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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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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文化中国研究丛书”系列之一，是研究近代实业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张謇的学术传记著作。张謇（1853—1926），生于江苏海门常乐镇，1894年，参加清廷恩科会试，考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后因目睹晚晴政局的腐溃，转而投身实业建设，成为近代工商业先驱。同时，张謇以自己的政商身份和关系，积极奔走，为推动中国政治和经济的近代化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本书是作者在早年的研究论著基础上，详加修改，以张謇个人日记、信札和诗文等手稿资料，参以相关近代史料，考辩宏富，论述公允，是近代史研究的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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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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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开沅祖籍浙江吴兴（今湖州），生于安徽芜湖，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1948年金陵大学肄业。1948年12月至1951年7月任教于中原大学政治研究室并兼读在职研究生。1951年7月至2014年3月任教于华中师范大学，是享誉国际的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现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的创办人和领导人。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19841990）、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第一、二届评议组成员、召集人（1983—1990）。曾任华中师范大学荣誉资深教授、中国近代史所名誉所长，华中师范大学池田大作研究所名誉所长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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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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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一 少壮篇
（一）少年时代 …………………………………………………… 1
（二）冒籍风波 …………………………………………………… 5
（三）客幕之始 …………………………………………………… 9
（四）投入庆军 …………………………………………………… 16
（五）场屋蹉跌 …………………………………………………… 41
（六）经营乡里 …………………………………………………… 56
二 转型篇
（一）大魁天下 …………………………………………………… 67
（二）帝后党争 …………………………………………………… 79
（三）转变契机 …………………………………………………… 87
（四）状元办厂 …………………………………………………… 95
（五）维新变法 ………………………………………………… 120
（六）政变前后 ………………………………………………… 149
（七）“东南互保” …………………………………………… 165
三 鼎盛篇（上）
（一）宏图初展 ………………………………………………… 176
（二）立宪运动 ………………………………………………… 209
（三）地方自治 ………………………………………………… 264
四 鼎盛篇（下）
（一）辛亥前后 ………………………………………………… 292
（二）农商总长 ………………………………………………… 347
（三）大生兴衰 ………………………………………………… 380
五 晚晴篇
（一）老骥伏枥 ………………………………………………… 405
（二）夕阳无限好 ……………………………………………… 415
（三）鞠躬尽瘁 ………………………………………………… 462
附录一
大事年表 ………………………………………………………… 469
附录二
主要征引书目 …………………………………………………… 476
附录三
主要参考书目 …………………………………………………… 478
附录四
人名索引 ………………………………………………………… 481
附录五
图片索引 ………………………………………………………… 491
我与张謇研究（代后记）…………………………………………… 495
再版后记……………………………………………………………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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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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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86年曾经由中华书局出版过《开拓者的足迹——张銮传稿》(以下简称《张謇传稿》)一书，其所以称为传稿，确实是因为自觉尚不成熟。书稿基本上写成于20多年以前，付印前又由于学校行政事务的繁忙而无暇认真加以修改，出版后虽然不能说是悔其少作，但毕竟遗憾之处甚多。当时就有一个心愿，希望能够加以修订充实，以期有所改进，但十多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未能如愿。
幸好绪武兄去年春天专程来访，希望能对原书加以修改，重新交出版社出版，这才促使我下决心把改写《张謇传》提上日程。从去年10月开始，断断续续改写了一部分，自觉思路还比较顺畅，论析也颇有新意。今年1月下旬，按惯例到广州女儿家探亲兼避寒，同时也想利用南方的温暖气候抓紧工作，便把已改写的那部分稿子放在衣箱中随身携带。不料正好碰上客运高潮，广州火车站秩序甚为混乱，出站后竟被窃贼把衣箱偷去(几近于抢)。虽经向公安部门报案，并且托人多方查找，却始终没有下落。3个月的劳动成果顷刻化为乌有，对于我这样年过古稀的老人来说真是莫大的打击。加以出版社又要求提前交稿，这样更打破了原来从容改写的美梦，我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做有限的修改。史学本来就是充满遗憾的职业，但是此次由于“天事人心两相违”，给我留下的遗憾也就更为深沉。
当然，既已动笔修改，我还是有自己的谋划，具体说起来有四点：一是对传主早期生涯的陈述有所补充。1985年修订书稿时，虽然看过台北影印出版的《柳西草堂日记》前面那一部分，即同治十二年( 1873)至光绪十八年( 1892)，但由于时间过于仓猝，未能过细做必要的笺注工作，因而没有充分利用。此次动笔修改之前，倒是有充分时间认真阅读并做了笔记，自觉现今这部传记比旧传更为完整、丰满，至少是就早年张謇而言。
二是对张謇在庆军幕府的生活增添了笔墨。张謇在庆军前后8年，与统帅吴长庆关系相当密切，其间还曾随军前往朝鲜协助解决其内乱，即所谓“壬午之役”。这些年的军旅生涯使张謇受到多方面的锻炼，增加了相当丰富的阅历，从军事到政治、外交都初步显示出青年张：的干练与才华。他走出了国门，因而也就具有了国际观念或称世界眼光。《朝鲜善后六策》也许并非上乘之作，但从此张謇逐渐形成了自己思维的大格局，即习惯于把中国的事务放在世界全局中来考察，从而决定自己事业的取向与策略。同时，张謇与吴长庆既是宾主关系，同时也是少长关系。过去有些论著过多渲染吴长庆对张窘的礼遇与倚重，其实吴长庆的言传身教与奖掖呵护，对张謇成长与出道的良好影响也不容忽视。因为吴长庆毕竟是身经百战的儒将，而张：则是初出茅庐的年轻文士，何况前者还没有进入衰暮昏聩之年。
三是对传主科举生涯的论述有所加强。张謇从同治七年( 1868)开始应试，到光绪二十年( 1894)大魁天下，前后有26年之久，历经县、州、院、乡会试20多次，仅直接消磨在考场的时间就有120多天，还有穷年累月为准备应试而耗费的大量时间与精力。由于切身的痛苦经验，张謇对科举之弊知之最深，要求变革的心情也最切，所以他能顺应历史潮流，接受新的教育思想，在20世纪初兴办各级各类新式学校。此次修改传稿，结合张：的应试经历，对晚清科举制度及其具体实施情况稍加铺述，特别是对张謇高中会试一甲一名以后的复杂心情加以论析，目的是在说明科举制度衰亡的必然，以及张謇在甲午以后热心兴办新式教育的思想基础。同时，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张謇在漫长的科举生涯中也并非毫无收益，至少对传统文化的熟悉与理解有所增强，思维的条理化与文字表达(包括吟诗作赋)能力大为提高。而更重要的是，一次又一次连遭挫跌，一次又一次重新应试，并且还要反复经历科场内外的各种痛苦熬煎，这在客观上又反复磨炼了张的意志，增强了他对此后各种事业上的挫折的承受力。读者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何以张赛能够在腐朽科举制度的折磨下，不仅没有变成百无一用的科举迷，反而成为精明练达的具有通识的干才?我认为其原因有三：一是家庭务实教育和经世学风给他的深刻影响，他在熟练背诵经典之余颇能致力于理解，以求学以致用，增加办事才干。二是长期的游幕生涯，使他不同于一般困守书斋小天地中的迂腐士人。他很早就走出通海，在江南政治、文化中心江宁地区工作、学习多年，又不断奔走在上海、天津、北京海陆途中，还曾经有山东、汉城的军旅经历与对外折冲的多方面锻炼。社会生活是他的无形老师，正是或主要是这个老师使他没有拘守陈腐而狭隘的经义，反而把熟读的经书作为因应事变的文化资源之一。三是张謇早年读书虽然受应试教育的严格制约，但在江宁受到桐城派大师张裕钊的影响，合义理、考据、词章为一，所读之书逐渐广泛，除加强史部的阅读外，也增多了子、集两部的涉猎，甚至连《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禁书也不放过。此后，为黄河治理和经营农桑，他还注意对西方相关科技书籍的搜集。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可以看作是他最终摆脱科举牢笼的内在根据。
四是对张謇的精神世界作进一步发掘。张謇乃性情中人，其情感之丰富不仅表现于诗文，而且也表现于行为，特别是表现于人际交往。他当然重物质，否则就不会舍翰林清望而兴办实业，就不会因标榜棉铁主义而歌颂棉之白与铁之黑。但是他更重精神，是他率先提出“父教育而母实业”的根本序列;他重视培养人才，而且更为重视涵育人格。他恪守儒学大义，但又绝对地反对道学先生。尽管他60岁以前主要忙于做事，即令是60岁以后依然像蜜蜂和蚂蚁那样忙忙碌碌，但他懂得如何享受人生，尤其是在夕阳无限好的晚年。他热爱生活，热爱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特别是戏剧与其他各种艺术。他的一生不仅追求真，追求善，而且追求美。他对美没有强烈的占有欲，或把美当作包装、炒作自我的手段，他的一切努力在于营造美的文化氛围，培育各种艺术精品，并且把这些美好的东西奉献给南通，奉献给中国，奉献给世界。他没有多少私人的文物珍藏，却殚思竭虑创建并且不断充实南通博物苑。他虽然也有几处私有而并不完全私用的别墅，但同时却营建了为市民所共同享用的公园与风景区。他创建更俗剧场，热心戏剧改革;他协助沈寿撰写《雪宦绣谱》，让古老的苏绣焕发青春;他对南通城市建设有较完善的布局，其目的也是为市民的生活与工作提供一个合理而优美的整体环境。总之，如果没有进入其精神世界，就很难真正理解张謇其人。
我研究张謇虽然动手较早，但过去主要是侧重研究张謇其事，顶多是以社会学的眼光考察其梯级式的纵向群体转换，以及甲午以后质变式的横向群体演化。这次修改虽然时间仍较仓猝，但我决心加强描绘与剖析张謇其人，特别是他的心理活动与精神世界。或许这仍然是浅尝辄止，但毕竟体现了新的思路，希望有若干比我年轻的学者在这方面投入更为富有成效的努力。因为，张赛的精神世界正如他的事业实践，涉及的范围太广，而内容又极为丰富，自觉怎么写也挂一漏万。这一深沉的缺憾只有靠众多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的共同努力，才能逐步弥补。事非经过不知难，我现在真是越来越感到很难为张謇写一本真正堪称完善的大型全传，而只有把希望寄托于年轻的优秀学者。
现今中国有没有儒商?需不需要儒商?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重要问题。但如说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张謇是个儒商，大概不会引起任何争论。这不仅因为他早已自我界定为“言商仍向儒”，而且确实是从儒学营垒走进商界，虽已商化而仍然保留许多儒生的本色。正如其他许多学派与宗教一样，儒生群体中也有形形色色的区分，有乡愿也有狂猾，有假道学也有真君子，有学而优则仕的猎官族，也有匡时济世的大丈夫……很难一概而论。但如商而冠之以儒，而且又是作为正面的人物类型来理解，则应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责任感，以诚信自律的伦理规范，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为宿愿的回馈思想。如果要求稍高一点，还应该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与优美情操，即所谓虽厕身商贾而仍不失其儒雅风度者也。当然，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纯粹群体，他们也是形形色色，随时演化，每个时代都有特定的商人阶层。正如死人不能复活，现今也无须按昔日的模式来培育单一的儒商，至少是犯不着打着儒商的牌子进行拙劣的模仿。但是应该从清末民初张骞这类真正儒商的身上汲取若干有益营养，无论是现今的商人或非商人。当然我更希望现今的商人能够发扬前辈的某些优良传统，这就是我在现今这本传记中着重从儒商的角度对张赛其人进行解读的用意所在。我不再把自己著作的读者群仅设定为史学界同行，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特别是正在从事实业经营的人，也能了解张赛其人，并且或多或少从这本书中获得某些借鉴。当然，我更希望当代的中国商人能够超越张謇，在比南通更为广大的空间成就比大生集团更为宏大的业绩，不仅利己，而且利国利民，功在当代，泽惠后世!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由衷地感激南通的两位老友——曹从坡与穆烜，就张謇研究而言，他们都是先行者。如果没有他们的指引与热情帮助，我很难如此顺利地跨进张骞研究之门。我永远不会忘记，1985年深秋在南通修订《张謇传稿》时，从坡亲自为我安排一处与啬公园相邻的幽静宿舍，连饮食起居都一一细心安排。我也永远不会忘记，当年南通那些老前辈，如费范九、管劲丞、徐海萍等，曾经通过座谈和导游把我引人张謇生时的历史情境。如今除穆烜依然健在，大多均已去世多年，但他们为促进张骞研究所做出的多方面努力，应当被人们永远铭记。
当然，我还要感谢南通市历届领导和各有关部门，如博物苑、档案馆、图书馆等，尽管30多年来历经许多世事变迁，他们对我的热情帮助却始终如一。我每次到南通确实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而把我们联结在一起的便是张謇研究这个共同事业。在南通以外的朋友中，我要特别感谢南京大学的严学熙，他对通海地区的情况特别熟悉，并曾陪同我前往大丰等盐垦地区参观，对黄海之滨那一大片滩涂开发的历史与现状作了实地考察。在国外的朋友中，自然不能不提到野泽丰、中村英基、巴士蒂、朱昌崚，他们除与我经常有资料交流外，还不断进行相关问题的切磋探讨。尤其令我感动的是藤冈喜久男教授，他虽然年事已高，但却花费许多时间与精力把拙著《张窘传稿》译成日文，交由东京东方书店出版。《张謇传稿》一书是实证性学术专著，引证原始文献甚多，特别是那些用典甚多的旧体诗，其翻译工作量之大与用力之勤可想而知。我也不能忘记我国台湾的一位好友张朋园，是他首先在60年代初就注意到我的张謇研究，并且把我的学术见解介绍到台湾和海外。
在国内有关机构中，我要特别感谢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与中华书局，1963年至1964年写作《张謇传稿》期间，他们先后为我提供了相当舒适的工作与生活条件，并且还帮助我在北京图书馆善本室等单位借阅了许多珍贵文献。20年以后，又是中华书局的李侃和陈铮率先旧事重提，敦促我把这部冷落多年的旧稿修订出版。如果没有这些好友的关切与鞭策，以我当时行政事务之忙与海内外各种稿约之多，《张骞传稿》一书不知何时才能付梓问世。当然，我更要感谢我工作于斯已近半个世纪的华中师范大学及其历史研究所，这里的历届领导与同事数十年如一日对我关怀备至，他们对我的帮助、鼓励与期望，始终是我在学术之途不断前进的鞭策力量。为了现今这本传记的出版，周静云女士承担了全部打印任务，时间紧迫，日以继夜，其劳累可想而知。年轻的同事田彤毅然拨冗帮助我校核全书的注释，这也是需要加以说明的。这大半年，为了保证我顺利完成书稿的修订，贤淑的妻子默默承担全部繁重家务。两个女儿虽然远在广州和太平洋彼岸，但也时时关心我的工作和健康。特别是当她们获悉我的书稿被窃以后，其焦急更有甚于我本人，不断当面或来电子信件慰解。我常常感觉，家庭的温馨对于学者著述也是不可缺少的。
最后当然要感谢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他们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承接本书的出版，其卓见远识与慷慨大度都令我钦佩无已。
我还要感谢所有挤出宝贵时间阅览拙著的读者，并且再一次恳切地期待着大家的批评指正。
2000年暮春于桂子山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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