国际义人”之列—这一非凡的荣誉与他非凡的一生相称。2009年6月19日在柏林犹太博物馆举行的追悼会上，他的孩子阿内蒙妮、德特勒夫和约林德上台接受了证书和奖章，奖章上面刻着《塔木德》中的警句：“拯救了一条生命，就如同拯救了整个世界。”由于身体原因，赫尔穆特未能出席追悼会。而令人唏嘘的是，此时最小的女儿乌塔已经去世三年了。
历史学家沃尔弗拉姆·韦特在2001年出版了《穿德军制服的救援者》一书，他在此次致辞中说：“霍森费尔德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展现了人性的勇气，他是我们民主社会的榜样。”
2007年，时任波兰总统的莱赫·卡钦斯基追授给霍森费尔德“波兰复兴勋章”，这是波兰的最高奖项之一。2011年12月，一块铜质纪念牌挂在了什皮尔曼和霍森费尔德1944年11月首次相遇的建筑外墙上，以此铭记他们的缘分。此外，戈尔姆区青年会议中心的广场同样也以霍森费尔德的名字命名，它地处德波边境的乌泽多姆岛上。
华沙的前德国国防军体育学校现在已经改建成了一个文化宫，专门为经济困难的年轻人提供一个创造无限可能的聚集场地。体育、音乐、戏剧、绘画、视频艺术和手工艺……年轻人获得了广泛探索发展的机会。文化宫主管奥诺拉塔·瓦什凯维奇觉得自己有责任发扬霍森费尔德的思想和精神：“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觉得传递价值观非常重要。霍森费尔德是一位正直、伟大的人。在战前，当他还是教师的时候，他就在践行他的价值体系。而在战争期间，他的信念也不曾改变，一直坚守着他的原则，尽管那时周围情况要扭曲、残酷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她觉得自己有一种使命感，“我们正在重新发扬霍森费尔德在这座建筑里的初心。”
从2005年起，德国吕讷堡的卢法纳大学开始颁发霍森费尔德－什皮尔曼纪念奖。这个奖项以那次感人相遇中的两位主角命名，旨在重唤年青一代对纳粹受害者的记忆，并表彰代表人性之光的杰出榜样。在第一次颁奖仪式上，德特勒夫·霍森费尔德说：“我们这些霍森费尔德的子女已经没有机会去凭吊父亲的坟墓了，因为很遗憾，它已经不复存在。但如果他的品格还有对和平的愿景能够得以延续，这才是对他最有意义的纪念。”
2015年霍森费尔德－什皮尔曼纪念奖颁发给了波兰教授维托尔德·库莱沙，他在罗兹大学教授法律。作为一名法学教授，库莱沙长期以来一直在揭露纳粹对波兰人民犯下的罪行。维托尔德·库莱沙教授的颁奖嘉宾作家迪特尔·申克在颁奖词中说：“库莱沙作为波兰总检察长公开致歉说，现在看来，在战后波兰确实没有尽一切的努力来拯救霍森费尔德，没有把他从苏联的关押中解救出来。”
作曲家迪特里希·洛夫偶然间读到法西斯主义受害者留存的文字，深受震撼，创作出了《一个波兰男孩的安魂曲》。他将这部作品献给霍森费尔德一家，还在乐谱上亲笔写下了几句话：“有些人死后仍然熠熠生辉，未必是在天堂，而是在我们心中。我们需要他们来提醒我们，勇气和人性之爱是真实存在的最美好的品格。决定他们的生死和寿命是上帝的事，但让他们不要消失在我们的记忆里则是每个人应尽之事。”
直到老年，什皮尔曼的妻子哈利娜·什皮尔曼都一直奔走在路上，致力于宣传丈夫和霍森费尔德之间的故事。她与欧根纽什·切萨里·克鲁尔教授一起结伴而行，从一个地方赶往另一个地方，去不同的城市举办讲座活动。2014年2月，当笔者与哈利娜第二次见面时，她已经是一位87岁的老人了。她说，下雪了，道路特别湿滑，所以在这样的天气下驾驶汽车相当困难。电影《钢琴家》在波兰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所以哈利娜和克洛尔教授的每一场活动几乎都是座无虚席。有时在活动开始前会播放什皮尔曼创作的耳熟能详的歌曲。什皮尔曼的作品确实深入人心，尤其在老一辈人那里。他创作了300多首经典歌曲，还有香颂、交响乐作品、电影配乐等等。“现在我收到了很多邀请，都是某一条街道或某一处广场希望以我丈夫的名字命名。但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他的歌曲，那些人们喜欢的音乐，这些全都能保留下来。”因为哈利娜的讲座，霍森费尔德的名字也渐渐被波兰人熟知，甚至比在德国的知名度都要高。
哈利娜住在华沙吉姆纳斯蒂纳大街的一间公寓里，她和她的丈夫在那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家中墙上挂着很多照片—有朋友和家人的人像照，也有她和丈夫在欧洲、美国和南美巡演或旅游的照片。什皮尔曼发现自己手中连一张父母和兄弟姐妹的照片都没有，他经过多方打听，最后得知一位当时移民到阿根廷的姨妈手上还保留着一张他们的合照。经由她，什皮尔曼终于拿到了亲人们唯一的照片，他把它珍藏在家中，而他自己则不再存留任何其余那个时代的物件。哈利娜还展示了一张照片，上面是什皮尔曼和赫尔穆特两人于1944年重新探访什皮尔曼藏身之处的情景。照片中她丈夫再次爬上梯子，向恩人的大儿子展示了那个屋顶下的狭小空间。什皮尔曼练习和创作乐曲的三角钢琴也立在客厅之中，这架钢琴放在房子的中央，其他一切家具都围绕着它进行排布。
哈利娜于20世纪30年代在拉多姆长大，她的父亲约瑟夫·格泽兹纳罗夫斯基是拉多姆的市长。作为波兰社会党的成员，她父亲是1939年波兰被入侵后第一批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的人，并在几个月后就被送往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并在那里一直被监禁到战争结束。他的妻子也一直生活在无尽的恐惧之中，担心自己和女儿被送往德国从事强制劳动。瓦迪斯瓦夫·什皮尔曼是在战后才认识了哈利娜。哈利娜回忆道：“1948年夏天，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去了波兰南部的温泉镇克雷尼察，那里靠近斯洛伐克边境。瓦迪斯瓦夫也去了那里。我们目光相遇了，我意识到他想和我说话。但不知何故，我们没有聊上。第二年，1949年，我再次遇到了他，这次我们终于聊上了天。才仅仅过了三天，他就起了和我结婚的念头。但这太不现实了，当时我还在克拉科夫学习医学，而他住在华沙。”
什皮尔曼对于他之前在犹太人区的经历一直三缄其口，只与少数几人提过，而妻子哈利娜正是其中之一。而什皮尔曼之所以愿意向哈利娜揭开心里最深的梦魇，是因为她也是这段时期的亲历者，夫妻俩共享着同样的记忆。哈利娜说：“1946年，瓦迪斯瓦夫写下了《一座城市的死亡》这本书。在这本回忆录的第一版中，当局要求把霍森费尔德描绘成一名奥地利军官，因为当时的波兰不允许文艺作品中有任何德国人以善良正面的形象出现。当时，报纸上刊登了这本书的节选片段。这本书出版后，此时的什皮尔曼不仅是一位极负盛名的钢琴大师，人们也发现了他的写作天赋。我母亲买回这本书，把它作为1947年的圣诞礼物送给了我，我经由这个契机读到了它，也加深了对他的了解。”
哈利娜说，在二战后他们刚认识的时候，什皮尔曼看上去状态很好，充满干劲。显然，此时的什皮尔曼想尽快调整自己，弥补失去的岁月。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并很快得到了出国演出的机会。被封闭在犹太人区，没日没夜地逃亡，失去亲人—就像许多其他大屠杀的幸存者一样，他一直刻意地压抑这些回忆。好在他的事业生涯并没有被这些痛苦的回忆影响。
1946年，当他的回忆录得以出版时，他恰好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出差几个月。哈利娜说道：“他那时在丹麦、挪威、芬兰和瑞典举办音乐会，制作唱片并在当地的电台演出。他后来回到波兰后，又投身到了忙碌的音乐创作中，创作出了很多电影配乐和流行作品。这些作品经常在电台播放，就像战前一样。当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充满活力。他也很有幽默感，喜欢社交，但当然对他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他的音乐。很多人好奇，漫长的磨难是否改变了他的艺术表达和演奏方式——不，我认为没有。音乐带给了他很多，是他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让他可以沉浸于另一个世界。音乐是他灵魂的解药。”
作为一名医生，哈利娜在一家研究血液循环问题和血液病的研究所工作，她也长期从事风湿病课题。当被问及她的丈夫是否因这么长时间的战争经历而遭受创伤，是否精神压力和抑郁情绪会使他不堪重负时，她思考了一会儿：“也许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会有。那时的他不需要不停地弹琴了，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所以他会情不自禁地回忆起1945年之前的时光。那段时间里，他曾有一次对我说：‘我现在算是闲下来了，可以做我想做的事了。但是战争的记忆——家人被紧锁的车厢带走我被迫与最亲近的他们分开的记忆紧紧裹挟着我，我无法挣脱。’那时他已经上了年纪了。在这之前，他一直都在踌躇满志地忙事业，他也由此认识了很多相熟的朋友。除了音乐，家庭在他心中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对两个儿子克里斯托夫和安杰伊。为了保持熟练度，什皮尔曼每天都要弹三个小时的钢琴，从早上8点到11点，这个习惯他雷打不动。我们的大儿子克里斯托夫有一段时间没有在华沙生活，有一天他回来时，看到他父亲没有坐在钢琴旁，这让克里斯托夫非常惊讶，忙问我他的父亲没有出什么事吧。”
20世纪60年代，波兰的领导层开始了一场反犹太主义运动，许多犹太人在那时离开了波兰，移民到以色列。据哈利娜说，什皮尔曼基本上没有受到这场运动的影响，可能是由于他在波兰人民心中的崇高地位，所以那些对犹太人有敌意的音乐家同行们并没有明显地对他展露出排斥。“他一直都受到尊重，也从未抱怨过不被认可的问题”，然而他创作邀约的数量却明显下降了。“他偶尔会批评其他同行的作品，然后自己的作品也会被某些同行攻击，但都是一些小范围的‘相互比试’。1963年，他自己也受到了一次程度较大的业内攻击：共有24名作曲家和音乐家向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告发了他，声称什皮尔曼宣传西方思想，尤其对美国音乐从不吝啬赞美之词。自此，他在电台的工作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什皮尔曼与从战前就开始合作的小提琴家布罗尼斯瓦夫·金佩尔等一起成立了“华沙钢琴五重奏”，这一音乐组合在成立之后饱受赞誉，蜚声世界。组合的音乐家们在世界各地举办了2000多场音乐会，每次都能收到热烈的反响。金佩尔由于他犹太人的身份，被自己的祖国禁止入境，因此他在美国生活了很长时间。什皮尔曼和金佩尔一直在艺术上有合作，也保持着友好亲密的关系，两人的友谊一直持续到金佩尔1979年在洛杉矶去世。哈利娜也强调说，华沙钢琴五重奏对她的丈夫来说意义非常重大。
在《钢琴家》中，著名演员阿德里安·布罗迪扮演什皮尔曼。当被问及她第一次在大银屏上看到《钢琴家》这部电影有何想法时，她说：“这部电影制作得非常好，太有意义了。我只想说：感谢上帝，波兰斯基做到了。斯皮尔伯格拍出了《辛德勒的名单》，而罗曼·波兰斯基拍出了《钢琴家》。波兰斯基在2000年拜访了我们一次，并与我丈夫交换了一下意见。波兰斯基曾偶然经朋友推荐读到我丈夫回忆录的英译本，他立刻被这个故事吸引了。真巧啊 ！或许，如果没有这次偶然，波兰斯基也就不会拍这部电影了。霍森费尔德和什皮尔曼的会面也是一场巧合。我们的生活就是充满了巧合，是吧（笑）！对于德国和波兰两国来说，霍森费尔德和什皮尔曼的故事更是弥足珍贵。‘这是两国之间和解与和平的象征。’在整个战争年代，我都生活在恐惧之中，总是担心德国人会来抓我们。我们还得把书小心藏好，不能让他们发现。我们没办法去学校，只能自己学，而且甚至地点还不能在我们自己家里，因为房子一直被秘密警察监视。而今天这一切终于都过去了……如果一定要说我对电影有什么批评的话，那就是霍森费尔德在里面出现的时间太短了。哦，还有一件事。霍森费尔德从未像电影中那样称呼什皮尔曼的名字，他一直以‘您’来称呼我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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